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鹏

北京邮电大学，北京　100876



安全保障义务适用问题探讨——以某生命权纠纷案为分析视角

王鹏

北京邮电大学，北京100876

摘要：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是近代侵权法发展所确定的一种义务，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的确立。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安全保障义务被严重滥用，导致泛化，扩大了本不应当由管理者承担的责任，打破《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确立的维护行为自由和保护民事权益之间的平衡关系，违背侵权法的根本宗旨。因此，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在案件事实认定、举证责任分配和法律适用上，准确把握管理者安全保障义务的适用，维护管理者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管理者；安全保障义务；存在问题；完善建议

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在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中予以确立，2009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7条对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予以吸收。在司法实践中，仍然要严格依法理解和适用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依法分配举证责任、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合理认定是否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以避免扩大安全保障义务的适用范围，打破《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确立的维护行为自由和保护民事权益之间的平衡关系，违背侵权法的根本宗旨。

本文从某生命权纠纷的一审和二审判决入手，对法院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结合管理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规定，对该两份判决书的内容进行评析，为准确把握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适用问题提供参考。

一、据以分析的案例

何某(15岁)于2014年8月与同村居住的何某甲(14岁)、何某乙(17岁)三人相约到某水库玩耍，该水库系朱某承包经营，何某与何某甲爬上靠在水库岸边的船只(朱某所有)，并将船只划向水库中间，何某不慎从船上溺水，后被人救起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一审法院认为，朱某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朱某未设置警示标牌，事发时也没有人在水库值班，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考虑到何某及其监护人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故一审法院判决朱某承担40%的赔偿责任。

朱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朱某承包经营的水库虽然位置偏僻，但仍然属于公共场所，其应当识别到水库可能对他人造成损害，朱某作为水库的承包经营人和管理者，应当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朱某在水库区域未设置安全警示标牌，也没有安排专人进行安全巡查，且未对小铁船采取固定措施，故认定朱某存在过错，维持一审法院判决朱某承担40%责任的判决。

二、管理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适用问题

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在法律适用上均认为何某在何冲水库溺水身亡，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1款之规定，水库承租人朱某应当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系法律适用错误。

首先，本案中朱某承租的何冲水库并不是《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1款规定的“公共场所”。根据198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2条的规定，公共场所的范围并不包括水库，且有其特定的范围。可见，“公共场所”在法律上有其特定的法律含义和范围，主要是指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地方，并非任何相对于私人空间以外的地方均为公共场所。①因朱某承租的何冲水库不属于《条例》规定的任何一类场所，不具有社会服务的功能，也没有对外向社会公众提供任何服务，故不能认定何冲水库为《侵权责任法》第37条“公共场所”。

其次，由《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1款的规定可以看出，安全保障义务是有特定的主体的，仅限于特定的“公共场所管理者”和“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两类。②本案中，朱某明显不是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这一类责任主体，从“公共场所管理者”这一主体来看，限于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或者与这些场所具有类似性的其他公共场所，从条文列举来看，这些“公共场所”都是向消费者或社会大众提供服务或消费的场所，即他们在经营中有获利而需要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保障，这才是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管理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基础。朱某仅是水库的承租经营人，利用水库进行养殖等，并未利用水库向社会公众提供任何消费或服务，更没有从社会公众处经营获利，因此，朱某与前述的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管理者”完全不具有类似性，不是一类主体，并非是《侵权责任法》中的“公共场所管理者”。故基于以上分析，朱某不属于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本案当然不适用安全保障义务。

综上，朱某既非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其承租的何冲水库也非《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的“公共场所”，不符合安全保障义务的构成要件，故本案不能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一审、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此外，本案也不属于高度危险责任。从《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可以看出，《侵权责任法》第76条条规定的“高度危险区域”是指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特定区域，而何冲水库作为普通湖泊，不在前述危险区域之列，与前述所列的危险区域也明显不具有相当性和类似性，何冲水库根本不属于高度危险区域，故本案不属于高度危险责任的适用范围。

三、管理者安全保障义务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1款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责任，却将“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朱某，系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15)第90条和第91条第1项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何文成、魏香玉应当证明朱某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非由“朱某应当为其已尽到合理安全保障义务向法庭举证”，一审法院违反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错误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朱某。③

