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保健

（遵义师范学院政治经济与管理学院，贵州遵义563002）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通过遵义会议决议，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决议》明确指出：博古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1]“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决议》同时系统地阐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集体创造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战略战术原则。《决议》指出：红军正确的战略战术，应该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而不是分散兵力。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是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而不是冒险主义等等。这些战略战术原则的总结，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思想的第一次系统概括。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指挥红军的作战方式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的，最后领导红军成功地完成了长征，长征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宣告结束。

一、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作战方式的变化

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给濒临绝境的红军带来了转机。过去红军是边打边走，部队不管走或住，处处都受到敌人牵制。加之部队大搬家，机关臃肿，辎重累赘，走也走不动，打也打不好。而今是走得利索，打得痛快，只有恢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思想才能取得这样的效果。在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就从斗争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形势下的游击战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些原则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中，通过实践又得到了发展。

1.土城战役中毛泽东指挥红军作战方式的变化

土城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红军主动求战的第一仗，也是四渡赤水战役的发端。经过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血战湘江的惨烈失败之后，遵义会议推举出了能够带兵打仗的毛泽东，红军战士感到欢欣鼓舞，回想以前在江西苏区的四次反围剿打得痛快的经历，指战员都希望毛泽东出山能够一举成功。但是，毛泽东同志指挥的土城战役却给红军带来较大损失，在土城战役中红军伤亡3000余人[2]，红三军团长欧阳鑫、红一团团政委赵云龙同志牺牲。在土城战役中我军没有消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的损失，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主要的原因是：第一是敌人的情况没有摸准确，以为是四个团，实际上是六个团，而且敌人还有后续部队；第二是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认为川军和黔军的战斗力差不多，结果完全不一样，川军的战斗力比黔军强多了。

由于毛泽东指挥红军及时渡过了赤水河，摆脱了敌人的追踪，改变了被动局面，使红军变被动为主动。毛泽东指挥军委纵队把笨重物资投入赤水河中，三军团也把笨重的山炮扔进赤水河，带着这些笨重的行李，红军的行动笨拙并且容易暴露部队的行踪。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如了，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了。

在土城战役中开始对敌人兵力的判断不准，军事计划与战争实际情况不一致。发现问题后，毛泽东及时提出改变计划，撤出战斗，渡过赤水河，是完全正确的。这是毛泽东运用辩证法的锐利武器，从不利的战局中寻找有利因素，化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转败为胜的卓越指挥范例之一。

红军于1935年2月7日撤出叙永，西进扎西，避敌锋芒，暂得休整。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冷静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敌人已经加强了长江沿岸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向中央红军扑来，再按照遵义会议决定的北渡长江计划，已经不可能了，如不加以改变，将在长江边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会议决定放弃原定计划，再次确认了在川滇黔边创立根据地的设想。

2.遵义战役中毛泽东指挥红军作战的成功之处

中央军委在扎西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了战略方针等问题。毛泽东总结了土城战斗的教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要用敌变我变的原则指导红军的行动。他说：我军的战线是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这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应该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去。转移到哪里？转移到黔北去。为什么？因为我军的北上，已经造成了敌人的过失，那就是敌人的主力和注意力都调到川南一线来了，黔北比较空虚，我们应该利用敌人的过失，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长，去主动地消灭敌人。毛泽东提出的“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得到与会同志赞同，因此，会议作出了中央红军在黔、滇边区实行机动作战的决策。

3月1 日，遵义战役胜利结束，3万红军在军委和毛泽东的指挥下，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连续作战，连战连胜。遵义大捷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重振了红军的军威，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士气。

从扎西到遵义战役的一系列战略战术的成功运用，显示了毛泽东指挥红军作战方式的威力。中央红军扎西集结，保存兵力，为各个击破敌人作好了准备，同时也吸引了大批敌人西调，造成了黔北空虚。毛泽东正是抓住这个机会，指挥红军赢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胜利，给红军指战员带来无比的鼓舞和希望。

