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福光

(上海大学，上海 200444)

1 引言

加拿大的历史是一部法、英、美的殖民史。加拿大首先效忠于法国，成为法国人的殖民地——法国加拿大(1453-1760)。在18世纪中期英法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中，法国人败北，英国人获得了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大片殖民地，开始了大不列颠加拿大殖民时期(1760-1867)。要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的国家——加拿大特质(Canadianness)——还尚需时日(司泰因斯 2005)。20世纪20年代，英国趋于衰落，加拿大又成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其经济和技术几乎完全依赖日趋强大的美国。诚如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在《丛林花园》中所说，加拿大“几乎是世界上唯一剩下的一个完全殖民地，不仅在心理上是如此，在经济上也同样如此”(Frye 1971：iii)。1967年蒙特利尔(Montreal)以“人类与世界”为主题的世界博览会仿佛才正式确立了加拿大在世界舞台上重要的国家地位。因此，加拿大文学也带有深深的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的印痕。加拿大文学出身卑微，政治和经济上的从属和边缘地位造成文化心理机制上 “他者”(the Other) 的边缘性(marginality)。正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在《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中强调的那样：加拿大文化上的“受害者地位”(victim positions)是其文学彰显“生存”主旨的缘由(Atwood 1972: 26-35)。而自然地理概念上的地方(Region)正是加拿大不同于其宗主国法、英、美的所在，从而“地方书写”(regional writing)中的“本土主体”(indigenous subject)成为加拿大文学从边缘向中心移动从而获得政治身份话语权的最好利器。“Where is here? ”(Frye 1977：822)是所有加拿大文学家追寻的永恒问题，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以响亮的“声音”给出了答案：“这里”是加拿大！

作为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作家之一，爱丽丝·门罗荣获了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可谓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门罗对加拿大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最重要的贡献便在于她对这种以“空间边缘感”为特征的“加拿大性”(Canadianness)的阐发(周怡 2012：4)。《声音》(Voices)是门罗的最新短篇小说，收入2012年11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美好的生活》(Dearlife)中。2013年6月，《美好的生活》为门罗第三次赢得加拿大崔林图书奖。正是凭借《美好的生活》等代表作，门罗获得了201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在门罗获奖后，加拿大《国家邮报》(NationalPost)第一时间以“爱丽丝·门罗获奖短篇小说：‘声音’”为题目向读者推荐该短篇小说①。当有记者问道：对于那些不熟悉你作品的人，你能推荐一本适合初级阅读的你的书吗？门罗回答道：“哦，天哪！我也不知道。作家总是认为自己最新的作品是最好的，至少我是这样。所以，我希望他们从我最新的作品开始阅读”②。

2 《声音》的地方象征

《声音》以门罗所熟悉的故乡安大略省温厄姆镇郊区为背景，时间定格于20世纪30年代。温厄姆镇位于安大略省南端城乡结合部，是一个既不属于农村也不属于城市的中间地带，门罗多数短篇皆以此镇为背景，书写了只属于温厄姆镇的人、社会和自然的独特风景。安大略省地处加拿大东南部，与美国明尼苏达、密歇根、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和纽约等州毗邻。温厄姆镇又地处安大略省的最南角上，其地理象征意味在于地处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边缘”。门罗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那是温厄姆镇一个被遗弃的社区”(Ross 1992：23)。门罗正是藉此“探讨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的对峙与妥协”(周怡 2012：4)。

门罗以回忆录的形式描述了十岁左右时的一段童年“美好的生活”。《声音》看似回忆录，实则穿插了很多作者的虚构情节，而那段看似“美好的生活”也表现了少女对世事与男女之情的蒙昧无知。门罗对那段懵懂少女时的记忆一定时而有那种呼之欲出的呐喊声，而这种穿越门罗记忆的声音在这篇小说中是一种3重的声音。

