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虎堂

〔摘要〕曹顺庆教授主编的《中外文论史》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世界各国文论从滥觞到19世纪时期的发展概貌，其所凸显的总体性、世界性、差异性特色与创新，堪称世界文学理论史建构的新突破。《中外文论史》对世界性“总体文学理论”建构的尝试和“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突破，以及对异质文论比较“差异性”思维方式的强调，既符合当今世界文学理论比较研究全球化的要求和趋势，也为中外文论之间的对话、汇通及其文论新质的产生提供了广阔的诗学空间。

〔关键词〕中外文论；总体性；世界性；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I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3-0078-05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分支的比较诗学（或中外文论比较）研究越来越引起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兴趣，并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热门领域。与此相应，一些学者开始将着眼点集中在中外文论史的建构上，而编撰一部跨越东西方的世界文学理论史便成了比较文学发展的迫切需要。由曹顺庆教授领衔，数十余人历时20余年编写的《中外文论史》则实现了这一目标①②。纵览全书，该著煌煌四卷，共约4100余页，在编写上采用历史纪年为主，以东西各文化圈相似文论的阶段发展为辅的分期方法，立足于文化探源，几乎将全世界的文学理论融为一体。除前言“从总体文学的角度研究中外文论”外，全书共分为八编：第一編为“中外文论的纵向发展和横向比较”，第二编为“中外文论的滥觞和奠基”，第三编为“中国两汉、古罗马与印度孔雀王朝及贵霜帝国时期文论”，第四编为“公元三至六世纪的中外文论”，第五编为“公元七至九世纪的中外文论”，第六编为“公元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外文论”，第七编为“公元十四至十六世纪的中外文论”，第八编为“公元十七至十九世纪的中外文论”。前言提纲挈领，阐明了《中外文论史》编写的目标和重心所在，奠定了全书的基调。正文各编则致力于理清世界各国文论发展的基本脉络与阶段特征，其所呈现的熔铸古今、融贯中西的气势和论述，其所凸显的总体性、世界性、差异性的特色和创新，堪称世界文学理论史建构的新突破！

一

要建构一部《中外文论史》，不仅要考察和整合各国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各种文论史实，而且要在此基础上进行高屋建瓴的整体关照。整体关照除了涉及到中外文论的本体论、方法论和参照系等问题，总体性的架构是第一位的。通观全书，“总体性”在《中外文论史》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用总体文学的视角，二是纵横交错的文论史结构，三是体大虑周的文论史形式。

曹顺庆教授在《中外文论史》前言中明确指出：“迄今为止，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尚没有一部跨越东西方文化圈，从总体文学的角度，融全世界文学理论为一体的文学理论史（或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专著。”[1]（1）事实确实如此，对中外文论的比较研究若缺乏“总体文学”的关照势必会导致“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偏执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

与国别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不同，总体文学主要侧重于对多国文学所共有的文学事实进行研究。尽管各国学者对“总体文学”的看法还存在着诸多不同，但我们仍须承认，当今学界对于实现“总体文学”的追求从未间断。其原因在于总体文学的研究视角具有一种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整体视野，它可以有效地消除比较文学研究中二元对立的机械性，而更关键的在于总体文学可以揭示普遍的文学现象及其规律。正如李赋宁教授曾指出的那样，“总体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最高目标，因为它研究的问题是文学作品的一些普遍、最根本的问题。”[2]（24）在具体编写中，《中外文论史》第一次将全世界的文学理论，特别是将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的阿拉伯、日本、印度、朝鲜等东方国家的文论纳入世界文论体系中，在对第一手资料和现有成果进行收集、爬梳、剖析与借鉴的基础上，秉持“论从史出、以史证论”的原则，采用“史、论、评”三结合的叙述模式，通过对中外文论历史文献的梳理、文论观念的流变、文论特征的提炼和理论规律的总结等，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论述了19世纪及之前世界各文化、文明圈内文学理论的发展概貌，可谓填补了迄今尚无从总体文学角度书写中外文论史的空白。就此而言，采用总体文学的视角无疑是《中外文论史》最突出的特色和亮点。

