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琳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教学科研部，陕西　延安　716000)



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的时代价值

薛琳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陕西延安716000)

【摘要】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具有鲜明中国气派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的建设思想。这一思想对于当前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巩固党内团结、保持先进性与纯洁性、密切党群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批评与自我批评；党性修养；党内团结；纯洁性与先进性；党群关系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毛泽东曾说过：“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1]1096由于认识能力不同、知识储备以及工作水平的差异，我们难免在工作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关键是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对此，革命导师有深刻认识，恩格斯曾讲：“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2]432列宁指出：“我们要从错误中学习。在这方面，正像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我们说我们要通过自我批评来学会办事。”[3]576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中最革命和最富生机的部分。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他将马列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相结合，提出了具有鲜明中国气派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的建设思想。

一、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毛泽东称赞“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其中第八条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我们党的“圣经”，但是他特别强调：“‘圣经’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4]414其中的“变化”二字，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即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要实现这一理论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形成可以追溯到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他不仅明确提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的论述，更对“批评”这一“武器”的任务进行了规定，他说：“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5]91-92在《矛盾论》中，毛泽东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概念，他从对立统一规律这一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出发，不仅提出“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更从方法论角度强调，“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的方法才能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5]306。

在延安整风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吸取了苏区肃反和苏联“大清洗运动”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教训之后，特别强调党内斗争要坚持“思想批评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秉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达到“团结——批评——团结”。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不仅正确运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更是使其实现了中国化，他指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的有益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1]1096

新中国成立后，有些老干部、老党员开始“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起来，各级政府中“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开始显现，甚至出现了贪污腐败、违法乱纪的现象。为“反”掉这些大大损害了共产党的威信的“坏人坏事”[6]266，毛泽东强调各级政府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消除党政机关的“衙门作风”和领导干部的“官僚习气”，毛泽东提出要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用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指出：“在人民内部，有缺点，有问题，要从团结出发，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提出意见，提出要求，解决问题，达到团结。”[7]175并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8]293。

二、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的时代价值

(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加强党性修养的主要方法。毛泽东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要在思想上入党，“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1]875。思想入党的过程，就是加强党员自身党性修养的过程。刘少奇认为：所谓党性修养“就是每个党员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我们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9]121。无论是“思想斗争”，还是“三个斗争”，其核心都是要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改造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思想斗争的武器，它可以帮助我们党员弘扬正气，反对邪气，用科学的、正确的、进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去同非科学的、错误的、落后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行坚决的斗争。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明确规定全党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10]147。延安时期负责党的组织工作的陈云同志曾强调：“自我批评是共产党员学习的宝贵武器，虚心地接受党的批评是一个党员进步的必要条件。”[11]50

在今天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要改造主观世界，增强全体党员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就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解剖思想、检查行为、改正错误，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1]935

(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实现党内团结的关键环节。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思想上、政治上的团结是组织团结的保证。“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5]90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觉悟，是实现全党团结统一的前提条件。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12]359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助于党员分清是非、解决问题，增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在实际活动中，毛泽东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容和态度进行了规定。关于内容，毛泽东强调：“分析就要批评，批评自己也要批评别人。我们分析一个事物，首先加以分解，分成两个方面，找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应该发扬的，哪些是应该丢掉的，这就是批评”[13]253，“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他特别强调：“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5]91-92。关于态度，毛泽东表示：自我批评要有“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1]874。对批评别人应采取的态度，他提出：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要“长两只‘角’”，“要有名有姓，哪一个部门，要指出来”，否则“不那样尖锐，不切实刺一下，他就不痛，他就不注意”，[6]406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14]

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查找自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根源。民主平等展开对话，有针对性地提出批评意见，通过尖锐而真诚的思想交锋，解决思想问题，打通思想环节，才能实现党内更紧密的团结。

(三)“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锋利武器。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1]1097善意地、实事求是地指出他人的缺点和错误，实际上是关心帮助他人的负责任之举。毛泽东对此有着深刻认识， 他曾多次表示：“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15]1439，“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15]1480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党内监督，他指出：“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16]156党内批评监督是防范腐败的重要手段，“大吼一声”、“猛击一掌”、“拉拉袖子”、“拍拍肩膀”等预防手段，可以教育党员干部，把问题解决在发生之前、发生之初。因此，毛泽东强调：“批评要及时的批评，不要老是爱好事后的批评。”[6]436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明确提出“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摆在重要位置”，他向全体党员、干部提出了“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对自己的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这就要求全党同志要勇敢地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认真地检讨、纠正自己工作中的不足，并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加强我们的党性修养，提高我们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使我们党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色。

(四)“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密切党群关系的有效方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关键在于我们党能否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前提就是我们是否具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要发动群众来批评我们的红军，“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5]88。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真诚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通过“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减轻了民众负担，并利用为张思德开追悼会的机会，教育全党干部要听得进群众呼声，努力改正错误，他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1]1004-1005在七大上谈到“群众路线”时，刘少奇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认真地、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唯此，一般党员和普通群众的“积极性也就会提高，内部团结也就会达到，工作也就会改进，缺点也就会克服，而且负责人的威信不独没有损失，反而会提高”[9]364。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针对我们党和党员可能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不仅在建国前夕就告诫我们全体党员要践行“两个务必”，更是在《党章》这部“党法”中特别规定，党“更加需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特别是鼓励和支持党内的自下而上的批评和人民群众对党的批评, 禁止压制批评的行为”[17]273。在《八大政治报告稿》上，毛泽东专门写下了批语，“首先是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我们要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来克服缺点和错误”，“借助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批评来克服缺点和错误”[18]402。有些干部的“家长制”、“一言堂”的霸道作风，加之“大跃进”消极后果的不断显现，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出现了恶化趋势。为扭转这一趋势，全党开展了一次深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自我批评道：“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针对有些领导干部压制批评声音、打击报复批评者的恶劣倾向，毛泽东更是警告道：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他更是号召干部和群众“偏要摸”老虎屁股！[8]296

