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良

摘要：从内容上看，韩愈的诗表达了他反对政治革新、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保守立场，他在诗歌中大肆进行传统儒家伦理的说教，宣扬唯心主义的“天命论”。从形式上看，韩愈混淆诗歌与散文的本质区别，以文为诗，并且追求一种怪涩的诗风，多用冷字拗句，失去了诗的美感。在中唐，他所领导的“怪崛诗派”与元、白领导的新乐府运动大唱对台戏，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一股逆流。

关键词：韩愈诗;以文为诗;冷字拗句;戏人玩人;逆流

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9-0096-09

韩愈不仅是一个散文名家，也是一个大诗人。其诗今存300余首，数量虽然不多，但风格十分独特。他开创了以文为诗的先河，喜用冷字拗句，形成一种怪涩的诗风。这种诗形成一种流派，影响及于后世，尤其是宋代诗人。

历来对韩愈的诗评价分歧很大，意见尖锐对立。肯定者如清人叶燮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否定者如宋人沈括认为：“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明人王世贞说：“韩退之于诗本无所解，宋人呼为大家，直是势利。”

在当代，否定的意见消失了，只剩下赞誉之声。如游国恩等人说，韩愈“也是一个在中唐诗坛上能够别开生面、勇于独创的诗人。他……致力于诗歌的革新，以纠正大历十才子的平庸诗风”。刘大杰则称历史上否定韩诗的意见是“片面”的。“韩愈诗歌的最大特色，是气象雄浑，笔力刚劲，务去陈言，富于独创，一扫庸俗浮浅之风”，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那么，韩愈的诗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是否值得这样去美评，这需要具体分析。

一、反对革新的保守立场

从内容上看，韩愈诗中充满了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说教，他还用诗歌表明他反对永贞革新的保守立场，充当了保守势力的代言人。对此，当今的几部流行甚广的文学史都讳莫如深，采取了“鸵鸟”态度，避而不提。

1.枯燥乏味的宣教诗

平心而论，韩愈有才力，也很勤奋，有时也能写出若干好诗。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重道轻文，受这种文学观念影响，他喜欢在诗中宣传儒家道统，使得他的诗散发出腐朽陈旧的气息。

他有一位朋友董邵南，原先在寿州安丰县隐居，后来赴京应举，几次未中，便欲到河北藩镇那儿寻找出路。韩愈为他送行，写有《送董邵南序》一文，并不支持他去投靠藩镇，而是希望他留在京师等待机会。韩愈另有一首长诗《嗟哉董生行》写董生“隐居行义”的生活，赞美他的“孝且慈”和安贫乐道，说：“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嗟哉董生，谁将与俦？时之人夫妻相虐，兄弟为雠。食君之禄，而令父母愁”，完全是借机宣传儒家道统，抽象而枯燥。

韩愈在写诗时，只要捍卫儒道的思想发作，就像癫痫病人犯病一样，控制不住自己。其《东都遇春》诗，前边还有一些形象的描述，写着写着就犯病了：

……贪求匪名利，所得亦已并。悠悠度朝昏，落落捐季孟。群公一何贤，上戴天子圣。谟谟收禹绩，四面出劲雄。转输非不勤，稽逋有军令。在庭百执事，奉识各祗敬。我独胡为哉，坐与亿兆庆。譬如笼中鸟，仰给活性命。为诗告友生，负愧终究竟。

这种诗歌功颂德，大发议论，读来味同嚼蜡，令人昏睡。

为了排斥佛老，抨击神怪迷信思想，韩愈写了《谢自然诗》。诗的前半截写“寒女谢自然”、“白昼轻举”升天的场景，非常精彩，可是后半段又情不自禁地开始了宣教：

人生处万类，知识最为贤。奈何不自信，反欲从物迁。往者不可悔，孤魂抱深冤。来者犹可诫，余言岂空文！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伦。寒衣及饥食，在纺绩耕耘。下以保子孙，上以奉君亲。苟异于此道，皆为弃其身。

“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伦”，这是儒家思想的要义之一，韩愈在写诗时也不忘宣讲一番。结果是半截真诗拼凑半截假诗，弄得不伦不类，大煞风景。

把诗歌当成政治工具，要求诗歌必须为统治阶级服务，这也可以理解，但服务手段还是要遵循诗的创作规律，不能撇开“形象”。假若急于“传圣人之道”而在诗中进行说教，那就跟后来的道学家诗人一样了。

韩愈时常忘记了自己的诗人身份，抛开“形象”来写传道诗。他任国子博士时，写了1024字的四言长诗《元和圣德诗》，体例完全依照《诗经》的“颂”体，目的是“载明天子文武神圣，以警动百姓耳目，传示无极”。这里录其末段：

皇帝正直。别白善否。擅命而狂，既翦既去。尽逐群奸，靡有遗侣。天锡皇帝，庞臣硕辅。博问遐观。以置左右。亿载万年，无敢余侮。皇帝大孝，慈祥悌友。怡怡愉愉，奉太皇后。浃于亲族，濡及九有。天锡皇帝，与天齐寿。登兹太平，无怠永久。亿载万年，为父为母。博士臣愈，职是训诂。作为歌诗，以配吉甫。

