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清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教学科研部，陕西　延安　716000)



略论延安时期坚持党的宗旨践行群众路线的基本经验

陈国清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陕西延安716000)

【摘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把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存之于心见之于行，强调经济方面一定要给人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政治方面必须使人民群众得到政治上的解放，确保人民群众主人翁的地位；党的建设方面努力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都过得硬的党，倡导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品德和精神。

【关键词】延安时期；党的宗旨；群众路线；基本要求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境界，也是评价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的价值标准。因此，延安时期的中共领导人非常重视把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存之于心见之于行，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立足点都是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党的自身建设和党的一切实践要倾听人民的呼声，满足人民的意愿和要求。

一、“必须给群众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为人民服务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问题，它不是一句空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反对空洞的说教，反对不顾人民群众的疾苦而大谈什么远大目标与长远利益的说教，认为政治权利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目标的手段。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理论上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极端重要性，更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在党的实际行动上，其中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一定要给人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必须使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的、根本的立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物质利益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还要体现在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上，体现在制度保障上，而且更强调把这一宗旨体现在广大党员与干部的实际行动上，要让人民群众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毛泽东认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467因为人民群众对党的认识，不仅是听其言，更重要的是观其行。否则我们党在人民中间就没有威信，人民的积极性就难以调动，壮大革命力量、夺取革命胜利就成为一句空话。毛泽东还把是否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问题作为党第一位的工作问题，提高到党的根本路线、根本之策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党的事业就是人民群众的事业，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就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每个同志(军队的同志也在内)都要好好去研究它”[1]468。即使是延安时期物质极端匮乏、条件相当艰苦，中共中央和老一代党的领导人也非常强调这一点，认为革命军队决不能因为战争的需要而认为加重人民负担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必须自己想办法来解决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困难。党的领导人毛泽东认为那种“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己”[2]894的思想是国民党的思想与作风，人民的军队决不能承袭。为此他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方针，并最大限度地减轻人民的负担，最大限度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在当时那样的战争条件下，必须领导人民、组织人民、帮助人民去发展生产，通过发展生产来增加人民群众的物质福利，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只有先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然后才能向人民要东西，才能让人民群众来承受战争的负担，群众也才有能力来支援战争的需要。这两方面的工作是不能颠倒的。在这一思想指引下，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使经济得以发展，民生得以改善，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歌颂党和党的领袖，唱出了《东方红》、《绣金匾》，送来了“人民救星”的牌匾。

实现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使广大人民群众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没有社会物质产品的极大涌现，是不能达到的。物质利益的实现手段只能是发展生产力。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给人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的根本途径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此，毛泽东代表全党在中共七大上明确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2]1079并强调这是在任何历史时期衡量一个党派是否进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准。

毛泽东关于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衡量中国一切政党政策及其实践的根本标准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关于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在社会领域的具体化。他不仅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首次提出了生产力标准问题，而且也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目的，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腐朽的落后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真正实现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因为“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而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3]108-109。故此，民主革命时期搞政治工作，搞军事工作，进行革命战争只是整个革命工作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党在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而在进行这项主要工作的同时，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也必须在革命根据地搞好经济建设。那种对经济文化工作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的空头政治家是毫无价值的，同样，那种只善于破坏旧的东西，只善于打击敌人而不会搞经济文化建设的党也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必须把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经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极为重大的任务，要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人民的物质福利，并在此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这样才能使群众有能力、有可能去自觉地支持党、支持革命战争。

