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明昆+汪斌

摘要：随着中国的崛起，再加上扶贫力度的快速提升，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生计正在发生一系列深刻的变迁。对这样的社会事实，此前的研究大多聚焦于经济的范畴去展开讨论，但却很难解释生计变迁所引发的文化与生态剧变。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椿木营乡就是一个例证。该乡白清雍正改土归流以来，玉米种植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成了当地各民族居民的主粮。并在这样的生计下，建构起了一整套适应所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文化生态体系。但到了20世纪末，出于增加农民收入的考虑，这里的主种作物玉米被蔬菜作物置换。在各族居民获得丰厚经济报偿的同时，当地各民族社区的民族文化也发生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剧变，所处的生态环境也发生了重大的变迁，甚至酿成了生态灾变。因而，仅考虑生计变迁的经济效益远远不够，还需要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立足于文化生态的整体性展开深八分析，才能揭示变迁的实质及其深远的影响，也才可能服务于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生计；文化生态；文化重构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5）04—0055—09

椿木营乡隶属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地处云贵高原的延伸部分。该乡地貌以武陵山脉为主干，平均海拔1680m，属典型的高山山镇。椿木营乡还是该州第一高山——七姊妹山所在地。七姊妹山为酉水、清江等众多河流的发源地。该乡年平均气温8.9℃，无霜期仅189天，夏凉冬寒，属典型的高山气候。

在这样的地理与气候条件下，该乡形成了以烟叶、蔬菜、药材、畜牧为支柱产业的多业态经济发展格局。其中“蔬菜”种植是指反季节蔬菜的规模性经营，受行业经营特点所限，椿木营乡的蔬菜种植，集中分布在恩施至鹤峰公路沿线，以及宣恩至长潭的公路沿线。这里自然成了笔者田野调查的可视范围。

椿木营乡的反季节蔬菜种植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历时虽说不长，但当地居民在享受到其经济效益的同时，却饱尝了生计变迁导致的众多生态困扰，还得应对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难题。笔者尝试从栽培作物置换的视角切入，去探究生计变迁的文化生态历程，揭示生计变迁背后的社会文化震荡，探究其生态退变的文化成因，总结其间的经验与教训，以服务于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

一、传统生计：自给作物的多业态并存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我国西部众多民族一直延伸到改革开放时期的生计模式。对处在高原山区的各民族居民而言，还必然兼备农、林、牧、副、渔多业态并举的特点，而且各业之间的产品主要是供自我消费之用，但也不排除要将其中的优良土特产品与外界交换，以获取现金收入。因而，此处所说的自给自足仅具有比喻性的意义。笔者根据田野调查资料，将该乡传统的农事活动安排编成表格展示出来再作具体的文化生态分析。

根据该农事安排表，该地区传统生计模式明显地呈现为多业态并存的格局。习惯所称的农业、林业、畜牧业、狩猎采集在这份表格中一应俱全，各得其用；而且各个行业之间还需要交错进行，相互兼顾，在时间序列上表现为相互重叠态势。比如，即令是到了过年的那两个月，越冬的蔬菜还在地里生长，还需要中耕管理和采收，狩猎采集活动还要不断地进行，家庭饲养的家禽和家畜还需要照料。这一系列特点乃是当地各民族适应于高原山区地形、地貌、气候和生态系统异质性差的环境事实而作出的文化适应。也就是说，传统生计展现出的是一种文化生态的耦合体系。这样的传统生计在涉及到相关的生态系统和生物物种时以及人们与这种物种的关系时，还表现出如下两个方面的特色。