诗中对宪宗的吹捧固然有部分是韩愈的真实思想，因为宪宗镇压了永贞革新，放逐了革新党人王叔文、王侄、刘禹锡、柳宗元等人，韩愈真心觉得宪宗是个明君。除此之外，则是阿谀之词。这一类诗还有《恽州溪堂诗》和《琴操十首》、《丰陵行》、《梁国惠康公主挽歌二首》等，属于统治阶级的庙堂文学，无聊透顶，不值一说。

2.保守派的代言人

在政治立场上，韩愈坚决反对当时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站在大地主、大官僚和宦官势力一边，并且充当了他们的代言人。

贞元二十一年（805）德宗去世，顺宗继位。当时韩愈贬谪于阳山县，得此消息，立即写了《县斋有怀》诗来歌功颂德：

嗣皇新继明，率土日流化。惟思涤瑕垢，长去事桑柘。剧嵩开云扃，压颍抗风榭。禾麦种满地，梨枣栽绕舍。儿童稍长成，雀鼠得驱吓。官租日输纳，村酒时邀迓。闲爱老农愚，归弄小女姹。如今便可尔，何用毕婚嫁。

诗中的农村，一派丰衣足食的世外桃源景象。农民一个个怡然自得，过着悠哉游哉的生活。顺宗登位才几天，就能有如此大的政绩？

顺宗很快就重用王叔文、韦执谊、王侄等人实行政治上的革新，革除宫市，罢黜贪官，抑制藩镇势力。但在保守势力的反扑下，革新不到五个月就失败了，顺宗被迫退位，宪宗登台。这时韩愈态度马上大变，用诗来攻击革新了。其《永贞行》云：

君不见太皇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

北军百万虎与貔，天子自将非他师。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

这是指革新派努力夺回兵权的行动。唐德宗（太皇）猜忌宿将，把兵权交给宦官，先是让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监军，后来干脆让他们做了左、右神策军中尉，掌管禁军。王叔文、王侄请出已经退休的老将范希朝去接管禁军，可是由于大宦官俱文珍、刘光琦阻挠破坏，范希朝失败了。韩愈斥革新派为“小人”、“私党”，称他们的努力为“偷国柄”，态度很鲜明。

诗中又说：

狐鸣枭噪争署置，睗啖跳踉相妩媚。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

这是指革新派肃清吏治、打击贪官的举措。王叔文召回了被德宗贬为忠州司马的正直宰相陆贽和著名谏臣阳城等人，将贪吏京兆尹李实贬为通州长史，调保守派陇州刺史、奉义军节度使韦皋为西川节度使;又擢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等。这些人事上的改革，被韩愈说成“超资越序”。卖官鬻爵。

顺宗当太子时曾中风跌倒，留下后遗症，说话及行动均不方便，登位不久就被逼禅位。宪宗上台，立即对革新派进行残酷打击和报复。韩愈为宪宗镇压革新派叫好：“嗣皇（宪宗）卓荦信（真）英主，文如太宗武高祖。膺图受禅登明堂，共流幽州鲧死羽。四门肃穆贤俊登，数君匪亲岂其朋。”共指共工，与鲧均为古代“四恶”之一，被流放羽山遭杀。韩愈视革新派为恶人，说：“嗟尔既往宜为惩”，完全拥护宪宗将革新派贬到边荒之地。

在《忆昨行和张十一》诗中，韩愈再次表明了他对革新党人的仇恨：

践蛇茹蛊不择死，忽有飞诏从天来。侄文未捕崖州炽，虽得赦宥恒愁猜。近者三奸悉破碎，羽窟无底幽黄能。

“三奸”指王侄、王叔文、韦执谊，他们在顺宗时期势力正“炽”，所以韩愈虽然遇赦，心情仍旧“愁猜”。近者宪宗继位，三奸被幽禁在无底羽窟（王侄贬为开州司马，后病死;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不久又赐死;韦执谊贬为崖州司马），韩愈才放下心来。

谁知道朝中的革新派“悉破碎”，地方上的革新派却一时未能清除干净。湖南观察使杨凭即是漏网之鱼，他把韩愈和张十一（署）从内调回京的名单中剔除，以他们分别改贬为江陵府法曹参军和功曹参军，不能立刻回京。韩愈在诗中诉说了对杨凭的不满：

昨者州前捶大鼓，嗣皇继圣登夔皋。赦书一日行千里，罪从大辟皆除死。迁者追回流者还，涤瑕荡垢清朝班。州家申名使家抑，坎坷只得移荆蛮。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

他称宪宗对革新派的打击为“涤瑕荡垢”。诗中的“使家”即指杨凭，韩愈对他很是不满。不过他坚信“投檄北去何难哉”（《忆昨行和张十一》），因为此时朝中正是保守派当政，而他是保守集团中人。

韩愈与保守分子关系很好，尤其是与宦官。早年在汴州任陈留节度使董晋的观察推官时，大宦官俱文珍任董晋的监军，韩愈与他多有交往。俱回京时，韩有《送汴州监军俱文珍》诗：

奉使羌池静，临戎汴水安。冲天鹏翅阔，报国剑芒寒。晓日驱征骑，春风咏采兰。谁言臣子道，忠孝两全难？

韩愈曾称俱文珍“功德皆可歌”，这首诗中又夸俱“忠孝两全”，俱自然对他有十分的好感。韩愈来到江陵，其上司荆南节度使裴均是一个保守分子，曾上表反对革新。他见韩愈到来，“馆之甚厚”。

