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琼

（周口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周口466001）

作为唐宋派的主要代表作家，唐顺之在《答茅鹿门知县》中提出的“本色论”无疑是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观念。然而，时至今日，对这一论点产生的时间、背景仍没专文论及，甚且对其具体内容的剖析、评判，也时有不尽如人意、不妥帖之处。今不避固吝，试考辨、剖析如下，以期能有所助益。

一、《答茅鹿门知县》撰作时间及背景

《答茅鹿门知县》的撰写时间，可从两点考证:第一，书信称茅坤为“知县”。嘉靖十九年（1540）三月，授茅坤青阳令；六月，茅坤赴官，然只任65日便因父丧而“东归”。这之前茅、唐二人并无交往、过从的记录，因此唐称茅“知县”，当是对其丹徒令一职的称呼。唐顺之长茅坤5岁，从嘉靖八年（1529）中会试、殿试后，就一直在京任职；而茅坤在嘉靖十七年参加会试前，一直在其家乡归安一带活动，也基本上无法与远在帝京（北京）的唐顺之有过多的交往，答信中“时得一面晤”也直接表明了这一点。第二，文中“鹿门东归后，正欲待（疑为‘持’字）使节西上”一语，也是判断的关键。茅坤任青阳（今安徽省青阳）知县，因归老家（浙江归安，今湖州）奔父母丧，正吻合唐顺之所说的“东归”；而服阙，选补丹徒县令，在唐顺之的极力劝说下赴任，也自称得上是“使节西上”。“使节”，是文雅的称呼，指镇守一方的长官所拥有的节，即嘉靖二十三（1544）年二月茅坤赴任丹徒令。第二年冬十二月，茅坤即召为礼部仪制司主事；未几，徙吏部稽勋司主事。因此，“正欲”二字，恰表明茅坤在唐顺之的劝说下，正要动身。据此一点，则《答茅鹿门知县》当作于嘉靖二十三年二月就任前的一段时日，即旧历二十二年年底，唐时年38岁。

又，据茅坤自己撰写的《丹徒纪事》:“壬寅（嘉靖二十一年）服阙，癸卯（嘉靖二十二年）秋始及谒选补丹徒。”又言“予时以哭先人之丧过瘠，病怔忡，日怖死，业欲毁檄矣。友人唐司谏过予强之，且曰:‘君非死病也，君特耗心血而怖耳。……丹徒多名医，君姑之官而医，医不效，投牒自免未晚也。’予以明年二月之官”。就是说，二十二年秋始选补丹徒令，但不欲就，是在唐顺之的极力劝说下始就任，“过予”一词说明是唐顺之亲自从自己的家乡武进赶到湖州去劝说的，而之前唐也要耳闻其事，这都势必要滞后一段时日。

还能考知的是，另一表明“本色”论的书信《与洪方洲书》，其写作时间略滞后于《答茅鹿门知县》。这是因为《与洪方洲书》中提及的三点:一是，“向曾作一书与鹿门论‘文字工拙在心源’之说”，既然称“向曾作”，时隔就不会较长；二是，“四十余年业障一时顿销”，既然是“余”字，也不会多到哪去；三是，“又以病不能行庆吊、应人事”，正应唐顺之中年以后体弱多病的记载。所以，正在这一时期，可用来一并讨论其文学思想。

唐顺之的文学思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过几次迁跃。嘉靖十二年前，“素爱崆峒诗文，篇篇成诵，且一一仿效之，及遇王遵岩（王慎中），告以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亢硬也。唐子已有将变之机，闻此如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矣。故癸巳（嘉靖十二年）后之作别是一机轴，有高出今人者，有可比古人者”[1]。唐顺之时27岁，由主秦汉转为宗唐宋。到40岁前后，又发生了一次大的转变:

