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华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教研部，北京海淀 100091）

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转型升级是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具有极为突出的总体性特征。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视野对该进程的历史方位、时代特点、发展规律、演变路径等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阐释，对于实现哲学创新发展并为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支撑，无疑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关于历史方位和时代特点的一种哲学阐释

探讨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升级，首先需要回答的就是它所处的历史方位、基本特点等问题。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人们将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升级理解为从传统到现代和后现代、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发展，并据此发掘和提炼相关的时代特点。值得注意的是，经典作家们除了经常运用上述分析框架之外，还特别注重从哲学视角探讨社会转型的历史方位和时代特点等问题。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社会结构和动力理论，而不太为人瞩目的是恩格斯有关人的需求和社会扩展能力的相关论述。

恩格斯将人的需求同社会转型联系起来的相关努力，主要体现在1875年致俄国学者拉甫罗夫的一封信中，这一话题是从达尔文的生存斗争理论引出的。恩格斯用历史的眼光预见性地阐释道：“人类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我们暂时假定这个范畴在这里是有效的——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地为生存资料而斗争，而是为发展资料，为社会地生产出来的发展资料而斗争，对于这个阶段，来自动物界的范畴就不再适用了。”[1]在这里，恩格斯主要提出了两个观点：其一，社会进步将经历两个阶段，即为生存资料而斗争的阶段和为发展资料而斗争的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满足人类的生存之需，后一阶段主要满足人类的享受和发展之需。所谓“生存资料”，指的就是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的物质资料；所谓“发展资料”，指的是包括资本、知识、技术、信息等在内的能够满足人的享乐需求、发展需求的全部物质和精神资料。其二，社会之所以能够由较低级的阶段进入到较高级的阶段，根本动力就是社会主体为了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需求而展开的相关斗争，社会的转型升级同人的需求的不断递进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相关性。

正是基于上述两方面的认识，晚年恩格斯在探究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时提出了社会的“扩展能力”的概念。1895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的再版所写的导言中具体分析道：“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使德国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2]很显然，欧洲社会的这种“扩展能力”是同人的需求的不断提升息息相关的。一方面，人的需求的提升，为社会扩展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动力；另一方面，不断扩展的社会又进一步促使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逐渐变成超越地域、血统、民族和语言的全面的社会关系，并生产出了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因此，恩格斯得出结论认为：运用历史观这把手术刀解剖一系列政治事件，不能只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为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忽略各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勾连、各因素的种种变化以及那些暂时隐蔽着的最重要的因素，忽略社会基于满足需求而内生的强大的“扩展能力”。

恩格斯将社会转型发展同人的需求联系起来，认为社会将从为生存资料而斗争的阶段进入到为发展资料而斗争的高级阶段，这是从一般社会哲学或历史哲学层面对社会转折的主要动力、历史方位和基本特点所做的思考。无独有偶，晚年邓小平也继承了恩格斯的这一学术传统，并进一步将它同中国问题紧密联系起来。1993年9月，他在与其弟邓垦的谈话中，针对1992年后中国发展出现的新问题，睿智地指出：“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例如，“富裕起来后财富怎样分配”的“大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等，“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必须解决。但是，“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必须“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3]概括邓小平的上述论断，至少包含以下三层思想：其一，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主要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一个阶段是解决如何发展起来的问题，即恩格斯所说的生存资料问题；第二个阶段是解决发展起来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即为发展资料而斗争，努力从满足生存之需过渡到满足发展和享乐之需。概括地看，这是对当代中国社会所处历史方位的一种总体判定；其二，解决发展起来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即如何更好地发展、更公平地享受的问题更不容易。这表明，需求阶段的递进，意味着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所要化解的矛盾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不是更简单，而是更复杂。从传统到现代再到后现代，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当代中国在极短时间内经历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三级两跳”，历时态的社会转型所引发和集聚的矛盾被无情地压缩在同一时空之中。我们既要解决生存问题，更要解决发展之道；既要重视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升，更要化解一系列文化、政治、社会、生态等领域的矛盾；既要提高物质实力，更要提升文化软实力。如此等等。概括地看，这是对转型时期社会基本特点的分析，主要表现为鲜明的总体性；其三，社会转型的总体性特征，决定着问题的解决必须“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即要确立总体性视野，多角度、全方位、动态地展开系统研究和全面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因应社会转型升级的根本要求而确立的一种总体性视野。