韩愈通过诗歌成为保守集团的代言人，当然不会在地方上久待，在江陵不到一年，他就奉调回京，此后一路青云直上，做到了吏部侍郎。

3.“政治抒情诗”辩白

韩愈的政治思想保守落后，要求百姓各安其分，服从统治。在他的理论代表作《原道》中，他系统地宣讲了一套儒家传统伦理，说：“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他有这种思想。就不会用诗歌去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人民的疾苦。

可是总有人绞尽脑汁为他辩护，说他是一个关心民瘼的人。余冠英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

韩愈直接为人民呼吁的作品较少，也不像杜甫、白居易那样热切：但他对当时昏暗的政治和动乱的社会还是作了较为广泛的反映，这主要表现在他的政治抒情诗中。这些诗篇往往把对国事的忧愤和自己宦途偃蹇的失意情怀交织起来，激愤填膺，感慨淋漓，如《归彭城》、《促促》、《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

《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上文已经提及，纯粹是发泄对革新派不满情绪的，跟余冠英说的风马牛不相及，不再多说。下边分析另外两首诗。

《归彭城》是贞元十六年韩愈从京城回彭城途中所写，当时他在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府任从事，还没有进入中央政权，人也很年轻，只有32岁。诗中有四句反映了当时的饥荒：“前年关中旱，闾井多死饥。去岁东郡水，生民为流尸”，这只是描写了自然灾害，根本不提其由乱政造成，而且紧接着两句是：“天上不虚应，祸福各自随”，这是人话吗？叫百姓各安其命，接受上天的报应。俗话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韩愈这种唯心主义的“天命”论者，说不出同情百姓的话来。

这首诗的主体在中段：

我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上言陈尧舜，下言引龙夔。言词多感激，文字少葳蕤。一读已自怪，再寻良自疑。食芹虽云美，献御固已痴。缄封在骨髓，耿耿空自奇。

他满怀对皇帝的忠心，精心准备了短策，想要奏上，可是最终觉得自己的意见浅陋，还是缄封不献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因为“昨者到京城，屡陪高车驰。周行多俊异，议论无瑕疵。见待颇异礼，未能去毛皮。到口不能吐，徐徐俟其峨”。在京城见了一些达官贵人之后，发现他们“议论无瑕疵”，韩愈自惭形秽，便打消了上书的念头。

诗的最后，韩愈说自己“连日或不语”，心情沮丧郁闷。这是在反映“昏暗的政治和动乱的社会”吗？余先生读书也太粗心了。

余先生的粗心也表现在读《龊龊》（余氏作《促促》）时，他乍一见诗中有“秋阴欺白日，泥潦不少干。河堤决东郡，老弱随惊湍”四句，便以为这是反映民生疾苦。殊不知这四句之后，又是“天命”论的话：“天意固有属，谁能诘其端？”意思是：这是天灾，不是人祸。既然是天意，那就不能怪谁了。

《龊龊》与《归彭城》是同期作品，诗的重点也与《归彭城》一样，是感叹自己远离权力中心，人微言轻。自己有一片报国忠君之心，却因为身在藩镇幕府而无法实现：“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排云叫阊阖，披腹呈琅玕。致君岂无术，自进诚独难。”他因此而痛苦不堪：“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汛澜。”

韩愈于贞元八年二十五岁时考中进士，但唐朝惯例，进士还要参加吏部组织的复试，通过后才授官。他参加复试未能过关，所以朝廷未授官职。其后他三次上书宰相求官，但均如石沉大海。无奈之下，他于四年后到汴州董晋幕府任了观察推官：三年后董晋死了，他又去投靠徐州张建封。这段时期，韩愈的确“激愤填膺，感慨淋漓”，但不是为别人，而是为自己。

翦伯赞指出：“韩愈认为，人的性与生俱生，构成性的要素是仁、礼、信、义、智。性有上、中、下三品。性上品者善，就学而愈明，性下品者恶，畏威而寡罪，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其品终不可移，中品则可导而上下。”韩愈的“性三品”说在他诗歌中有鲜明的体现，他怎么可能像杜甫那样“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或者像白居易那样“惟歌生民病”呢？

二、以文为诗的一条斜路

以文为诗，简单地说，就是用写文章的方法来写诗。众所周知，古文与诗歌是不同的文体，有着不同的艺术特征。两者除了语言特征有明显的差异，在思维方法上也大有区别：诗一般运用形象思维，古文一般运用逻辑思维。

韩愈由于卫道思想作怪，不仅喜欢在古文中大发议论，还把这种方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走上了“以文为诗”的路途。

这是一条正道吗？余冠英认为：

他选用了便于排比铺张的长篇古风形式，采取写文写赋的笔势笔调，才力充沛，想象奇特，气势宏伟，不同凡响。这在纠正中唐以来柔弱浮荡的诗风上，是有积极作用的;和当时诗人孟郊等的诗风有相互促成的作用，对于李贺诡谲冷艳风格的形成也有某些影响，从而使诗歌风格更加多样化。

