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祥 张艳涛

（1.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教研部，北京海淀 100091；2.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首要就是面向“中国问题”，而当今最值得我们关注并研究的一个“中国问题”，就是体制性改革与结构性改革及其关系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把体制改革和结构改革推到历史前台，当下和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将处于重要的结构性改革进程中。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问题是：面对深刻变动了的社会结构，人们对社会结构变动还缺乏深入的自觉认识、分析和理解。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有效应对由社会结构转型向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挑战？如今，中国的发展又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显得不可持续且动力不足，要促进中国发展，就必须寻找新的改革方向。我们认为，积极推进由“体制性改革”走向“结构性改革”是中国改革发展的方向之一。结构性改革可能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一、理论上：任何事物都是一种结构性存在

在汉语语境中，所谓“结构”，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构成方式与比例关系。从存在论角度看，任何事物都是一种结构性存在。事物存在之所以千差万别，就在于事物的结构形态各异，就此而论，结构具有先在的意义。然而从学理视角看，结构又是人们后天通过理论建构的，其形式是理论阐释活动所赋予的，并没有所谓先在的意义。实际上，事物的结构性存在决定事物的性质或功能。通常，有什么样的结构，事物就会有什么样的性质、存在和功能。结构隐藏着更深层的实在之奥秘，科学研究就在于揭示这一深层实在之奥秘。

（一）作为思想资源的社会结构理论。近代以来，一些专家学者对“社会结构”展开多维度的研究，试图揭示社会结构及其运作机制。社会理论的兴起，可视为对社会问题的理论回应。作为思想资源的社会结构理论，主要蕴涵在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之中。

从社会学视角看，主要是通过社会转型来阐明社会结构。迄今为止，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1]的运动。“身份是人的坐标，至少就中国传统社会说，身份坐标的纵轴是等级制，横轴是宗法制，一经一纬，决定了每个人的社会定位。”[2]社会学创始人孔德认为，分析社会结构，实际上就是分析社会的细胞和组织的有机体组合形式。斯宾塞认为，社会结构是由支持、分配和调节三大系统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一整体可分为“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滕尼斯把社会划分为“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迪尔凯姆把社会分为“机械的团结”与“有机的团结”两种不同的结构类型。“机械的团结”是把个人直接而和谐地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相似结构。这种相似性并未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相反，它使每个群体封闭起来。“有机的团结”是建立在异质化和职能分化基础上的，是以个人的相互差别为基础，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行动范围，都能够自臻其境，都有自己的人格”[3]。在布迪厄看来，“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揭示构成社会宇宙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世界中那些掩藏最深的结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4]。在吉登斯看来，结构是“一种各种关系脱离了时空所构成的虚拟秩序。只有在处于具体情境中的人类主体运用各种知识完成的活动中获得了具体体现，结构才能得以存在。正是通过这些活动，结构被再生产为根植在时空跨度中的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5]。总之，无论是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还是鲍德里亚提出的“消费社会”，无论是贝尔提出的“后工业社会”，还是布尔迪厄提出的“惯习”和“场域”，无论是马斯洛的“需求层级理论”，还是默顿的“中层理论”，都是揭示当代社会深层结构的一种努力。

从历史学视角看，主要是通过社会进步（变迁）来阐明社会结构。社会进步是近代人的基本历史观。它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于自然世界，其口号是“知识即力量”；二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其口号是“明天会更好”。在过去几百年间，“社会结构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使今天的世界与往日的世界存在着质的不同。甚至那些拒不同意确认进步的进化论假说的人们，也承认社会结构上的这种差异。”[6]历史地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必创造出一种社会结构，这种结构为民主制提供社会基础。“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多半是从社会结构中先排除那些会阻碍近代公民资格进展的阶级力量”[7]。社会结构是一个社会的“深层结构”，它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变迁中保持相对稳定，从而延续特定的政治文化传统。“社会结构是指一整套把这一社会或群体之成员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关系。”[8]社会关系格局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费孝通曾揭示“差序格局”式的社会关系结构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9]。“差序格局”的理论价值，正在于它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的同时把握[10]。“关系，作为一种社会整合模式，为关系社会系统的边界确立了结构性的条件”[11]。黄仁宇曾以“大历史观”总结了中国近代史，并从“中国社会结构”出发分析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建设。他认为，1949年之前的中华民国重构了一个现代的“上层结构”，但这个结构无法与中国的“下层结构”沟通，因此，国民党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头重脚轻的政治结构。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则塑造了中国的“下层结构”。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则重构了中国的“中层结构。”[12]社会进步正是通过社会结构的优化与革新来实现的。无论是社会结构通过各种中介因素对个体选择的影响与决定，还是个体实践在各种中介因素的制约下对社会结构的选择与建构，都不是单向的和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双向的持续互动过程。