二、关于马克思总体性理论的三种视角

如前所述，由于需求的递进和发展阶段的跃迁，当代中国社会的总体性特征日益凸现。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以一种总体性的视野认识、把握和推进社会的转型升级。总体性是马克思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核心原则和基本方法，特别是在《资本论》等论著中，这一原则和方法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运用。根据他的认识，社会是由诸多主体、诸多领域、诸多方面、诸多阶段辩证联系的有机整体。马克思关于总体性的思想丰富而深刻，就其具体内容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思想。

（一）社会是主客体相统一的具体总体。在西方认识史上，对于社会的总体性特征，马克思之前已有许多哲人作过分析。例如柏拉图的“理念”或“相”，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基督教的“上帝”“完满自在”等，皆是对社会总体性的一种判定。黑格尔更是在谢林哲学的基础上，将总体性思想发扬光大，确立了自我演化、自我生成的“绝对精神”这一形而上学本体。自德国古典哲学以来，“总体是主体”的思想就成为一种主流倾向。

对于仅仅从主体视角理解和把握社会总体性的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予以了激烈的批判。在他看来，黑格尔的总体性观念，实际上只是一种概念的抽象，属于理性的神话，必须进行彻底的革命改造。但是这种改造，不是简单地回到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即“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4-1]马克思认为，在考察全部社会生活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2]。也就是说，不能离开人的活动或人的实践抽象地、片面地去理解和把握社会，必须要把社会理解为主客体辩证统一的具体的总体。

作为具体的总体，它既非离开社会的客观实在性、只是从被神化的主体层面把握的黑格尔意义上的抽象的总体，也不是仅仅从拜物教化的客体角度把握的费尔巴哈意义上的直观的总体，二者就其实质而言，都是一种虚假的总体。对全部社会生活的总体把握，必须从感性人的活动即社会实践的角度展开，而社会实践正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正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社会主体得以被生产，社会客体得以被创造，而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才趋于一致，人类的历史得以被书写。人类社会正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主客体不断统一的有机体。作为具体的总体，它不是一个量的概念，不是事实的堆积，而是社会实践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社会事实和社会过程的总和，特别还是这些关系和事实的形成和结构化过程；作为具体的总体，它不是客观现成、与生俱来的，而是具体地、历史地、现实地建构起来的，而且永远被建构着，因而呈现出结构化、进化性、自我形成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作为具体的总体，社会是全部人类活动的产物，本质上是实践的，但它又体现出鲜明的社会实在性或客观性，体现了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二）社会是多样性与一元性相统一的结构总体。伴随着分工的日益发达，领域、行业、阶层的划分趋于不断细化，社会多样性特征日益凸现，人们的联系日趋广泛而深刻，世界成为一个联系之网。联系的扩大意味着社会结构性关系的不断扩展，由此世界也合乎逻辑地演变成一个诸多关系构成的结构之网。

对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马克思主要是从以下七个具体的结构性关系中展开分析的：第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第二，生产与交往、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第三，物质、政治、社会、精神等生活；第四，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第五，人与环境、主体与客体；第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第七，国家、社会、阶级、政党、个人等。对于上述各组范畴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给予了一个总体性的判定，即它们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4-3]。具体而言：其一，在同一结构中，各种要素互为前提，彼此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其二，在同一结构中，各种要素同时性存在，即时间和逻辑意义上的同时存在；其三，在同一结构中，各种要素相互作用，即“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5]。社会各要素之间是一种双向的、多向的互动关系。例如，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产物；人分别扮演剧作者和剧中人的双重角色等。

当然，在承认互为前提、同时存在、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马克思丝毫也没有否认诸多社会关系在结构体内存在着基础性、本质性的要素。例如，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结构体中，生产力发挥着基础性和最终的决定作用。所以，就社会结构而言，多样性和一元性、多样化和本质主义的统一，始终是马克思分析社会总体性的基本立场。一方面，具体的个体在总体的体系中能够得以保存其差异性，社会总体性正是基于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在认识事物、分析社会历史时，又需要遵循整体的逻辑在先原则，即对部分意义的认识和解读必须依据主体的总体结构和关联进行理解。所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既要尊重和推进社会的多样化趋势，又不能因此蜕变成为一个多元主义者，否认社会本质的存在及其作用。