虽然余先生也说以文为诗的结果，“却又破坏了诗歌语言的特质和美感”，但又说“所谓‘以文为诗和‘奇崛险怪，正是在艺术风格企图有所革新的表现”。综合起来看，余先生还是认为“以文为诗”是一种“革新”。但是，以文为诗“革”掉了诗歌语言的特质和美感，亦即革掉了诗的艺术特征，能称为“革新”吗？

1.汉大赋一般的“文”诗

韩愈以文为诗的名作是《南山》诗，余冠英评曰：“在《南山》诗中，铺排山势和景物，列写四时变幻，重峦叠嶂，层出不穷。笔势奔腾，气象瑰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然美中奇特的一面。”这话只说对了一小半，《南山》诗开头一小半的确形象鲜明、丰富，表现出韩愈的功力。可是后边大段用来铺排山形：

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伏，或竦若惊雊。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辐凑。或翩若船游，或决若马骤。或背若相恶，或向若相佑。（中略）或覆若曝鳖，或颓若寝兽。（中略）或如龟拆兆，或若卦分繇。或前横若剥，或后断若姤。共有多少个“或若”？答案是50个。尽管韩愈绞尽脑汁想出了50个比喻，努力让它们生动一些，但由于铺排过于繁复，结果仍是一段古文，显得呆板。

而且诗的后段是抽象的议论：

大哉立天地，经纪肖营腠。厥初孰开张，黾勉谁劝侑。创兹朴而巧，戮力忍劳疚。得非施斧斤，无乃假诅咒。鸿荒竟无传，功大莫酬僦。尝闻于祠官，芬苾降歆嗅。斐然作歌诗，惟用赞报酭。

诗的开头说南山“山经及地志，茫昧非受授”。这儿首尾呼应，说明他写此诗是为南山鸣不平。余冠英看到了此诗的“积极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然美中奇特的一面”。可是事实却如游国恩所说，这类诗“在内容上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雕肝呕肺的文字游戏。在艺术上也不能说是成功的。就是那些慕韩愈大名而极力赞扬《南山诗》的批评家们，也不得不说这是学不得的”。

余冠英提到的孟郊是韩愈最好的朋友，两人意气相投。他们时常写长篇联句诗，极尽铺排描绘之能事。其《斗鸡联句》共50句，写唐代的斗鸡游戏。下边录其一段：

大鸡昂然来，小鸡竦而待。（愈）峥嵘颠盛气，洗刷凝鲜彩。（郊）高行若矜豪，侧睨如伺殆。（愈）精光目相射，剑戟心独在。（郊）既取冠为胄，复以距为镦。天时得清寒，地利挟爽垲。（愈）磔毛各噤痒，怒瘿争碾磊。俄膺忽尔低，植立瞥而改。（郊）膳膊战声喧，缤翻落羽皠。中休事未决，小挫势益倍。（愈）妒肠务生敌，贼性专相醢。裂血失鸣声，啄殷甚饥馁。（郊）

这样大肆铺排地写斗鸡，其主题是：“选俊感收毛，受恩惭始隗。英心甘斗死，义肉耻庖宰。君看斗鸡篇，短韵有可采。”用了毛遂自荐和郭隗黄金台两个典故，说明鸡也有知己感恩之心，愿为主人拼命。有这样忠心的鸡，即使它阵亡，主人也不忍心宰了吃掉。元和元年，韩、孟在长安所写的近十篇长篇联句诗。都是这类铺排方式的以文为诗作品。看来韩愈非常喜爱汉大赋的这种写作形式，难怪他每次列举前代古文家时，总少不了司马相如。这也激起了清代学者章学诚的不满，章氏批评他不该列入司马相如而漏掉了《汉书》作者班固和《三国志》作者陈寿。

2.令人生厌的说教

韩愈诗中有大量对儒学的说教，这些枯燥、老套的议论也是他以文为诗的一个重要表现。前边提到的《嗟哉董生行》中有这样的“诗句”：“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时之人，夫妻相虐，兄弟为雠。食君之禄，而令父母愁。亦独何心，嗟哉董生无与俦”。读这种作品，我们不禁心生疑问：我们是在读诗还是在读古文？难怪宋人沈括讥笑韩愈的诗是“押韵之文”。

卢仝也是韩愈的好友，韩有《寄卢仝》一诗吹捧他。诗中除了一些溢美之词外，照例夹杂着一段段的议论文字。如“先生事业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绳己。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穷终始”，“先生抱才终大用，宰相未许终不仕。假如不在陈力列，立言垂范亦足恃。苗裔当蒙十世宥，岂谓贻厥无基址。故知忠孝生天性，洁身乱伦安足拟”。注释一下，“陈力“一语出自《论语·季氏》：“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意为：如果不能。就不去接受职位。这些十分勉强的说教，没有诗的激情，根本说服不了读者。而事实则证明，卢仝并不是“事业不可量”，也没有“抱才终大用”。他虽然以隐士自居，却与达官贵人多有交往。大和九年，宰相李训与凤翔节度使郑注密谋铲除宦官集团，以左金吾卫石榴树上夜有甘露为名，诱使宦官仇士良等往观，谋加诛杀。因所伏甲兵暴露，失败。仇士良率兵捕杀李训时，却在李训府中搜出了卢仝。原来卢仝当晚在李训府中饮酒，夜深，遂留宿府中。卢仝辩白：“我乃卢仝山人，为何抓我？”军士曰：“既是山人。为何却在宰相府中？”卢仝秃头，兵士在他头上钉了一根长钉便于捆缚，他以此丧命。