其一是，所涉及的物种极其丰富。与汉族平原地区的传统农业生计相比，这里的传统生计尽管也是以种植为主，但生计活动中所涉及到的生物物种却比汉族地区要丰富得多。单从上述表格中就不难看出，尽管玉米在种植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他们还必然要并行种植更其多样的农作物，四季豆、土豆、萝卜等各种蔬菜一应俱全。此外，一些家户还要种植其他旱地作物，如各种瓜类、豆类，还要种植其他小杂粮。除了种植外，饲养的家禽家畜也十分丰富，而且这些牲畜的饲养与他们的生活质量直接相关，甚至是他们现金收八的直接来源。此外，他们还要采集各种药材，冬季还要狩猎，其间涉及到的生物物种更是纷繁多样。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大致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他们所处的生态环境是高原山区，自然背景和生态背景的异质性很强，可以确保生物物种的多样化并存；另一方面，他们的传统生计又是一种自给性很强的生计模式，人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客观需要涉及到众多生物物种的利用，在外界补给困难的背景下，他们的农、林、牧、狩猎、采集多业态并存自然要涉及到多种多样的生物物种。然而，人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多样化的生物资源多层次的复合利用，客观上，对生态系统的维护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可以确保物种多样化，可以使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并可以应对各种自然风险。任何一种农作物或者家畜家禽的受损，都可以靠其他物种的种植和饲养去加以弥补。另外，这样的传统生计在社会稳定和生态稳定两个方面都可以发挥良好的作用，这与蔬菜规模种植后的情况大不一样。

其二是，生计作业具有连贯性。一年四季没有绝对的农忙、农闲时期之分，这一点在农事安排表中就有充分体现。刘易斯在《二元经济论》中曾经断言，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明显差异正在于传统社会有很漫长的农闲时段，可以节约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来，并进而假设，如果把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作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来源，就可以做到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然而，刘易斯的上述论断在这个小山村根本看不到类似的证据。事实上，这里的各族乡民根本没有绝对空闲的剩余时间。他们在一年四季中，作物种植、牲畜饲养、采集狩猎都是交错进行的。耕地上的种植没有间断，人的劳动也不会问断。即令是以主种作物玉米为例，也能反应这一实情。从整土播种时段，到田间管理时段，再到收获时段和入冬准备时段，玉米种植都得连续操作，其他作物的配合种植也要交错进行，家畜的喂养更是一天也不能中断。即令是过年的那2个月，田间种植的劳动力投入虽然大大减少，但狩猎采集的活动却会大范围开展，家畜家禽的饲养同样一天也不能间断，以至于整个生计活动都有相应的节律安排，井然有序、十分连贯。不过，尽管传统生计活动一刻也不能中断，但乡民们从事生计活动却显得从容不迫，很少会感到生活的压力和风险的威胁。因为他们是将生计活动与娱乐休闲融为一体来对待，看似繁重的劳动却能做到劳而不累，休闲调整与劳动得到了十分和谐的配合，而且土地资源和生态资源的利用也能做到利用与轮歇交错进行，这对生态的恢复也是十分有利的。

二、生计变迁：商品性作物的规模化栽培

任何变迁的发生都是由多方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以至于此前的不少研究习惯于简单平行地罗列各种因素，然而现在得出的结论并不能揭示发生变迁的主因。如果严格区分原因与结果之间时空场域的差异，严格区分原因与结果之间在文化结构上的层次差异，严格区分外部原因与内部原因的差异，那么看似多样并存的原因中真正推动变迁的主因往往比较单纯，而且容易把握。具体到这个小山镇而言，他们在传统的生计中早已种植过了各种蔬菜，生计变迁后也种植各种蔬菜。不同之处仅在于，之前仅为自己食用或者喂养牲畜种植，而今却是为换取现金而种植。既然如此，导致这一变迁的主因显然不仅仅是外部有了新鲜蔬菜的市场需求，而交通条件又能确保把新鲜蔬菜运抵市场销售。