广大党员干部只有更广泛地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自觉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真心接受群众的检验，才真正谈得上是对人民负责任和以人民利益为重。

三、 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的现实启示

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源于实践、发展于实践，具有着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但是，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中的某些内容也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有很突出的“斗争”色彩，如何结合时代特点，解决现实问题？本文提出三个切入点。

(一)领导带头自我批评，营造浓厚民主氛围。当前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不起来或者开展效果不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领导干部不愿意听批评的声音，特别是“一把手”容不下身边“杂音”。陈云曾讲：“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首先应从领导做起，……如果工作出了毛病，作为领导者，自己应首先承担责任。”[11]100有的“一把手”担心因自我批评，而失去政治威信，个人“丢脸”，甚或“丢官”，进而羞于抑或抵制自我批评。看看党的历史，这种想法却是错误的。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和“七千人大会”上所做的自我批评，不仅没有降低威信，反而赢得了同志们的支持与拥护。邓小平曾指出：“有错误，自己讲，而且讲够，又能倾听别人批评的意见，这就有了主动，就可以使大家心情舒畅。这样做绝不会损害自己的威信，只会提高自己的威信。”[19]309

“批评”与“自我批评”二者不可分割，要让其他同志敢批评自己，关键是“一把手”要有胸怀、能容人。毛泽东曾讲：“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8]310-311胡乔木在总结“延安整风”中批评与自我批评成功的经验时，就提出“必须放手发扬民主，各级领导者应以身作则，作恳切的自我批评，保证下级有完全的批评自由，禁止压制报复”[20]1398。

(二)保障党员政治权利，塑造良好的政党文化。由于批评双方担心“穿小鞋”、“伤和气”、“丢选票”，使批评者不敢批评他人、被批评者也不接受他人的批评，因而党内批评要么开展不起来，要么流于形式。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就要是通过制度设计，保障批评双方的权利不受损害，使批评双方敢说真话、能说真话，其关键一环就是要建立相关当事人的回避机制或退出机制，以消除可能引发双方矛盾的外部条件。在保护权利的基础上，还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其目的是通过表扬、鼓励、奖励措施，使批评者能提出有价值、有针对性的批评意见，切实帮助被批评者改正错误。

上述制度不仅可以修炼党员批评别人与自我批评的政治素养，也有助于提高党员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勇气，进而形成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政党文化。有利于养成批评双方的积极心态，使批评者怀有对党的事业、对他人负责的高度责任心，使被批评者养成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勇于改正错误的决心，以及遵守党内制度的自觉性。

(三)广泛发动群众，通过网络批评监督政府。习近平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欢迎舆论监督，主动接受舆论监督，通过运用舆论监督，改正缺点和错误，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21]551950年4月19日，新中国成立不到200天，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指出：“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22]在今天，网络新媒体快速兴起，新媒体能以最短的时间传播海量资讯，同时它具有传播主体和传播渠道的广泛性和包容性，因而越来越成为民众表达自己意见的平台。网络媒体门槛低、扩散快、形式活。中国共产党要积极大胆的使用新媒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网络上公开民主生活会信息、党员述职述廉情况和相关问题的整改承诺，通过论坛、微博、微信、“QQ”等网络平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积极发挥新媒体的社会监督作用，展现这一传统优良作风的时代性、开放性和包容性。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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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7]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8]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13册[Z].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论党的建设[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4]在本报改版座谈会上 毛泽东同志号召整顿三风要利用报纸批评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办法[N].解放日报,1942-04-02.

[15]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6]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9]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0]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党建研究局编.老一辈革命家论党的建设:第3卷[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1.

[21]习近平.之江新语[M].上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22]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N].人民日报,1950-04-22.

【责任编辑刘滢】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o Zedong’s Thought on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XUE Lin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Yan，an, Yan，an, Shaanxi 716000)

Abstract: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is one of “the three fine styl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o Zedong adapted Marxist theory on party building to the Chinese conditions and put forth this concept for the Party，s ideological building, which is of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present time this notion is still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trengthening Party spirit of its cadres, consolidating the intra-party unity, keeping its vanguard nature and purity, and maintaining close ties with the masses.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I) and the CPC are, fundamentally, the initiators and main bodies in disseminating Marxism in China.The systemization of the dissemination demonstrates in four aspects: CI and CPC made instructions on the dissemination; the two organizations exchanged delegates to attend each other，s meetings, they set up programs and institutions, and established agencies to strengthen the leadership.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ystematic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CI is of profou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great academic value, which will give insights into the history of Marxism，s dissemination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CPC and the Party building, and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CI，s merits and demerits for the Chinese revolution.

Key Words: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Party spirit; intra-party unity; purity and vanguard nature; ties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 Marxism; dissemination; systemization; CPC;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续接第115页)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纲(从19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连载之八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Systematic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ZHANG Xide, ZHANG Ni

(Department of Research,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Haidian, Beijing 100091; Department of Special Topics, Global Times, Chaoyang, Beijing 100026)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5)02—0054—05

【作者简介】薛琳(1981— )，男，天津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副教授，政治学博士。本文为赵耀宏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及其当代启示”(14XDJ001)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5-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