韩愈还全力宣扬他的唯心主义“天命”观，在诗中亦是如此。孟郊生了三个儿子，但都夭折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郊年老之后为此而忧伤。韩愈写了《孟东野失子》一诗安慰他。诗中写孟郊的失子之情，形象感人，但韩愈却以旁观者的冷静态度，“推天假其命以喻之”。诗是这样写的：孟郊失子怨天，地祗为之不安，派了一只大灵龟去问天。天回答说：

有子与无子，祸福未可原。鱼子满母腹，一一欲谁怜。细腰不自乳，举族常孤鳏。鸱枭啄母脑，母死子始翻。蝮蛇生子时，坼裂肠与肝。好子虽云好，未还恩与勤。恶子不可说，鸱枭蝮蛇然。有子且勿喜，无子固勿叹。上圣不待教，贤闻语而迁。下愚闻语惑，虽教无由悛。

天的意思就是韩愈的意思，有两点：一是有子无子是各人的命运，“且物各有分”，“祸福未可原”，孟郊应当服从天意。二是宣扬“上圣下愚”的理论，生下的儿子是上圣还是下愚，还未可知，所以“有子且无喜，无子固无叹”。诗的末尾说孟郊夜梦中听了大灵龟传达的天的回话，就心中释然了。

这样一首表达韩愈“天命”观的诗，近代史家范文澜居然嗅出了“唯物”论的气息，说“韩愈思想分成两截，半截唯心，半截接近唯物”。他认为《孟东野失子》诗中“天日天地人，由来不相关。吾悬日与月，吾系星与辰。日月相噬啮，星辰踣而颠。吾不女之罪，知非女由因”可与柳宗元《天说》中的唯物思想媲美：“‘天地人由来不相关，一篇《天说》，根本也只是这一句话。”这种见解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上天不责怪孟郊，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我老天爷安排的，除了日月星辰的运行，还包括你孟郊无子。这分明是唯心论。怎会“接近唯物”呢？把韩愈当成偶像崇拜，是范先生的自由，但也不能不分黑白吧？

文学史家刘大杰则说：“问题不在于以文为诗，而在于以文为诗有没有成就。”这也是奇谈怪论。问题正在于以文为诗，这种方法是诗歌创作的一条歪道。在一条歪道上，能有什么成就？以文为诗只会损害诗的形象性和韵律美，造成诗歌语言的松散。后来的道学家以语录讲义为诗，苏轼的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其滥觞正是韩愈的以文为诗。后学者都挨了批评，始作俑者却受到百般回护，这确是一桩怪事。

至于刘大杰举的两首例诗（《山石》和《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根本就不是以文为诗，这儿就不多说了。

三、戏人玩人的文字游戏

韩愈的文学创作态度很不严谨，把诗文当成游戏工具。这一点，连他的好友张籍也看不过去，曾两次去信批评他。信中说：“君子发言举足，不远于理，未尝闻以驳杂之说为戏也。执事（韩愈）每见其说，亦拊抃呼笑，是挠气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为中不失正，将以苟悦于众，是戏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义之道也。”批评韩愈“以驳杂无实之说为戏”，创作中采取“戏人玩人”的态度。

裴度是韩愈的救命恩人，韩愈上《论佛骨表》谏阻宪宗迎奉佛骨，宪宗将他下狱，将斩首。裴度与崔群竭力营救，宪宗才息怒，将韩愈的头留下，贬为潮州刺史。但对于韩愈的文风，裴度并不赞同，也批评说：“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则已;及之者当大为防焉耳。”从“闻诸侪类”之语，可知韩愈游戏文章的创作态度，在当时是尽人皆知的。

1.癖好冷字拗句

除了喜欢在诗中大发议论，韩愈还癖好冷字拗句，把诗歌弄得艰涩难懂，以表现自己的才学。这就是裴度所说的“恃其绝足，往往奔放”，是以文为戏的一个方面。

先说冷字。其《陆浑山火》诗云：“三光弛隳不复暾，虎熊麋猪逮猴猿。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雕鹰雉鹄鸥。浔焦煨爊孰飞奔，祝融（火神）告休酌卑尊”，这不是写诗，是语言学家编字典，把同类的字排在一起。这还不算，请看接下来的一段：

霞车虹靷日毂幡，丹蕤縓盖绯缙帮，红帷赤幕罗服膰，盅池波风肉陵屯。谽呀钜壑颇黎盆，豆登五山瀛四尊。熙熙酹酬笑语言，雷公擘山海水翻。齿牙嚼啮舌腭反，电光石鼗谭赪目暖。

