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安中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650)

封建狱吏腐败述论

万安中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650)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监狱，是封建统治者对广大劳动者实行专政的机器，是奴役残害人民的场所。作为封建统治集团的马前卒狱吏，在执法中纳贿曲法、断狱不公、惨酷用刑，甚至残杀生命。狱吏腐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狱吏腐败，是封建监狱统治的必然结果。封建狱吏位卑责重，薪俸低薄，造成心理失衡，以及法律制裁、监督纠劾乏力，皆是造成狱吏腐败的重要原因。

封建狱吏；腐败；特征；成因

中国历史上自从有了监狱就产生了监狱官吏，官者管也，吏者卒也。在封建制社会，随着监狱的设置，统治者设立了大量的监狱官吏。但由于各代王朝“政刑合体”、“行刑不分”，所以，监狱官吏的成分是极其复杂的，因为在诸朝代中，各级行政官员不仅是行政官吏，也是司法官或管理狱政的官吏。而司法机构的官吏，同样不仅仅是司法官吏，也是管理监狱的狱官。除此之外，各朝统治者还设置了一大批拥有一定职权又负有具体管理监狱责任的专任狱吏。如秦朝的治狱掾、令史、牢隶臣，汉朝的狱史、仁恕掾、贼曹和司空，唐朝的典狱，宋朝的狱掾、推吏和典狱官，明朝的提牢主事、吏目和典史以及清朝的司狱、典史、狱卒、禁卒等等。监狱愈多，狱吏队伍愈是庞大其显现的腐败确实令人触目惊心，其原因也纷繁复杂。本文就封建狱吏腐败的基本特征及其成因作一初步探析。

一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监狱，是封建统治者对广大劳动者实行专政的机器，是奴役残害人民的场所。作为封建统治集团的马前卒狱吏，在执法中纳贿曲法、断狱不公、惨酷用刑，甚至残杀生命。狱吏腐败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一)封建狱吏普遍将监狱看成敛财纳贿的重要渠道，为搜刮钱财，他们不惜践踏法律，贪赃受贿。 有一谚语：“廷尉狱，平如砥，有钱生，无钱死”。[1]450这正是对封建统治监狱黑暗面目的尖锐抨击。如西汉文帝年间，有人告绛侯周勃欲反，被逮入狱，周勃在狱中颇受狱吏的侵辱，束手无策，后来“以千金与狱吏”，狱吏随改变态度为之出谋划策，背地里指使周勃请太后、公主出面说话，后来周勃得到释放，并恢复了爵位和封邑，周勃出狱感慨曰：“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也！”[2]1590周勃曾出将入相，率百万大军，但一旦入狱也不得不俯首于狱吏之前，贡献纳贿，讨求生路，一般老百姓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宋朝狱吏“以狱为市”，公开受贿索贿，“若不得钱，不与躁地，不通饮食”，[3]无钱之囚则视之“犹犬豕，不甚经意，初有小病不加审洁，必待困重方以闻官，甚至死而后告”。[4]苏轼有言：民之诉冤，“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以待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尽管宋朝严禁监狱内外相通，但“有赂者可使狱吏传状稿、通消息，而无赂者必被其害”。[4]宋时狱具使用虽有定制，但“泥吏辈受赂则虽重囚亦为释放、安寝，无赂者则虽散禁，亦以必加缧紲”。[4]以至为“有赀之囚……巧为敷说”，使之“诈病”，“渐为脱免之地”。[4]南宋年间，官吏“奉法日少，慢法日多”，“以狱为市”的情况更为严重。据绍兴三十年(1160 年)的诏中曰：“命官士庶理诉公事，法虽可行，贿赂未至则行遣迂回，问难不已，若所求如欲，则虽不可行，亦必舞法以遂其请”。即使民事争讼，如不能满足所欲，“又将词人扯毁衣冠，搙拔头发”，至有将民词“判送南房，当厅烧毁”。 在南宋司法审判中，“吏逼求贿赂，视多寡为曲直”，“以贿为胜负”的情况极为普遍。如葛源任湖北提点刑狱使时，有一谋杀案因州官受贿而出之，葛源差官再劾，劾者又受贿而其狱如初。又如南安军有僧诬渔人行劫，僧“赇县胥，集耆保掩捕其家，四人遭杀，三人被伤，以杀获劫贼告于官。县尉验尸受赇，隐其縻缚之迹。县令复试老耄，又为典吏所罔”。再如惠州获盗四十二人，吏受赇锻炼，使胁从者三十四人死于狱中，“遂变换情词，以为正贼”。官吏在断治人罪中，或因受赇而曲行改断，“或告以按问之法而取其货赂，或略其减等之因而置之重辟。犯罪虽同，断狱乃异”。 狱吏“肆行威福，以要馈遺”，并“擅置狱具，非法残民”，对无贿之囚，酷刑交加或“断薪为杖，掊击手足，名曰‘掉柴’；或用木索并施，夹两脰，名曰‘夹帮’；或缠绳于首，加以木楔，名曰‘脑箍’；或反缚跪地，短竖坚木，交辫两股，令狱卒跳跃于上，谓之‘超棍’，痛深骨髓，几于殒命”。[5]3340-3341在宋代监狱中，狱囚的命运及其在狱中的待遇，全凭有贿无贿，贿赂多少而定，“无贿者必被其害”。宋都开封府有民谚说：“刑部比门，总有冤魂”，“刑部比门人肉馄饨”。[6]将监狱喻为食人虎狼，确实一针见血。又正如宋人胡太初所言：“刑狱重事，犴狴恶地也，人一入其中，大者死，小者流，又小者杖，宁有白出之理。”[4]

