先秦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生态及其现代启示

余亚林

(安徽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先秦时期，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思想家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鲜明的话语图式。儒家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建构于特定时代，是对在当时历史环境下教化与引导民众之资源、载体与环境的映射，对于我们增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有效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我们要特别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作用，从优化文化环境、开发文化资源、创设文化情境等方面着手，以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关键词：儒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生态；启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

作者简介：余亚林(1986-)，男，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硕士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B22;D64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5-04-21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曾在长期的研究中发现了文化与环境之间的某种联系，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了“文化生态”的概念，意在说明文化的进化就是文化对生态环境的“适应”过程，具体的文化形式是与具体的生态环境相融合的结果[1]。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的社会活动，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风貌。先秦是我国历史上由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一个转折时期，呈现了“礼崩乐坏”、政局动荡的社会局面。在此时代背景下，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思想家全面阐发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尤其是在公民教化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究和系统阐述，形成了关于道德教育的重要思想，这是一笔宝贵的思想政治教育遗产，值得我们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上继承和发展。

一、先秦儒家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历史风貌

先秦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历史时期，当时“礼崩乐坏”，诸侯混战不断。在这种背景下，先秦各家学派积极谏言立说，在表达自己的社会期望和政治诉求中逐渐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尤以儒家的影响最大。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思想家深入论述了自己的理论主张，逐步形成了以孔子“仁爱”文化、孟子“性善”文化、荀子“性恶”文化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图式，共同构成了特色鲜明的先秦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生态。

春秋末期的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时代境遇中阐发了对公民教化的理论主张，形成了独特的德育话语图式。孔子在道德教育上的不断实践，缘于其对德治理念的不懈追求。为了实现德治，他从两个方面着手，提出了道德教化的理论构想。一是要求统治者做到“为政以德”。他说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能否实行“德政”，关键在于当政者能否发挥表率作用，以身作则。他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二是主张对被统治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孔子把德教与刑治加以比较，强调德教优于刑治。他说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一方面要求统治者坚持“为政以德”，另一方面又强调对老百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目的在于使社会走上德治的轨道。为了实现“道之以德”的政治夙愿，孔子在道德教育的内容方面进行了精心设计,建构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范畴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仁”是最高德目。同时，以“仁”为统帅，又辅之以“义”“礼”“忠”“恕”“温”“良”等一系列具体德目，为人们遵循社会道德规范提出了具体要求。为了达到教化的目标，孔子创立了一套以“循循然善诱人”为特征的教育方法。爬梳剔抉，其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注重“因材施教”。所谓“因材施教”，就是在遵循个性差异的原则下，根据教育对象的个人实际情况，运用有针对性的方法对其进行道德教育。二是倡导“举一反三”法。孔子曾说道：“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这旨在启发受教育者独立思考，促使其由此及彼、举一反三。三是倡导“愤启悱发”法。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其意为“愤”则启、“悱”则发，强调发挥教育对象在学习过程中的能动作用。

战国中期的孟子主张“性善论”的理念，建构了鲜明的德育文化图式。他认为，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他说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与此一致，他还肯定了人具有“良知”“良能”。孟子说道：“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虽然人具有“善”的本性，但是还要对其进行道德教育。这主要缘于孟子的善性“存失说”，即孟子认为，人在出生以后，一些先天具有的善性只有圣人才能将其保存下来，而一般人则会在后天的生活中慢慢将其丢失。故此，必须在后天的人生中加强道德修养，使人逐步恢复先天的善性。孟子特别重视道德主体的自我教育，突出表现为“反省内求”，亦称“求其放心”的修养方法。所谓“反省内求”，就是主张把“反省”和“内求”结合起来。“反省”就是个人在生活中通过不断地自我反思去领会某种道理，“内求”意为个体从自身出发求取原已丢失的善性。孟子“反省内求”的修养方法，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一是“求其放心”。孟子认为，人天生就有“仁”“义”“礼”“智”等美德，但在现实中，这些美德对于普通人来说却多已丧失。有鉴于此，他认为人们自我修养的根本就在于把原有的美好品性找寻回来，从而实现善性的复归，此即“求其放心”。他说道：“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二是“反求诸己”。所谓“反求诸己”，是指当自己的道德追求未能达到预设目标时，应从自身探寻事情的缘由。孟子说道：“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三是“反身而诚”。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反身而诚”是“反省内求”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人们旨在通过反省自思，巩固业已取得的道德成果。