第一重声音是关于乡村舞会的记忆，20世纪30年代的北美乡村流行着一种叫做方块舞的舞蹈。方块舞是北美一种传统民族舞蹈，舞蹈有4对8人组成方阵和着乐曲而舞，在北美乡村是非常普通的社交团体舞蹈。虽然这时正是北美经济大萧条时期，然而门罗和家人以及邻居却对此种舞会乐此不疲，由此可见普通人对待生活的乐观态度。舞会一般没有固定场所，或临时在学校举行，或者在邻人农场的屋子里举办。会演奏钢琴和小提琴者自发演奏，邻里的女人带自己做的点心，放在舞池一角供舞者享用。参加舞会的女人尽量穿着自己最好的服饰，展现自己的魅力。参会者有老有少，还有妓女，舞会偶尔也吸引来驻扎在附近的年轻的空军男兵。舞会容纳了形形色色的人群，展示着人们最平实无奇、也最生动的生态场景。熟悉舞步的男性常客尽力用最高的声音吆喝着指导人们的舞步，那声音急促，带着奇特的绝望，这种混杂在喧闹跳舞人群中的声音如此地奇特，象征着传统的最后绝唱。

第二重声音是母亲的声音。母亲经历了从农村到城里的个人奋斗历程，“她从一个农场女孩奋斗变成了一名学校教师”，然而，这种身份的转变却是灾难性的：“学校教师没有给母亲以地位和金钱，她也很难真正融入城里的生活，没有城里的知心朋友。她生活在错误的地方，没有足够的金钱，而且也不具备城里人的技能。她会打尤克牌，但不会桥牌，她被一个萍水相逢抽烟的女人鄙视过”。母亲来自象征“边缘”地方的乡村，其“乡村人”的身份印记却无法因移居城市——“中心”——而消除。这里勾勒出一幅无声的“帝国”与“殖民”的身份对峙格局，母亲从“边缘”到“中心”奋斗的尴尬处境象征的正是加拿大文学“边缘性”的尴尬。母亲以各种手段想在“中心”占据一席之地，其中一个策略就是语言武器。 “她竟说些什么‘非常乐意’、‘确实如此’之类文绉绉的雅词，”想通过言语的改变来显示自己的知识修养以便提升自己的身份，然而，这反倒使其周围的人们觉得她怪里怪气。此外，母亲在城里的社交手段不合时宜，如她只会跳乡下人熟悉的方块舞和圆舞，只会打乡下流行的尤克牌，而不熟悉城里人玩的桥牌等。以母亲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被城市人的现代性技术牢牢地统治，这种“乡下人”变为城里人的尴尬状态活灵活现地在门罗笔下表现出来。门罗对母亲诸如此类的举止描写略带讽刺意味，母亲的故意卖弄之举还表现在舞会上。

作为一个已婚并育有3个子女的女人，母亲的“年龄和性情还正值享受那些依然在此[乡下]延续的舞蹈所带来的快乐”，而母亲最好的舞裙是一种“去教堂太端庄”而“参加葬礼又太喜庆”的黑天鹅绒紧身裙。“最绝的是裙子上的细小珠子，金黄亮银颜色不一，闪闪地点缀在紧身裙的上部，哪怕是仅仅呼吸起伏的动作都会引起珠子的闪闪烁烁、变幻莫测。”尽管母亲穿出了自己最好的裙装，可是“房间有位惹眼的女人，她的裙子让妈妈的靓裙黯然失色”。更让母亲生气的是那女人的年龄比自己年长不少，头发花白：“她身材高大，香肩宽臀；身着橘色平纹皱丝裙，裙子低胸圆领，刚刚及膝；短短的袖子紧绷在手臂上，手臂粗壮，柔顺白皙，犹如猪油”。门罗笔下的“那个女人”其实就是出没舞会酒吧的常客——妓女，这种肥胖丰满、放荡不羁的妓女也是北美西部牛仔文学乃至影视作品中的常客。然而，这个老妓女却令“我”感到惊诧：“一个人可以集年老与光鲜、肥胖与优雅、放荡不羁又端庄威严于一身，实在令我难以置信”。母亲显然对抢了自己风头的这个老妓女又嫉妒又无可奈何，这更让母亲在舞会上倍感失落，不知所措。舞会成了“中心”的象征，母亲终于又在争夺权力的“奋斗”中再次败北。母亲的小心与保守和老妓女的大胆与现代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不仅仅是舞会上的魅力比拼，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展示，是“帝国”与“殖民”身份和政治权力的象征延续。在舞会上没有男人主动向母亲大献殷勤，小说中仅有3个男人现身：一个是落魄的台球室老板和两个年轻的水兵。门罗暗示母亲曾是台球室老板的舞伴，所以当看到台球室老板与哈奇森太太出双入对时，“她却对他的举止伤心不已”。至此，母亲在舞会上建构身份的努力彻底失败了，尴尬不已，举止怪诞：“她故意大笑不止，仿佛以此弥补无人理睬她的窘境”。