（一）拖入市场经济体系

国家政策大背景通常都是传统生计发生变迁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时期，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与此并存的却是城市周边蔬菜种植基地的大幅度萎缩。城市对蔬菜的大量需求与城市周边所产蔬菜不足形成尖锐的矛盾。为了化解这样的矛盾，显然需要开辟新的蔬菜种植基地。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基础建设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交通条件的迅速改善，从而使得原先边缘的少数民族村寨产出的蔬菜也可能快速运抵城市，给城市提供新鲜的时令菜肴。椿木营乡就是交了这样的好运，以至于他们有可能在交通沿线原有的玉米地上不断地扩大蔬菜种植的规模，用于提供给城市居民消费并换回数量可观的现金收入。该乡的各族居民就是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被拖入了市场经济体系，从而线发了从玉米到蔬菜的生计方式大变迁。

不过，这样的发展历程也需要经历一个积累和再适应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初，乡民们实际上是在自己的承包地上沿用传统的种植办法去种植蔬菜并从中获得微薄的收入。但随着全国大背景的变迁，蔬菜种植的利益很快就反超了玉米种植，从而推动其中对玉米地使用置换的过程。还在90年代中期，个别家户的蔬菜入市量就平均超过了千斤，需要用小卡车运到城市。与此同时，积累起来的现金收入可以通过城市直接购进大米，从而使得原先主要供人畜共同食用的玉米变成了纯粹的饲料作物，其种植规模也大幅度下降。而人们对大米的喜好又反推了蔬菜种植规模的扩大，以至于需要通过雇工才能连片地经营蔬菜地，而且也才能够解决蔬菜直销中的商贸中断难题。这就需要职业分层和雇工去完成了。承包地的流转也就成了必然，从而加快了从玉米到蔬菜的置换速度。就目前的情况看，其置换后的最终规模，事实上是达成了蔬菜与玉米种植规模的新平衡。乡民依然需要种植一部分玉米满足饲养需要，只不过蔬莱在经济活动中的价值更其凸显而已。虽说传统的种植技术和组织方式尚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但由此派生的生态问题足以让乡民们手足无措。因为就本质而言，他们是被拖入了市场经济，他们还没有实现彻底适应市场经济的文化转型。立足于这样的认识，去正确评估他们取得成功的环境因素也就显得至关重要。

（二）高山反季节蔬菜取得成功的秘诀

真正使椿木营乡走上大面积种植高山反季节蔬菜的道路，有一些偶然促使因素还比较有趣。例如，一位来自湖南的李老板当时完全是以“艺高胆大”的姿态找上了山。结果，运气不错，没费多大周折就与当地一家种莱户取得联系，说明来意，双方愉快地合作起来。李老板带来更多的蔬菜收购老板，而该户人家就转化成了“代理人”（相当于老板与农户之间的联系人，老板会按车次支付一定代理费）。尔后，推销莱种和农药的商人也纷至沓来，乡民也纷纷外出“取经”，共同推广了高山反季节蔬菜的规模种植。

椿木营乡反季节蔬菜获得规模性种植的成功，除了个人的努力外，还得力于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由于这里是高原山区，气候相对寒冷，即令是夏季也相对凉爽，以至于在通常情况下需要越冬种植的白菜和萝卜这两个莱种，在这里却可以在盛夏种植，而且可以获得可观的产量。此外，城镇人口对饮食市场的依赖性日渐提高，自己亲自做饭做莱的数量和频率都相对减少了，而饮食行业为了节约经营成本，对时令莱肴的追求度不高，以至于单一品种的蔬菜可以大行其道，无论冬夏，白菜萝卜都稳居销售量的榜首，这才使得椿木营乡的反季节蔬菜种植变得有利可图。应该看到上述两个因素缺一不可，而且都是个人无法改变的客观大背景。不过这样去经营反季节蔬菜种植却会带来始料未及的生态副作用。

