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惠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外交学院，北京100037)

1 作为政治策略的文化翻译

华裔文学作品中对中国文化的挪用，是一种思想层面的文化翻译。在这种意义上，关于华裔美国作家挪用中国文化的讨论，可以从文化翻译的角度进行深入考察。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亚/华裔文学的兴盛，关于中国文化本真性问题的讨论曾深刻影响美国学界，以赵健秀(Frank Chin)等为首的文化民族主义者批判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谭恩美(Amy Tan)等为迎合美国主流读者而曲解中国文化，丧失族裔敏感性(sensibility)。这种带有强烈二元对立色彩的争论在我国学者中至今仍有广泛的讨论。目前，在我国的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华美文本中的中国文化现象是中国文化的延续，与中国文化有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虽然由于模糊的文化认知或者作者创作的自由，中国文化在跨越边界时出现一些变异，但是总体而言，这些华美文本中的文化与中国文化有趋同性，因而无论中国文化在跨越疆界时是否产生变异，翻译这些文化的华裔美国作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担当着中美文化使者的角色。

其实，无论是美国学界的争论还是中国学者的争鸣，都忽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华裔作家在进行文化翻译时采取过一定的政治策略。除却带有明显东方主义色彩——妖魔化东方以取悦主流大众的作品外，大部分华美文学作品中关于中国文化的书写都是作为一种政治策略的文化翻译。作家关心的不是中国文化的真实反映或中美文化乌托邦式的融合，而只是为抵制主流话语、建构文化身份采取的政治策略。作家利用中国文化介入主流话语，以一种杂糅、混合和模棱两可的手段，使洁净的白人霸权话语变得混杂，借此解构白人的文学经典传统和文化原型，进而挑战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的观念，为有色人种的话语开拓空间。从这种后殖民的政治翻译角度来理解华裔美国文本中的中国文化书写，能够使我们的讨论超越关于中国文化本真性的层面，进而深刻理解作家独特的文化诉求。

斯皮瓦克在其著名的论文《翻译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中指出，翻译超越语言和文字转换的简单层面，解构殖民主义的文化和语言，批判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因而是一种政治策略，充满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文化批判的意义(Spivak 1993: 179-200)。这种带有鲜明的性别色彩和种族色彩的翻译政治在一些颇有影响的华裔美国女性作家的文本中得以充分体现。比如，汤亭亭关于花木兰的书写和谭恩美关于中国文化的翻译都有效服务反抗性别和种族双重压迫的目的。与多数学者的观点相反：这两位作者并不是出于对中美文化融合的渴望而写作。诚然，两位作家对中国女性是同情的，但是迥然不同于斯皮瓦克对印度女性作者所怀抱的那种深切的认同。两位作家毕竟都是美国出生，关于祖先的母国文化记忆淡薄，所以我们不能要求两位作家在翻译中国文化时，像斯皮瓦克一样怀有“伦理般的态度”忠实于原作。同样，其他华裔美国作家在头脑中翻译中国文化时也都超越语言和文字转换的层面，充满对白人至上和文化霸权的批判意义。即使坚持中国文化本真性的赵健秀，在翻译和挪用中国文化时也赋予中国传统英雄人物(如关公)以特殊的意义。在他的笔下，关公成了抵御白人男子故意贬低华裔男子气质、彰显华裔男子英雄气质的文化符号。关公这一文化符号在跨越民族和文化的疆界以后，在异文化中被赋予新的意义，充满文化批判的色彩，因此是一种翻译的政治策略。

华裔美国作家的文化翻译策略是一种霍米·巴巴式的混杂批评策略。正如巴巴发展出一套具有解构性力量的含混或模棱两可的术语以坚持混杂的文化策略，华裔美国作家在用英语与主流语言和文化抗衡时，也加入一些异质文化元素、含混的中国文化符号、令人费解的汉字和拼音等，以此达到反本质主义和反主流文化本真性的混杂批评策略。这种翻译策略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不仅瓦解白人对于亚/华裔美国人的刻板化印象，而且消解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本真性，进而宣布自己既非美国主流大众又非亚洲(中国)人的身份诉求。