战国末期的荀子从“性恶论”的立场出发，建构了道德教化的理论图式。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具体表现为人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荀子·性恶》)。他强调如果对人恶的本性不及时加以约束而放任自流，势必造成“争夺生而辞让亡焉”，“残贼生而忠信亡焉”，“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荀子·性恶》)。基于“性恶论”的人性定位，荀子构建了“化性起伪”的系统学说。“化性起伪”的意思是化解人的恶的本性，起于后天人为。其后天人为，主要指的是“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荀子·性恶》)等与德教、法治相关的社会规范。故其又说道：“今当试去君上之势，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荀子·性恶》)。要实现“化性起伪”，关键在于搞好道德教化。为此，荀子创立了以重“行”为特征的修身方法。一是强调践行。荀子指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子·修身》)。二是强调“学”“思”并重。关于“学”，他强调“学不可以已”，并深有体会地说道：“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劝学》)。荀子不仅重视“学”，也强调“思”。他曾说道：“辟耳目之欲，可谓能自强矣，未及思也”(《荀子·解蔽》)。三是强调“积善”。所谓“积善”，就是指人在修身中坚持行善积德。荀子认为，圣人的高尚品格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故此，他说道：“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劝学》)。四是强调“至诚”。所谓“至诚”，就是要求人们在修身中坚守“诚”德，做到忠诚老实，既不自欺亦不欺人。荀子说道：“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荀子·不苟》)。

二、先秦儒家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时代背景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先秦儒家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对当时社会历史状况的反映。当时，我国奴隶制正走向崩溃，新兴的封建制日趋形成。在时代变迁的历史背景下，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孕育成熟创造了社会历史条件，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同儒家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关系。

首先，政治局面的混乱、纷争引发了统治方式的变革。西周末年，国君昏庸无道，致使其政权在动乱中迅速土崩瓦解。之后，依靠诸侯力量建立起来的东周非但不能对国家进行有效统治，反而还要受到各方诸侯的制约。这种“统而不治”的政治局面，为后来长达几百年的诸侯混战埋下了祸根。为了在纷争的社会局面中取得有利的地位，各诸侯国立足时局、审时度势，纷纷实行变法图强，不断探索新的统治方式，以寻找新的治国之道。而此时宗法分封制的弊端则逐渐暴露出来，许多诸侯国大夫的权势已经直接威胁到诸侯的实际统治地位，成为诸侯实现权力统一的障碍，由此引发了诸侯与大夫之间的权力争夺。正是在诸侯与大夫的斗争中，大夫的势力被彻底铲除，封建君主专制逐步形成。这种宗法分封制向封建君主制的转变，不仅需要一套政治理论作为基础，同时也需要人们在思想上认同。而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分封制解体以后，如何培养人们对诸侯国的认同，增强诸侯国在纷争中的“软实力”，是各诸侯国必须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总之，混乱纷争的政治局面，以及宗法分封向中央集权转变的历史条件是这一时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背景，先秦儒家学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下，建构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体系。

其次，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动带来了思想观念的多元化。春秋战国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改变了先前的集体耕作方式，加速了以家族为纽带宗法制的解体，进而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及商业的日益繁荣，其专门的从业人群开始壮大，使得工商阶层开始形成。随着工商阶层的兴起，进一步冲击了原有的宗法社会结构，有力地动摇了贵族的政治地位，加速了社会中从业人员的流动。到了春秋末期，由于私学的兴起，致使士人队伍不断壮大。到了战国时期盛行的养士之风则更进一步推动了士人阶层的壮大。战国末期，原有的宗法制下的树状社会结构基本解体，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阶层基本形成。传统宗法社会的解体导致了社会各阶层人们思想的混乱，因此，先秦各家学派从不同立场出发，试图对现实作出解释，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主张，同时引发了关于“天人”“王霸”“义利”“德法”等问题的论争。这种论争导致了社会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多样，各诸侯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面对这样的思想状况。伴随着宗法分封社会的解体而产生的“君”与“民”之争、“分封”与“集权”之争，以及“君”与“道”之争，贯穿了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对当时的诸侯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既影响了诸侯的现实政策，也是其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

最后，在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的混乱催生了思想文化的空前繁荣，也推动了教育学说的重构。一方面由于春秋战国几百年的纷争，导致了宗法分封制的解体和封建君主专制的确立。这种现实政治的变化必然要求一种新的政治思想作为指导和说明，故而催生了思想文化的繁荣。以儒家等为代表的各派思想家对现实的混乱局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阐述了自己的主张，既为当时的政局作出了解释和说明，又提出了自己的治国之道和社会目标，从各自的角度为君主加强统治地位出谋划策。另一方面春秋战国的纷争使周天子丧失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官府对“学问”的垄断被打破，出现了官学下移的现象。私学的兴盛进一步促进了学术的下移，使更多的人能够掌握学问。而由于各诸侯国大力招揽人才，又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读书热情，推动了文化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的空前繁荣，既为各诸侯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思想资源，又是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面对的现实环境。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的过渡作出说明，并选择了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二是培养人们对诸侯统治地位的认同和对诸侯国的忠诚；三是为人们的日常行为确立了一套基本的价值规范[2]。