明朝嘉靖年间，给事中周瑯上书言及监狱时说：“诸州下邑，督察不及，奸吏悍卒，倚狱为市，或扼其饮食以困之，或徙之秽溷以苦之，备诸痛楚，十不一生”[7]事实上，明代各级监狱腐朽不堪，不管有罪无罪或罪重罪轻，“概加幽系”，狱卒苛刻索贿，上下勾通，无钱贿赂就断去供给，有病不报，或者散收也加重械，几年拖延不决。甚至“有狱卒要索不遂，陵虐致死者；有仇家买求狱卒设计致死者；有伙盗同狱卒致死首犯以灭口才者；有狱霸放债逞凶，满监尽其驱使，专利坑贫因而致死者”。[12]

清朝时期，狱吏受钱索贿，贪赃枉法极为严重。一是尽可能多押囚犯。稍有株连，多方钩致。因为关押犯人越多，越有私利可图，凡是多少有点牵连的，皆关入监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使他们痛楚难耐之时，便诱导他们去找保人，交纳保金。无钱交保则械系不稍宽，以此为标准警告其余。资料揭露，清朝一狱平平也得索费达二、三千金的。有贿赂，是重囚也得以安寝宽舒甚至释放；无贿赂，虽然是散禁也必加以大索重械。二是敲诈勒索，无所不用。清朝狱囚狱吏行贿受贿名目繁多，如有“全包”，即花钱买通自门役到提牢主事等所有人员。“两头包”，即买内不买外，买上不买下。“撞现钟”，即犯人在狱中每一行动要求必现贿若干钱。“一头沉”，即用金钱贿买狱内牢头少受皮肉之苦。[9]贿赂的多少决定着犯人狱中待遇和命运，顺其要求，平时食宿优厚舒坦，不顺，则“械系老监、呼号达旦”；死刑行刑，顺其要求，“即先刺心”、“缢即先绝”，不顺，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或“三缢加别械，然后得死”，既残害死者，又折磨亲属。一般“极贫无依，则械系不稍宽”，“或同系，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轻者无罪者罹其毒，积忧愤，寝食违节，及病又无医药，故往往致死”[10]。可见，把监狱看成钱穴和市场，是封建王朝狱吏存在的普遍心理。封建监狱中的一切执法以贿赂之多少为转移，入狱者的命运取决于其财富之多寡。