年近四十，疾疢忧患之余，乃始稍见古人学问宗旨只在性情上理会，而其要不过主静之一言，又参之养生家言，所谓归根复命云云者，亦止如此。是以数年来绝学捐书，息游嘿坐，精神稍觉有收拾处。然宅舍摧塌，修补为难，譬如败家荡子，早年纵浪于声色狗马，糜费百端，及至转头而囊箧枵然矣。（卷五《寄刘南坦书》）[2]

仆素迂愚人耳，然不敢不谓有志于学也。自年近四十，则心益苦。盖尝参之闭门静坐之中，参之应接纷扰之中，参来参去如是者且十年，而茫乎未之有得也。虽其茫乎未之有得，而隐约之间，若或有一罅之见焉，则亦不敢自昧也。（卷六《与聂双江司马书》）

年近四十，觉身心之卤莽而精力之日短，则慨然自悔，捐书烧笔，于静坐中求之，稍稍见古人涂辙可循处，庶几补过桑榆，不尽枉过此生。（卷七《答蔡可泉书》）

这些书信，都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年近40时的人生感慨和况味。概括而言，其转变的直接诱因有二:第一，嘉靖十九年（1540）冬十二月（其时唐已34岁），因上疏来岁朝正后，皇太子出御文华殿，受群臣朝贺而惹怒世宗，唐顺之被夺职为民。不得已，出都家居，卜筑阳羡山中。此际唐顺之的心情自然不能平静。第二，疾病缠身。其《答茅鹿门知县》即直称自己为“槁形灰心”之人，说“欲待秋冬间病体稍苏”，方才能有一些举措，了却三年来的“文字债”。为此，唐顺之一方面“闭门静坐”，静养生息；一方面“参之养生家言”，倾向学道，《与洪芳洲书》就提到“承抄道书”，其所抄的道书，也即下文说的“《丘长春语录》《马丹阳语录》”，唐顺之甚至还特意嘱托洪方洲留意“于藏经中检出”别的刻本。这种心境下参悟，“乃始稍见古人学问宗旨只在性情上理会”；于是，幡然醒悟，“慨然自悔，捐书烧笔，于静坐中求之，稍稍见古人涂辙可循处”。对此，唐顺之自谦为“一罅之见”。这种见解，实际上就是他在《答茅鹿门知县》中直言的“本色论”。

二、“本色论”具体内涵

嘉靖二十三年，唐顺之居中调停茅坤与其顶头上司镇江知府林华（字廷彬，号巽峰）之间的矛盾，这也即唐鼎元《明唐荆川先生年谱》说的:“林与茅不相能而并善于公，公深疑于两贤之不相厄，恳恳以下交之说劝之巽峰，而复以上交之说为鹿门告。”既然能以私交居中调停，可见唐、茅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自是比较亲近。因此，在私密性的信件的商讨中，自可吐露其真实的见解。另外，这一时期，唐罢官家居，茅居父母丧，都比较有闲暇时间来商讨。

茅坤先有《复唐荆川司谏书》，提出“为文不必马迁，不必韩愈，亦不必欧、曾，得其神理而随吾所之，譬提兵以捣中原，惟在乎形声相应，缓急相接，得古人操符致用之略耳。而至于伏险出奇，各自有用，何必其尽同哉！”[3]文章必称道司马迁、韩愈、欧阳修、曾巩，即两汉、唐宋，这实际上正是风声正盛的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的观点，“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朔流唐代，擅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4]。当然，也是40岁以前的唐顺之——“唐宋派”的主力所主张的观点。对此，茅坤心有疑惑而书信质疑。文章如何宗法，显然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关键问题。唐顺之明显意识到这一点。但此际的唐顺之，经历过仕宦风波和疾病缠身，也显然不再是青年时的意气风发、昂扬奋进，而是历练、沉静多了。某种程度上，可说已放弃了宗唐宋的主张，转而倡导“本色”了。这当然是一个逐渐升华、深化的过程。第一封答信中，唐顺之强调未可拘于一地一时之论，即秦中、剑阁、金陵、吴会的形胜各有所长，有“举天下之形胜亦不能尽，而卒归之于造化者有之矣”，因此，要“以精神相山川”，具“法眼、道眼”，切勿“以我吴人而吴语”，局限于地域的限制，甚或做井底之蛙。显然，唐已着眼于整体，强调“精神”，不再孜孜于某一具体之地，即具体的作家、作品了。第二封信中，唐直接提出“本色”的观点，为全面剖析，不妨多引几句:

