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黎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吉首416000）

影视作品中湘西土匪形象的艺术构建：从审丑风格到多维审美

梅黎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吉首416000）

“审丑”与“审美”都是现代美学研究范畴内的重要话题，作为审丑艺术出现的土匪形象不只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对象，它唤起人们一种否定性的审美体验。湘西影视剧对土匪形象的艺术构建，从美学角度进行了从审丑到多维审美的理论与实践，侧面展演了湘西的地域文化，宣扬了湘西独特的、美好的形象。

影视；湘西土匪形象；审丑；审美

一、审丑与审美的辩证关系

1750年鲍姆嘉通的《美学》的出版，标志着美学学科的诞生，此后，1853年卡尔·罗森格兰兹的《丑的性感学》与1857年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的发表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丑的哲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美学与丑学诞生的时间前后相隔一个世纪，可见丑学是在美学的壁垒中诞生的。接下来的100年，也就是1850―1950年，丑学得到蓬勃发展，甚至盖过美学的发展进度。丑学以其“节奏沉稳历练”、“风格柔韧灵便”（即无学不入）、“形制有在无在（即形同无在，实则无处不在）”[2]学科发展特点，与美学几乎分庭抗礼，特别是哲学领域。因此，审美与审丑是人类文化的双胞胎，在终极处是没有正负、高下、好坏等特别的差异，审美是人类文化较早的思维范式，审丑是在审美这个“单一裁判标准”无法解决复杂问题的时候才出现而已，晚于审美。从二者的关系来看，审丑与审美是一对矛盾统一体，正如和谐与差异，好与坏，是无法分开的稳固关系。丑衬托美，丑折射美，丑是美的参照对象，没有丑就无所谓美，没有美也就不存在丑。审丑与审美的理论在湘西土匪的影视艺术建构中得到了有效运用和解读，从审丑中审美，以丑衬美，实现了多维审美，影视中的土匪已经演绎成为湘西独特的地域文化。

二、土匪作为“土与丑”的存在符号

湘西土匪是湘西地域文化、历史、经济、政治的缩影。位于湘鄂渝黔四省边区的湘西，偏僻、多山、贫穷、少数民族居多、生性彪悍，历史上是政府重点监控地区。湘西土匪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地域的土匪一样，主体是农民阶层，他们往往是因为战乱、自然灾害、繁重的苛捐杂税等被“逼上梁山”落草为寇，有些土匪亦匪亦农，与其耕作的土地是难以分割的。湘西土匪大多来自本地村寨，对本地的环境非常熟悉，具有较强的“地域性”或者“本土性”。湘西土匪一般没有经过正规教育，区别于知识阶层，文化背景差，是一群乌合之众。土匪入伙为匪的目的是为了生存，而手段是使用暴力打家劫舍、烧杀掳掠，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和危害性，因此，土匪违背主流文化，被视为丑的符号。

湘西土匪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早期的剿匪影视题材影视作品《乌龙山剿匪记》、《武陵山剿匪记》、《湘西剿匪记》中被片面理解和书写，被标上土的和丑的符号。尤其以《乌龙山剿匪记》为代表，在片头就指明“献给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先烈们”，它以记录片的形式构建解放军“军民一家亲”的光辉形象。剧中解放军与土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审美价值取向直白、简单、明显。因此，在影视剧极其匮乏的当时，《乌龙山剿匪记》几乎家喻户晓，成为热剧，也成为较早介绍湘西的影视剧。

湘西剿匪题材影视作品中解放军与土匪是整个故事的矛盾主体，前者是拯救百姓的“英雄”，后者是危害百姓的“公敌”，简单的叙事方式，造成了观众片面的审美判断。这种片面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观众对湘西地域的狭隘审美，湘西被冠以“穷”“僻”、“匪”、“蛮”等形象符号。二是观众对湘西的人产生了片面的判断。剿匪剧中解放军基本上是独立作战，并没大量发动地方群众，少有协助解放军剿匪的百姓，其中田嫂也是小土匪的老婆，她的代表形象是不仅没能给地方百姓带来名声，反而让观众误认为湘西男人大多是土匪，并且告诉观众湘西土匪的主要来源是地方百姓，造成了受众对与土匪同源的湘西人民印象的片面认识。这些印象给湘西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3]