读这类诗要万分小心，时不时就会踩着一颗地雷。《记梦》诗云：“我亦平行蹋乔亢航，神完骨蹁脚不掉”;《奉和杜相公……十六韵》诗云：“噌咳宫夜辟，嘈嗽鼓晨挝”;

《送文畅师北游》诗云：“下开迷惑胸，窙豁剧珠橛”……其中的冷字，别的诗人根本不用（韩愈诗派的樊宗师除外），韩愈却大用特用，乐此不疲。

再说拗句。韩愈以文为诗，必然造成诗句的散文化，形成许多拗句，与诗句的节律不符，无法顺畅地阅读。五言诗句的节奏应当是上二下三，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杜甫《水槛遣心》）。韩愈偏要拗着写，用上一下四的句子。如“乃一龙一猪”（《符读书城南》），“在纺绩耕耘”（《谢自然诗》），“失平生好乐”（《答柳柳州食虾蟆》）。《南山诗》中那50个“或……”全是这种拗句。“或行而不辍”、“或遗而不收”、“或斜而不倚”……不胜枚举。《月蚀》诗中“为天之眼睛”，《荐士》诗中“有穷者孟郊”，也是其例。七言诗句的节奏本当为上四下三，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历木春”

（刘禹锡《酬乐天》）。韩愈却硬用上三下四的拗句，如“时之人夫妻相虐”（《嗟哉董生行》），“子去矣时若发机”（《送区弘南归》）;或者上五下二的拗句，如“母从子走者为谁”（《汴州乱二首》）。还有一些诗句像绕口令，无法分清节奏，也就不能明白诗意，如“落以斧引以缠徽”、

“嗟我道不能自肥”等等。这样的冷字拗句，只能偶一为之，或许可以造成一些新鲜感，韩愈却大量运用，可谓嗜痂成癖了。

可是在韩愈的崇拜者眼中，这却成了难得的绝技。刘大杰说：“他在《荐士》诗中评论孟郊的诗，说过‘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募的话。这十个字拿来评韩愈自己的作品，倒是最适当的了。”这是睁眼说瞎话。

2.诗歌成了游戏工具

诗歌在儒生那儿，本该是教化的工具，儒家认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因此，“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可是，竭力卫道的韩愈却把诗歌当成游戏人生的工具，因此遭到好友张籍的直切批评。韩愈承认这一事实，在回张籍的信中说：“吾子又讥吾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比之酒色，不有间乎？”这种辩解太无力了，这是因为韩愈的游戏诗文太多太显著，他不太好辩解，只能这样了。

前述韩、孟的《斗鸡联句》，就是一篇游戏之作，反映了达官贵人和清客的无聊生活。可是这样的游戏作品，居然也有人欣赏，说斗鸡作品中，“最引人入胜的，要算这一篇了。尤其难得的是它是一篇联句诗，而结构严密，风格和谐，完全如同出于一人之手。我们读过何逊、范云的联句诗，和这篇一比，就可以看出。唐人在这方面较其前辈来，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进展”。可是还有另一种道理：既然是两人联句，就应当体现出各自不同的风格。结构严密是可以的，风格和谐却不一定是好诗，因为这意味着有一人放弃了自己的风格，勉强去向另一人的风格看齐，这值得赞誉吗？假如李白、杜甫也喜欢诗歌游戏，两人也写了几首斗鹰走狗的联句诗，也是“结构严密，风格和谐”，那么或者是李白放弃了浪漫主义风格，或者是杜甫远离了现实主义风格，这丝毫不值得赞赏。

韩愈的游戏诗作不少，如《谴疟鬼》。诗中描述医师、灸师、诅师、符师驱疟鬼：“医师加百毒。熏灌无停机。灸师施艾炷，酷若猎火围。诅师毒口牙，舌作霹雳飞。符师弄刀笔，丹墨交横挥。”最后道：“赠汝以好辞，咄汝去莫违”，完全是一副游戏口吻。这让人想起韩愈的《祭鳄鱼文》，文末也是用游戏的口吻对鳄鱼说：“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鳄鱼危害潮州地方，吃人食畜，才不管你是不是天子之命吏。韩愈此文，不知是要戏耍鳄鱼，还是要戏耍潮州民众。

韩愈这种戏人玩人的创作态度遭到张籍的批评和规劝，韩愈也不得不承认了错误，但拒绝改正。一千多年后，有人欲为韩愈翻案。范文谰重述了韩愈为自己所作的辩护，说韩愈“好声色却是事实”，但“爱好声色并不害圣人之道”，对韩愈十分宽容。不仅如此，范氏还反过来批评了张籍，说：“韩愈提倡圣人之道，他的门徒如张籍等人便沾染迂腐气，有似宋儒程朱派道学家。”范氏对张籍非常不满，称他“性诡激”，并且范氏还将韩愈的游戏之文《毛颖传》说成是传奇小说，认为“从传道的张籍到独自大笑的庸夫俗子，都反对韩愈用古文体作小说”。

范文澜写得性起，连基本事实都不顾了。他将张籍归人韩愈的门徒，而张籍大约生于公元767年，韩愈生年为768年，两人年龄相若，不可能是师徒关系。张籍两次去信，直切地批评韩愈，既说明他的个性不“诡激”，而是如史传所言“性介直”，也说明他绝非韩愈门徒。张籍在信中称韩愈为“执事”，则当时韩愈在汴州或徐州，30来岁，根本不可能建立门派。