至如鹿门所疑于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则有说。……其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谓一切抺杀以文字，绝不足为也。盖谓学者先务有源委本末之别耳。……只就文章家论之，虽其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此。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疎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专专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番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诗为谕，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髙也。自有诗以来，其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者，无如沈约，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读其诗，秖见其捆缚龌龊，满卷累牍，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何则？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

在唐看来，此际所探究的，已非仅限于“求工文字”；就是说，已越过单纯的寻求文字之工的阶段，而意在探寻文章生色的本源，即需知“源委本末之别”。因为文章家所言的“绳墨布置，奇正转折”，在唐看来虽“自有专门师法”，却因缺乏“精神命脉骨髓”而流为下乘。下文中批评“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的沈约“本色卑”也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文章生色的本源在于什么呢？即有“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各自其本色而鸣之，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或者说源自“本色”。如能做到这一点，作者断言，“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疎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否则，只能是“影响剿说”“盖头窃尾”而不达其旨，最终是作品的“湮废”不彰。不过，本色中还有高、卑的问题，如果“真”，有“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就是本色高，如陶渊明般高洁纯真者，即便不苦心经营技巧、章法，“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亦能写出一流的作品，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至若沈约，一味地刻意经营，纵使“苦却一生精力”，“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其诗仍不免“捆缚龌龊，满卷累牍”，难以写出传诵千古的名句。此处的“真”有必要再补说一下。“真”与“伪”相对，也即卷五《寄黄士尚》中所言的“洗涤心源，从独知处着工夫，待其久而有得”，达到“青天白日不欲不为之初心”。这种“初心”的观念，实源自王阳明的心学，其直接的影响则是与之交好的王畿，嘉靖十一年（1532），时在京任吏部稽勋、考功主事的唐顺之晤见王畿，“部中首举公（唐顺之）为编修，校对累朝实录。……时则王龙溪以阳明先生高第寓京师，公一见之，尽叩阳明之说，始得圣贤中庸之道矣”[5]。又，黄宗羲《明儒学案》将其列入“南中王门学案”，谓“先生（唐顺之）之学，得之龙溪（王畿）者为多，故言于龙溪者只少一拜”[6]598，均可见唐顺之浸淫王学之深。或者说，“本色”即作家真实的、本原的、天然的人格，是作家“自我”的真性情。所谓作家“本色”，表现为真知灼见、真情实感和真切意境。作家为文就应直写胸臆，意出于己，自然表露，不意矫饰。

那么，如何达到“本色”呢？在卷七《与洪芳洲书》中具体表明了他的观点:

盖文章稍不自胸中流出，虽若不用别人一字一句，只是别人字句，差处只是别人的差，是处只是别人的是也。若皆自胸中流出，则炉锤在我，金铁尽镕，虽用他人字句，亦是自己字句，如《四书》中引书引诗之类是也。愿兄且将理要文字权且放下，以待完养神明，将向来闻见一切扫抺，胸中不留一字，以待自己真见露出，则横说竖说更无依傍，亦更无走作也，何如何如？向曾作一书与鹿门论“文字工拙在心源”之说，兄曾见之否？

又，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直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使后人读之，如真见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谓本色，此为上乘文字。

首先，要“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平心静气，抛却杂念，特别是俗世孜孜以求的“较声律、雕句文”，“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才可能进入一种灵明的境界。合而言之，即是“以天机为宗，以无欲为工夫”[6]，要修养心性，具体的做法就是“且将理要文字权且放下”，“胸中不留一字，以待自己真见露出”，澄心静虑，心境高旷。一句话，“文字工拙在心源”，归结到“心”上。