（三）社会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相统一的历史总体。总体性既意味着空间维度的坐标和结构，也意味着时间维度和历史深度的延续和拓展。社会有机体具有动态性、发展性的特性，能够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成长，始终向着完整全面的统一体系而发展。正因此，作为总体性的社会包含着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是三者的有机统一。不能把世界过程看作独立的片段，不能把历史事实看作无联系的单子，对于历史事件的理解既要拒绝“碎片化”的无中心主义，也要拒绝“断裂式”的历史虚无主义。应该把历史置于具体的时代背景中，从社会形态的内在矛盾和演变趋势出发，把握总体与个体、世界与民族、传统与现代的多样而复杂的关系，探求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具体路径。

人们一旦将社会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相统一的有机整体，那么，历史也就成了总体的历史，而总体则是历史的总体。从逻辑角度而言，历史和总体二者是互为规定的范畴。只有立足总体性视野，历史的真实本质才能向世人呈现；也只有立足历史的分析，社会的总体性特征才展露无遗。而马克思之所以将历史和总体有机统一起来，是因为二者的统一是同人的社会实践内在相连的，无论是作为总体的历史还是历史的总体，都离不开活生生地从事社会实践的主体。正是得益于主体的实践尤其是生产实践，社会才表现为一个总体的不断流动着的历史过程。历史是物质生产的历史，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生产和交往关系把人类历史联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的“扩展能力”也因此得以彰显。

三、总体性视野的当代价值

总体性的时代特征以及问题的总体性存在，要求我们必须像马克思那样，确立一种总体性的分析视野。以总体性视野审视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升级，意义重大，角度众多，需反思的问题更多。概其要者，我们认为以下三个问题尤为值得关切。

（一）具体的总体与主体的视域融合。社会是主客体相互统一的具体总体。作为这一矛盾体的主导方面，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主体为实现并持续扩展这一具体的总体，必须致力于成为一个总体性的主体，实现主体视域的融合。所谓视域，是指一个人在其中进行领会或理解的构架或视野。每个人作为一个历史地存在者都处于某种传统和文化之中，因此而居于某个视域之中，一个视域就是一个人的生活世界。正因为社会主体无时无刻不处于传统、文化以及当下的社会实践之中，因此他所确立的认识构架或视域必须是总体性的即相互融合的，区别仅仅在于这一视域的空间大小不同，眼界远近不同，主体对其的自觉性不同。故此，为了获得观察和理解转型中国的总体性视野，主体尤需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以求实现主体的视域融合。

其一，人与自然的视域融合。从本体论角度看，自然相对于人而言具有优先地位。一方面，对于人的活动而言，自然因为它的客观实在性而具有逻辑优先性；另一方面，对于人类进化而言，自然先于人而存在因此具有时间优先性。但是从历史观和认识论角度看，人与自然构成了一种相互依存、同时存在、相互作用的结构性关系，这就为主体的视域融合提供了可能。对于主体人而言，自然是人的自然，自然是人的条件、环境与对象，主体是生活、作用于自然之中的主体，二者密不可分。主体依赖于自然，作用于自然，赋予自然以意义和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4-4]应该说，在当今中国生态环境面临恶化的大背景下，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的视域融合，更多地从历史观和认识论层面关注和关心二者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即逻辑相关性，而不是自然观、本体论层面的先在性，无疑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

其二，精神与物质的视域融合。从本体论角度分析，物质相对于精神而言无疑具有时间和逻辑上的先在性，这就合乎逻辑地得出物质决定精神的结论。但是从认识论和历史观角度分析，对于从事社会实践的主体而言，物质与精神、灵魂与肉体、经济和文化等，又存在着相互依存、同时存在、相互作用的结构性关系，这就要求主体必须致力于实现精神和物质的视域融合。既不能离开物质片面地谈论精神、文化、灵魂的特性及其功能，否则就失去了根基；又不能离开精神、文化、灵魂片面地追求物质享受，否则就成了单一的人，成了不断碎片化、物欲化、异化了的人。应该说，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社会正面临着社会碎片化、个体物欲化的严峻考验。就社会阶层而言，由于分工的细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导致社会阶层的碎片化，各阶层之间壁垒森严、阶层意识和认同互不统属；就个体的文化信仰而言，在各类社会主体中，流行着去中心化、去主体化、非理性化、物欲化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集体主义和整体意识遭受着冲击，主流价值观的公信力趋于降低，出现了单一化、物欲化的人。显然，强调主体在精神与物质、整体与个体等层面的视域融合，对于消解社会的碎片化、个体的物欲化等，有着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它告诉我们，要摆脱“物化”境遇，就必须促进主体自身的总体性发展，在追求经济进步的同时，注重满足人的意义、价值与精神需求，力求实现主体的“总体性革命”。