四、诗歌史上的一股逆流

作为一个正统儒生，韩愈以孟子之后儒家道统的直接继承人自居，却又以游戏的态度对待诗歌创作，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他的个性特征和美学趋向上作一些分析。

1.想跟李白结伴

游国恩认为：“他（韩愈）这些诗篇也受到杜甫一部分诗歌的启发，表现了雄才博学、好发议论、格调拗折、造语生新的特点。”我们真不知道杜甫诗歌有这些特点。如此说来，以文为诗、枯燥说教、佶屈聱牙等等，都不是弊病而是优点了，因为这些特点杜甫也有。

其实韩愈想结伴而行的，不是杜甫而是李白。韩愈有《调张籍》诗，诗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表面上看，他对李、杜不分轩轾，但其后描写的境界和风格，如“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棘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等等，明显是李白的。因此程学恂《韩诗臆说》认为：“此诗李、杜并重，然其旨意，却着李一边。”

韩愈有许多追求怪异风格的言论也证明了程学恂的结论，什么“钩章棘句……神施鬼设”（《贞曜先生墓志铭》）、“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荆潭唱和诗序》）、

“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醉赠张秘书》）等等，不一而足。他的弟子也指出了他的这一美学追求，如皇甫浞称韩愈“及其酣放，毫曲快字，凌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

韩愈论文，的解有矜奇尚异的一面，其《答刘正夫书》云：“足下家中百物，皆赖而用也，然其所珍爱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于文，岂异于是乎？”因此，他对樊宗师那种奇涩怪异的诗文也大加赞扬，恐怕不是单纯对友人的溢美之言，而是真心认为樊的作品不是“常物”而加以“珍爱”。作为一个正统儒生，韩愈的文学思想中也有不安分的非儒家因素在躁动。

所以几位文学史家都承认，韩愈的诗是学李白而非学杜甫。余冠英说：“韩愈一生对于奇异壮丽的事物有特殊爱好，他的写景诗突出地表现了诗人的浪漫气质”，这等于说韩诗学李。游国恩尽管说过韩诗受杜诗什么“启发”之类的话，最终还是认为：“从创作实践来看，韩愈主要是继承李白诗的自由豪放，和杜甫诗的体格变化、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传统，独立开拓道路。和白居易着重继承杜甫现实主义精神有所不同。”前边的话遮遮掩掩，最后一句终于承认，韩诗不是学杜而是学李。

韩诗学李已无疑问。现在的问题是：韩愈学李白，学得如何？答案是七个字：画虎不成反类狗。

李白的诗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他又善于从民歌、神话中吸取营养和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瑰玮绚烂的色彩。韩愈的诗则大发议论，枯燥乏味，语言干涩险怪，估屈聱牙。若用“奇怪”二字来考量，李白诗是奇，而韩愈诗是怪。

为什么会这样？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说：“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

的确如此，作家的才、气、学、习等先天禀赋和后天教养的不同，决定了其作品风貌的不同。韩愈的才气绝不输于李白，但他们的学习过程却大不相同。李白出身于商人家庭，幼年时受的教育不是儒学，他读书庞杂，有六甲与百家。而韩愈出身于中层官僚家庭，幼年时即受到系统的儒家教育，而且他只认儒学，对于其他学说采取摒斥的态度。这使他在精神文化上患有营养不良症，思想褊狭僵化。

李白的思想庞杂，但以道家为主，他交往的人多是道士与隐士。庄子遗世独立的思想对他影响最大最深，他在精神上追求绝对自由，因此与权贵政要搞不好关系。他虽然曾经入朝当了三年翰林学士，但为了追求个性解放而“自请放还”，去过自由自在的漫游和隐居生活。韩愈信奉的则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积极入世，努力参政。即使到了晚年尸位素餐的时候，仍然恋栈不肯告退，性格远不及李白洒脱。

简而言之，李白诗的灵动、飘逸来源于屈原和庄子，而韩愈则视庄、屈作品为不足为训的俚言。因此他学不到李白诗的真髓，只能在形式上“搜奇抉择”，连形似都未做到。更谈不上神似了。

2.一群“诗怪”的乱舞

安史之乱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削弱了李唐王朝的国力。叛乱平息后，唐朝对外既未能收复河、湟失地，国内又出现了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和党争剧烈的局面。中唐时期是一个政治黑暗、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时代，各种社会问题严重，人民生活痛苦。这时，一些有责任感的政治家以王叔文为首发起了永贞革新，力图革除弊政，以缓和阶级矛盾，使唐朝中兴。可惜在保守势力的反对下，他们失败了。

与此同时，一些有责任感的诗人以白居易为首，发动了新乐府运动，继承和发扬古代诗歌密切联系现实的优良传统，反映人民被压迫受剥削的痛苦生活，揭露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新乐府运动的一个特点是语言通俗易懂，平易近人，在民众中得到广泛流传。白居易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这派诗人被称为“浅切”派，即通俗诗派。