一方面，椿木营乡所种植的反季节蔬菜品种，比之于此前，不是增多了而是更其单一化了，这对于生物多样性的维护明显不利。另一方面种植反季节蔬菜必然会提高病虫害爆发的风险，农药和化肥的滥用事实上会在无意中潜滋暗长，从而留下巨大的生态隐患。进而还需要注意到，这样去种植反季节蔬菜客观存在着较大的市场风险。原因全在于椿木营乡尚未建成一个独立完整的蔬菜种植基地，他们仅适于辅助性的种植点才得以暂时的获利。椿木营乡之所以冬季不再按白菜、萝卜的生物属性越冬种植，完全是因为在冬季这两个主要的菜种在城镇周边的农田中种植，而且投工更少、产量更高、风险更小。这样一来，即使椿木营乡冬季即令种了白菜、萝卜，种得再好也卖不出去，而且卖不到好价钱。而这正是椿木营乡规模种植蔬菜后，出现了较长的农闲期的社会与生态原因所在。一旦城市人口的饮食习惯发生变动，椿木营乡反季节蔬菜的盈利空间就会受到极大的压缩，这是需要乡民预作防范的关键所在。

椿木营乡反季节蔬菜规模种植后，该乡的农事安排变迁请参见表2。

因为反季节蔬菜成熟期都比较短，所以人们的农忙时间几乎集中到夏季，而农闲时段，除了以往的正月腊月外，更增加了春秋季节的二三月和九十冬三个月。至于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情况，以及人们对于这大把的农闲时问的调适问题，笔者在下文将会作更深八的分析。

当然，农户能否种植高山反季节蔬菜也有一些条件限制。首先，要掌握基本种植技术，如秩苗的培育与移栽，田间杂草和农药的管理等，尤其后者与传统的田间管理很不一样，所以年轻一代成为田间的主力军，老一辈很难独立完成种植。其次，大面积的蔬菜种植是为了外销，交通工具是大卡车，所以田地必须尽可能靠近公路也成为另外一项硬性限制条件。于是，就整体而言，椿木营乡在一定程度内确实实现了蔬菜作物对玉米、土豆的种植置换。至于由此而派生的文化生态再适应问题，也就成了必须深入讨论的客观事实。

三、生计变迁：文化生态再适应

生计变迁确实给山镇人带来了实惠，经济作物的种植如同一块敲门砖，让人们有了现金收入，从而打破桃花源般的传统农耕社会系统，融入更大的现代经济社会系统。正如人们开玩笑时所说：“往常只要长潭河（山下海拔更低的一个乡）的人拿稻子一摆（方言，意为炫耀），椿木营的姑娘就下去了；现在只要椿木营的人拿白菜一摆，长潭河的姑娘就上来了。”炫富方式的逆转全因生计变迁而起。

可是，一旦进入更大的市场经济网络，变迁就难以停下，且比想象中发生得更剧烈更多样。短短十余年的时间，种莱这一劳作并没有改变，可是种菜人的心态和生活，乃至他们所面对的生态系统却大不一样了。其中，那些隐而不显的先天不足更是令人堪忧。

最直接的诱导因素还是出在反季节蔬菜的种植本身，十余年的“疯狂”发展，终于让土地承受不住，最直接的负回馈就是农田退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的暴露。而农田是安土重迁之农人最大的稳定因素，现在这个稳定因子出问题了，那么，隐藏其后的许多其他社会文化方面的问题也就会接踵而至。

大量使用复合肥料、农药、保温地膜等，引发了土壤的严重污然。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有必要先讲讲反季节蔬菜的种植过程了。以种植最多的大白菜为例：集中育苗阶段，育苗的“营养坨”（也有“营养块”，方言叫法，每坨或每块育苗一株。）需要充足的复合肥料，且在早期与晚期分别喷洒防治害虫的农药一次，这期间要把等待移栽秧苗的田地整理出来；移栽八田阶段，采取垄栽方式，首先挖出平行沟槽，在沟槽中洒一层复合肥料，然后将沟槽两边的土壤覆向中间而成垄，再将保温地膜按垄盖好，最后将育好的秩苗移栽八垄《按一定距离用小型工具戳破地膜而栽秧）。田间管理阶段，待到移八田间的秧苗经历几晚露水的“洗礼”长稳后，为了助长，就要在天气变阴甚至下雨时施一次化肥，等它再长大点就要锄草以及喷洒防治害虫的农药。再等到莱叶长到饭碗大小即将包心的时候，喷洒使叶片长得更厚实宽大的农药，这样可以增加产量。再过一段时间又会锄第二次草（根据杂草长势的实际情况，也可能采取拔草的方式，或者不用做第二次锄草的工序）。此后，一直到大白菜成熟待售，视具体情况而定，还会再喷洒几次防治害虫的农药。

