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金丹 陆素菊

如何从“无序”到“有序”：新生代农民工“旅游式打工”现象解读

□杜金丹 陆素菊

编者按：如何解读“民工荒”现象这一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性矛盾及其所带来的问题，已成为近年来我国学界共同关注的课题。作为连接企业劳动力需求与个体劳动力供给之间的中介环节，职业教育与培训无疑对提升劳动者职业能力、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具体到操作层面，职业教育与培训如何应对，以有效促进该群体有序流动，仍需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新成长劳动力就业状况直接影响他们今后的职业发展。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出现的短时间内高频次变换工作的所谓“旅游式打工”现状，运用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在对这一群体的流动就业现状及其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提出促进他们有序流动的对策性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流动；旅游式打工

在我国，“旅游式打工”现象多指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过程中，出现的短时间内频繁更换工作地点和工作岗位的“短工化”现象。较早关注这一现象的是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农民工就业趋势”课题组2012年调研发现，短工化已经成为当前农民工 （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一个普遍趋势，主要表现为“高流动”和“水平化”两个特征［1］。在政策层面，针对新成长劳动力就业问题，《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国发〔2014〕40号）指出：“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加大农民工职业培训工作力度，对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完善和落实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政策”［2］，以期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与发展提供援助。如何理性看待劳动力市场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旅游式打工”现象，促进其有序流动，劳动经济学的分析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本文将以劳动力流动作为基本研究视角，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流动就业现状和原因剖析的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提出促进其有序流动的对策性建议。

一、何为“旅游式打工”

（一）流动行为

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指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与1980年前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流动性更强，主要表现为：更换工作的频次更高，单位工作持续的时间更短。有研究者调查发现：1980年后出生的农民工第一份、上一份和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分别为1.7年、1.5年、和1.5年；1991年出生的农民工第一份、上一份和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则分别只有1.0年、1.0年、和0.9年［3］，短工化成为该群体就业的主要趋势。短时间内高频次变换工作地点和工作岗位的就业现状引发质疑，这到底是“旅游”还是“打工”？

旅游是指人们为了休闲、商务和其他目的，离开惯常环境而到某些地方去或在某些地方停留，但停留时间不超过一年的活动。其主要目的不是移民或就业［4］。之所以把新生代农民工的“短工化”就业现象称为“旅游式打工”，则是因为其“打工”行为与“旅游”行为有相似之处。首先，两者持续的时间都比较短；其次，都离开了惯常环境（前者指其就业环境）；第三，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发自愿行为。但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满足其就业与发展的需要，因此，“旅游式打工”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打工现象”或“就业行为”，是劳动者为了更好地实现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而进行的工作调整［5］。“旅游”这一定义在名称上的运用则更加凸显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和“高流动性”特点。

（二）流动领域

就业行为必然涉及就业领域。《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研报告》显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共计12528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主要就业于制造业（39%）、建筑业（14.5%）、批发业和零售业（10.1%）、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10%）［6］等领域。他们或者就业于城市非正规就业部门，或者与城市正规就业部门的非正规就业领域建立起缺乏正式和稳定性的劳动关系，构成了城市非正规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7］。有研究者进一步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流入城市后主要集中就业于市场主导部门非技术劳动力市场［8］。而这一市场中的就业往往呈现出收入低，工作条件差，工作不稳定，社会保障低等等特征。

这种在市场主导部门非技术劳动力市场、非正规的就业形式使农民工处于现行的劳动制度和法律框架之外，就业条件难以得到现有劳动立法，如最低工资、社会保障福利、劳动合同、健康和安全条例以及其他相关规定的保护。资料显示，2013年外出农民工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为41.3%，比上年下降了2.6%；日工作超过8小时的占到41.0%，周工作超过44小时的达到84.7%；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0.8%，比上年上升0.3%［9］。

（三）流动轨迹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理性的劳动力市场就业主体，其流动就业行为的产生客观上是为了谋求劳动者个人效益的最大化，或者谋求工资、福利、待遇的提升；或者谋求社会身份、地位的提升；或者实现劳动者个人家庭团聚等就业心理诉求等等。这种预期的流动效益构成其流动的初始动机。但是，就业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往往使现实的就业状况与流动者的就业预期之间出现某种程度上的不匹配，难以实现预期的“向上流动”，进而再次引发流动行为。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趋向，有学者调研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倒“U”型的发展轨迹，即在前几次的流动中，流动朝向的是更好的工作地点和更好的工种，体现为垂直向上流动，但到第3或第4次流动之后，无论是流入地、职业类型、流动原因和寻找新工作的途径，都呈现了逆向选择或向下流动的特点［10］。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初期正效应占主导地位，通过流动劳动者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预期的就业效益；流动次数增加后正效应减弱，负效应的作用开始增强，频繁的流动阻碍了劳动者个人发展的实现。

二、为何“旅游式打工”