(二)封建狱吏作为直接管理监狱最基层的执法者，在缺乏监督与制约的情况下，往往凭借意愿或达到某种目的，对犯人肆意拘系，非法拷掠，残害狱囚。秦时，丞相李斯被诬告谋反下咸阳狱，就曾被“榜掠千余”，打得皮开肉绽。李斯“不胜痛，自诬服”，结果“腰斩咸阳，并夷三族”[15]。汉时狱中惨况，如汉书所载，韩安国是梁孝王的中大夫，“其后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燃乎？’甲曰：燃即溺之。”[2]1828汉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被系入狱，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 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徙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东汉年间，钱唐县狱对拘押的人犯，用“幽囚拷掠”的办法，甚至“烧薰斧，使……挟于肘腋”，将狱囚“覆船下，以马通薰人”，“又复烧地，以大针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堕落”，[12]1816其惨状难以形容。对酷刑逼供的现实,统治者亦供认不讳,章帝在元和元年的诏书中承认了这一现实:“自往者大狱以来,掠考多酷,钻鑚之属,惨苦无极。”在酷刑之下,犯人常不得不诬服。路温舒在与文帝的上书中也尖锐批判了这种断狱方法的弊害:“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无极,苟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章帝在元和元年的诏书中对严刑逼供也有“明其为禁”的要求,然而根本不可能推行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并不是死于“法”,而是丧于“狱”。很多人毙命于酷刑之下或瘐死狱中,宣帝地节四年在诏书中提到这一情况：“今系者或以掠辜若饥寒瘐死狱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所以路温舒上疏论狱吏时又说：“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明，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13]路温舒深刻地揭露了汉朝狱吏的腐败与严酷。

唐朝法律严格规定狱官狱吏不得违法虐待囚徒，但实际上监狱官吏无视法律，自制刑具，别出心裁，以各种手段凌虐囚徒，滥施淫威。史载酷吏来俊臣等，“其所作大枷，凡有十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家破。又令寝处粪秽，备诸苦毒 ”。[14]1446当时监狱中有“狱持”、“宿囚”之说。所谓“狱持”是指“泥耳、囊头、折胁、签爪、悬发、熏耳、卧邻、秽溺，刻害肢体，糜烂狱中”。所谓“宿囚”就是“闭绝食饮，昼夜使不得眠”[15]930唐朝的监狱实际上成了狱吏们肆意凌虐狱犯，非法刑讯的场所。在宋朝监狱中，重囚常“二木仰卧于床，不能转动”，因此，“被鼠夜啮，流血涔涔”。

明朝监狱狱吏苦辱摧残狱犯，实行野蛮威吓，有过之而无不及。狱吏非法用刑，使用挺棍、夹棍、脑箍、烙铁、拦马棍、燕儿飞，或灌鼻钉指等酷刑和非法狱具，残害狱囚。明朝的厂卫监狱，专以酷虐钳制朝中内外，在监狱中非法刑讯，五毒俱备。狱中人犯往往被拷掠至“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得。其幽絷之残酷，无甚于此者，厂卫狱之惨毒可谓极矣。”[1]520清朝，统治者虽严禁“凌虐罪囚”，规范狱具大小及使用范围，但不过是一纸空文。人犯入狱后所受苦辱更是惨不忍言，轻则“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重则木笼、大镣、重枷交相使用。讯问用刑制度更是公开普遍实行，不仅常用杖责腿臀，而且熬审得用掌嘴等刑。强盗人命案犯还施以夹棍，狱具、戒具、刑具交加，囚犯常死于非法的虐待。[16]174

(三)封建狱吏在监狱中采取种种手法，置法定刑于不顾，在监狱中非法杀囚，枉害人命。中国古代称监狱为“恶地”，这不仅仅因为监狱是与刑事犯罪相关连的地方，而且是封建狱吏滥施淫威，残害狱犯最黑暗最腐败的场所。实际上，封建监狱所关押的大多数犯人只是一般刑事犯罪的未决犯或待审的嫌疑犯，但是他们一旦入狱，不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也就失去了生命保障。监狱吏卒为达某种不可告人之目的，采取种种手段，在监狱中非法杀人。西汉时，有“望气者”谎称“长安狱中有天子气”，结果，长安中都官狱所有人犯，不论其“轻重皆杀之”。又如《尹赏传》所载：“赏以三辅高第选守长安令，得一切便宜从事。赏至断治长安狱，穿地方深各数丈，致令辟为廓，以大石覆其口，名曰虎穴。乃郭户曹掾与乡吏亭长、里正、父老伍人，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务，而鲜衣凶服被铠捍持刀兵者，悉籍之，得数百人。赏一朝会长安吏，车数百辆分行收捕。皆劾以通行饮食群盗，赏亲阅见十置一，其余尽以次内虎穴中，百人为辈，覆以大石，数日一发现，皆相枕籍死。”可见尹赏修治的长安狱，就是一间极端残酷的人间地狱。南齐时，各郡县监狱还施用了“上汤杀囚”的酷法。狱吏为了“实行冤报或以肆愤”，在为狱囚治病的汤药中投放毒药，随意加以杀害，然后以“病死”上报。[17]402