其次，要“直写胸臆”，“如真见其面目”，即便是用别人字句，也要“炉锤在我，金铁尽镕”，“虽用他人字句，亦是自己字句”，达到“若皆自胸中流出”、自然的境地。这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前代丰厚文学遗产的问题。唐顺之27岁以后，由主秦汉转为宗唐宋，但不管怎样，还是肯定前代的文学作品。但此际，唐已是更多地强调法自然，强调自胸中自然流出。为此，唐在评洪方洲的文章时就说“读兄所寄如《祭侯侍郞》等诸文及诸诗，皆雄深有力，胜于旧作足征多蓄之效。至《送鹿园》文字，虽傍理路，终似蹈袭，与自得处颇无交涉”，突出“多蓄之效”，能使文章“雄深有力”；而一旦依傍理路，就有蹈袭旧文的嫌疑，而与“自得”无涉，即文思不能自然流出，而终涉卑下。

三、“本色论”提出的意义

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兴起于弘治、正德年间，据上引《明史·文苑传序》，其推崇的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强调“学不的古，苦心无益”，“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李梦阳《与周子书》）的辨别音声、句法、体制的格调说；实际上，如果一味模拟，食古不化，必然会削弱文章真实性情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唐顺之——这位一度是明代八股文的大家[7]，抛却八股所必需讲求的音声、法度，也抛弃时风正盛的文学复古运动所标举的模拟秦汉、盛唐诗文，拈出“本色”一词，强调“真”，“直据胸臆，信手写出”，要“具今古只眼”，有“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无疑具有较大的矫正和积极意义。但是，其失也在于此，因为“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完全忽略、离弃雕饰、匠心，只能是文学色彩和价值的丧失。其结果，可能就只是其所自言的“率鄙陋无一足观”了，“其为诗也率意信口，不调不格，大率似以寒山、《击壤》为宗，而欲摹效之而又不能摹效之然者”（卷六《答皇甫百泉郎中》），了不成语了。而且，唐顺之走得更远，甚至因此否定文学存在的价值，如唐顺之《与洪方洲书》中言的“鄙人无意于文数年矣”；《复唐荆川司谏书二》也说“仆三年积下二十余篇文字债，许诺在前，不可负约。欲待秋冬间病体稍苏，一切涂抹更不敢计较工拙，只是了债。此后便得烧却毛颕，碎却端溪，兀然作一不识字人矣”等，又不免显得偏颇、激进了。

唐顺之的“本色论”倡导“洗涤心源”，认为“文字工拙在心源”，注重作家主体精神的开掘，对徐渭“本色论”、李贽“童心说”，乃至公安派“性灵说”，都不无潜在的影响；晚明“公安派”文学创作追求性灵，主张文学创作应表现作家的个性情趣和真情实感，在一定程度上正继承了唐氏“本色论”的观点。但是，由于濡染、浸润了较多的王氏心学观念，强调“无欲”的工夫，“使一些私见习气不留下种子在心里”（卷六《与蔡白石郎中第二书》），其“本色”论由此涂抹上了一层极为浓重的心性主义，未免堕入了虚、空的境地。

[1]李开先.荆川唐都御史传:李中麓闲居集卷十[M].明嘉靖至隆庆间刻本:161.

[2]唐顺之.唐荆川文集:卷五寄刘南坦[M].明万历元年（1573）纯白斋刻本.

[3]复唐荆川司谏书:茅坤白华楼藏稿卷一[M].明万历间递刻本:289.

[4]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传序[M].北京:中华书局，1974:7307.

[5]李贽.荆川唐公传:续藏书卷二十二[M].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王若屏刻本.

[6]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二十六南中王门学案·襄文唐荆川先生顺之[M].北京:中华书局，2008:598.

[7]明史:文苑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7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