3.坚决反对攻打“打鼓新场”，显示毛泽东高超的战略思想

3月10 日凌晨，一军团给前敌司令部发来一分急电：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总书记张闻天决定召开紧急会议，对林彪的建议进行讨论。朱德在会上说道：“林聂的建议，我们似可考虑。打鼓新场是通向黔西的必经之地，如果攻占了这个战略要地，对我们西进极为有利。”朱德的观点起了关键的作用，大多数红军指战员都认为林彪的提议是可行的，于是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

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认为，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进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大部分兵力即5个纵队，进攻一开始就有迅速被敌人围攻的危险，甚至可能招来灭顶之灾。

为了红军的安危，为了中国共产党苦心培养多年的革命力量能保存发展，毛泽东不能苟安，他必须说服周恩来，制止这场以卵击石的打鼓新场战斗。周恩来的态度在军内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转变可以影响许多人。毛泽东半夜亲自到周恩来的住地，说服了周恩来并且一起说服了其他同志，关键时刻毛泽东又一次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事实证明毛泽东在指挥上确实技高一筹。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及时制止了这个错误的军事行动，调回了向打鼓新场方向进军的红军。张闻天作为总负责，在这场风波中似乎是理直的，而毛泽东虽然是少数，他敢于力排众议，坚持真理，也是难能可贵的。幸好周恩来、朱德的大局观和责任心，化解了这场风波。少数人正确的意见被多数人否定，这非常容易犯下难以挽回的错误，因此后来毛泽东特别“注意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二、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军事指挥地位的变化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他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在发生着改变。

1.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重新回到党和红军领导岗位

遵义会议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为“最高军事首长”。尽管周恩来等一直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军事，但是会议仍然决定中央的军事大计由周恩来最后决定。常委明确分工“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就是说周恩来是“负责者”，毛泽东是“帮助者”，是周恩来的助手。说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周恩来的地位是高于毛泽东的。遵义会议以后实际上形成了张闻天取代博古成为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导人，周恩来掌握军权，毛泽东进入常委的领导格局。这是遵义会议在组织上的一个重大成果。

2.土城战役毛泽东成为红军指挥作战的主要出谋划策者

遵义会议后红军准备从川南一带渡过长江到四川去发展建立根据地。1935年1月27日当红军到达土城的时候，川军尾随红军也来到土城附近的青杠坡，毛泽东根据敌情决定在青杠坡打击川军。战斗打响后，他发现从人数和战斗力方面我们都低估了川军，在红军蒙受一定的损失后，他毅然决定西渡赤水河，到川南去休整。这个时期毛泽东是指挥红军作战的主要出谋划策者。

3.苟坝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成为红军作战的实际指挥者

3月1 日红军在遵义大捷，3月4日，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联名致电各军团长：“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任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特令遵照。”任命毛泽东为前敌政委，意味着他的地位已经从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上升为前线军事指挥上有军职、有实权的领导人了。

3月12 日的苟坝村新房子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决定成立指挥红军的“新三人团”。这是遵义会议在苟坝的继续和完善，也是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军事战略家，正式走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指挥舞台的日子。新的三人团是中央红军在战争环境下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是军中最高统帅部。这个统帅部是以周恩来为团长，以毛泽东为核心，以王稼祥为成员的。实际上毛泽东在三人团中起着核心主导的作用。表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进一步为全党、全军所接受，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毛泽东这时虽然还不是“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组长，这时他的指挥权也不十分稳固，可是，从这一天开始，遵义会议关于组织调整工作就算大体完成了，毛泽东从此稳掌军中指挥大权，一步步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有一个过程，遵义会议走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苟坝会议确立了新“三人团”，解决了遵义会议取消最高“三人团”之后，党政军权力的最后确立问题。遵义会议之前，“三人团处理一切”，就是说最高三人团是当时党、政、军的领导核心和最高权力机构。而遵义会议没有解决党、政、军最高权力一体的问题。战争时期，军事是最高政治，军队指挥权就是最高权力，因此，毛泽东进入新“三人团”，这时的他身兼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政（苏维埃主席）、军（新三人团）要职，此刻没有任何一个人具备这样的资历，这就标志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的结论有了切实依据。

