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耘 熊谊华 程丽芳

(上饶师范学院，上饶 334001)

1 引言

自上世纪70年代英国霍克思、闵福德师徒翻译的《红楼梦》(TheStoryoftheStone)及中国杨宪益、戴乃迭伉俪的译本(TheDreamofRedMansions)陆续诞生时起，《红楼梦》英译批评一直方兴未艾。尤其是90年代后，针对两大译本的翻译批评更是掀起了一股热潮。论者多认为杨译本为异化的代表而霍译本为归化的表率。然而随着韦努蒂归化异化理论在我国学界的日益接受，霍克思的《红楼梦》译本更是受到了批评者越来越多的质疑。有学者批评霍克思《红楼梦》翻译中的归化倾向，认为“这种归化的策略体现着文化间权力的不平等，而翻译的结果影响了对中国文化的正确理解与表达”(崔永禄2003：41)；有学者指责霍克思译文凸现“殖民者的凝视”，“以下意识的西方中心的惯常思维，用西方读者熟知的文化意象予以置换、归化”(陈历明2004：110)；也有学者从霍克思译本中的具体处理举例，直指霍译“其中有许多挥之不去的后殖民主义的情愫”(李修群2006：109)，提醒读者警惕文化交流中的文化霸权与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消解；还有学者直接断言霍译本采取的是韦努蒂所批判的“归化策略”，“中国民族文化被处于强势地位的‘英语’以西方读者所熟悉的形式表现出来”(毛卫强2009：81)，是一种不平等的文化交流，是需要抵制的文化霸权主义；等等。上述质疑虽然各有侧重，但均遵循相似的批评路径，即在将霍译本纳入“归化”范畴后随之批评霍克思《红楼梦》翻译行为背后存在文化霸权，并进而指责译作是对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以及中国文化的操纵与不尊重。

这样的批评逻辑极不严密。首先，什么是“归化”;“归化”与译者的文化霸权意识有何关系？其次，霍译本是否采用了“所谓”的归化翻译;霍克思《红楼梦》英译中对中国文化的处理方法是其一贯的做法还是因不同文类、不同翻译目的而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再有，韦努蒂的归化理论自身是否存在漏洞？当前学界针对霍克思《红楼梦》英译的评价之所以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是因为上述问题悬而未决。本文拟从上述难题切入，拨开笼罩在霍克思《红楼梦》全译本之上的层层疑云，尽力给予其客观、公正的评价。

2 关键概念：归化

要客观评价霍克思的《红楼梦》译本，首先要厘清“归化”这一关键性的概念。归化与异化相对，这一组词在我国学界曾有多种叫法，如“归化和洋气”(鲁迅1984：301)、“同化和异化”(孔慧怡 1999：152)、“归化和洋化”(屠岸 1998：30-32)、“归化和西化”(叶子南1998：33)等。可见，名称变化较曲折的是“异化”，而关于“归化”，除少数学者意见不同外，大部分学者都采用了一致的提法。“归化”一词的率先使用始于鲁迅先生，他1935年在其杂文《“题未定”草》中谈正在进行的《死魂灵》翻译时提出“归化”与“洋气”。我国学者讨论归化、异化问题大多会追溯到鲁迅，为方便讨论，兹将鲁迅原话完整引用如下：“动笔之前，就得先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日文的译者上田进君，是主张用前一法的。他以为讽刺作品的翻译，第一当作求其易懂，愈易懂，效力也愈广大。所以他的译文，有时就化一句为数句，很近于解释。我的意见却两样的。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象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鲁迅 1984：301)。

鲁迅在我国近现代文学翻译史上，历来是“硬译”或者以本文的术语来说即“异化”的代表，国人对其有关“归化”的观点注意不多。实际上，笔者上述所引话语可谓我国“归化”含义的源头，值得细读。从中我们能找到鲁迅先生对“归化”的朴素定义，即“易懂”或者说“顺口”，可通过“一句化为多句”、“近于解释”的翻译来达到。鲁迅先生对归化与异化表达了明确的态度：翻译时适度的归化犹如“改换他的衣裳”，是必不可少的，而完全归化的情况则犹如对原作“削鼻剜眼”，不足为取；归化的对立面为“洋气”即“有异国情调”或者说“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归化、异化，在翻译中，理论上需要兼顾但实践中却难以两全。作为译者，鲁迅选择异化为先。