以上，便是大白菜种植的大概过程，而且，目前的情况是农药肥料越用越多。就是在这样“更多肥料，更多农药”的恶性循环中，土壤出现酸化、富营养化等问题，养分严重失衡，土壤严重污染。农人们也别无他法，他们能做的就是保证成熟待售的莱，在上次喷洒农药之后，一定得再经过几次大雨的“冲洗”后出售。这样的情况下，先不说种出的莱安全存在问题与否，现在大部分土地都已经不能种出蔬菜了，很多蔬菜在没有成熟之前就会因为各种病症而枯死了。

我们应当注意到出现这样的负反馈，并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影响深远的文化生态失衡的问题。开始时种植反季节蔬菜大获成功，所仰仗的是此前的传统生计中田间的农作物往往多样并存，多样并存的作物又可以支撑多样化的动物物种并存，进而还会造成多种微生物物种的并存，在这样的生态背景下，物质能量的循环比较快，肥料的提供不会成为关键的制约因素。通过生物问的相互制衡关系，病虫害的存在也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抑制。而今仅种植单一化的白菜、萝卜和包菜，而且是在病虫害最容易发病的夏季种植，还需要凭借地膜保温，病害和虫害的蔓延就得全凭技术去对付。这就使得农药、化肥的滥用几乎是在无意中就发生了，而且是陷八了任何技术都无力回天的困境。这将在今后成为反季节蔬菜种植能否持续的决定性因素。

长期单一连作还会导致蔬菜品质下降、产量锐减。椿木营乡以种植大白菜、包巢、白萝卜等反季节蔬菜品种为主，辅之以辣椒、芹莱、胡萝卜等品种。从笔者了解的情况可知，近几年种出的莱都有着或大或小的问题，如白菜、包莱黑心烂心，萝卜黑心畸形等等。除了上面所述的复合肥料、农药等造成的土壤问题外，长期单一连作亦是一大至关重要的因素，严重影响到蔬菜的种植，更影响到农民的收益。如果随着食品质量监管政策的健全和完善，椿木营乡所种植的反季节蔬菜能否顺利入市，必将成为该乡乡民不得不面对的严峻挑战。

除了生态问题，社会文化问题也接踵而至。作为一种商品化的产品，就必然要与市场挂钩，而且这个市场范围很大，影响因素很多，最终的外化表现就是价格的波动性。难以掌控的局面让人们将种菜形象地比喻成“赌博”，蔬菜的价格可以有几分钱一斤还没人要的时候，也可以有五六毛镀一斤却有好多老板抢着买的时候。几分钱和几毛钱之间差别似乎并不太大，但是，对于种了几亩地总共有几万斤蔬菜的农户来说，差别就太大了，那是几千块收入和几万块收八的区别。种菜是要本钱的，土地、肥料、种子、农药、时间精力等等，这些都是投入的本钱。笔者曾听袭人们算过账，他们认为莱价要达到两毛多一斤才可望赚到镀。

除了这种短期价格变化的“赌博”外，同样存在年与年之间的“赌博”。有时人们会普遍“赌”上了好年景，有时也会普遍“赌”上坏年景。此时的农人不仅要和传统的天灾搏斗，还得和市场经济背后无形的“价值规律”抗衡，万般无奈全在“赌博”二字的表述中体现。“赌博”二字，说起来似乎不重，但却不容忽视，将生计作为赌资，它不仅会严重地增加当事人的精神压力，造成了身心的疲惫，而且生活方式也失去了往昔的闲适和稳定。代之于抢时间、赶进度的操劳，这对乡民们的健康无疑会造成很大的隐患。