新“三人团”在中央红军长征战争环境中，无疑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是举足轻重的核心组织，是军中最高统帅部。苟坝会议真正开创了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制度，使党内生活走上了规范化道路。新“三人团”的成立，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开始形成，表明了毛泽东在新的中央地位的确立完全是我党自己确立的，是我们党政治上走上成熟的重要标志。新“三人团”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三、毛泽东指挥红军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思想转变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的第一仗是土城战役，土城战役是典型的阵地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实行阵地战总是要吃亏的，第五次反围剿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进行长征，土城战役红军伤亡3000多人，红军被迫渡过赤水河，把敌人抛在赤水河以西。

这时的毛泽东执行的不是李德、博古的教条主义盲动政策，而是审时度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可喜的是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原则又回来了。毛泽东的伟大不在于每算必准每仗必胜，它的灵魂在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任何谋略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包括刚刚结束的遵义会议关于北渡长江的决议，因为与实际情况不符，也进行了调整，这就是活生生的实事求是。

要真正改变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变被动为主动，红军主动出击，使攻守易势。可说来容易做来难，敌强我弱，敌众我寡。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出其不意。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具体来说就是：一是行动的突然性，二是行踪的飘忽性，三是动作的敏捷性。只有这样才能迷惑对方，利用对方的判断失误，打乱对方的整体部署，然后出其不意地摆脱他们。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在毛泽东同志及中央军委的指挥下，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彻底改变了那种被动挨打的局面，生龙活虎，在数十万敌军之间，迂回穿插，运动自如，调动了敌人，打击了敌人，充分显示了运动战的巨大威力。

四、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作战取得的战绩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指挥红军作战由阵地战转向游击战的作战方式，使红军在运动中尝到胜利果实，这阶段红军主要取得了以下作战胜利成果。

1.遵义大捷是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遵义战役是从1935年2月25日至3月1日，为期5天，包括娄山关战斗、二占遵义、老鸦山战斗以及乌江追击战等系列战斗组成。[3]从重夺娄山关拉开遵义战役序幕，整个战役激战5天，消灭了从湖南一直尾追中央红军的蒋介石所谓王牌军吴奇伟部的两个师，黔敌王家烈部的8个团，毙伤敌人三千，俘虏二千，缴获步枪一千枝和子弹十万发。国民党新闻机构承认受到“极其重大的损失”。这是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沉重地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红军革命斗志。

2.四渡赤水把川军的主力部队吸引到川南的长江北岸。四渡赤水战斗中，毛泽东摸准了蒋介石想在西南地区围歼红军，阻止其北上的意图，几次装出要渡江北上的样子，调动了蒋军和各地军阀，等敌军主力逼进红军时，红军又出其不意地从敌军的空虚地带取道相反方向，从而成功地甩掉了敌人追兵，最终跳出了包围圈。毛泽东声东击西、隐真示假的手法，不仅在调动红军自己，也在拨弄着蒋介石的算盘。被红军全军大佯动弄昏了头脑的蒋介石预期红军将采取新的行动，穿过贵州本部，向长江挺进，他判断：红军主力去了川南。因而调动了他的部队，布置在川南长江沿岸。

3、佯攻贵阳把云南的主力部队调到了贵州，使红军得以巧渡金沙江。为了全歼红军，蒋介石亲自从重庆到贵阳指挥剿灭红军，当红军四渡赤水后，直逼贵阳，蒋介石身边兵力空虚，为了自身安全，他只得把云南孙渡部队调往贵阳，这样云南境内兵力空虚，为红军让开了路，为巧渡金沙江创造了有力的条件。

红军到了云南能否渡过金沙江取决于两个条件：迷惑敌人，两次让蒋介石摸不透毛泽东的意图，加速行动，争取顺利渡江。毛泽东指挥一部分红军佯攻昆明，主力部队直奔滇西北地区，为渡金沙江作准备。由于毛泽东指挥若定，使得红军顺利实现渡江计划，走上北上抗日救国的道路。

遵义会议标志着我们党从幼年走向成熟，这种成熟是全方位的，而其中主要是从指挥红军作战的思想上，是游击战和运动战取代阵地战的成功，更是中国共产党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成功。

[1]吴德坤.遵义会议资料汇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8-9.

[2]陈保健.红军在土城战役中的得与失[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1，（5）：24-26.

[3]黄先荣.长征与遵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26-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