从哲学视角看，主要是通过社会现代性来阐明社会结构。作为一种方法论的社会结构理论，强调结构的“整体而非个体”“关系而非实体”“共时性分析而非历时性分析”。社会结构与心态结构之间有何关联？按照弗罗姆的见解，不同的社会结构有特定的社会性格，它们按照各自特定的方式进行运转进而隐性影响甚至决定人的选择。社会性格是“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所具有的基本性格结构，它不同于一个社会中不同成员所具有的个体性格。”[13]文化之所以根深蒂固，很大程度是由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在起作用。反思中西方社会近代拉开差距的一个根本原因，是近代西方社会相对注重能力，尤其创新能力，而中国相对注重权力，马克思称之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从学理角度看，任何科学研究的目的，都是要揭示事物表象下的“深层结构”或“基本规律”。当然，理论研究不完全是为了理论本身，毋宁说也是为了社会现实的需要。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对社会结构研究的需求明显增大。因此，从学理角度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的深层动因，也可以进一步把握中国未来走向。

（二）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理论。作为欧洲社会理论的“开创者”和“奠基者”的马克思，对于社会结构非常关注，社会结构理论是马克思重要的理论创建。“马克思是第一位提出理论来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在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相应的基本关系和结构性的相容关系，不是把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看作是附属于生产方式或上层建筑的边缘现象。”“在方法上，马克思被认为是着重于结构分析的，而非经验的分析”[14]。马克思以商品为核心，围绕价值的生产揭示现实中的阶级关系与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结构隐藏着整个社会的结构，这一社会结构主要是“拜物教”。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述了唯物史观：“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15]按照马克思的见解，说经济是决定社会形态的基础，其实质是说经济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扮演了社会生产关系的作用，而成为该社会的基础结构。因为，社会生产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也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即社会结构的再生产。马克思揭示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是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社会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不是取决于精神力量而是由社会结构的物质条件所决定的，这种物质条件同时也决定着该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整个上层建筑。马克思坚决反对把他概括的一般类型当成普遍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和公式。当俄国民粹派主要发言人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时，马克思认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6]。可见，在“社会结构”与“人之选择”“历史规律性”“主体能动性”之间，应保持辩证的理解。

社会结构理论是马克思破解“历史之谜”的一把钥匙，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之一。概括起来，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从静态来看，主要是社会结构理论；从动态来看，主要是历史发展规律理论。可以说，社会结构理论和历史规律理论是马克思解释分析社会历史发展的两种基本框架，通过这两种基本框架，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科学的理论把握。在马克思看来，实际上有两种结构论：一种是“最终决定的结构”，另一种是“主导的结构”。诚然，社会结构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构成的，社会结构状况影响着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状况，其中归根结底“经济因素”起最终决定作用。这反映的基本是近代欧洲的“社会结构”状况。与此不同，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这一结构使我国传统经济社会体制具有“政府主导、权力至上、自上而下、逐级管制”之特征，其中“政治因素”往往起最终决定作用。中国和西方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近代各自迥异的发展命运，值得研究。

因此，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个人。社会结构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这种社会结构，个人总是这些社会结构的产物。当然，没有绝对完美的社会结构，只有适合的社会结构，而且社会结构改革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始终都有改善的必要和改良的空间。

二、历史上：社会转型本质上是结构转型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社会结构的转型。纵观历史，从制度看，社会变迁本质上是结构变迁；从体制看，社会转型本质上是结构转型，从机制看，社会现代化本质上是结构的现代化。

（一）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资本、劳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转型是社会的结构性变革和整体性发展。从制度的视角看，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型，首要的问题是奠定社会“基本结构”，即消灭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使劳动者有其产，让社会主义国家掌握经济命脉，使整个社会生产的无计划状态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从而对社会生产进行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无论是苏联较多暴力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和平赎买等手段对工业、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均是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导，重构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这实际上是打破原有的资本主导的社会结构，建立起新的劳动主导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从社会制度上保障广大劳动者的权益。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忽视了启蒙问题，忽视了对封建主义的彻底批判，而且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也没有受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独立人格的冲击，封建主义仍然顽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无意识的深层。因此，中国面临双重的历史任务：既要批判封建主义，解构中国传统遗留下来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层级结构，又要批判资本主义，扬弃现代西方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相互制衡的社会权力结构，进而重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合理社会结构。