传统上的自给自足生计模式也被打破。人们不仅因为大规模发展反季节蔬菜使自己成为市场的供应者，也因越来越多购买外界物品而成为市场的消费者。本来这种双向的生产与消费是现代商品经济的特征所在，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但是，它也使人们对此产生依赖，再加之“惰性”的驱使，于是乎，传统上许多丰富的副业被抛弃了，只因为“现在买什么都方便”。此外，人们在种莱本身上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惰性”，这主要表现为对商品肥料、农药等的依赖。人们懒得花更多的精力去搜集和储存农家肥，因为有现成的商品肥料可以买；人们也懒得如以前一般的采用“烧灰”“割栏草”等方式处理杂草，因为有除草剂、“一把火”（农药名）等农药见效快且省事。而这样的变化却在无意中加剧了环境的污染和生活方式的随大流。

鉴于以上诸方面因素的作用，人们有了更多的农闲时间，加之休闲方式的匮乏，打牌甚至是赌博之风兴起，成为高山人民的一大“毒瘤”，究其本质原因还是生计与时间的协调出了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大背景的进一步发展，世界更加敞开。一方面，它给了人们越来越多的选择，越来越多挣钱的方式。例如，各方面条件具备了，乡民们可以选择专种蔬菜；大把的农闲时间，可以选择做生意，也同样可以选择赌博“毒瘤”；还可以选择放弃土地，外出打工等等。另一方面，它也让人们越来越融八现代经济生活的大潮之中，除了上文所述的生计经营方面，还有教育、医疗等各个方面。这些不仅让人们对现金有了更大的企求，为了生活得更好，人们也不得不随时做出判断做出选择。单拿教育来说，山镇人大多文化水平都不高，生产生活中难免诸多不便，所以在下一代的教育上都比较用心，多秉承“读到哪里送到哪里”的原则。家长对子女的溺爱和惯纵也不期而至，整个社会文化运行都对当时的人们构成了重重挑战。

土地出问题了，生计变得艰难了，以此为导火线，隐藏在生计背后的很多其他的问题也都暴露出来。生活总在继续，面对这些，农民也会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调适，无论好坏快慢。

一切的变迁都是以土地出现问题为开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人们首先尝试了一些农药、肥料等化学调适方法，但是效果不大且使土壤污染更甚。随后，人们又尝试了很多对土地进行调适的传统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撒石灰，即将“阳石灰”（干的石灰粉末）撒于收获后的土地上，一段时间后，待到犁地时，又使石灰随表层土壤被翻入地里。这是为了给土壤杀菌，效果是不错的，但是，烧制石灰很费劲，石灰的来源有限，所以，人们很难普遍使用这种方法。

二是用挖掘机对土地进行深层“翻耕”，这样做效果确实不错；但是，此方法不但请挖掘机的成本高，而且翻出很多石头还会增加整地的工序，所以，也没有办法广泛推广。

三是大量使用农家肥，例如，有一户人家喂养了十几只山羊，有一年他们将多年培制的羊粪用作种菜的肥料，结果那一年的莱长得特别好。这种方法也是有效的，但是，这一调适对策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问，而且与时尚潮流相佐，乡民们并不乐于采用。

四是实行土地轮种，即将长年用于种植反季节蔬菜的土地，轮种诸如玉米、药材等其他作物。这种方法用得比较多，但是，其缺陷就在于土地投八、产出慢以及劳动力空余等问题，也有待解决。

五是实行土地抛荒，此种方式就相当于暂时完全放弃了土地的耕作，这是一种最极端的调适方法，不到万不得已，人们一般不会走这条道路。但据笔者了解，这也是乡民们万般不得已的最终选择。

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农人们除了从土地着手进行了一些调适，更加直接的是在职业上的调适。如果按照与土地关系的疏密程度来划分，椿木营乡的反季节蔬菜种植户们大致分化成了3类。