（一）从作为劳动力供给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个体来看

1.流动动机。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者相对于劳动力市场条件的差别，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产业之间、职业之间和岗位之间的自愿选择和迁移。其基本假设是：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有流动的自由选择性；劳动力的流动是劳动者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自愿迁移的行为［11］。在概念界定中，隐含了一组对应关系：自愿流动与非自愿流动。就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存在非自愿流动的就业现象。但是，相对而言非自愿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对现有就业岗位的胜任力和满意度都较高，不倾向主动辞职和流动；如果受到外部因素，如：企业季节性减产裁员等的影响而暂时失业，那么，劳动者也将会在最快时间内寻求相应岗位实现就业。可见，“旅游式打工”群体中“非自愿流动群体”所占的比重很小，更多的属于“自愿流动”，其就业流动行为是劳动者个体在利益权衡下做出的“主动选择”。清华大学的调研结果发现，超过60%的农民工因为对用工单位条件不满意而选择主动辞职。

“主动选择”的背后隐含的还有新生代农民工的“无奈”。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年龄相对较小 （初次外出就业平均年龄仅为 21.7岁），文化程度相对较高（高中及以上占33.3%）。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使其对于外部世界和自身价值有着更为开放的认知，对于职业、对于未来有着更高的期待。相对年龄较小、家庭负担较轻，使其对于职业的需求在谋生之外同时承载了劳动者对于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期待和个体休闲、自我实现的憧憬。

而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目前集中就业的建筑业等行业领域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作方式，与父辈相比并无太大差异；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支付的劳动力价格（即工资）与他们的预期也相去甚远；非正规的就业形式、基本劳动权益难以保障，客观上也加剧了职业预期与就业现实之间的鸿沟。在非正规就业者换工作的原因中，选择收入低的占40.7%，工作不稳定的占14.0%，工作条件不好的占8.1%，福利、社会保障不好的占1.3%，合同期满的占3.0%，被单位辞退的占4.1%［12］。

较高的职业预期和较低的现实职业状况撞击的结果是频繁的流动，他们把流动作为实现职业发展的一种可能途径，并且，学历越高这种落差就越大，流动的频率也相应越高。调查显示，初中学历的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时间长2.1年，高中/中专/高职学历者为2.1年，大专则只有1.2年［13］。

2.流动效益。“旅游式打工”现象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求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过程中出现的“流动就业”现象。这种“流动就业”行为本质上是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劳动力主体的自主寻优选择行为［14］。流动中虽然会发生相应的直接或间接流动成本（包括心理成本），但劳动力主体因为受到未来预期更高收益的积极影响，仍然会产生流动行为。因此，流动也可以看做是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方式。那么，通过“流动就业”他们是否实现预期收益，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预期收益？

《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显示：农民工在用工单位间的流动呈“水平化”趋势。更换工作后，虽然有42%的农民工在薪酬水平上有所提高，但仅11%的人在技术等级方面得到提高，还有15%的人在薪酬、技能和发展前景方面均无提高［15］。可见，频繁流动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短期内工资薪酬待遇的提高有一定益处，但对于其长远发展所需的知识技能水平的提升作用有限。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通过流动实现的增值是低效甚至无效的，一旦新就业岗位的工资和待遇方面的相对优势变化，就极易引发再次流动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工资待遇上的差异是劳动者能够直接感受的“真实利益”，因而对于劳动者的流动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目前集中就业的制造业、建筑业等行业大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简单的流水线操作就业岗位、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作方式客观上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弹性大、可替代性强，这一方面为新生代农民工频繁流动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其 “向上流动”。在这些行业间“水平化”的流动本就对新生代农民工长远发展、技能提升作用有限，较高的流动频次更是限制了其在岗学习提升的可能性，加深了其“习得性无助”的就业体验——对流动持一种消极的态度，认为无论进入任何行业、从事任何岗位，就业情况都相差无几。就业中出现诸如人际关系等问题后，极易通过流动行为来予以应对。

（二）从作为劳动力需求主体的企业来看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主体，只有与作为需求主体的企业用人需求相匹配才能获得最大的劳动效益。目前引起广泛关注的企业“用工荒”，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阐释：

一是“技工荒”。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企业的技术结构调整都对劳动者的素质、技术能力提出了要求，可是真正能满足需求的技术人员却少之又少。例如2013年上海机械冷加工人员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一度达到44：1，重庆建筑材料生产加工岗位的这一比率是20：1［16］。显然，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于这些技术性相关岗位的供给能力有限，通过流动进入到相应岗位的可能性也极小，这种结构性错位的产生是由劳动者能力上的不足造成的。

二是“普工荒”。《2013基层用工市场前瞻调查报告》发现，就“二代”基层打工者的就业意愿而言，有82%的被调查者表示在新一年就业时会考虑转行；就基层员工招聘难度而言，称难度增加较多的占10%，称招聘压力越来越大，难度逐年增加的占27%，称比去年更难的占23%，有62%的企业表示基层人员流动大成为企业最大的困扰［17］。可见，普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逐渐下降，他们并不愿意像父辈一样在“高工资”的替代效应下稳定就业于某一企业或某一岗位，而是有着自己对于职业意义的理解和追求。这种结构性错位的产生是由劳动者就业意愿的偏向造成的。