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指出，西方人将东方翻译并再现为一个不同于其自身的他者，以凸显西方文明的卓越(Said 1979：6)。只须略微浏览美国文学作品，即可发现在白人种族主义目光注视下的黄种人有着各种各样的特点，时而是作威作福的龙夫人(dragon lady),时而是等待西方男子的爱情与拯救的蝴蝶君；时而是邪恶的傅满洲(Fu Manchu)，时而是善良的老好人陈查理(Charlie Chan)，抑或是功夫盖世的李小龙(Bruce Lee)。这些关于东方(中国)人刻板化印象的共同特点是：一个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他者，映衬着主流文化的优越。这种无视个体差异，将美国的亚/华裔统统归为他者的企图，带有明显的白人中心主义色彩。而亚/华裔美国人通过后殖民的文化翻译策略，有效解构这种白人中心主义和本质化族裔社区的企图，进而瓦解关于亚/华裔的刻板化印象。例如，获得2000年美国图书奖的作家梁志英(Russell Leong)在其短篇故事《不是李小龙》(NoBruceLee)中，将主人公刻画成一个与中国人物李小龙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一个充满不安全感的同性恋者。而菲律宾裔美国作家Jessica Tarahata Hagedorn在其编著的CharlieChanIsDead2:AtHomeintheWorld:AnAnthologyofContemporaryAsianAmericanFiction(2004)中展现形形色色的亚裔美国人物，赋予这些挣扎在种族、性别、阶级边缘的弱势个体声音，使读者看到类似于白人世界的千差万别的存在与生活，以此抵抗白人种族主义者同质化美国社区的企图。

这种文化翻译通过将异文化——中国文化元素介入主流文化，达到瓦解主流文化纯真性、混淆主流话语的作用。赵健秀和汤亭亭不约而同地借用中国神话传说、英雄人物、民间故事等，通过文化翻译将其置于白人文化语境，与其混合，使主流文化的表征变得模棱两可。除了对传统中国文化(比如英雄人物、民间故事、古典名著等)进行翻译和挪用外，华美作家还直接在语言层面上进行异化翻译，引起语言的歧义，从而消解英语的纯正性。比如，谭恩美和雷庭招(Louis Chu)在英语行文中，突然插入一些中文汉字、拼音和句子甚至故意不作解释，这些介入凸显语言的异质性，破坏行文的流畅，挑战白人读者的理解能力，使文本具有后殖民意义上的混杂性。这种混杂性瓦解白人的文化和语言霸权，凸显出亚/华裔美国人独特的文化身份。从巴巴的文化翻译角度理解，这些作家对美国主流文化和语言的本真性持怀疑态度，试图从边缘(少数民族)文化和语言发起冲击，通过混杂和含混等消解主流文化和语言的权威地位，并最终完成新的建构。从后殖民对主流语言文化的批判角度阐释，这些未加翻译的词既表达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又显示它者文化的独特性，迫使读者积极参与到它者的文化中，思考这些未加翻译的词汇的含义。更为重要的是，注释和翻译的缺失强调话语语境的重要作用，将语言从文化纯真性的神话中释放出来，展示出语境在赋予意义时的重要作用。对文本中的词汇不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因为将这个来自它者语言的词汇翻译成英语就赋予英语词汇更高的地位，而拒绝翻译则等同于拒绝英语的优越地位(Ashcroft 1989: 64-66)。

在这种意义上，华裔美国作家借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做法，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是出于文化的天然纽带和认同。这种简单的断言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作家不愿深入了解、如实描述中国文化之类的问题，忽视作家对中国文化进行挪用这一做法背后隐含的政治意义。而作家对于是否真实反映中国文化的漠然态度也表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借用只是一种政治策略，并非出于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这种挪用甚至故意纂改中国文化也显示出亚/华裔美国人不同于亚洲人的身份认知。

当某一理论与另一新的文化土壤产生碰撞和接触时，其中的一部分也许融入新的文化土壤，经过与后者的互动产生出新的东西(Said 1983:227)。文化翻译也是如此，当中国文化元素与新的文化土壤——美国主流语境碰撞和接触时产生出新意义。华美文本中的中国文化翻译既非中国文化的被动再现，又非作者完全编造的与中国文化毫无关联的新事物，而是介于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新事物。这种独具特色的华裔美国文化空间近似巴巴称为的第三空间(Bhabha 1994:37-45；王宁 2009：88，148，150)。