第一类是与土地离得更近的“种菜大户”。所谓“种菜大户”，大概需具备3个条件：一是莱种得好；二是不仅种自家的地，还要大量租种别人家的地。一般情况下，每个这样的家户会租种几十甚至上百亩的土地进行耕种。春季整土时段和秋季收尾时段，每天需雇用3到4个工人，农忙的夏季要雇用的工人数往往会翻几倍；三是“用斗斗车托（载）人种菜”，方言称之为“斗斗车”的小型卡车，是一种乘、货两用车。所有的种菜大户都使用了这种车型，既方便载人种地，又方便商品的出售，拥有这样的车型才有资格当上种菜大户。

第二类是与土地保持原状关系的蔬菜种植小户。不过有了其他兼职身份，如蔬菜代收户、工人以及短期外出打工者等等。有些家户会到外地进工厂上班或是做生意，等到了农忙的时间回来种几个月的蔬菜后再返回城里务工。有些家户还有机遇做蔬菜代收的工作，所以农忙的夏季回来不仅种菜而且代收。而兼职工人则是蔬菜种植大户的雇工对象。他们大多是留在村里的老人，也包括需要照顾孩子的年轻父母。

第三类是脱离土地而全年外出打工者，这种家户要么把土地留给家里的老人耕种，要么把土地全部出租给别人耕种。但是出租，也要看土质的好坏，土质好才有人租种，土质不好就只能抛荒歇作了。

四、生态人类学视角的分析

传统和现代两种不同的生计方式，实则是对自然资源利用的不同主导思想作用下的产物。

在未被商品经济缠绕的传统社会中，自然资源的多样性在各种各样的生活所需中或代表文化的价值中被大量体现。这样的社会所追求的是自然多样要素的稳定利用，以及社会和生活的持续性，是根据生态系统理论来利用自然，以获得使用价值为目的。山镇传统农耕生计就属于此种情形，丰富又连贯，属于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状态，与自然和谐相处。从玉米、土豆的大量种植，到菜园子的精心经营，再到家禽家畜的饲养，生产结构极其丰富多样，农事安排与乡民的生活融为一体。

在纯粹由利益支配的现代社会中，集中而高效地利用少数具有商品价值的资源成为了目的。人们根据市场经济理论来利用自然资源，以高效且最大限度地追求交换价值为目标。与市场挂钩后，山镇生计方式发生变迁，大力发展反季节蔬菜，不错的现金收八是其最大的诱惑，加之年轻一代成为主要劳动力等等因素，土地最终走上了单一商品化生产的道路。人们再也没有耐心去与所处的生态环境对话，去关爱饲养的家畜和家禽，更无心从事手工型的副业，而只是一味地将心思倾注于能来镀的反季节蔬菜种植。生计变迁背后其实是社会文化的整体性变迁。

解读了两种不同生计模式背后的不同主导理论体系后，我们再回归到生计变迁本身。

任何民族、任何地区的文化都是以寄生于地球生命体系为前提的。文化适应具有双向性，即社会性适应与生物性适应两方面。以此视角来看，椿木营乡民们在国家政策大背景下，传统的生计方式逐步转型为现代的单一商品生计，这算是人们社会性的适应。然而，变迁后的生计方式却是以市场经济理论为指导进行生产生活，相比传统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下的生计方式，人们的生物性适应严重偏离。文化相对于自然的偏离过大，终会出现多种多样的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生态安全甚至是生态灾变问题，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其他社会文化问题，椿木营乡的生计变迁正好印证了上述的理论分析。

近几十年来工业社会生计文化类型“异军突起”，迅速冲击各种前工业社会生计文化类型。融八难以掌控的社会大网，社会性的过快发展，生物性的过重偏离，各种问题也接踵而来。随着十余年反季节蔬菜地“疯狂”发展，以土壤污染农田变质为最后承受底线，过分依赖市场的现代生计方式的劣势也随之暴露，不仅是农药、肥料等化学制品的大量使用，以及长期单一连作等造成的土地生态问题成为难题，其他诸如莱价波动，农闲时问安排等社会问题同样不好解决。一时间，人们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既“得罪”了朝夕相处的自然生态环境，又不能把握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