60年代提出“化境”说的钱钟书，一直被看成鲁迅翻译主张的不同论者，但重读他1964年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所说的“化”，我们却发现其与鲁迅之言实质上别无二致。钱钟书这样写道，“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钟书 1981：18)。这样的“化”不就是鲁迅口中“归化”与“洋气”的统一吗？

70年代后，西方翻译理论界出现了文化转向，约20年后，我国翻译界的“归化”讨论也逐渐融入了文化视角。不过，这是从更宽广的视域肯定鲁迅及钱钟书等前辈学者的观点而不是推翻。以90年代南京大学西语系翻译研究中心主持的全国性“《红与黑》汉译读者意见征询”为例，当时问卷调查第一部分的第四问即“文学翻译语言应该带有‘异国情调’还是应该完全归化？”显然这个问题不无鲁迅思考的回响。根据许钧和袁筱一事后所作的《为了共同的事业——〈红与黑〉汉译读者意见综述》，我国大部分读者主张在异国情调和完全归化之间寻找一个度，既不能一味追求洋味，也不能一味要求归化，文学翻译不仅是文学交流，还是文化交流(许钧1996：79-100)。 香港研究者孔慧怡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归化”、“异化”实为“翻译时面对文化差异的中心问题”，并揭示出二者的判定标准是译入语文化而不是原语文化，以中译英为例，“也就是应该以当代英语文化习惯为常规；故意违反此等习惯的做法，就称为‘异化’”(孔慧怡 1999：152)。

综上所述，我国学者有关归化、异化的讨论至此已有半个多世纪，经历了从翻译的语言、文字讨论到文化层面思索的提升。这一延续性的讨论与西方上世纪末兴起的归化、异化论有着本质性的差别。新世纪初，我国曾有个别颇有远见的学者从语言学视域与后殖民视域(刘艳丽 杨自俭2002：21)或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罗选民2004：104)区分与界定传统的归化概念与韦努蒂新提出的归化概念。笔者认为，语言学视域中的归化/异化或者说语言层面的归化/异化虽然处理文化问题，但其讨论的是文本内的文化即原作所含的文化因子的处理问题，而后殖民视域中的归化/异化或者说文化层面的归化/异化，则在处理文本外文化，关注的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相关大文化的强弱与翻译间的关系。因之，我国传统的归化、异化概念立足于两国语言、文化平等的基础上；而韦努蒂(Laurence Venuti)提出的归化/异化(domestication/foreignization)，其论域“都是以强势文化为预设背景的，以弱势文化文本译入强势文化为讨论对象的”(葛校琴 2002：34)。

Domestication概念借用施莱尔马赫1813年演讲中对翻译的阐释学理解，但他植入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背景。苇努蒂在《译者的隐身》(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AHistoryofTranslation, 1995)一书开篇第一章即给出“归化”的著名定义：“施莱尔马赫承认(他用了限定语“尽可能”)翻译永远也无法完全传达原文，他允许译者在两种翻译方法中作出选择：一种是归化法，即从民族中心主义出发，使原文屈从于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将作者带回本国；另一种是异化法，即偏离民族中心主义，压制目的语文化价值观，标示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让读者走出国门”(张景华2009：222)。韦努蒂的定义添加后殖民视域，翻译方法选择也随之附加了屈从或反抗译入语文化价值观的隐含义，并被贴上“民族中心主义”或“去民族中心主义”的政治标签。正如马克(Mark Shuttleworth)、莫伊拉(Moira Cowie)在《翻译学词典》(DictionaryofTranslationStudies)中的评点，“对韦努蒂而言，归化一词因其与英美主流文化的一种普遍政策相认同而具有负面的内涵”(Mark & Moira 2004：44)。归化作为一种翻译方法原本是翻译过程中最为普遍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翻译必然是介于异和同……之间而又同时带有二者特征的一种实践”(刘亚猛 2005：45)。韦努蒂提出归化、异化理论来抵制英美当时流行的翻译理论与实践，通过彰显外语文本的语言与文化差异，提请译文读者及译者反思翻译中所谓的民族主义暴力，因而他在划分时人为对立，将自17世纪以来近几百年的英语翻译历史简单地描绘为通顺式归化翻译的天下，安之以文化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居心，而赋予其对立面——阻抗式异化以抵抗英语国家文化霸权的道德光环。韦努蒂这样的概念推导与论证实际上无限缩小了归化的内涵，并最终导致了归化与文化霸权及文化帝国主义纠缠不清的恶果。而且韦努蒂理论所立足的归化式翻译普遍流行的英美文化是否在翻译中具备全球意义上的代表性也遭到了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玛丽亚·铁木志科(Maria Tymoczko)的质疑。她指出，“归化翻译占主流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历史长河中各个时期讨论得更多的是不同区域语言的文化间语言学式者说非归化式的翻译实践”(Maria Tymoczko 2000：35)。