通过对中国文化进行翻译和连续不断的变化，华裔美国文学的文本最终产生一种巴巴称为“文化归属性”的意义。“这种文化归属性”是华裔美国人新的身份认知。赵健秀和其他几位《唉咿！亚裔美国作家选集》(Aiiieeeee!AnAnthologyofAsian-AmericanWriters)的编者们提出亚裔美国人敏感性(Asian American sensibility)，指出亚裔美国人既不同于亚洲人也不同于美国白人，而是有民族特性的美国人。这种非此非彼的第三空间里产生无数的可能和流变，拒绝任何一种本质化的身分认知。因此，文化翻译的政治使亚/华裔美国人从二元对立模式——或者美国人或者亚洲人中解放出来，赋予亚/华裔一种充满后现代色彩的变动不居的身份认知，作为动态的过程，拒绝固定的疆界和定义。在亚裔美国人和主流学界都颇有影响的批评家骆里山用3个近义词——差异性(heterogeneity)、混合性(hybridity)和多样性(multiplicity)来强调当代亚裔美国社区内部的多元性。骆里山警告本质化亚裔美国文化的危险，主张对静止的、二元的身份概念进行干预，从而将中心从族裔的本质转向文化的“混合”(Lowe 1991: 28)。这种通过作为政治策略的文化翻译而取得的流变和多元的身份在梁志英和黄哲伦(David Henry Huang)的作品中得以充分展现。梁志英用中国意象——雌雄同体的凤凰表现华裔美国人身份中一切建构的疆界的消解，比如性别、性取向、阶级、种族等。他笔下的人物跨越地理、文化、民族、种族、性别、性取向等各种建构的疆界，在混杂的文化中碰撞，在碰撞中交融，在交融中寻求自我。诚如凤凰性别的流变，他的亚/华裔美国人身份也在不断的变化中。黄哲伦的《蝴蝶君》(M.Butterfly)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根据《蝴蝶夫人》写成的《蝴蝶君》，颠覆西方之于东方的二元对立、僵硬刻板的印象。在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二元认知里，东方女性被描述为温柔软弱，渴望西方男子的爱情与拯救，而东方男性被描述为阴柔无力，缺乏男子气。而在《蝴蝶君》中，法国外交官伽利玛拒绝相信自己所爱慕的女子宋丽玲竟是男儿身，出于对爱情的绝望，以死殉情。而宋丽玲时而男性时而女性的形象以及集情人与间谍于一身的身份也暗示族裔个体变动不居的身份特点，解构种族主义者本质化族裔身份的企图。这种消解疆界、渗入主流文化的做法瓦解了主流与边缘的二元对立，使族裔身份走向多元。

2 我国学者对华裔美国文本的异化翻译

我国学者对这些华裔美国文学进行翻译时，应该考虑到文本中包含的语言与文化混杂化的政治意义。异化翻译法最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出这些混杂化文本的政治意义。罗选民通过对美国学者L. Venuti(文努迪)的归化/异化翻译观进行考察后指出，从后殖民理论吸取营养的异化翻译策略认为归化翻译间接助长帝国主义的殖民和文化霸权主义，而异化翻译策略使译者和译语读者摆脱强势文化的羁绊，从而有力回击文化霸权(罗选民2004: 104)。华裔美国作家对中国文化进行翻译时，采用的是这样一种与后殖民理论紧密相连的异化翻译。其插入的中国文化带有明显的异质化特点，有效瓦解白人英语和文化的纯正性，挑战白人文化的霸权。而我们在翻译中，如果无视这些异质特点，一味追求译文的归化和通顺，就必然会使译文失去华裔文学作品中故意混淆主流文化、挑战文化霸权的含义。这些饱含混杂和异质的文化元素是不可译的，但同时又是必需译的。那么，应该怎样对待华裔美国文本的翻译，并保持其政治意义呢？

笔者认为有3种方法，可以使译文有效保持原文中语言和文化的杂糅特点。其一，对原作中包含的中文方言(如粤语、沪语等)、汉字和拼音等尽量采用方言翻译、拼音等异化翻译法，保留原作中混杂的语言特色。其二，对原文中故意错乱的英文(如唐人街的洋泾浜英文)，翻译时应打破句子结构，保留不恰当的句法和语法，不须译成通顺的中文。其三，尽量采用作者英文姓名的英译法，以避免归化翻译导致的文化认同错觉。