而陪伴母亲参加舞会的“我”是母亲权力展示的又一策略。像所有的母亲一样，母亲也是望女成凤，而“我”交友不慎，学业不优，后来非常抵触母亲，就连母亲引以为骄傲的“背诵诗歌的惊人记忆力”我也故弄玄虚地拒绝在人前显摆。母亲“中心”身份的缺失想通过“我”来得到弥补，她所采用的策略不仅是通过培养“我”以获得通向“中心”舞台的路径，同时，她把在“中心”未获得的权力变态转移。母亲对“我”的教育几近独裁式控制，母亲与女儿的冲突是又一场权威与叛逆的权力角逐。舞会上母亲处处受挫，不由地提高“声音”的分贝，吩咐门罗把外套放在舞会楼上的卧室中，即使当她身在楼上卧室“我依然可以听见妈妈穿透厨房银铃般的声音”。舞会结束后，母亲又有点气急败坏地质问“我”：“你的外套呢？”仿佛我把它放错了地方一样。“楼上。”“快去，拿下来。”“别磨蹭了。”“我”当然不会喜欢这种毋庸置疑的命令，“那声音像是特别提醒我因为她我才能来到这个世界上”。此时，母亲已经以造物主——上帝——的身份对“我”发号施令，母亲的这种声音如烙铁一样在“我”的心灵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少女尤其是处于叛逆期的少女与处于更年期的中年母亲间的冲突是门罗短篇小说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在2011年接受《纽约客》报纸采访时门罗回忆了自己叛逆期与自己母亲的冲突：“当时我正处于憎恨她告诉我的绝大多数事情的年龄阶段，当她用一种颤抖甚至尖叫的声音教训我时，声音尤其令人憎恶。无论有意无意她声音的颤栗看似越来越常见”(Munro 2011)。“我”对母亲权威的挑战与叛逆一如成长中的加拿大文学——“一个正值青春期而浑身不自如的少年”(Toye 1983：816)，从而具有了强烈的象征主义意味。

正如丁林棚所言：“作为承载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知识等权力结构的一种经过再配置的有序结构，地域(region)不仅继承空间的社会性，而且在文艺创作中被赋予个体的主体价值，因此，地域给追求广泛文学意义的文学批评带来挑战”(丁林棚 2008：83)。《声音》中农村与城市、乡村人与城市人、母亲与“我”之间为了地位和权力的角逐与对峙形成一个层级明显的生态图式，形象地显示了加拿大文学所处的成长与边缘性处境。