如果21世纪引入我国的韦努蒂归化概念属于后殖民视域，那么我国传统的归化概念实际上归属语言学视域。韦氏归化概念与生俱来携带着明显的文化霸权意识，关注的是不平等文化间的殖民与反殖民、压制与反压制关系，“是处于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两个对立的概念，处在话语权利的两个极端，它们不存在调和或妥协”(罗选民 2004：104)。当前我国不少学者正是因为混用着中外这两种不同视域中的归化概念，从而导致有关《红楼梦》译本的归化、异化讨论走入歧途，香港学者洪涛曾以“遭人蹂躏的译者”来描述霍克思等译者在译论者批评话语下的无声处境(洪涛 2010：1)。

3 霍译本中的“归化”辨析

霍克思在《红楼梦》翻译中有如下使译作“易懂”、“顺口”之举。如在翻译底本上，他针对原作无定本的情况采取了“不符学术规范”(Connie 1998：327)之法，即以120回程高本为主，在翻译过程中随时根据此本出现的叙述逻辑矛盾综合其他版本文字尤其是80回抄本系统的文字，以便译本有一个周全的叙述逻辑与一个完美的故事展示。而在翻译策略上，基于当时的历史语境所限，霍克思在译本的可读性上加强文学效果，随之采取了“地道英语生动再现异域文化”、“文内添译减轻通信负荷”、“以不同语种分类翻译原作人名”、“调和中英文化差异的必要改译”和“译出一切再现译本原貌”等一系列举措。传神的地道英语词汇让原本陌生的异域文学著作得以生动再现；文本内添加解释文字减轻了中英信息转换过程中的信息负荷，免去了注释在书尾所造成的“认真的读者不得不在阅读中把全书前前后后地翻动，犹如扇动一把扇子”(Hawkes 1989：285)的尴尬局面；人名翻译上的分类处理即主子用汉语拼音音译、奴仆用英语意译、宗教人物用拉丁文意译、戏子用法语意译，则是为了将西方读者“提诸如‘这是谁’一类问题的机率减少三分之一”(Connie 1998：334)，使读者接受《红楼梦》中的百来号人物时更为轻松，从而较易感受到阅读“石头故事”的乐趣；而在译文中，微调原作内容、书中各处“红楼梦”的灵活翻译、春夏的替换、东风西风的灵活处理和改红为绿及去红现象等，均旨在消减西方读者阅读中的陌生感，以西方读者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尽力传达原作的意蕴。译本完成后，霍克思又按故事情节发展将其分为5卷，每卷分取卷名，并撰写了学术份量厚重的长序及附录，广涉《红楼梦》成书与流传过程、红学的兴起及最新研究成果、《红楼梦》书名、《红楼梦》作者及脂砚斋与畸笏叟考辨、曹家家世变迁、小说中大量前后矛盾叙述的探究等话题，此外还在其中向读者交待了译者对一些疑难翻译的处理，说明译者在翻译中所遵循的原则。