华裔美国文学作品有大量的中文汉字、拼音、地方方言(如《喜福会》中的沪语方言、《吃碗茶》中的粤语方言、《承诺第八》中的台山话等)。这些元素都起到含混主流白人英语语言纯正性的作用。在进行中文翻译时，若采用归化方法，将这些汉字、拼音、方言等都译成通畅的中文，那么中文译本自然失去原文的混杂特色。所以，笔者建议，在翻译这些异质元素时应保留原文中的拼音和方言。比如，《喜福会》中罗斯的中国母亲发现女儿的婚姻危机，对女儿说道：A mother is best. A mother knows what is inside you, she said above the singing voice. A psyche-atricks will only make youhulihutu, make you seeheimongmong(Tan 1989: 210)。这里作者刻意保留的汉语拼音hulihutu和heimongmong绝不仅仅是为了生动地描述中国母亲的语言障碍，也不仅仅是对笃信科学的西方物质文化进行批判，指出心理学解决不了文化冲突导致的婚姻问题，从而突出中国文化的优越，更深刻的用意在于：这两个词语本身就充满文化批判的意味，起到杂糅的语言效果，混淆英文的纯正性和准确性。而其所承载的文化意味更有力地解构白人美国文化的权威性。若将两个词语直接译成中文，则失去上述的语言和文化的批判性效果，因此保留这两处拼音，效果更好。另有一处例子：My auntie, who had a very bad temper with children, told him he had noshou, no respect for ancestors or family, just like our mother(Tan 1989: 35)。Shou是方言“孝”的意思，在主张独立、平等、自由的西方思潮中带有浓重儒家思想的“孝”显然是西方文化的他者，而作者有意保留该词的汉语拼音这一做法更深刻揭示出其混淆西方文化纯真性的作用。同样，在中文翻译中，为彰显原文语言的解构效果，最好保留这些语言的拼音或译成相应的方言。《喜福会》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chi(气)，nengkan(能干)，swanle(算了)，ni(逆)，Chunwang chihan(唇亡齿寒)， ching(请)等。所幸的是，《喜福会》的译者上海女作家程乃珊已经注意到原文语言的力量，当她再次翻译此书时注意根据小说人物的特点来变换语言风格，用到“立时三刻”“贼忒兮兮”等沪语方言。这种异化翻译法使读者在阅读时产生疏离感，而这种疏离感正是这些文本在美国主流大众中所激起的普遍反映。通过保留这些拼音和方言，语言的混杂性自然得以彰显。

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含有许多唐人街的洋泾浜英文，这些词法、句法等都不准确的英文反映出华裔移民在语言、文化、政治等方面的边缘地位。同样，这些不纯正的英语再次起到解构白人英语霸权的作用。在对这些洋泾浜英语进行翻译时，应该采用一种能反映其边缘性和解构性作用的方式。按照这些洋泾浜英语的句式进行硬译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译出的汉语因错乱的词法或句式结构不合主流语法规则，反而使读者能比较直接地体验出唐人街原汁原味的语言习惯、唐人的文化边缘地位，并能深切感受到文本包含的语言和文化的混杂性。反之，如果对这些洋泾浜英语进行归化翻译，就很难令读者感受到文本中语言和文化的混杂性以及在白人霸权下少数族裔的真实处境。比如，《中国佬》(ChinaMen)中的埃德与美国女郎跳舞时聊的几句洋泾浜英语。“You like come my table after you dance with me?”he invited. “Of course,” she said. “You speak English very well,” she said. “Thank you,” he said. “You be very beautiful. Pretty. You be pretty. I like you.”(Kingston 1989: 65) 此处，由于语言障碍，中国移民埃德只能用最简单的句子与美国人交流，但又有明显的语法错误。而在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译文中，这样的语言障碍却未得到体现。“跳完舞愿意到我桌子旁坐坐吗？”“当然愿意，”她说，“你的英语讲得很好，”她又说。“谢谢，”他说，“你真美。漂亮。你很漂亮。我喜欢你。”(汤亭亭 2000：62) 这样的译文虽然流畅，但难免掩盖了华人移民真实生动的语言特色和英语障碍，也遮蔽了作者故意混杂英语语言的做法及用意。如果将You be pretty硬译成“你是漂亮”在一定程度上破坏语言的流畅感和正确性，能让译文的读者更理解美国唐人街华人文化的边缘地位。因此，为反映原文中混杂语言的特色，译者最好在译文中保留这些不恰当的语法和句式结构。