二、必须使人民群众得到政治上的解放，确保人民群众主人翁的地位

没有人民群众政治上的解放，物质利益的实现也是谈不上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思想上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的核心内涵，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更强调党的宗旨要落实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为人民服务的一个现实要求就是“中国人民正在受难”，要动员人民、带领人民夺取革命的胜利，使人民摆脱剥削与压迫，并用民主确保人民群众主人翁的地位。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强调：“必须知道，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不行，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4]255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指出：“我们在纲领中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取消镇压自由的法令，惩办汉奸、间谍、亲日分子、法西斯分子和贪官污吏，释放政治犯，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承认解放区，废止保甲制度，以及其他许多经济的文化的和民众运动的要求，就是为着解开套在人民身上的绳索，使人民获得抗日、团结和民主的自由。”[2]1069-1070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回答来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中共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时指出：我们已经找到走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办法，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延安时期，毛泽东等共产党的领导人把陕甘宁边区作为民主执政的样板来要求和打造。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会上专门论述了抗战与民主的关系，明确指出，所谓民主，讲俗话就是老百姓能起来说话。边区政府的领导人林伯渠等人则更为详尽地指出：“民主政权，必须切切实实的尊重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不能随便妨害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的自由；不能随便侵犯人民的利益。如强迫人民超过法定的义务负担，动员牲口不发足脚价，非法地强占人民法定财产；不能随便剥夺与限制人民身体的自由，如非法逮捕、滥施拘押、乱加罪名等等。因为民主政府，是法制的政府，只能要求人民遵守法令上的规定的义务，不能强迫人民遵守超过法定以外的义务。”法定以外的，是他们的权利，“政府对于人民也有合法的权力，即法令上规定人民的义务，人民如果不遵守，政府有强制遵守的权力。同时也有一定的限制，即不能强制人民遵守决定以外的义务。例如，人民依法应交一斗农业税，如果不交，可以强制交，但不能强制交一斗以上”[5]276。

那么，共产党如何践行和发展民主呢？其最主要表现在，从陕甘宁边区开始，进而发展到共产党所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普遍实行了高度的民主政治。在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各阶级、各阶层的抗日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陕甘宁边区1937年就开展了普选活动，逐步成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府。从1940年开始为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反对国民党独裁，确保人民群众物质利益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积极推进民主选举，并且在实践中创造了“三三制”统一战线政权模式。所谓 “三三制”的政权模式，即边区各级政权的席位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这样做使大批非共产党人士进入了政权机关，抗日的民主范围在政权建设领域进一步扩大。1941年以后“三三制”做法进一步推广到党领导的其他抗日根据地。随着政权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健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又明确规定：“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6]31945年9月23日，边区政府针对一部分政务人员同人民的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专门向各级政府发出《对人民控告干部的案件应及时认真负责处理》的命令。指出：“人民敢于向政府控告，则是好的现象。”要求各级政府“以后凡遇此种控告，不论是由本府交办的或人民直接呈诉的，你们必须认真负责的、实事求是的切实查明，公平处理，切不可敷衍了事，更不可有偏袒政务人员的行为”[7]258。这样，政府就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正因为政府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人人都起来负责，其结果当然不会出现“人亡政息”。由于抗日根据地不仅实行了民主选举，而且还有比较严格的民主监督，从而使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当时全国“民主的模范区”。

三、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为实现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延安时期尽管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任务极其繁重，但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打铁还得自身硬”，非常重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党的建设上，提出了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目标任务。强调中国共产党只有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都过得硬的党，才能更好地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里仅就党的建设中与密切联系群众相关的思想做一些分析。

1、反对官僚主义，关心群众生活

官僚主义本来是伴随剥削阶级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是剥削社会的政治统治的必然产物。革命队伍里的官僚主义现象是完全违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是同人民当家作主根本对立的。因此，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党和政府里的官僚主义现象深恶痛绝。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说：“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8]522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从事经济和财政业务的工作人员，还必须克服存在着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等。”[2]896毛泽东认为这些现象的存在，是我们党在根据地组织民主政治生活的极大障碍。

1943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延安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要求全党同志要善于团结人民群众，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3]23毛泽东还多次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要以90%的精力去给人民东西，然后以10%的精力从人民那里取得东西，而从人民那里取得东西，也是为了人民事业的需要，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2]933。总之，延安时期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不断提示反对官僚主义，告诫大家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要求共产党员绝不可脱离群众，绝不可高踞于群众之上，做官当老爷，而应当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面前，深入于群众面前，深入于群众之中，同群众打成一片。那时广大党员、干部、工作人员都能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自觉地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2、加强廉政建设，反对腐败，保障群众利益