（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政府、市场和社会。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现代世界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从体制的视角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首要的问题是奠定社会“中观结构”，即合理吸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比较优势，尽量避免双方的弊端，充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社会这只“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协调作用。其实，“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人们不是从它们的作用，而是从它们的‘缺陷’中才得到较为深刻的认识。从市场的‘缺陷’，想到政府的作用；从政府的‘缺陷’，又想到市场的作用，最终经过数次往返来回的实践，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两只手’作用并存的重要性，指望依靠‘两只手’的作用推动社会前进”[17]。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驱动力主要是个人对利益的追求。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更是解放人和开发人的重要力量。市场经济使国家公共权力的边界发生了变化，由此对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提出了新要求。近现代的西方民主政治由三大板块构成：市民社会、市场经济和三权分立，前者主要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其职责在于实现社会秩序，中者主要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职责在于实现社会自由，后者主要处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其职责在于实现社会公正。

我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牵动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加速了我国的社会转型和政府转型。“一旦传统的体制的整体性被打破，制度变迁就将以自我推进的方式进行，传统的体制将被更有效率的市场体制取代。”[18]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从“供给约束型经济”向“需求约束型经济”的转型，本质上则是政府放权让利给市场和社会，重构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结构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活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发，有力地推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尤其政府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的抉择，更是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活力。在当代，如果没有政府权限的合理定位，没有政府功能的不断优化，没有政府职能的有效运作，那么，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不能实现。因此，面对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的新变化，需要建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的治理结构。

（三）现代化进程：领域分离或结构转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变基本契合。从机制的视角看，首要的问题是奠定社会“微观结构”，合理界定国家、社会、个人的权责，从而保障国家强盛、社会健全、个人自由。在现代化进程中，以市场经济所塑造的经济结构和以市民社会所培育出的社会结构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从“领域合一”走向“领域分离”。具体而言，领域分离主要包括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离，独立个人与共同体的分离。实际上，现代化进程中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与国家和经济的转变是同时进行的。以西方为例，“作为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彻底分离，首先是指社会再生产和政治权力分离开来，而在中世纪晚期的统治形式之中，它们原本是整合在一起的。”[19]一个社会能否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说，主要取决于它能否建立一种通过一定的制度和体制以保障良性社会运行的机制。这种社会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活力（动力）机制；二是和谐（平衡）机制。这需要从微观层面确定权利的优先地位。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权利的发现”，由于权利的引入，西方人发明了限制与制衡权力的相关制度安排。在西方，即使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坚固的结构也能承载社会秩序的保障。与此不同，中国市民社会对政府的依赖要高于西方，而自主性则低于西方社会。因此，对于中国现代化而言，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推进“领域分离”和“结构转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既不同于西方社会结构也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的新型社会结构。

三、实践上：作为深水攻坚的我国改革本质上就是调结构

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深水区。所谓“攻坚期”，就是改革的需求增加但阻力亦增大，围绕利益进行的博弈十分激烈；所谓“深水区”，就是改革要触及根本性的深层次结构、矛盾和问题。出路也许就在于深化改革、调结构。

（一）现实实践上：因势利导、有所作为、自主创新。既然制约和影响中国发展与稳定的结构性矛盾已经显现，因此如果不从“结构转型”或“结构改革”的战略高度来考量中国发展问题，就很可能延误发展时机，陷入发展困局。破解中国发展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难题，需要构建内源性发展的动力机制，这一动力机制主要有三方面:消费拉动、市场推动和创新驱动。“消费拉动”，是从需求结构内在化视角探寻经济发展的动力，主张走稳健“内源发展”之路；“市场推动”，是从资源配置结构上探寻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主张走深化“改革开放”之路；“创新驱动”，是从要素结构探寻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主张走自主“创新驱动”之路。然而一些人在分析中国问题时常常归因为“体制问题”，这是一种“体制依赖症”。其实，有比体制更重要的问题，体制背后的社会结构问题更根本。因此，只有从“体制性改革”走向“结构性改革”，才能有效破解失衡、失调、失序等难题，也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1.经济领域：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当前全球经济都面临结构改革问题。反思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企稳回升，根本上得益于我们坚持主动调整、坚持推进结构性改革，走内生增长之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既要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型”，“在转型中谋发展”，更要自觉由“以增长促发展”走向“以转型促发展”[20]。在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当前关键是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释放更多制度红利和结构红利，防止社会断裂和失衡。只有调结构，才能从根本上推进“转方式”和“保增长”。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社会和经济的转型之所以取得了初步成功，主要原因就在于三大转型客观上顺应了人性需要的必然。面对人性化的时代潮流，相应的各种制度、体制和机制，“就应当不是压抑它，而是要能够疏导这种人性，使之成为一种有益的、恒久的动力源，并为由之而来的竞争提供平等与开放的机会。”[21]当前和今后要持续深化和细化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顶层设计，为中国可持续发展奠定现实基础。