关于作者英文姓名的译法问题，国内学者曾经有过一些争论。一方面，以吴冰教授为主的学者认为，华裔美国作家都有自己的中文名字，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一定程度的认同，所以最好用他们的中文名字(吴冰2008: 104)。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华裔美国作家毕竟是美国人，其作品是美国作品，对他们的翻译应像对其他美国作家一样，采取名字的音译法(王理行2004: 356-366)。笔者趋同后者，音译也是一种异化翻译的表现。如果年轻的学者在未充分了解华裔美国文化的混杂状况和边缘处境时，这些作家的中文名字很容易使学者产生亲切感，容易将这些作家视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笔者就不止一次地听过和读过这样的言论。这样势必会将研究关注点聚焦在中国文化与华裔作家和文化的天然联系上，从而忽视作家将中国文化进行策略运用的政治意义。但由于在我国学界，用中文姓名而非中文译名称呼华裔美国作家已成普遍盛行之势，此时呼吁用音译名恐怕难以接受，笔者认为至少可以在中文名后附上英文名，在一定程度上提醒读者：这些作家不同于中国作家的身份。

对华裔美国文学进行异化翻译的优势在于，当我国读者阅读文本中这些似曾相识的中国文化元素时，不会简单地将其归化，视为中国文化的延伸，从而不会曲解文本的政治含义。与五四时期我国作家和译者钟爱的异化翻译法旨在解决内部的文化和社会问题相似，对华裔美国文学采用异化翻译法，旨在更深刻地揭示华裔美国人所处的边缘现状和华裔美国混杂文化的解构作用。带着这样的理解，我们就不会将汤亭亭笔下的那个奋勇抵抗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的花木兰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形象，也就不会存在关于中国文化是否在文本中得到真实反映之类的争论。正如任璧莲所说的一样，“争论的实质在于她创作的环境”①。如果读者理解作者的创作环境——白人至上的主流社会、男人至上的唐人街社会，就会对文中关于中国文化的改写有更深刻的理解。这种改写从更深的层次上反映出作者对主流的单一话语和文化的挑战，也会让人明白作者何以不关心对中国文化的真实再现，其关注焦点一直是在白人主流的话语空间中为少数族裔(尤其是女性)谋得一席之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汤亭亭的主要批评者赵健秀其实与她有相似的文化和政治诉求——反对种族主义，争取话语空间，建构文化身份，正所谓殊途同归。只不过赵健秀的视野始终未能超越族裔真实性的争论层面。我国学者若理解这些华美作家挪用中国文化的目的和用意，就绝不会再一厢情愿地将他们视为中美文化的使者。即使提倡族裔真实性的赵健秀也反对将华裔美国作家和文化混同为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做法。他与其他文化民族主义者在他们合编的Aiiieeeee!AnAnthologyofAsian-AmericanWriters中明确指出与中国文化的界限：“[我们]坚持区别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既不是拒绝中国文化也不是歧视有关中国的事情……只是给事物正确地命名”(Chin 1974: XXV)。

3 结束语

从以上讨论中可以看出，华裔美国作家对中国文化进行翻译时采用后殖民的政治翻译策略，通过异化翻译法，改写、挪用中国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古典名著、英雄人物等文化元素，参杂中国方言、汉字、拼音等语言元素，使英文文本介入了混杂的文化、语言元素，瓦解白人文化和语言的纯正性，从而起到瓦解白人霸权的政治作用。中国学者在翻译这样的混杂文本时也要采用异化翻译法，通过保留原作中的方言、拼音、错乱的句式和语法，以彰显原作的混杂特色，进而揭示背后隐含的政治意义。同时，异化翻译也可消解中国读者对华美文本中似曾相识的中国元素的认同感，进而真正理解华裔美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本质区别和文化归属的差异，不再将其视为中国文学或文化的延伸或分支，也不再将华裔美国作家视为中美文化的使者。因而，能更深刻理解华裔美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翻译的政治策略，也能更深刻同情作家的政治与文化诉求。

注释

①这段评论引自莫娜·珀尔斯的《与著名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一席谈》，载《中国佬》附录，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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