湘西剿匪影视剧中的土匪，以土匪作为土的丑的符号与解放军正义的美的符号进行对照叙事，充分表征了土匪土和丑的特征，这种审丑艺术唤起大家否定性的审美体验。

三、“化丑为美”的审美观照

如果说“美”是能给人带来心理愉悦、轻松、舒畅、高兴的感受，那么“丑”无疑则会让人感到恐慌、厌恶、嫌弃、甚至仇恨。联系《美学原理》来看，“丑”的定义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美学概念，它与“美”相对，是指人与客观事物在社会实践中历史地形成的一种否定性关系。赫拉克利特认为“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4]丑和美是相对的，其美学意义也具有相对性。在现实生活中丑往往暗含着扭曲、畸形、衰老、不健全，给人们带来的是厌恶、焦虑、不安的审美感受。然而，丑一旦进入了小说、影视等艺术作品中，成为审美对象，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湘西土匪作为“土与丑”的存在符号在影视作品中扮演着丑的角色，编导通过对湘西土匪“土与丑”的刻画，揭露了现实生活非人性的一面，这是令人厌恶、与人对立的异化世界，是一种负面的生存意义。湘西土匪的“丑”指明了人不应该如此，这也就意味着肯定了正面的生存意义，即生存应该是美好的，和谐的，令人欢快的，而这种肯定正是通过对湘西土匪丑的否定来获取的。心理学表明：人对于丑的心理反应是十分复杂的。当湘西土匪以面貌丑陋、生性凶残等丑的形态出现在受众面前时，受众产生的各种负面审美情感通常会获得某种审美快感、渴望重建和谐的心境。正是由于丑所引起的审美不是直接的，才引起受众的理性思考，摆脱肤浅的直观，真正触及现实。因此，就受众的立场而言，湘西土匪以被污名化、被妖魔化的影像符号成就了影视艺术表现丑的合法性和独立性：一方面，湘西土匪“丑”的展览强烈刺激了人们的感官，它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尤其是对畸趣的奇怪需要；另一方面，湘西土匪“丑”的描写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变异性，启发了当代人对人性等诸多问题的反思。在多元化的诉求中，编导对湘西土匪的刻画不再停留在凶残、暴力、烧杀抢掠等肤浅的“丑”的卑劣行径上，而是把重点从“丑”过渡到“美”，即融入了土匪英武刚勇等品质以及在善的引导下，土匪如何实现人性的复归，这样的人物描摹已经跳出了单一的叙事模式的传统套路，受众的角度也就自然而然地从“审丑”演变为了“审美”。

影视中的湘西土匪在艺术加工后，如今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审丑美学领域已经被冲淡了丑恶的性质，上升到美学意蕴，已经作为丑理解美的进路，成为现代“另类”的美学符号。为什么说土匪是另类的美呢？丑是人文的禁忌，丑学是对人文禁忌的突破和挑战。土匪在特定时期影视中是作为文明的对立面和被打击、被改造的对象而出现在主流文化的话语中，是“编外之花”，这种境遇对土匪的内在审美价值形成了强烈的否定，迷误了人们的思想。在文化的多元化语境下，影视土匪的书写从政治化描摹到人性的回归，从扁平性格到圆形性格的塑造，无疑是对土匪的理性考量和反思。土匪凭借其独特的审美内涵和文化内涵从历史背负的原罪中跨入美学的殿堂。进入新世纪后，编导们对湘西土匪形象进行了重构。比较成功的电视剧，特别迎合湘西本土人的感受，剧中很多标志性的景物，地域性的文化、节日、习俗被展演，带有浓郁的地域气息。

《湘西往事》以湘西剿匪为背景，站在人文关怀和当代思维方式的角度，重新审视剿匪，是剿匪剧的一次创新，艺术地再现了当年湘西土匪的智勇、爱恨、情仇，是一部充满了浪漫主义、英雄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优秀剧作。导演有意识地透过湘西土匪表现湘西的神秘与传奇，并将湘西土匪的特有绝技、情歌、巫术运用到剧中。土匪头子向永国有“隔物饮酒”的本领；土匪向永国的兄弟也身怀“缩骨功”、“金钟罩铁布衫”、“飞檐走壁”等绝技，土匪庹云飞和春娥的对歌场面非常精彩，生动而朴素的歌词，独特而悠扬的旋律，散发着浓烈的地域生活气息，让观众感受到了一种别样的情致。编导将湘西特有的风习注入到土匪身上，为观众呈现出一副神奇瑰丽的湘西地域画卷。“《血色湘西》承接了屈子精神，是为40年代抗日救亡战争湖南湘西一带为国捐躯的将士和民众，谱写的又一首祭歌。并对惯来思维中的湘西土匪形象进行了颠覆，构建了另一个‘想象性’的世界。”[5]