特别要说明，韩愈的朋友张籍是这一派中人。他最仰崇杜甫，传说曾将一卷杜诗焚为灰烬，用膏蜜调和后服下，说：“欲以改易吾肝肠也。”张籍是较早创作新乐府的诗人之一。白居易对他的诗有很高的评价，称为“举代少其伦”。而韩愈反对他创作新乐府诗，在《调张籍》诗中说：“顾语地上友，经营无太忙。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颉颃。”他要求“地上友”张籍不要忙于经营新乐府，要张籍跟他一样，去写那种枯涩的诗。

不仅如此，韩愈还纠集了一批与他趣味相投的诗怪，全力创作那种怪异的诗歌。这一批诗怪有孟郊、贾岛、卢仝、樊宗师、刘叉等人，其共同的风格是极少反映现实生活，局度十分狭窄，作品大多是哀叹个人的不幸遭遇和困厄处境，甚至是无病呻吟。他们的诗歌语言生涩，专在奇崛上狠下苦功，“横空盘硬语”是他们诗歌的常态。

对于韩愈领导的怪崛诗派，余冠英认为：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较少直接地反映民生疾苦，而较多地追求表现技巧上的革新和创造，在艺术上都有其不同的贡献。韩愈和同一流派的贾岛由于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在技巧上过分地竞尚新奇、推敲字句，有些作品还走上形式主义的歧途。

按照几部流传甚广的文学史的逻辑，凡是内容脱离现实生活而专在形式上用力的文学，都是反现实主义的形式主义文学。那么，韩愈领导的怪涩诗派应当是形式主义文学，是诗歌史上的一股逆流。余冠英就不要说什么“艺术上的贡献”了，因为若要说艺术上的贡献，南朝宫体诗最大，宫体诗人发现了汉语的声律并把它运用到诗歌创作中，促成了格律诗（近体诗）的诞生，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使诗歌更具有形式美。可是这几部文学史，哪一部不是对它进行痛骂？刘大杰的文学史第十章《南北朝的文学趋势》中，专门设《形式主义文学的兴起》这一节，把齐、梁诗歌骂得狗血喷头。

在韩愈怪涩诗派与白居易通俗诗派的斗争中，几位文学史家都站在韩愈一边，对新乐府运动的“通俗”颇有微词。如游国恩说：“（白居易）讽谕诗的这些艺术特点都是为上述那些内容服务的。当然，也不是没有缺陷。主要是太尽太露，语虽急切而缺少血肉，有时流于苍白的说教。宋张舜民说‘乐天新乐府几乎骂，是有一定的根据的。”白居易的讽谕诗当然不可能十全十美，但它的“缺陷”却不在于通俗。讽谕诗是写给下层民众的，不像怪涩诗是文人之间相互标榜和欣赏，因此它必须通俗易懂。众所周知，白居易写讽谕诗，总要念给老妪们听，老妪们说哪儿不懂，他就修改，直到她们听懂为止。这就叫内容决定形式，形式适合内容。白居易写《琵琶行》、

《长恨歌》时就不尽不露了，采用了含蓄蕴藉的形式，因为这时的读者对象变了，内容和形式也就随之而变。试问游先生：能把《卖炭翁》写得像《琵琶行》那样吗？

范文澜也是站在韩愈一边的，不过他反对新乐府运动的手法高明一些。首先，他把韩愈诗派的诗换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硬体诗，然后又把新乐府诗换了一个难听的名字——庸俗化。这样，他就可以肆意地诋毁乐府诗，而吹捧涩体诗了。他说：“通俗化的诗被新进小生转展仿效，变成支离褊浅庸俗化的诗，陈言滥调，充满诗苑，这在元、白是始料不及的。要挽救庸俗化的弊风，需要强弓大戟般的硬体诗来抵消元、白末流的软体诗。韩愈一派的诗人，很好地负起了挽救的责任”;他还就贾岛的苦吟而发挥说：“刻苦锻炼，三年才吟得这两句，对轻率庸俗摇笔即来的元和体末流，有矫枉的作用”;也为孟郊的干涩诗风而叫好说：“要和熟软诗风作斗争，这种僻涩体诗有一定的抗俗作用。”

范文澜一口一声“末流”，似乎他反对的不是元和体新乐府。但有一次他不小心说漏了嘴：“司空图说元、白是力强气弱，乃都市的豪估，孟郊等以穷僻和豪估对抗，才显得自辟一境”，原来他的矛头对准的，不是什么“末流”，而是元、白本人和他们的元和体诗，他认为新乐府诗支离褊浅，是陈词滥调，摇笔即来。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哪里有什么“末流”？韩、孟、元、白是同一时代人，年龄相差不过几岁、十几岁，其元和体诗歌与僻涩体诗歌在一个历史舞台上争斗，互不相让。退一步讲，即使有元和体末流，那也是元、白、韩、孟之后的事情。难道韩、孟有先见之明，事前就创造出一种“强弓大戟般的硬体诗”来“抵消”它？这种说法太离奇。

我们应当抛弃对韩愈的迷信，实事求是地承认，韩愈的诗背离了诗歌艺术规律，不值得赞赏;他所领导的苦涩诗派与新乐府运动大唱对台戏。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股反现实主义的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