从世界文论的发展来看，各国文论的发展既不是单向孤立的，也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在共时和历时的时空交织中呈现出一种纵横交错的发展状态，用曹顺庆教授的话来说，“纵向的‘通变与横向的互相交流与影响，是文学发展的两个基本动力。”[1]（13）然而，现有的大多数文论史著作在结构上主要侧重于从纵向的、历时的单向联系中来勾勒文论的发展脉络和进程，却鲜少有人从横向的、共时的互动关系中来论述各国文论之间的交流和影响关系。这显然不能全面地展示文论发展的整体走向。与采用的“总体文学”视角相对应，《中外文论史》在结构编排上将纵向的历时考察和横向的共时比较相结合，即一方面用纵向考察的经线来论述各国各民族文论的传承、流变，勾勒出文论史演变的历时轨迹。如《中外文论史》分别以“中外文论的滥觞”、“神学的婢女与经学的附庸”、“战乱中的新盛与消沉”、“亚洲文论的黄金时代”、“思潮反叛浪潮的起落”、“现代曙光与末世夕照”等为标题论述了世界文论的纵向发展。另一方面用横向比较的纬线将各国各民族的文论在相互的碰撞交流中穿插交织起来，展现出文论史由各自封闭到相互开放的共时过程。如《中外文论史》以中国、印度、日本、阿拉伯等国和欧洲各国的戏剧理论、诗歌理论、修辞理论、小说理论等分章别类地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同源性与类同性、异质性与变异性、多元性与互补性。显然，这一纵一横的书写结构，强化了对中外文论前后左右的相通性、联系性、承继性的注重，不仅有利于读者从不同角度更好地认识这张带有总体性特征的世界文论之网，也有利于读者在经纬分明的交点上找到不同文论发展的具体影响与交流。更为重要的是，《中外文论史》所呈现给读者的这种纵横交错的文论史结构，客观有序地展示了世界文学理论从分散发展到整体联系、从静态呈现到动态交融的态势，其纵横古今、跨越中西的庞大气魄足以称得上是《中外文论史》的又一特色。

文论从其产生到发展再到转化消亡，都离不开它所赖以生存的政治、文化、宗教或哲学等土壤。因此，中外文论史的书写应该打破就文论而文论的论述形式，应当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对世界文学理论进行多层面、全方位的关照，除了将文学与文学理论紧密结合外，在形式上还应凸显出“上启思想史，下承文化史，左依哲学史，右挂宗教史”的文论图景。可以说，《中外文论史》基本做到了这一点。以著述举例来看，在思想与文论方面，如文艺复兴运动对西方传统思想的叛逆，对偶像的批判以及对新方法、新思想的探寻，无疑对西方文论思想和体系的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文化与文论方面，如中国节欲观与礼节乐和论，古希腊适当享乐观与文艺快感论，印度的断欲、纵欲观与解脱涅槃的境界等都鲜明地揭示了各国文化与伦理规范对文学文论的影响和调节。在宗教与文论方面，如印度佛教的兴盛不仅导致了印度梵语古典文学的兴盛，而且直接催生了对世界古代文学产生广泛影响的《五卷书》等的出现。在哲学与文论方面，如古希腊哲学的“逻各斯”以及“爱智慧”的特点使文论带有浓厚的科学理性色彩；印度哲学中的“梵”以及“求解脱”的特点使文论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可见，《中外文论史》使文学、文学理论与哲学、宗教、文化等相互结合，相得益彰，其宏微并观、有容乃大的论述，呈现出一种《文心雕龙》般“体大虑周”的文论史形式，而这种体大虑周的文论史形式，其思维形式实际上与“总体文学理论”的架构具有殊途同归之妙。

二

總体文学是从世界文学发展而来的，其核心在于以世界性的眼界和胸怀来研究文学，而要打造一套具有世界性的文学理论史，一是要具有“比较”视域，因为“比较”是其实现世界性的基础。二是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话语，这是其实现世界性的关键。《中外文论史》的“世界性”也突出地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厄尔·迈纳曾经指出：“并不是所有文学方面的理论及方法论问题都与比较研究直接相关，但比较诗学，就其本质而言，必须是比较性的。”[3]（343）若仅从书名来看，《中外文论史》并没有出现“比较”二字，但从其论述来看，《中外文论史》却凸显出浓厚的“比较”特色。整部《中外文论史》既有一般的文论概念、文论作品、文论范畴等的单向平面化比较，也有总体文学式的多面立体化比较；既有文论范畴如“道”与“逻各斯”、中西早期“和谐论”的比较等，也有文论家及其著作如《毛诗序》与《诗学》、《诗艺》与《乐记》的比较等；还有文论体系如波斯、阿拉伯语中国文论的整体比较等，亦有文论共性如中国汉代与古罗马古今之争的比较，中国与西方叙事理论的比较等等。通过中外文论各个层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外文论史》将古今中外具有相通性的文论类型与形式置于“比较”的视域中，并将历史的探寻与美学的沉思结合起来，特别是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的比较，既为中西方文论的交融提供有效的参照，也为世界文学理论新质的产生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充分体现了中外文论史研究的比较意识与文化自觉。当然，《中外文论史》提倡中外文论的交融，其目的和意义并不在于对中外文论话语或概念范畴的简单比附，而是对以往东西方文论研究中所存在的“以西化东、以西释东”那种两分法的反拨。