宋朝“瘐死囚徒”，可谓花样叠出。一是以饥饿杀人。宋初已有明确规定，囚人“贫无所自给者，供饮食”。但狱官往往减削囚粮，所给口食“微不能充饥，况又时加拷掠，得疾以至于毙者多矣”宋朝的“狱官令”中亦规定：囚家送饮食，要“即时付与，无使减节滞留”。而囚人家属送来饮食，狱吏往往因“所求不满意，辄故为留滞，致令饮食不时，饥饿成疾”。这种情况在宋朝监狱中屡有发生，如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 年)河东转运司言：近年州狱中囚人，“多是禁系连月，饮食失所及拷掠而死。上下隐庇，检验时只以病患为名”。宋神宗初年，有司岁考天下所奏中发现，狱囚“瘐死者甚多”。南宋时，囚人亦因州县官吏捂剋饮食而“致多瘦损”。即使是户婚田宅之讼中，亦有因“饮食不充饥饿而死者”。[5]3341在宋朝押解编配罪人及随行亲属中，不仅罪犯本人“乞丐于市”，“得活者十无一二”，而且一房老小流离道路，“缘路非理而死者常十五六”，尤其是刺配沙门岛的罪人，因无衣粮而“多殍死”，有的常将配人“妄以病患别致杀害”，甚至用船栰将配人沉入海中。官吏对罪犯采用“饿杀、冻杀及困苦疾疫而杀，官司又以无痕伤”而不追究官吏的责任，更突出反映了宋朝狱政的黑暗。二是以病患杀人。宋朝法律明确规定：“病者给医药”。但狱吏在实施操作中，往往“先以病申，名曰‘监医’，实则已死，名曰‘病死’，实则杀之”。[5]3341

明朝已步入封建社会晚期，封建监狱统治更为强化和残暴。狱吏利用狱具残害犯人尤为突出。明朝的狱具有枷、杻、索、镣。在《明律》中，各种狱具都列有图形，标明规格、尺寸、重量和使用范围。《明律》狱具图：“枷长五尺五寸，头阔一尺五寸，以乾木为之；死罪重三十五斤，徒、流重二十斤，杖罪重一十五斤，长短轻重，刻誌其上，”[18]1189“杻长一尺八寸，厚一寸，以乾木为之。男子死罪者用杻，犯流罪以下及妇人犯死罪不用。”[18]1189另有“索，铁为之，以系轻罪者，其长一丈。镣，铁连环之，以絷足，徒者带以输作，重三斤。”[19]1525

其实明朝的枷远非如《明律》中所标明的几种类型。枷的种类和重量听起来让人不寒而栗。一是“重枷”，《明史·刑法志》载：“瑾又改惜薪司外薪厂为办事厂，……且创例，罪无轻重，皆决杖，永远戍边，或加项发遣，枷重至百五十斤，不数日辄死。”二是“立枷”，“明时厂卫多用重枷，以立枷为最毒，其枷重一百五十斤，更有重至三百斤者，一经施用此刑，犯人无不死亡。”[19]1525所谓，“‘重枷’、‘立枷’，无所不用其极”。[1]513所以，“从徒罪到死罪一经判决就要铁锁鎯铛，身荷重枷，不仅束缚自由，其其身骨，而且往往昏死枷下。”[1]450有的犯人戴上“重枷”或“立枷”后，不用几天，就被活活折磨而死。

此外，明朝还出现了一种称为“木匣床”的狱具。明朝的文学家、思想家吕坤在著作中描述道：“木匣床之制，极为严密。头上有揪头环，项间有夹锁，胸前有拦胸铁索，腹上有压腹木梁，两手有双环铁杻，两胫有短索铁镣，两足闸于匣栏。仍有号天析一叶，钉长三寸，密如猬刺，利如儿郎牙，其析盖于囚身，去面不及二寸，仍以臬木关闸，而禁卒卧于其上，以听囚犯动静。复有四面棂栏，状如鸟笼，人缚在槛四体如僵，手足不得屈伸，肩背不得辗转。莫道蚤虱交攻，蚊虻争噆，纵使毒蝎蛰身，饿鼠啮足，蚰蜓入脑，大蛇缠头，只须忍受，熟能宽之。”[20]木匣床的使用，主要针对强盗人命重罪囚犯。一旦囚禁于木匣床，就只有死路一条。