加强廉政建设是坚持党的宗旨的内在要求，而腐败则是与党的宗旨格格不入的。 延安时期党和边区政府非常重视廉政制度建设，先后出台和制定了许多文件、法规和制度，对廉政问题都作了明确、严格的规定。《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惩治贪污条例》明确规定，对于党政公务人员中存在的贪污腐化、假公济私、蜕化变质、欺压百姓等违法乱纪行为，要严厉惩处，量刑治罪，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毛泽东还亲自处理过黄克功逼婚杀人等案件，并发动以延安为中心的整党整风运动，克服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遏制了从国统区过来的一些腐朽生活方式和腐化作风，从而保证了党的思想和组织的纯洁性，保证了边区政治的清明廉洁。1944年 4月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议上告诫全党，要防止胜利时犯骄傲的错误，要求党内同志读一读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强调，我们要从李自成失败的历史教训中吸取经验，“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9]242。1945年在党的七大开幕词中，毛泽东号召全党：“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2]1027

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人的廉政思想的内涵十分丰富，它包括下列方面：一是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和反对贪污浪费的思想；二是关于党风建设的思想。认为廉政建设是党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否廉洁奉公是衡量党员道德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准。号召“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8]522。三是用民主制度保证廉政的思想。毛泽东强调，要克服政府被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现象，做到政治廉洁，仅仅限于对党员干部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只是依靠揭露、打击和惩处腐败也只是治标不治本，“‘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在政府和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8]677。

3、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任何政党和个人都不可能一贯正确、永不犯错误。中国共产党不是圣人，当然也会犯錯誤，关键是如何正确对待错误。

首先，要承认错误，而不是掩盖错误，这是改正错误、提高领导水平的前提。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就必须做到向人民负责，把是否对人民有利作为衡量党的一切工作和党员的一切行动的最高标准。就应当做到为了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修正错误。“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2]1095。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告诫全党：“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別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2]1004-1005。

我们党有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虚心接受人民的批评，是我们前进的永恒的动力。进行实事求是地自我批评，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的重要途径。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延安整风之所以成效显著，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其次，承认错误，更要积极改正错误，并尽量少犯错误，这更是增强为人民服务本领的重要内容。为了使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能更好的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非常重视群众的批评和意见。1941年底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参议员李鼎铭等提出了“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的提案。毛泽东非常赞赏，指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10]502于是，中共中央决定从1941年底开始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开展“精兵简政”运动，到1944年春精兵简政运动结束，连续三次的精兵简政取得了预想的效果，基本上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的目的。正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说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2]1004。

总之，延安时期，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保证共产党肌体健康的有力武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赋予了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特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能力。中国共产党90余年的历史也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不是不会犯错误，而是具有纠正错误的能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因为她具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智慧和力量，为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为人民利益修正错误，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强大的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辑:第2辑[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6]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辑:第5辑[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7]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辑:第9辑[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

[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0]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刘滢]

On the CPC，s Basic Experience in Practicing the Mass Line during the Yan，an Era

CHEN Guoqing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Yan，an, Yan，an, Shaanxi 716000)

Abstract:During the Yan’an era, the Party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cept of “serve the people”, keeping it in mind and putting it into practice. The Party stressed that tangible material benefits should be offered to the people in terms of economy, political liberation should be delivered to the people in terms of politics, so as to ensure their status as masters of the society, and in terms of Party building, it strived to build itself a sound and reliable party in politics, ideology, organization and style, and advocated the character and spirit of adhering to truth and correcting mistakes.

Key Words:Yan，an era; aim of the Party; mass line; basic experience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5)02—0116—05

【基金项目】本文为陈燕楠主持的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研究”(批准号 13ADJ002)子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国清(1951—)，男，湖北浠水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教授。

【收稿日期】2015-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