3 《声音》的身份建构

《声音》是一篇迷你版的后殖民成长小说(post-colonial bildungsroman)。墨尔本迪金大学文学教授克莱尔·布拉弗德(Clare Bradford)在论及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文学时说，“很明显，前殖民地本土作家(包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定居社区)一般喜欢离间(alienation)而非融入(integration)的叙事，因为这些社区的本土居民依然持续经历着殖民所致的影响——在相对富裕的国家自己却是边缘化和身处劣势的群体”(Bradford 2007：12)。通过对少女时期成长经历的回忆，《声音》同时展示“我”自我身份建构(identity formation)的奋斗历程，而“我”的自传式成长记忆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加拿大文学走向成熟的一种映射。正如司泰因斯所言：“加拿大文学走向成熟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成长小说的大量涌现，也就是常常带有自传色彩的描述个人成长和成熟的小说。成长小说常常反映艺术家自己的成长历程，这样的小说在70 年代的加拿大文学中繁荣起来。艾莉斯·门罗的《女孩和女人的生活》(1971) 、里奇勒的《圣徒额尔班的养马人》(1971) 、劳伦斯的《先明者》、阿特伍德的《女预言师》(1976) 、杰克·霍金的《巴克莱家庭剧院》(1981) ——这只是出自一些重要作家之手的5个明显的成长小说的例子”(司泰因斯 2005：61)。

舞会结束后，母亲命令“我”上楼取外套，上楼时却听到了让她不可释怀的第三重声音——空军男兵的声音。门罗跑向楼梯，发现楼梯间有3个人挡住了道：1个年轻女子佩吉，两个年轻水兵。佩吉坐在楼梯中间，1个男兵坐在佩吉下面楼梯上，1个斜着身站在下面。佩吉坐在那里嘤嘤地哭着，坐在楼梯上的男兵一边抚摸佩吉的大腿调情，一边用很轻、很温柔的声音安慰着她，两个士兵又是递上高级香烟又是口香糖，大献殷勤。“年轻的男人对她就像公主般不忍她受半点儿委屈，应该好好宠爱、取悦，在她面前鞠躬尽瘁。”门罗暗示佩吉哭泣的原因是两个年轻的空军士兵向老妓女买春被发现，佩吉因吃醋而埋怨着空军男兵。“也不知为何我就认为一定是穿橘色裙子的女人很下流，一定是因为女人，因为如果是因为男人，空军绅士将会惩罚了那人。告诉他闭嘴，或许把他拖出去打一顿。”然而佩吉哭泣的声音并没有博得“我”的同情，反而是厌恶和嫉妒。看到空军男兵们“俯首低眉”、“唯唯诺诺”的殷勤，“我”认为“佩吉是如此走狗屎运，她不配”。空军男兵们的声音是：“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们说：好啦。他们说：好啦，佩吉。别哭了，佩吉。好啦，好啦”。混合着佩吉哭泣的声音、帅气年轻男兵们的香水味、香烟味、羊毛军装和军靴鞋油的味道，“我”感觉再没有比男兵们更“友善”的声音了! 以至于“我”有些神魂颠倒，念念不忘了：“我想着他们，也不知多久。在卧室的冰冷黑夜，他们摇我入梦。我可以把声音打开，唤起他们的脸蛋儿和声音——但是哦，更多的是他们的声音现在直接冲着我自己，不是任何第三者。他们的手抚摸着我紧绷的大腿，他们的声音安慰着我，我，我也是值得爱的”。十多岁的少女正值情窦初开的懵懂期，而男兵们混杂男性味道的声音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那是一个少女最初混乱无知又激荡不已的性幻想，少女情窦初开的情怀，对性爱既恐惧又热烈向往的懵懂是所有女性成长的经历，这种自我发现、自我肯定、性别与权力等情感经历与女性们一生相随，这也是门罗短篇小说里最常见的书写主题。出版于1971的《女孩和女人的生活》(LivesofGirlsandWomen)一书中年轻女性戴尔·乔丹(Del Jordan)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年轻的戴尔涉世未深，性格奔放近于轻浮，她甚至与租住在家里的年长男性调情，热烈的情欲之火点燃了她的性幻想——仅仅是性幻想。《声音》中“我”以后殖民自恋心理完成了对第三重声音——那些空军兵的“声音”的顶礼膜拜：“他们可能有正宗的康沃尔或者肯特或者苏格兰的口音，但对我他们仿佛一张口就说出的是一种祝福，立刻成了祝福”。“苏格兰的口音”代表的正是加拿大前宗主国英格兰，是帝国中心、权力的象征。