四、土匪文化演绎成一种时尚

湘西土匪作为美学符号打破了落后经济和动荡的社会人文禁忌，演绎了湘西土匪作为“英雄”、“民族文化的缩写”、“血性性格”的美学符号。如今，还有很多湘西之外的“他者”，还在“谈匪色变”，停留于湘西剿匪系列影视剧带来的匪患湘西的阴影中，这也恰恰说明“土匪”已经成为“力量”、“另类”的代名词，“力量”意味着对懦弱的征服，“另类”标示其特殊性、现代性，因此，“土匪”已成为美学符号。

编剧们结合历史对作品中的湘西土匪进行了多次虚构和塑造，将土匪抗日以及唱山歌、赛龙舟、跳原始舞蹈、上刀梯等一系列浓厚的民族风俗融入到湘西土匪形象中，鲜明典型的湘西土匪形象被呈现在荧屏中，让观众大开眼界，不仅增强了可视性，还解开了湘西神秘的面纱。湘西土匪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它浓缩了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生存环境、地域文化、审美意蕴，因此，它不仅使他者对过去的湘西也对现在的湘西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了解，还从侧面展演了湘西的地域文化，宣扬了湘西独特的、美好的形象。

电视剧《湘西往事》、《血色湘西》对土匪进行了审丑到多维审美的叙事艺术转变，该剧在全国热播后，掀起了一股“化丑为美”的新风潮。湘西土匪逐步从“卑贱”的下层中走出来，土匪作为湘西的“土特产”，被运用到旅游经济、文化、饮食、服饰等各个领域。出现了“湘西土匪餐馆”、“湘西土匪服装”、“湘西土匪酒”、“湘西土匪鸡”等，这些无不是在推荐湘西土匪文化，“土匪”已经成为美。

综括全文，通过《湘西往事》、《血色湘西》等影视剧我们理解了历史上的湘西土匪，理解了土匪产生的时代背景、生存环境、土匪的多面性和土匪的文化内涵和美学意蕴，通过丑理解了美。编导们对湘西土匪从审丑到多维审美的艺术构建，使湘西土匪成为了诠释湘西的一个形象符号，正如《湘西往事》、《血色湘西》、《拯救女兵司徒慧》等影片展现的令人大开眼界的湘西地域风光、烈性撩人的少数民族歌舞、新奇怪异的生活习俗、原始古朴的民族风情。作为影视创作方，也乐意用镜头捕捉这些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少数民族风情来满足观众的接受心理。湘西匪文化通过影视迅速输出，让人们认识了湘西，从而使湘西文化走向了世界。

[1]杨拓,孙小光.合题时代下的丑学呼唤[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11):90-94.

[2]栾栋.丑学的体性[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3):64-67.

[3]王江生，梅黎.影视语境中湘西形象的演变：《乌龙山剿匪记》与《血色湘西》的审美效果比较[J].民族论坛，2009，(4)：42-43.

[4]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6.

[5]傅秀政.血色湘西叙事艺术[J].艺术研究，2008,(5):6-9.

（责任编辑：魏登云）

On the Artistic Construction of Bandit Image of West Hunan in film works:from ugly Style to Esthetic Style

MEI Li
(School of literature&journalism,Jishou University,Jishou 416000,China)

"Ugliness"and"aesthetic"are important topics in the research category of modern aesthetics.As an ugly art,bandit image is not just a special aesthetic object,but can evoke a kind of negative aesthetic experience in people’s mind.The artistic construction of bandit image in films of West Hunan exemplifie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ugliness to aesthetic,revealing the local culture of West Hunan to a certain degree and making known the unique and beautiful image of West Hunan.

films;bandit image of west Hunan;ugliness;aesthetic.

J93

A

1009-3583（2015）-0085-03

2015-04-15

梅 黎,女，湖南吉首人，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助教，硕士,主要从事现代传媒实验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