（二）结构的总体与结构化思维。社会是多样性与一元性相统一的结构总体的思想，对于我们考察和推进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升级，具有极为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它告诉人们，必须要运用结构化思维来认识和推进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升级。

其一，必须要充分关注社会变化各要素的相关性特征。社会是诸要素、诸领域、诸主体、诸阶段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着或者紧密，或者松散；或者显著、或者隐蔽的关系；有着极为突出的相关性特征。因此，在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升级时，就要特别关注各要素、各领域、各阶层、各阶段的相关性，运用结构化思维来认识和处理转型升级碰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诸领域的建设中，既要高度警惕因为大一统的遗产而造成的领域合一、政社不分、政企不分等弊端，也不能因此而过分推重领域分离的作用，简单地认为经济的归经济，政治的归政治，文化的归文化。否则，就难以认清当代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经济政治化、政治经济化等现象，也做不到从政治、经济等视角去反思生态问题，探讨诸如雾霾经济学、雾霾政治学等问题，更无法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只有立足相关性特征，运用结构化思维，才能对转型升级中的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

其二，必须要多角度反思多样性与一元性的关系。社会变化如何发生？转型升级如何展开？是否仅仅由占有基础地位、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要素启动？社会变化的因果关系如何呈现？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不能停留在一元单线的认识框架里，而必须运用一元多线的结构化思维。社会的转型升级，既非各要素同时发生、齐头并进，也不是单一地由某个或某些决定性要素所启动，而往往是因为某种要素的变化，这种变化往往具有某种偶发性。由于社会各要素的结构化特别是相关性特征，或快或慢地引发其他要素的联动反应，于是社会变化呈现出历时性的特征。但是，不能因此遮蔽社会的结构性关系，更不能因此简单地用本质主义取代多样化趋势，虽然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基础性、本质性因素发挥着至关紧要的决定性作用。例如，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经济对政治、社会、精神生活的基础地位，生产对于交换、消费、分配的基础地位等。就此而言，社会发展是一元的，马克思主义是本质主义。但是，这种基础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并不改变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也不否定其他要素在社会转型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关注到这一点，能够防止人们对所谓的历史终极之因的探寻，积极致力于探索历史复杂性。

（三）历史的总体与当代中国社会扩展能力的提升。在马克思的历史总体的分析视野里，社会在纵向层面上呈现为一种过程的连续体，它要求人们在过程中把握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和永恒性，在传统和现代、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有机统一中推进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升级，不断提升中国社会的扩展能力。

其一，尊重传统，将历史、现实和未来融为一体。当下的现实中有着过去的、传统的渊源，我们的世界是一个传统流传给我们的世界。因此，对历史、现实和未来，对传统和现代不能做简单的二元划分，视传统为保守和落后，先在地对传统作出负面的价值判断。在这里，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认识和评价传统留传给我们的习俗、机制、机构等在转型升级中的作用？应该承认，传统的习惯、社会的偏好、既有的工具以及现存的制度，都是人类在悠久岁月中对过去环境和经验的调适，而这些调适水平的提升，是通过有选择地摒弃不适宜的调适行为而达到的，它们是社会转型取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基础。这就警示我们，对我们的历史，对社会的传统，绝不能采取一种草率的整体否定的态度，社会的转型升级绝不等于断裂式的全面摧毁与重建，而是因时而变，革故鼎新。对于中国社会的传统，多一分耐心，多一点谦恭，多一些尊重，乃是全民应有的心态和立场。

其二，为未来保留无限的可能，不断提升社会的扩展能力。社会的转型升级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历史过程，体现为有限性与无限性的辩证统一。在此过程中，既有的社会边界被突破，既有的理论解释被赋予新的含义，而社会的扩展能力不断得以提升。特别是，主体自身也因此不断地被规定、不断地被构造，又不断地超越自身，实现着对总体性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因此，我们不能停留在既有的认识中止步不前，不能在打开一个门户的同时关闭了其他门户，要为未来的发展保留无限的可能。正如哈耶克所言：“文明的发展，甚至维系，都取决于我们是否能为未知之事象的发展提供最多的机会。”[5]要为未来的发展保留无限之可能，逐渐提升社会的扩展能力，认识论的前提就是要承认主体对于转型升级的许多问题处于不可避免的无知状态。随着认识的发展，我们的无知范围也在不断扩展。这就要求我们学会对理念、习俗、制度及环境加以新组合，习得新工具，掌握新方式，以改进旧有的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方式，不断推进社会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