2.政治领域：权力结构的合理适度调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市民社会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之学术研究领域的新视阈。市民社会之所以走入政治哲学研究视阈，根本原因在于以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所引发的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在传统中国社会，许多领域是混合在一起的。领域杂糅，会造成某一领域力量的霸权而又缺乏制约，从而使某一领域独大而其他领域得不到正常发展”[22]。传统中国社会权威等级结构，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分层体系。这一分层体系进而滋生出相对“重国家轻社会”“重权力轻权利”“重管制轻服务”的政治传统，结果导致“国家强大、社会弱小、个人无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发育，政府权力结构需要调结构、转职能、保服务。

权力结构的调整关键是重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所谓更加尊重市场规律，主要是尊重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激发市场活力；所谓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主要是围绕“调结构、转职能、保服务”深化体制和结构改革，激发社会活力。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方向是，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3.文化领域：倡导主旋律与尊重多样化的关系结构，避免僵化和分化。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矛盾错综复杂，这种复杂性，决定了中国处在一个多种价值因素重新整合过程之中。如何有效整合与凝聚各阶层、各群体的合理诉求，无疑对于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随着利益格局由单一走向多元，必然要求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由一元走向多样化。因此，新时期文化建设的哲学基础，就不能是排他性的一元论，而应具有包容性、宽容性和建设性。在思想领域，如果只有“多”而没有“一”，必然分化；如果只有“一”而没有“多”，必然僵化[23]。实际上，分化和僵化都是我们应该避免的。因此，应在“竞争性的合作”前提下，倡导主旋律，尊重多样性。

世界的全球化趋势打破了两极格局，推进了世界的多极化趋势。这种趋势反映到哲学上，集中表现为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多元并不是“一盘散沙”）和价值取向的多样化（多样并不是“怎样都行”）。因此，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思想意识形态必然也要发展变化，即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应该唱响主旋律，倡导宽容包容，理性引导舆论，适度合理管理网络，整合凝聚中国发展的“正能量”。这启示我们要提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共赢共生”与“包容发展”。从中长期看，我国发展仍处于结构转型期。转型期发展的突出特征，是“社会分化有余而社会整合明显不足”，因此,在坚持主旋律的前提下，既要具有足够的包容性，能够容纳各种思想交锋、交流和交融，从而避免僵化，又要具有一定的主导性，能够引导各种社会思潮求同存异，从而避免分化。令人忧虑的是，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与社会合理流动相反的趋势，那就是阶层固化、利益固化所导致的上下流动通道的堵塞，它可能导致社会结构的固化与僵化。避免固化、僵化和分化的关键是打破既得利益，进行结构型改革。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国社会“上层不傲慢、中层不懈怠、下层不绝望”。

4.社会领域：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结构。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机制”。这为建构我国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结构指明了方向。要超越二元对立思维定式，建立政府、市场、社会合作共赢的组织体制。为了深入推进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需要从“社会结构性改革、社会组织建设、政府公共服务”三个方面加大社会管理创新的力度。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基础是“社会结构性”改革。“社会结构改革”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它所内含的某种宏观社会学描述性意义已经具有了普遍的理论解释力。该解释传达的信息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性改变，包括社会基本制度或体制与社会生活方式之显形结构和社会文化心理与道德信仰之隐形结构的革命性改变。”[24]中国社会结构改革的关键是创设制度条件，释放制度活力，培育健全社会，促进社会公平。