从世界文论发展的史实来看，东西方文论的两分法不仅会对世界文学理论的有机联系造成人为的割裂，而且想当然地忽视了世界各国文论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色，并由此导致了文论史书写在编排体例上的封闭性。这些问题的存在，表面看来在于缺乏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实际上其根源却在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这种偏见，不但在许多西方学者头脑中根深蒂固，甚至在不少东方学者的头脑中也势力强大！”[1]（2）由此一来，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才能实现世界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在当今学术界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其核心就在于实现话语的独立性，而从话语层面进行的中外文论比较，是最能切中文论本质的突破口。《中外文论史》以话语为突破口，从话语体系角度去剖析不同时代的文论话语。在具体论述上既注重话语的历史考证，又注重话语内涵及其流变的阐释，并深入探讨了东西方不同文论的话语规则。如孔子以“述而不作”的经典解读方式建立了中国文人尊经为尚、依经立意等具有复古主义气息的普遍解读模式和意义建构方式。柏拉图则以“理念”为核心建立了超越性话语解读模式及其彼岸世界意识的建构方式。庄子建立了以“消解”为本体的消解性话语解读模式及其“无中生有”的意义建构方式，而亚里士多德则以“求知”、“观察”、“追问”、“推论”为支点确立了西方科学理性解读模式和逻辑分析话语。凡此种种论述表明，《中外文论史》对各国文论言说方式和话语规则的探索，对文论话语模式和意义建构方式的分析和阐释提供了新的认知角度和思路，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当然，仅仅对文论话语本身进行阐述还不能真正地实现文论话语的独立性，因为话语独立性的实现需要将各国文论独特的文化视域和话语模式置于世界文学理论的有机架构中互参互照，并将话语比较的价值目标设定为各国文论的民族性与世界化的实现上。可以说，只有将各国各民族的文论置于世界文论的历史体系和动态发展中，其民族性才会凸现出来。《中外文论史》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如代表欧美的基督教文论与中国儒家文论在出世与入世之差、禁欲与节欲之别、哲理与伦理之异、内容与形式之分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中西方文论截然不同的民族色彩和文化内涵。再比如当今中国学界热议的“西方文论中国化”、“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转换”等命题实质上就涉及到对文论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的探索。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在世界文学文化背景下的研究中外文论，各国文论所具有的“民族特色”或“民族性”都是在世界性的比较视域中体现的，而探讨各国文论在世界文学理论格局中的现代意义和价值地位，面向世界建构具有民族性的现代诗学，实际上也是积极探索文论“世界性”的目的所在。《中外文论史》不仅在价值导向上避免以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文学话语为唯一标准，而且在史论形态上避免了乌托邦式的理想状态，呈现出世界各国各民族文论不断变化交融的动态过程。这对世界文学理论史的编写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外文论史》在文论史建构上由“比较”走向“世界性”，既顺应了文学理论全球化的潮流和趋势，也符合各国文论比较研究发展的内在要求，实现了真正的“世界性”。

三

从世界比较文学的发展来看，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以及中国学者都将可比性建立在“求同”的基础上，而对“差异”（或“异质”）则有所遮蔽和忽视了。究其根源，在于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差异”的可比性以及“差异性”思维方式的独特价值。由此，中外文论史的建构应当将世界各国文论的“差异”作为可比性的基础和研究关注的焦点，并给予了跨异质文化探源性研究应有的注重。

与以往的文论史著作不同，《中外文论史》在论述文论“是什么”的基础上进一步寻根溯源，将探索文论的“为什么”作为问题的中心，即一方面从文化的生成规律和学术规则等存在的差异入手，聚焦于中外文论的“跨文化/跨文明”研究。如《中外文论史》对中国、印度和欧洲的古典戏剧理论在理论体系特征、本体理论、审美理论等方面的差异进行的阐释。一方面又立足于中外文化的“差异性”探源，力图探寻东西方文化差异在历史发展中产生的深层原因，使读者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中外文论史》对“中国有没有悲剧”论争的分析，从侧面凸显出大多数学者缺乏“差异性”的思维。事实上，在中外文论交流中，文化语境变迁与认知范式转向、理论旅行与诗学变异等都会产生文论信息的增删、误读等变化，我们若将“差异性”作为中外文论研究的思维逻辑起点，不仅可以提供一种崭新的分析思路，而且可以通过对求同性泛化进行反拨，清楚地认识到世界文论的架构，还世界文论史以本然面貌。正如吴兴明曾经指出，“所谓‘异不仅指理论观念的变化和差异，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另一个根本不同的‘历史。历史的立场成为认定二者差异性的根据。不是因为变化才有历史的差异；而是因为不同的历史，所以变化才是必然的。”[4]（157）由此可言，“回归历史、反思历史”的学术史态度和重视文论历史场域的考察是《中外文论史》的研究基点，也是差异性显现的重要途径。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伴随着中外文论的比较研究从西方中心主义向多元文化主义的转向，当中外文论所包含的异质性因素相遇时，必然会在交流互动中形成相互的对话关系，并在互识、互证、互补的多元视角下形成杂语共生的态势。在多元视角下，“世界性”是以“差异性”为基础的，而其“差异性”则是“世界性”的重要表征。中外文论的比较研究无论是在“世界性”中凸显“差异性”，还是在“差异性”中建构“世界性”，其理论内核都是在杂语共生的态势下用“差异性”的观念去挖掘文学、文化交流中的动态层面，并力图讨论全球化过程中文学创造和文化变迁的问题。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外文论史》顺应了当今世界比较文学从“求同性”向“差异性”的转变，建构了中外文论研究的一种新的方法论。也正因此，“差异性”便成为贯穿整部《中外文论史》的思维方式和研究特色。