无论是“技工荒”还是“普工荒”，都是劳动者自身人力资本资源与企业用人需求错位的恶果。这种结构性错位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处于两难处境：既难以实现向上流动，又难以在水平流动中实现职业预期。频繁的流动成为他们对于两难处境的一种无声抗议。

三、如何实现“有序流动”

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旅游式打工”现象的出现，本质上是农民工个体在自身就业意愿和就业能力的权衡中做出的理性就业选择；“流动就业”行为本身则可以看做是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方式，是其对现有用工制度和从业方式的一种反抗或应对。但是这种“流动就业”行为因为缺乏系统的规划往往难以实现就业预期，进而再次引发流动行为，呈现出一种“无序”的流动状态。如何实现这一群体的“有序流动”，促进其职业生涯的发展，以下尝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提出对策性建议。

（一）理论层面

“旅游式打工”现象作为一种就业现象，实质上是劳动者为了更好地实现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而进行的工作调整。这种频繁的工作调整现象背后隐含着两种价值评判：一是“旅游式打工”个体对于自身职业发展路径的不明晰，他们以不断跳槽的方式来进行“工作采购”［18］，通过尝试、犯错来搜寻最适合自己技能、兴趣和习惯的工作，这种方式显然是低效的；二是“旅游式打工”个体在工作搜寻过程中，更多的是通过非正式的渠道，如：亲友的介绍等来实现人职匹配，流动初衷更着眼于当前的、显性的实际利益获取，相对就业优势的多变性客观上导致这种人职匹配呈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显然，频繁的流动无论是对于劳动者个体而言还是对于企业、社会来讲，都弊大于利。

这两种窘境的破解，一是可以通过职业培训，包括职业意识、职业技能等的培训增强个体对于职业和自身的认知，提升个体对理想岗位的胜任能力；二是可以通过正式的有组织的工作搜寻实现人职匹配，有序流动。不仅仅是注重当前实际利益的获得，同时也追加生涯发展所需技能的提升。

（二）实践层面

“旅游式打工”群体就业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被当做某一群体的特殊问题来予以对待，而必须要放置在整个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予以考量。透过“旅游式打工”现象，折射出的是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发展大背景下，进程务工农民工技能提升、生涯发展的诉求；折射出的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管理体制下，进城务工农民工权益保护、市民化发展的诉求；折射出的是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进程务工农民工个体意识的觉醒、自我发展规划的诉求。

所幸的是，政策层面已经洞察到这些利益诉求，并通过相关文件的出台来予以回应。如，就业方面：积极开展农民工就业技能提升计划，加快发展农村新成长劳动力职业教育，完善和落实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的政策；管理方面：规范使用农民工的劳动用工管理，保障农民工工资报酬权益；生活方面：逐步推动农民工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有序推进农民工在城镇落户［19］等。这些都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有序就业提供了可能性。

综上所述，“旅游式打工”现象本质上是一种劳动力流动现象，是新生代农民工在与生产资料结合的过程中进行的工作调整。“流动”作为其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目的是为了谋求劳动效益的最大化，实现劳动者职业生涯发展和个体价值，但是“高频次”且“水平化”的流动形式，阻碍了其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难以实现职业预期。从原因分析来看，这一现象是新生代农民工在自身就业意愿和就业能力的权衡下做出的“主动选择”，但这种选择同时又是“无奈”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位使其陷入了频繁流动的怪圈之中。从长远来看，这种“旅游式打工”的流动就业现象会发生变化，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都使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但是就具体操作层面，职业教育与培训如何应对，以有效地促进该群体有序流动，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1］［3］［13］［15］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 ［EB/OL］.实践与文本网，2012-02-14.http：//www.ptext.cn/home4.php？id=4538.

［2］［19］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国发〔2014〕40号）［EB/OL］.中国政府网，2014-10-07.http：//www.hxrw.net/news/htm l/2014/ 10/20141007001554.html.

［4］张凌云.国际上流行的旅游定义和概念综述——兼对旅游本质的再认识［J］.旅游学刊，2008（1）.

［5］［18］高传胜，高春亮.劳动经济学：理论与政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180-183.

［6］［9］国家统计局.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 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 512_551585.html.2014.05.12.

［7］李军峰.中国非正规就业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9）：112-124.

［8］李枝倩.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型［J］.南开经济研究，2007（1）.

［10］符平，唐有财.倒“U”型轨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J］.浙江社会科学，2009（12）.

［11］杨河清主编.劳动经济学（第三版）［M］北京：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93.

［12］任远，彭希哲等.2006中国非正规就业发展报告［R］.2007.

［14］何承金主编.劳动经济学（第三版）［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95.

［16］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2013年第一季度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EB/OL］.中国就业网，2013.04.12.http：//www. chinajob.gov.cn/DataAnalysis/content/2013-04/12/ content_803270.htm.

［17］2013基层用工市场前瞻调查出炉［EB/OL］.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2013.02.21.http：//www.chinahrd. net/article/2013/02-21/130578-1.html.

责任编辑 肖称萍

杜金丹（1991-），女，河南三门峡人，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与培训；陆素菊（1963-），女，江苏南通人，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培训与就业。

G710

A

1001－7518（2015）31-00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