明朝的厂卫狱更是“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的魔窟。平民朝官动辄被逮入狱。一旦入诏狱，多是苦辱致死，有进无出。明熹宗天启五年，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六君子”，因得罪魏忠贤宦官集团，被捕入厂卫狱，在狱中，“六君子”遭受的残害在《诏狱惨言》中给予了披露：“次日之暮，严刑拷问诸君子，……诸君子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夹杠五十”。在另一次追比审讯中，“六君子从狱中出……一步一忍痛，声甚酸楚，……俱色墨而光秃，用尺帛抹额，裳上脓血如染”，又一日审讯，“杨、左、魏俱用全刑，杨公大号而无回声，左公声呦呦如小儿啼，周顾各受二十棍，拶、敲五十”。就这样“六君子”都先后被“潜毙”于狱中。被厂卫狱拘系的囚徒，既由厂卫凶手编造罪名“已有成案”，就得施以酷刑迫其“屈打成招，不招者即被百般折磨，五毒备具，以致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得；或是长期监禁，聚处在疫疠粪溷之中，奄奄一息；被迫害致死的，不过是一张苇席裹体抛出牢门，任其虫蛆腐体。[16]153对清朝监狱，方苞在《狱中杂记》中予以了深刻地揭露，所谓：“狱中老监，……四室全无窗户，而系囚常二百余”，“矢溺皆闭其中”，狱囚死者日多，每天约三、四人，“多至日十数人”。又有“江南浙江等省有狱卒苛索不遂，创为木笼”，犯人囚于其中“多至监毙”。贵州司有贺文魁被人诬告窝匪行窃，竟被用捶衣木棒敲打脚踝毙命。[16]174如此，清朝监狱的黑暗与狱吏的腐败可见一斑。

二

狱吏腐败，无论是贪脏枉法，拷掠狱犯，还是肆意杀囚，着实令人发指。狱吏腐败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其一，狱吏腐败，是封建监狱统治的性质及本质决定的。监狱是构成国家这一特殊公共权力的“物质的附属物”，即和其他强制机构一样，属于“国家实质的东西”，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各代封建王朝的监狱，是封建统治阶级用以镇压、囚禁广大劳动人民的牢笼。封建国家奉行的狱政方针就是维护君主专制、蔑视人权，对犯人实行威吓主义、惩治主义和报复主义。从封建皇帝、各级官吏，乃至监管监狱、看管犯人的吏卒，构成了庞大的统治集团，把监狱当成惩治和压迫另一阵营即广大劳动者的重要工具。因此，听命于各级统治者的狱吏，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对多数敢于反抗封建统治者的“狱犯”敲诈勒索，肆意虐待，甚至残害生命，也就不足为怪了。

把监狱作为执行刑罚犯罪最严厉的工具，是历代封建王朝进行专制统治的共同特征。如秦朝，统治者奉行“广狱而酷法”的狱政思想，在全国广设监狱，对各种“犯罪”进行赤裸裸的暴力镇压，所谓“专任刑罚，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2]929也就是说，秦朝从中央到地方，从腹地到边区，到处都有监狱。监狱繁多，监管狱犯的狱吏也不计其数。而且，秦朝对狱吏如何管理犯人，如何使用狱具，以及惩处罪犯，都作了具体规定。要求狱吏严格看管犯人，强迫犯人戴上狱具进行劳役。狱吏们在封建统治者的授权之下，便随意“操鞭使人”，凌虐狱犯。西汉时，按班固之说，“天下狱二千余所”。各级大小监狱均有专职的管理人员，如直接管理监狱的狱吏、狱椽，看守囚犯的狱卒或徙隶。[16]46他们监管犯人十分严酷，在执法中甚至撕去封建统治者标榜的“宽缓刑狱”的外衣，向犯人索贿，虐待囚犯，置犯人于死地。从而造成“刑繁而狱滥”，“多逮而广系”。东汉明帝年间发生的楚王英狱案，“系狱者尚数千人。……诸不胜掠治，死者太半”。[21]所以封建皇帝也不得不承认“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胁无辜，至令自杀者一岁且多于断狱。”[12]96唐朝监狱应在二千所左右，而狱吏竟达到一万五千人。唐朝的狱吏在监狱中滥施狱具、戒具、凌虐罪囚的现象也相当普遍，以狱具戒具为非法行刑的工具乃至致狱囚于死地的状况也屡见不鲜。正所谓“狴犴之间，未详事实，吏议不决，动淹时月”，造成大量的“淹囚”，而且“擅系囚，笞掠严楚，人多死”。宋朝监狱作为统治阶级暴力镇压的工具，伴随着君主专制主义的发展，更趋于黑暗腐败，狱囚在狱中，完全丧失了法律保障，以至不经任何审判程序即被秘密处死。明朝时期，君主专制统治更加强化，封建统治的监狱及狱吏，为适应专制统治的需要，变得更为暴虐、腐败。不难看出，各代封建王朝的监狱，对犯人以关押、惩罚为目的，以任意苦辱折磨为手段，刑讯逼供、滥用酷法、贿赂公行、草菅人命，即为其腐朽反动本质之所在。[16]10