总之，从翻译底本的选择到译作具体翻译策略的运用，再到译作体制编排，均是译者帮助读者以较快的速度、从较高的水准走进原作故事的有心之举，也可谓是帮助原作走向读者的归化之举，原作也因此变得“易懂”、“顺口”。难怪杨宪益就曾指出，“霍克思译《红楼梦》译得像英国小说”(杨宪益 1995：126)。从我国传统的归化概念来看，不可否认，霍克思《红楼梦》翻译确实是一种归化翻译，但并不是韦努蒂所谓的“归化”。

霍克思的“归化”是译者基于当时中西交流的现实境遇、翻译目的及《红楼梦》自身文体而采取的翻译策略。首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基本上与西方国家断绝了来往”(雷音 2007：335)，中英交流处于几乎阻塞的状态，双方不太了解，甚或十分陌生，如此艰难的交流语境要求译者在文本处理中多采取归化手段。其次，译者的翻译初衷或者说翻译目的也促使译者偏向归化手段的运用。霍克思、闵福德师徒着手翻译《红楼梦》全本“是出于对原作本身的热爱”，译者希望“能将他们所感受到的小说魅力传达一些给别人”(刘士聪 2004：11；7)，因而他注重可读性，旨在为企鹅古典丛书的广大文学爱好者“讲一个生动故事”(Hawkes 1989：159，Connie 1998：327-328)。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霍克思在翻译中采取了归化手段。最后，原作的文类也更为适合归化翻译。《红楼梦》属于中国古典小说，译者在英译时所作的是文学翻译，译作的好坏评判最终取决于基于准确性之上的译文的文学性与可读性。异化处理也许能保证原作得到完整再现，但却无法带来归化翻译所具有的文学感染力。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霍克思选择了归化翻译。虽然有些归化之举有过度之嫌，譬如译论者斥为诟病的改红为绿及去红现象，在新的中英交流语境中完全可以考虑重新修改，但大多数归化之举在当时确有其存在的必要。我们认为，如果译者明明意料到某种译法或某段译文可能会引起译入语读者误读，他却不采取任何措施而放任自流这才是一种文化霸权意识。正如孙艺风曾言，“由于文化语境的差异以及互文性资源不一致，一味地刻意保持客观和中立，反而导致误读，这种误读如果是可以预料的，而译者仍然无意提供‘干预’，就可能是受某种意识形态所驱使，属于由偏见故意而为的”(孙艺风 2004：284)。

霍克思的归化翻译属于文本内的调整，按前文的讨论应该属于语言学视域中的归化而不是后殖民视域中的概念。韦努蒂将归化与文化霸权划上等号，明确指出，“各民族对外语文本和外国文化所表现的道德态度，即对外语文本和外国文化的尊重或缺乏尊重的态度……称之为‘异化’和‘归化’”(郭建中 2008)。他在后殖民语境中所揭示的归化本质，使归化成为后殖民主义翻译批评家指责与唾弃的对象，而采用归化策略的译者也受其牵连成了译评家们的众矢之的。那么，韦努蒂归化理论自身是否是个自恰的系统？

4 韦努蒂归化理论的漏洞

认真剖析此派译论者所基于的源头理论，我们发现韦努蒂归化理论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自恰。它至少存在两大漏洞：一是“归化”的概念界定模糊，二是韦努蒂作为理念提出者自身对待归化理论的态度暧昧。

首先，归化概念界定模糊。在韦努蒂的行文中，“归化”的全称为“通顺式归化翻译”(Venuti 2004：98)，他用以概括英美文化自17世纪开始一直占主流地位的翻译方式，其特征是译文透明、通顺，译者隐形。归化是韦努蒂书中批判的靶子，其存在价值只在于它是韦努蒂重点推出的“异化”概念的对立面。何为归化？细究起来，韦努蒂给予归化的定义，笔者找到3处，但它们彼此间却不能形成一条严密的定义链。在他最早的相关著作《译者的隐形》一书中，有两处归化定义，第一处定义在开篇第一章，也即前文所引的定义，此处简单概括如下：归化即从民族中心主义出发，使原文屈从于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将作者带回国。第二处在该书过半，讨论“处于英美文化边缘的现代派翻译”话题时，韦努蒂再次解释了归化，但此处归化涵义却起了变化。原文如下：“翻译总是包含着归化过程，即由源语可理解性向目的语可理解性转变的过程。但是，归化并不等同于同化，同化是把外语文本转化为本土主流价值观的一种极为保守的方式”(张景华 2009：222)。这里，在翻译伦理上备受指责的“归化”突然回复了其为翻译中一过程的原初面貌，而原本倾倒在“归化”上的批评，韦努蒂新增了一个“同化”(assimilation)来安放。但“同化”一词在此出现颇为突兀，且与此书开篇的“归化”定义相混淆，而此书随后的行文也没有再强调“同化”与“归化”之异，真是徒增读者困惑。