在当今学术界，当对话本身成为比较的目的，《中外文论史》在世界文论对话中所凸显的差异性，意味着在中外文论研究中既要拒斥固守一个模子的文学批评传统，也要认真反思西方、本土及其外来影响的相互关系。更重要的是，《中外文论史》对“差异性”的强调，一方面是对世界文论史实在知识谱系和理论建构上的反思，一方面则是对本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学批评生成语境的重新审视，其价值目标就在于在差异性中实现各国文论的现代性与国际化，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中实现各国文论的对话和交流，进而在对话和交流中实现多元文论的交融汇通和文论新质的产生。需要指明的是，《中外文论史》对“差异性”的追求和强调并不意味着文论和文化的势不两立。胡亚敏曾指出，“坚持差异性研究并不一定要形成文化冲突和对抗，从生态的角度讲，异质并存才能使这个世界更加和谐。”[5]（44）若依据此言展开去，《中外文论史》所强调的“差异性”和在差异性中建构对话，其“差异性—对话性—世界性”的内在逻辑突显了中外文论各自的主体性和独特性；其所彰显的世界性视野、主体意识和理论自觉对保持世界文论之间的主体间性的平衡和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所体现的创新和建构精神也彰显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学者自信和自立的学术立场。事实上，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不同文化文明圈的互动，“差异性”越来越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诉求和思维形态。可以预测，以《中外文论史》为契机，未来的中外文论研究者需要主动去认知各国文论交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既明其同，亦辨其异，尤其要辨析不同文论之间的传播与影响途径，以此去探究中外文论在交流对话中其形式与话语的变异与重构过程。

总的来看，《中外文论史》是曹顺庆教授领衔的诸位学者对建构世界性的“总体文学理论”这一富有挑战性课题进行的积极尝试和探索，其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开拓。在这一主导理念下著述的《中外文论史》充满着创新精神和力量。当然，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曹顺庆教授就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中西比较诗学等方面的研究，出版编写了《中西比较诗学》、《东方文论选》等中外文论比较方面的著作，并且提出了“失语症”、“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跨文明研究”、“变异学”等一系列极具创新性的命题和观点，这些都为《中外文论史》的编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显示出曹顺庆教授及其编写者深厚的学术积累和扎实的学术功底。尽管《中外文论史》还存在诸如各国文论间的内在联系不够紧密、各国文论的微观特色不够明晰、前后观点缺乏统一等不足，但瑕不掩瑜，这一套历时20余年的文论史著作对世界文学理论从滥觞到19世纪时期的把握，其縱横古今的气魄、融贯东西的眼光以及新颖独特的见解，至今无出其右者，足以称得上是中外文论研究史上的经典之作。我们期待着《中外文论史》（二十世纪卷）以更加恢弘的气势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参考文献〕

[1]曹顺庆.中外文论史·前言（第1卷）[M].成都：巴蜀书社，2012.

[2]李赋宁.什么是比较文学？[J].国外文学，1981（1）：23-25.

[3][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M].王宇根、宋伟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吴兴明.“理论旅行”与“变异学”——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立场或视角的考察[J].江汉论坛，2006（7）：114-118.

[5]胡亚敏.论差异性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12（4）：39-45.

（責任编辑：马胜利）

Abstract： A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Theory Compiled by Prof. Cao Shunqing more fully shows the development outline of the world literary theory from the origin to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highlights the overall， worldwid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innovation， which is called a new breakthrough on th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ry theory. A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Theory firstly attempts to construct the worlds “general literary theory” with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western centralism”and the emphasis on the “difference” thinking mode of the heterogeneity theory. It is in line with the demand and trend of globalization in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world literary theory， and it also provides a broad space for poetic dialogue and the new quality of literary theory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theory.

Key words：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theory； overall； worldwide； dif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