其二，封建狱吏位卑责重，俸薪低薄，造成心理失衡，导致腐败。封建王朝，官品甚多，等级森严，除中央各部门设有各种权高位重的官吏之外，地方行政机构大大小小的官吏也拥有很大权力。由于各代封建王朝行政司法不分，司法隶属行政，被任命的司法官吏在权力方面显然要小得多，而在司法官吏管辖之下的监狱吏卒，其地位低下就不言而喻了。所以清末法律大臣沈家本对狱吏无品无级、地位卑微，曾质疑说：“既任用之，而又贱视之，其理安在？”封建狱吏虽地位“卑下”，但直接管理监狱，监管犯人，其责任重大。如秦朝的狱吏，他们首先负有监管戒备的责任，负责开关门锁，夜间巡逻，清点人数。若犯人在押期间逃脱，狱吏将受到严厉惩罚。其次，监管囚徒劳役，除了时刻看管以外，还对犯人生产的物品给以鉴定评价。此外，狱吏还要根据劳动强度定期为囚犯发放粮食和衣物。又如唐朝，狱吏对监狱的安全负有重大的法律责任，凡狱吏值班期间发生犯人逃亡，“即以其罪罪之”，也就是“纵死囚得死罪，纵流徒囚得流徒罪之类”。宋时，狱吏所承担的事务是相当繁杂的，一是除白天点视牢狱外，夜间还需值更，即“每夜不可止留一人值更，须要每更轮流两三人，明烛巡视诸牢。次早，令出厅，先诣狱点名，然后检押文字，日以为常”。二是修补牢房，“墙之上必加以茨，壁之内必夹以板，……相视有不完处，随加修补”。三是发放囚粮，“狱囚合给粮食”。“其有家自送饭者，当即传与，仍点检夹带毒药、刀仗、铜铁器皿、文字之属”。四是清洁卫生。春夏之时，“须与疏其窗棂，蠲其秽污，使不至卑湿奥渫，致兴疫疠。如稍向寒，便当糊饰户牖，支给绵炭，使各得温暖和适，可免疾患”。五是为狱囚招医治病。“如以病告者，且与招医治疗”。[4]在诸多方面，狱吏若未能履职，则受到处罚。明朝形成的提牢点视制度，对狱吏的职责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明史·职官志》记载：狱吏必须“修葺囹圄，严固肩鈅，省其酷滥，给其衣粮”。对狱囚关防出入、昼夜巡逻稽查，收支月粮煤油、修理监房狱具，发放囚粮囚衣、查理病囚医药、每日点视封监开锁，都成了狱吏们的职责范围。如果狱卒失职造成囚犯逃亡脱监，要予以重刑处罚。而且有关狱吏的职责，还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定，形成定制。如洪武二十六年就有规定：狱吏每夜必须“各点本部囚数”，并检查是否“应押而押，应枷杻而枷杻，应锁镣而锁镣，再将监门牢固封锁” ，“轮拔狱卒直更提铃”，天明后验试监门封锁情况，开锁点数囚犯，“目识其状貌，手披其姓名，口侚耳听，鱼贯而前”。[23]虽然责任重大，但由于处在官职的最下层，得到的薪俸是最低的。以清朝为例，清《户部侧例》卷七所记，清代一品官每年薪俸180两，二品官155两，三品官130两，七品官每年得到的官府俸给只有45两，八品官40两。那么，没有级别又处在最底层的监狱吏卒，其薪俸能有多少，可想而知。光绪年间任刑部提牢主事的赵舒翘曾针对刑部提牢厅更夫于工食外，只能“在户部支领三季米三百三十九石二斗”的情况感叹到：“工食米石现均折扣发给，计所得不足一身养，何论其家。今之事如斯者甚多，奈何!”[24]121即使如此微薄的收入，经过层层盘剥后，狱官也不可能足额获得，这其中“所发给者，其内则官之账房有扣，官之门稿房有扣，其外则禁卒有扣，买办有扣，层层盘剥至于受者，已不过十之六、七而已。”[25]11