3年后，韦努蒂为《劳特利奇翻译研究百科全书》(RoutledgeEncyclopediaofTranslationStudies)撰写 “翻译策略”辞条，笔者从中又发现了“归化”的定义。不过，此次，他将之前区分使用的“归化”与“同化”概念融合在一起，这样定义归化：“遵守目的语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对外语文本采取公然保守的同化手段，使其迎合本土的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同盟”(Baker & Saldanha 2009：240)。这里，“归化”俨然成了“保守的同化手段”，那么岂不又与韦努蒂第二处“由源语可理解性向目的语可理解性转变”的归化定义相抵牾？难怪澳大利亚的翻译工作者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和美国翻译理论家玛丽亚·铁木志科(Maria Tymoczko)不约而同对韦努蒂有“定义不严、论证不密”(Baker & Saldanha 2009：285)的批评。在韦努蒂理论中，“归化”准确地说只是一个作为概念的概念，所以界定前后不一，定义空洞而缺乏可操作性。

其次，韦努蒂自身对待归化、异化态度暧昧。他在《译者的隐形》中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提倡异化翻译并将归化翻译打入另册，可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即使那些归化异域文化的译文，也可以通过对本土业已确立的经典提出质疑，而对‘本土文化’进行异化性干预”(Venuti 1998：11)；而在《翻译之耻》(TheScandalsofTranslation:TowardanEthicsofDifference)一书中，他一方面将归化、异化理论推向极致，从“谋略和政治层面上升到伦理道德层面”(刘亚猛 2005)，推出“存异伦理”(ethics of difference)与“化同伦理”(ethics of sameness)，以译文加强或是削弱了本土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倾向为翻译的道德评判标准，明确提出“集纳了各种异化倾向”(Venuti 1998：81)的译文为好翻译，但另一方面，“在同一本书的其他表述中，韦努蒂就归化翻译的认识论地位及实际效果、异化翻译的真正目的、‘抵抗性译文’体现的外异性的本质等关键问题对自己的‘存异伦理’发难，从而在实际上造成了在搭台的同时又加以拆台的吊诡局面”(刘亚猛 2005：41)。据刘亚猛的分析，结合韦努蒂2000年及2003年相继发表的学术论文《翻译、社群、乌托邦》和《翻译德里达论翻译的文章：相关性及学科阻抗》，显然，韦努蒂的醉翁之意不在“用一个新的、更为‘道德’的实践范式取代一个不符合翻译伦理原则的老结构，而是通过在现有以及后起的结构中造成其‘中心’和‘边缘’不断互相‘戏动’，将‘去中心化’的过程一直进行下去”。因而，“他的理论体系虽然看上去严密一致，其内部却充满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张力。他给人一种为崇高的跨文化政治、道德理想而学术的强烈印象，然而真正驱动着他的理论实践的却更可能是后结构主义的所谓‘戏动’(play)原则和一种稍加掩饰的‘本土文化利益至上主义’”(刘亚猛 2005：41)。