政府对社会建设负有主要责任。“但是进入公共管理时代，政府只是社会建设的核心主体，社会组织与更大范围的公众参与一起构成社会建设中的不可或缺的主体”[25]。在长期的政府主导型行政体制改革中，政府扮演着制度设计者、改革推动者、资源调动者、利益协调者等多重角色，由此产生一个难题：政府既是改革的主体，又是改革的客体（对象）。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一个突出标志是行政体制成为改革的对象，即改革更多具有政府“自我革命”的意涵。社会组织是市民社会的主要载体。“公民的政治关切与参与，以及公共领域的开展是强化与维系民主政治的重要条件。然而，公民的政治实践，以及市民社会的形成皆倚赖公民之责任与判断的养成，缺少后者，民主政治只成——形式化的躯壳”[26]。在“‘强政府、强市场、弱社会’的格局下，为了加快社会建设，需要对中国社会的组织架构进行合理调整，其关键在于在政府组织的主导下，稳步发展非营利社会组织，增强第三部门的力量，最终建构起‘有效政府、有序市场、活力社会’的组织体系。”[27]其基本目标是：政府组织承担政治责任，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企业（市场）组织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提供私人物品和服务；社会组织承担公益服务责任，提供政府顾不上做或成本高难以做、企业不愿做的公益服务。

（二）中央决策上：集思广益、集体决策、顶层设计。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有诸多因素，但最重要的无疑是改革。如今，改革发展成为结构改革的最大推动力量，反过来结构改革又会深化改革发展。中国改革发展的特征就是以政府主导的结构性改革，目的是把“政策驱动”的成长转成“创新驱动”发展。这显示出中央进行结构改革的思路与决心，也需要中央站得更高、看得更远，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

1.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党的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成为重中之重。2011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十二五”时期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如果把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看作是第一次转型，目的是打破旧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那么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则是第二次转型，目的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化方向，建立一个公平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最终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体制改革和结构性改革必然触及国家与民众、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体制改革和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面对十分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着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这些论断不仅对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做出了科学判断，而且也指明了我国当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战略重点和方向。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涉及三方面：一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二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三是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

2.推进结构性改革。在我国的GDP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之后，制约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已由经济总量转向经济结构。与此相应，中国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应由“速度”转向“结构”。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问题，必须推进结构性改革。如今，日益增加的内外部压力，促使中国推进结构性改革，走“结构转型”发展之路。在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过大和扩大内需乏力等问题，主观上需要通过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发展；在国际，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客观上为我国加快结构转型提供了条件和契机。最重要的是党中央的科学判断，坚定了中国“以改革促转型”“以转型促发展”的决心。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从何而来？只能从改革中来，从创新中来，从结构转型中来。中国要发展，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即要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制度等领域的改革。中国体制改革和结构性改革之路，不仅契合现代化系统结构转换的渐进性要求，而且践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承诺，其世界意义就是努力走出一条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新路。

3.改革首要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政府改革的关键是实现政府转型。改革不到位的问题依然存在。要以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首要是转变政府职能，核心是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通过简政放权，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就是要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的简政放权对于市场而言，就是要“政企分开”，对于社会而论，就是“政社分开”。但转型期政府不能消极地简政放权，既要把不该管的微观管理放给市场、交给社会，又要把该加强的宏观调控切实加强，做到事前审批要多放，事中事后监管问责要到位。要以开放促改革，当前改革包括两大类，一类是重点在拉动内需、稳定增长方面发挥作用，发挥短期效应的改革；另一类是着眼于长期的结构性问题，通过调结构、转方式来增强社会整体效益的改革。不深化改革、不进行体制改革和结构性改革，就会延误中国发展，就要负“历史责任”。一句话，要在深入推动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不断优化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制度治理系统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政府廉洁有效”“市场规范有序”“社会和谐有力”。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结构特征日益明显，促改革、调结构、转方式、谋发展已成为中国发展的关键。第二，当前，中国发展存在的风险或问题，主要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而结构性问题必须通过结构性改革来解决。中国结构性改革具有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权力结构；二是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28]当前改革开放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利益关系重新调整必然触及深层结构。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应该将重点放到结构性改革上，不失时机推进结构性改革，为中国健康发展奠定基础。第三，中国问题主要是发展阶段的问题，根本上则是结构性问题。因此，只有不失时机地推进结构性改革，才会使中国走出一条由相对注重体制性改革走向相对注重结构性改革的新路来。第四，由体制性改革走向结构性改革，是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当然，结构性改革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我们坚信，中国结构性改革不仅决定中国发展的命运，而且必将深刻影响世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