监狱吏卒职级底下，在身负重责但拿到的薪俸低微的情况下，难免产生心理失衡。就连汉宣帝在诏书中也这样说道：“吏不廉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在正常渠道得不到的利益，他们就想方设法从狱犯，从百姓身上获取，特别是腐败在封建官场上大行其道、贪腐成风之时，狱吏们也就变本加厉地把利爪伸向犯人，不择手段，侵贪肥己。而且我们深知“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正由于监狱吏卒具体管理监狱事务，与百姓直接接触，就为他们贪脏受贿，坐收其利提供了最直接的机会。一旦索贿不成，“所求不满意”，他们就会使出看家本领，凌虐残害囚徒。所以有人对宋朝县狱这样描述道：“访闻诸县间有轻寘人囹圄，而付推鞫于吏手者，往往写成草子，令其依样供写，及勒令立批出外索钱，稍不听从，辄加箠楚，哀号惨毒，呼天莫闻。或囚粮减削，衣被单少，饥冻至于交迫。或枷具过重，不与汤刷，颈项为之溃烂。……或囚病不早医治，致有瘐死。或以轻罪与大辟同牢。若此者不可胜数。”[26]

其三，法律制裁及监督纠劾乏力，是造成狱吏腐败的重要原因。各代封建王朝对狱吏的腐败，虽制定了种种法律、法规，以及封建皇帝针对狱吏断狱颁布的法令。但制裁显得软弱无力，有的流于形式，有的不过是一纸空文。如秦朝法律有专门针对狱吏“失刑罪”、“杀人罪”等予以制裁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对违法的狱吏，处罚极轻。其袒护之目的，就是利用狱吏“操鞭使人，则役万夫”[45]汉朝，封建统治者对狱吏断狱严酷曾明令禁止。如章帝元和元年曾下诏对狱吏严刑逼供“明其为禁”，然而不可能推行下去，在狱吏贪腐行为得不到遏制之境况下，许多狱犯并不是死于“法”，而是丧于狱，很多人毙命于酷刑之下或瘐死狱中。唐朝对于违反狱具施用制度的行为，在法律上严格规定了制裁的措施，并且明确指出狱吏需承担滥用戒具的法律责任，如依法不应施加戒具而自行对狱囚施加戒具，“各杖六十”。然而实际上狱吏们在猖狂虐囚时，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与制裁，甚至得到认可和默许，这才引出了酷吏来俊臣以大枷虐囚的残酷事实。宋代，统治者为缓和内部矛盾，对官吏实行“大度宽容”的政策。由此而产生了“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取财万民者，不留其有余，”的严重局面。这种纵容官吏劫夺民财，肆意挥霍享乐的政策，导致了宋王朝吏治的极端腐败，狱吏不受监法狱规的约束，使狱治更加黑暗。[16]108