我国翻译界的部分学者不顾韦努蒂理论的内在矛盾及该理论的提出原旨，径直照搬并机械套用在我国翻译作品的分析批评中，所得的结论自有其先天的偏狭、难以服众。在韦努蒂的经典案例中，将外国诗歌改译得面目全非的美国诗人庞德的译诗是异化翻译，因为他的仿古策略抵制了当时英美文化流行的价值观。英国内科医生兼翻译家诺特(John Nott)和英国政治家兼作家兰姆(George Lamb)分别尝试过全文翻译卡图卢斯作品，两位译者最显著的区别表现在对待拉丁文本中的异教性欲及有关肉体的粗鄙语言的不同态度上。韦努蒂认为，诺特原封保留原作内容的翻译是一种文化复原而兰姆的删减则是将拉丁文本同化在同时代贵族阶级的性道德改良运动中，因而他们的译作在韦努蒂眼中分别代表着异化和归化的两个极端。意大利作家塔尔凯蒂(Iginio Ugo Tarchetti)挪用外语文本的翻译手段为意大利带来了哥特式小说的新门类，韦努蒂以此例说明翻译中精心选择外语文本也是异化翻译的一类；美国诗人布莱克本(Paul Blackburn)作为科塔萨尔的代理人和译者，借助通顺的译文致力于使英语中的外国文学典律接受拉美小说，也达到了修正本土文化价值观的目的，韦努蒂认为这样的翻译也是新时期异化翻译的典范。

那么，依照韦努蒂的上述逻辑，霍克思《红楼梦》全译本究竟属于归化翻译还是异化翻译呢？如果从古词、古韵律或磕绊句法的运用来看，霍译《红楼梦》显然属于归化翻译，因为他的译语流畅易懂。但若从保留原作有关性描写的语言及扩而言之保留原作的粗鄙语方面来看，霍克思的译文又可归为异化翻译，因为霍克思并没有在此方面对原作删改。而从翻译中外语文本的精心选择带来异化效果来看，霍译也似乎更可归属异化翻译之列，因为霍克思正式着手翻译《红楼梦》在上世纪60年代末，当时英国小说创作创新之风正盛，作家普遍喜爱采用“戏拟、改编、拼凑”手法，有时甚至“不同文类自由交叉乃至嫁接融合”(李赋宁等 2001：562)。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作家B.S.约翰逊的《阿尔伯特·安杰罗》(1964)的书页有打孔，读者阅读时可以从这一部分漏到另一部分；他的《不幸的人》(1969)则完全由活页构成，读者可以随意取阅。在这样的背景下，霍克思执意向西方引荐的却是《红楼梦》这样一部讲究传统叙述技法、故事完整、细节描写真实的世情小说，这样的外语文本选择至少在客观上形成了对当时流行的西方经典小说创作的挑战。从“异化翻译……抵抗主流价值观”(Venuti 2004：148，张景华2009：165)的定义来看，霍克思的《红楼梦》译本自然应归属异化翻译。上述的分析告诉我们，韦努蒂的理论在实际的翻译批评操作上困难重重。他对所接触的每一部译本关注的焦点均在该本翻译中是否存在异化因子上。他竭力搜寻译本中的异化之处并依赖此点来界定译者的异化倾向，反之则将译本打入归化一列。这样的判断不仅过于主观而且非常缺乏可操作性，因为每个译本实际都是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的综合体，翻译是二者间的动态平衡过程。韦努蒂却以译本中存在的某一项异化事实为划分依据，极易以偏概全，其结论的合理性也大打折扣。

5 结束语：评价问题

归化概念在我国有传统语言学视域中的归化和新世纪韦努蒂后殖民视域中的归化之分，两者论域不同、本质不同，讨论译作时混用二者易造成翻译批评的混乱。韦努蒂归化概念论域狭窄，且此理论自身并非一个自洽的体系，存在归化概念界定模糊和论者论述态度暧昧等问题，我国学者盲目拿来、机械套用，其中的风险自不待言。霍克思的《红楼梦》译本中确实有不少归化之举，但此归化非彼归化，译论者如据之以上升到文化霸权意识高度的韦努蒂归化概念来为霍译本粘贴标签并大肆挞伐，实有不当之嫌。香港翻译研究者孔慧怡曾提醒，“翻译批评者自身也须要检视可能带有的偏见”(Roberts 1995：135)。应该指出，霍克思的《红楼梦》译本并没有被视为经典译作，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不大可能。译本的价值应该得到肯定，译者的经验教训也值得后人好好总结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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