加拿大里根纳大学(University of Regina)文学教授伯纳德·塞林格(Bernard Selinger)这样描述成长小说，“乡村或者小镇的孩童成长中发现自己被很多‘限制’所掣肘，他离开，去城市找寻出路，通常如此离开会让他清醒，而在城市中他的‘正真的教育’开始了。他通常在‘至少经历一次堕落和一次提升的两次恋爱和性经历’后，被迫‘重新评估自己的价值’……经历了自己虔诚地与世界和解这一‘灵魂找寻’过程后，他内心变得弥坚，如此，他就把青春年少抛在了脑后，进入了成熟阶段。他一旦完成融入阶段，然后可能会回访家乡，以便展示自己的成功……”(Selinger 1999：37-38)。《声音》以及其他诸多短篇，如《关系》(Connection)、《地里的石头》(TheStoneintheField)等，都是门罗这一类成长小说的杰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这些幻想逐渐地淡去，进而消失：“当他们还居于我不太算性幻想的心灵时，就没了踪影。一些，很多，永远地没了踪影”。“我”完成了“青春年少”的心路历程，完成了自身的身份政治建构。通过《声音》，门罗完美地呈现了加拿大文学的地方书写和后殖民视角下的自我身份政治建构这两大主题。“我”完成身份建构也是加拿大文学以地方书写超越“边缘”、获得“加拿大性”的最好象征。

4 结束语

瑞典文学院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称门罗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美国作家辛西娅·奥齐克(Cynthia Ozick)称门罗为“当代契诃夫”(Our Chekhov)。《声音》拥有门罗精致短篇小说的一切要素：安大略省郊区小镇平淡的生活背景，篇幅短小精悍，穿越时空的惯用描写手法，常见的多人称、全知视角叙事，模糊叙事策略，让读者感同身受、不漏声色的顿悟技巧。门罗的地方书写让人不禁想起土耳其作家帕慕克(Orhan Pamuk)的伊斯坦布尔城市书写和中国作家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书写，其波澜不惊的小说主题和写作风格让人想到海明威“冰山”小说的表现样式。《声音》中平淡无奇的舞会成为权力争夺中心，透漏着沉重的生活困境——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艰辛以及残酷的战争让年轻的空军士兵背井离乡、粉身碎骨的宏大历史背景。诚如国内学者周怡所说，“门罗以她独有的敏锐视角，以一种类似剪纸的方式娓娓道来，读者看时仿佛东拉西扯，不成形状，然而曲终人散掩卷而思，却总能在淡淡的讲述中发现某种如临深渊的恐惧和明净似水的醒悟……门罗使小说从现代和后现代流行的锐利与陡峭中脱身而出，回复到契诃夫时代的含混与温暖，在开放的模棱两可中显露出惊人的美丽”(周怡 2011：4) 。

综上所述，多元的地方书写样式是加拿大文学多元文化交融互动的最明显特点，这种看似没有统一性或同一性的文学生态多样性格局已成加拿大文学核心理念。而在后现代的解构氛围中，居于“非中心”、“边缘”地位的加拿大文学以超越边缘的后殖民勇气，完成向“中心”的移动，比如门罗的包括《声音》在内的小说。

注释

①See “Alice Munro’s award-winning short stories:‘Voices’”,NationalPost, Oct. 10, 2013.< http://fullcomment.nationalpost.com/2013/10/10/alice-munros-award-winning-short-story-voices>

②转引自《爱丽丝·门罗：或许我会改变封笔的主意》，《京华时报》，2013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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