在封建王朝，对狱吏贪腐的监督，不可能来自社会或广大民众，因为老百姓本身就是被统治被压迫的对象。由于封建社会司法与行政不分，司法隶属于行政，司法权直接由行政长官掌握。这样，能对狱吏们进行监督，只能是上一级行政部门官员。而实际情况是各级行政部门的官员不履行监督纠劾的职能，从而放任狱吏，甚至相互勾结，共同腐败。一是官不听审，惟吏是从。如汉朝，执法断狱的吏卒常起关键性的作用，行政长官对他们的结果并不深究，只是依照惯例签署认可而已。行政长官似乎要听命于狱吏，各级狱吏、执法之吏成为汉代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这样，各级各类狱吏才能在断狱中上下其乎，呼风唤雨。北宋时期，“诸州大狱，长吏不亲决，胥吏旁缘为奸，逮捕证左，滋蔓逾年而狱未具”。御史台鞫狱，亦是“御史多不躬亲，垂帘雍容，以自尊大，鞫按之任委在胥吏”。[5]3321南宋中后期，官不听审的现象更为突出，朝廷每岁冬夏降诏提刑行郡决囚，而“提刑惮行，悉委倅贰，倅贰不行，复委幕属。所委之人，类皆肆行威福，以要馈遣”。[5]3340尤其是州县官吏，“以酣詠遨游为高，以勤强谨恪为俗”，“终日昏醉，万事不理，惟吏言是用”。如崇安知县，“日日宴饮，必至达旦，命妓淫狎，靡所不至”，“凡有词诉，吏先得金，然后呈判，高下曲直，惟吏是从。吏人借机肆意械系，推鞠不应禁之人，淹延岁月，以绝诛求，”“稍不听从，辄加箠楚。”[4]官不躬亲狱事，对狱事一无所知，何谈对狱吏进行监督。二是各级行政部门官员对狱吏腐败视而不见，甚至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在宋朝，监司之责本为治理不奉行法度者。但监司对州县往往是“有所不敢问，有所不暇问，有所不复问”，对州县吏卒箠楚取络，混淆是非，颠倒曲直的不法行为或佯装不知，“或观望而挠于势，或阿私而徇于情，或是非不公而以枉为直，或毁誉失实而以污为廉”。监司本应“以法治下，以义举事者也”，然而，“监司之不法不义反甚于州县”，从而造成州县狱吏有法不依、断狱不公的现象大量出现。更有甚者，身为上级部门的官吏不仅不监督和阻止狱吏腐败，反而伙同并指引狱吏一起枉法贪桩，搜刮钱财。五代时，眉州刺史申贵在当时即以“诛虐聚敛”著称。他公然指使狱吏“令(关押)贼徒引富民为党，以纳其赂。”并“常指狱门曰‘此吾家钱穴’。”[1]450宋朝太平兴国九年六月，开封府左军巡推典受贿，指使狱卒施用“鼠弹筝”之类的酷刑，迫使王元吉自诬投毒害继母。狱毕将行刑，王大呼：“元吉苟受刑，府中官吏岂得了乎”？并“历指”继母所贿之吏，至此，案情真相大白。宋太宗得知后，“令缚狱吏以其法偿之。吏宛转号叫唯求速死。”“及解其缚，两手不能举，良久方复。”宋太宗感慨道：“刑狱有如此残酷，京城尚如此，况僻远乎”。[27]正所谓，上之所行，下必效之，握有重权的高官们任意行政，甚至自身腐败，必然导致对狱吏监督落空，纠劾无力，从而更加剧了狱吏治狱的混乱与腐败。

“我欲除贪脏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明太祖朱元璋曾无奈地如此感叹。腐败问题确实成了各代封建王朝难以根治的社会问题。而狱吏，作为封建统治集团最前沿的执法人员，为百姓所“悬命”，他们的腐败，造成的恶劣影响更加直接，引起的矛盾也更为尖锐和激烈，甚至动摇封建统治的根基。以史为鉴，探析狱吏腐败及其成因，对我们今天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培养公正执法、清正廉洁、高素质的监狱人民警察，将有着重要的借鉴和现实指导意义。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中国监狱史料汇编(上册)[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孙一谦．续监惩录(上编) [M].

[4]胡太初．昼帘绪论·治狱篇[M].

[5][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6]陆务观．老学庵笔记[M].

[7][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8]大明律．慎刑说[M].

[9]崇齐．前清监狱的黑暗[J]．改造，1940，(4)．

[10]方苞．狱中杂记[M].

[1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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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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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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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吕坤.风宪约．狱政[M].

[21]通鉴纪事本末 楚王英之狱[M].

[22]赵舒翘.提牢备考(卷四) .

[23]张秀夫.提牢备考注[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4]韩兆藩.考察监狱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

[25]名公书判清明集．清狱犴[M].

[26]韩非子．外储说右下[M].

[27]宋会要辑．稿刑法五之二、之五[M]．

责任编辑：林 衍

A Review of Warder Corruption in Chinese Feudal Society

Wan An-zhong

(Guangdong Justice Police Vocational College, Guangzhou 510650, China)

Prisons in feudal societies are the apparatus of feudal dictators to control people and are the places for dictators to enslave and slaughter people. Warders as a pawn of feudal ruling clique committed corruptions by means of taking bribes, making unfair judgment, cruelly using torture and killing people. Warder corruption became a common phenomenon at that time. Warder corruption was the ultimate result of feudal prison management. Feudal warders had a humble status but undertook great responsibility. The low salary caused psychological imbalance and the law enforcement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s are loose, which resulted in the corruption of warders.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warder corruption in Chinese feudal societies has practical value.

feudal warder; corruption; characteristics; causes

2014-12-10

万安中(1964-)，男，安徽含山人，广东司法警官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狱政管理研究。

D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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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3745(2015)01-01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