三、先秦儒家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现代启示

先秦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生态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对当时文化环境的能动反映。作为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宝贵遗产，先秦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生态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首先，重视文化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先秦儒家学者在道德教育实践中十分重视文化环境的影响。孔子指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同时，他认为，一个人“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坚持“近君子，远小人”的交友原则，倡导“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孟子也肯定了环境的作用，指出：“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孟子·告子上》)。此外，他还提倡“闻过则喜”、“见善则迁”，主张向人学习、与人为善，则可日迁于善。荀子也深知环境的影响，言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劝学》)。关于人的思想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3]，“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4]。恩格斯还从思想品德发展的角度论述了人的思想观念与社会经济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曾指出：“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相反地，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5]，“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5]。总之，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高度重视文化环境的重要作用，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建设。

其次，优化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所谓优化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是指充分利用文化环境中的积极因素，并将环境中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使环境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自觉手段，充分发挥其促进人的发展的作用[6]。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优化是以外在影响因素为改造对象的特殊实践活动，目的在于通过外在文化环境的改造，创造一个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的外部条件。这就不仅要改变文化环境中的不良成分，剔除或改造产生不良影响的环境要素，还要深化积极成分，使之对人的思想发展及其教育产生正面的影响，更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看作一个系统，促进环境内部相关要素之间的有机统一。在文化环境优化中，要秉持系统性、协调性、有效性等原则，努力形成以社会环境、单位环境、家庭环境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环境优化体系。在社会文化环境优化中，一方面要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坚实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的精神环境。而作为受教育者日常学习、工作的载体，单位文化环境在优化中不仅要注重完善单位的硬件建设，为学习、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物质环境，还要不断加强单位的软件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良好的家庭环境是一个人思想健康向上的重要保证，也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优化家庭文化环境，是要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形成良好的家庭风尚。同时，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优化应促进社会、单位、家庭等环境要素的系统整合，以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整体效应。

再次，开发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这里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中具有教育意义的各种元素，既包括物质的也包含精神的，是二者的总和。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具有不同的种类。其中，从资源存在的属性来看，有自然文化资源和社会文化资源；从内容形态来看，有物质文化资源和精神文化资源；从资源发挥作用的方式来看，有显性文化资源和隐性文化资源；从空间结构来看，有国内文化资源和国外文化资源；从时间结构来看，有古代文化资源、现代文化资源和未来文化资源等等。明确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的类型，能够使我们有效地进行资源开发。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开发，是指一定的社会、阶级和政党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对潜在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进行挖掘，使之成为现实文化资源，或是对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的未知功能进行挖掘，充分发挥其潜能，从而有效地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动态过程[7]。鉴于文化资源具有历史性、空间性、发展性、继承性等特点，在开发中要始终秉承针对性、有效性、可持续性等价值导向，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开发的综合效益。具体而言，在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开发中，要切实做到坚持现代资源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的合理开发：树立人才观念，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开发的队伍建设；运用先进的工具，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开发的广度和深度；坚持统筹兼顾，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的良性循环；优化资源结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强化成本意识，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的效益最大化。

最后，创设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情境。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情境，是指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可以把握且能够优化双方心理精神氛围，有利于一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实现的一种内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使主客体有机统一的最为具体微观的可控环境[8]。从不同的角度划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情境可有不同的类型。从真实程度角度来评判，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情境有真实与虚拟之分；从意义生成维度来考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情境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别；从价值效用角度来审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情境有有效与无效之差；从内容来源尺度来鉴别，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情境有自然与社会之异。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实践中，文化情境鲜明地表现出陶冶、规范、养成等功能。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充分发挥文化情境的作用，努力创设一个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情境。基于情境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渗透性、多样性、可控性、情感性等特征，根据情境设计的针对性、体验性、民主性、主导性相统一等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情境创设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生动形象的语言情境、启迪思维的问题情境、开放活跃的心理情境、独具特色的实践情境等途径。然而，情境路径的选择并不意味着情境创设的完成，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情境的实际创设还必须遵循一定的实施步骤。具体来说，要明确情境创设的目标和内容、安排好情境创设所需要的设备，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尤其要选择好情境创设所需要的诸如语言描述法、情境再现法、因势设境法、情境渲染法等合适的方法，并对创设好的文化情境进行实时观察和必要调控，以确保情境按照预设的方向运行。

参考文献：

[1][美]史徒华.文化变迁的理论[M].张恭启,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49-50.

[2]武东生.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6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1.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5;433-434.

[6]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11.

[7]陈华洲.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论[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110.

[8]董杰.思想政治教育情境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19.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Pre-Qin Confucia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ts Modern Enlightenment

YU Ya-lin

(InstituteofMarxism,AnhuiUniversity,HefeiAnhui230601,China)

Abstract：In the Pre-Qin period, suc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as Confucius, Mencius, Tsunzi made in-depth discussions on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formed a distinct discourse schema.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Confucia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as constructed in the specific times and reflected the resources, carriers and context used to educate and guide the masses in the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t that time, which is of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u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moder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e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function of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tarts from the optimization of cultural environment, the exploit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 creation of cultural context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al pertinence and attraction.

Key words：Confucia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ultural ecology; enlightenment

(编辑：陈凤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