在田野调查中，笔者注意到，面对这些生态社会问题时，农人们也做出了自己的调适。只是，家户作为最基础的生产生活单元，其生计策略的选择需要考虑各方面因素，调适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通常情况下，他们会优先考虑社会性调适，因为当下的生活总是最迫切的问题，而生物性调适和延续性发展问题只能在精力足够的情况下才会考虑。然而到这样的情况下才加以考虑，往往为时太晚，而这一点正好是生态人类学工作者需要发挥他们聪明才智的研究新领域。

土壤生态问题是大的社会文化发展问题，不可能是小小的家户能够自发调适解决的，只能是从社会性的重视中寻求解决之道。农田退化对于农耕民族来说就意味着生态不安全，而这种生态问题是文化适应中出现了问题，所以它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人为生态问题，解决之策也只能从文化出发，寻求文化制衡机制。回归到人类社会对于地球生命体系的寄生性前提，为我们提供了思路，即重视文化多样性，重视地方性生态知识的价值。“各民族所处生态环境的稳态延续时限肯定长于其所处社会背景的穗态延续时限，因而一切民族的生物性适应成果都可以超长时间地发挥生态效益，而这一特性正好是各民族的地方性生态知识至今仍然值得发掘利用的理论依据”。

具体到山镇土壤变质农田退化的生态问题，农人在对土地的传统调适方法中，就闪现出了包含着生态智慧的地方性知识。例如，撒石灰杀菌，使用培制的农家肥，间作多种作物等。这些有价值的文化调适手段中，只有间作多种作物这一种方法与农人的职业分化容易兼容从而得到了推广。可是，对于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造成的土壤污染问题可以有效解决的前两种调适方法，由于各种现实困境，并没有得到推广应用。一方面，作为调适主体的家户具有先天局限性，不仅调适力量有限还会优先社会性调适；另一方面，“无孔不入”的现代科学具有强势特性，以工业民族为中心而忽视各地方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在当代成了必须认真对付的习惯性偏见。因此，“推动现代科学技术与地方性知识的接轨，诱导相关民族进行文化的再适应，靠文化的正常运行去逐步消除人为生态灾变”就成为迫切需要的解决思路。具体来说，就是让我们的科学在传统上下功夫，例如杀菌从“阳石灰”上找灵感，肥料从农家肥上找思路，还可以从多作物的混合种植方法中找灵感。使得科学并不是自上而下的单一化“大科学”，而成为汲取民间智慧的地方性多样化“小科学”。

五、结语

长江以南的低海拔地区，夏季气候炎热，蔬菜短缺，同纬度的高山地区与此相反，正是蔬菜产出期，于是，利用这一地理自然条件的差异，高山人找到打入市场的途径，市场经济机制引进。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山的生计方式逐渐发生变迁，社会文化变迁相伴而生，但是，现代生计方式有其致命弱点，即社会性的过度发展，生物性的严重偏离。很快，土壤被污染，农田遭退化，这些生态问题作为导火线，还引出其他一系列社会文化问题，现代生计方式的弱势暴露出来。首先感应到这些问题的就是生产生活最基础的社会单元——各个家户。农人们尽其所能做出了自己的调适，可是力量有限，单个家户的调适必然的以社会性发展为优先考虑因素，而生态问题往往被置于后位，异质性极强的现代社会更是如此。这是在利用文化制衡理念解决生态问题时必须考虑的现实困境。

但是，生态问题不容忽视，它是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穗态延续问题的，所以，我们必须克服单个家户自发调适的弱势，寻求自上而下的社会性解决途径。然而，在具体面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生态问题的时候，要从该地区世代居住的人民所形成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中，尤其是地方性生态知识中寻求灵感，再将现代发达的科学技术与之相结合，使之在生态调适中发挥作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在利用文化制衡理念解决生态问题时一条值得参考的现实途径。

[责任编辑：罗康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