在一审中，朱某提交了伙牌镇水利中心出具的朱某已经设置警示标牌的证明，足以说明其尽到警示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第3项的规定，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朱某举证证明其已经设置了警示牌，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应当推定何某溺水当时设置的警示牌仍然存在，除非有证据证明已经被移除，一审法院认为“伙牌镇水利中心出具的证明仅能证明朱某确已设置过安全警示标牌，但朱某并未向法庭举出事发当天该警示标牌尚在的证据”，一方面是将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举证责任错误地分配给朱某，另一方面，要求朱某出具何某溺水当天警示牌尚在的证据，是强人所难，朱某不可能每天去开证明材料来证明每天警示牌都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第3项的规定，朱某提交了伙牌镇水利中心出具的朱某已经设置警示标牌的证明，足以推定何某溺水当天警示牌仍然存在，已经完成尽到警示义务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仍然要求朱某举证事发当天警示牌尚在，系举证责任分配错误。

综上，一审法院在安全保障义务的举证责任分配上，违反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错误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朱某。此外，以上证据也足以认定朱某已经设置警示标牌，尽到了警示义务，对何某溺水身亡的过错较小。

四、本案中管理者责任的认定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规定，朱某作为水库的承租人，对水库具有一定的管理义务，本案何某在发生溺水时，朱某作为水库管理人并未在水库履行管理义务，及时进行施救，对何某的溺水身亡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过错侵权责任。④本案中，何冲水库位置偏僻，水库面积巨大，人流量非常稀少，加上朱某作为普通的水库承租经营人，并非有高度管理义务，朱某已经尽到警示义务，仅负一般的管理义务，且不能苛责，对何某溺水身亡的过错较小，只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侵权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主要参考侵权人过错程度、侵权手段、方式等情节、侵权人获利情况等诸多因素确定，由于本案朱某过错非常小，仅是未尽到一般管理和救助义务，没有严重的侵权情节，且没有任何获利，故朱某不应当负担精神损害赔偿。

综合以上分析，一审、二审法院认定朱某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者，适用安全保障义务的相关规定，系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将“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朱某，系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本案何某在发生溺水时，朱某作为水库管理人对何某的溺水身亡存在一定的过错，朱某在本案中过错非常小，已经尽到警示义务，仅负一般救助义务，应当较小的侵权责任，朱某没有严重的侵权情节，且没有任何获利，故也不应当负担精神损害赔偿。

五、管理者安全保障义务责任认定的建议

对于安全保障义务的认定，不能过于泛化，否则会扩大管理者的责任范围，造成《侵权责任法》调整功能的损害。因此，应该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在法律适用和举证责任分配、事实认定等方面，准备把握法律的精神和法律适用，以准确认定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第一，严格把握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场所范围。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7条的规定，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为“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因此，准备界定公共场所的法律概念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目前没有相关法律对公共场所作出法律界定，但通常认为，侵权法上的公共场所，是指经营性的公共场所或者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场所，并非是除私人空间以外的地方均为公共场所。⑤此外，在时间范围上，应当限于管理者经营或者工作时间范围内，不能无限扩大管理者的义务，加重管理者的负担。在空间范围上，应当仅限于管理者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营业场所，如果其经营范围有扩展的，则其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也相应扩展。

第二，严格把握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认定。管理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前提是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即存在过错，由于对过错的判断是客观化的标准，因此，管理者违反相关的注意义务和保护义务，就可以被认定为存在过错，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因此，管理者注意义务、保护义务的标准，直接关系到管理者责任的承担。本文认为，管理者注意义务和保护义务的确定，应当与管理者的能力、经营规模和救助能力等多种因素确定，不能苛以过重的保护义务，否则会对管理者的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造成重大障碍。

第三，扩展受害人的救济方式。受害人遭受损害，理应得到相应的救济，但不能过分强调和适用安全保障义务进行救济，以免管理者不能承受之重。但管理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时，就不能为了适用安全保障义务而加重对管理者保护标准的认定，进而认定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受害人的救济，可以通过社会救助、保险等多种方式进行救济，以保障受害人的权利。

[注释]

①王俊英.论安全保障义务及其限度[J].河北法学，2008(10).

②李中原.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补充责任制度[J].中外法学，2014(3).

③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上)[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224.

④刘召成.安全保障义务的扩展适用与违法性判断标准的发展[J].法学，2014(5).

⑤汤啸天.经营者场所安全责任的合理边界[J].法律科学，2004(3).

作者简介：王鹏(1990-)，男，湖北松滋人，北京邮电大学法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网络法。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5)31-006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