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明 刘梦迪

摘要：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杜子春》与英国作家王尔德《快乐王子》均发表于近代化社会转型期，二者以童话这一看似虚构、非真实的文学形式，将近代化发展过程中社会道德观的畸变反映于作品中。对此的揭露与批判，也是两部作品的共通之处。本论文从二者的主题比较分析入手，揭示作品中所提倡的道德观与当时社会道德观的逆流而行的现象。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杜子春》;王尔德《快乐王子》;童话;道德观

《杜子春》于大正9年（1920）发表于儿童文学杂志《赤鸟》，描写了杜子春偶遇仙人助其获得财富后，由享受挥霍到最后识得父母之爱而放弃试炼成仙的奇幻经历。《快乐王子》收录于王尔德于1888年出版的首部童话集《快乐王子和其他故事》，作品讲述了快乐王子死后目睹种种人世间的苦难，和燕子牺牲自我帮助他人的故事。

对比两部作品可发现，二者均脱胎于近代化发展的社会转型期，作者借助童话这一载体，试图打破物质与快乐的等式关系，与功利主义的社会道德观念逆流而行。结尾处都选择在乌托邦式的“桃花源”及“天堂”实现两人精神层面的道德追求。

对《杜子春》的研究多着眼于其作为翻案小说与中国唐传奇原典的比较，而对王尔德的童话作品研究，多停留于探究其唯美意识的表达。而童话作为两篇作品共同的文学体裁，其中所蕴含的道德观念相似，且与当时社会道德观相悖，具有一定的现实教育意义，现阶段关注二者对比的研究较少。本论文从两部作品的主题比较分析入手，考察主人公人格升华的契机——双向牺牲。这种双向牺牲关系的巧妙设定正是两篇童话的在结构和内容上的共通之处。

一、杜子春与母亲的双向牺牲

《杜子春》中，对现实虚伪产生绝望的杜子春试图通过成仙脱离俗世。因此，仙人为其设定了一系列的试炼难关，并以不论遇到何事，始终保持沉默为条件换取成仙机会。在面对风雨猛兽神力等威胁下，杜子春仍能咬牙坚持，甚至面对地狱的刀山火海都能展现超脱常人的忍耐力。这等坚定的求仙之心，最终却因不忍目睹母亲受苦而崩溃，杜子春最终喊出的话也是一声“妈”。在无私的母爱下，在母亲为儿子成仙而付出了至死不渝的牺牲后，杜子春放弃成仙，重新认识到了母子之爱的重要性。从杜子春的角度出发，面对母亲的牺牲，他也相应做出了“牺牲”，放弃成仙而同母亲留驻人间。这一组双向牺牲的成立，正是作者芥川龙之介本身的道德观所决定的。以下从时代背景和芥川龙之介成长经历两方面入手探究其道德观的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芥川龙之介这篇童话刊登在被称为“日本儿童文学史上一大革命”的《赤鸟》杂志。具有创新精神的《赤鸟》杂志努力想要摆脱明治时代开始就盛行的鼓吹的出人头地思想。芥川龙之介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太平广记》中《杜子春传》中获得创作灵感，对此改编后在此杂志发表。从杜子春形象中我们能发现明治和大正时代青少年的影子，他们在年少时就迫于教育风气和父母的压力走在了立身出世的道路上。尤其是当时的社会普遍要求母亲们要有能够为孩子的出人头地和家庭的繁荣而自我牺牲的觉悟。这样一来，杜子春最后对母亲的呼唤，以及愿同父母过上人间平凡生活的表态，应是芥川龙之介反对过度强调立身出世与母亲牺牲的坚决呐喊了吧。另外从芥川龙之介的童年经历出发，也能看出芥川龙之介为何着重描写母爱的伟大。芥川龙之介只有7个月大的时候，其母亲就患了精神疾病;11岁时，母亲去世，此后他被寄养在母亲娘家。（1）但养父母在芥川龙之介初恋问题上百般阻挠，使其认为养父母之爱都是自私的。因此芥川龙之介对无私母爱的追求愈发强烈，于是将这份渴望投射在这篇童话中，从而体现其对无私母爱的追求与赞美之情。

二、快乐王子与燕子的双向牺牲

《快乐王子》中也存在一对双向牺牲关系。燕子最初受王子之托，口衔宝石赠予穷人，到了最后，甘愿牺牲性命助王子普济世人，这是其获得助人之乐后所做的道德选择，也是对快乐王子的认同和为王子的“极致牺牲”。对快乐王子而言，其助人行为基于燕子的传递，在一定意义上是牺牲了燕子向温暖埃及迁徙的自由而实现的。最终燕子做出的主动选择是献出生命投身助人事业，这就将快乐王子变成了燕子付出“牺牲”的对象，即成为一个“被牺牲者”。面对这份情谊，快乐王子选择断裂铅心，丧失了其作为雕像生存的能力。快乐王子通过雕像实体的“牺牲”，换取了更深层的灵魂升华。

在快乐王子和燕子的“犧牲”关系中，充满了浪漫理想主义色彩，整篇故事都弥漫着淡淡的忧伤气息，王尔德脆弱敏感的神经赋予这篇作品不一样的纤细唯美。作为19世纪末唯美主义运动领袖，王尔德的一生也饱受争议。他信奉“为了艺术而艺术”，极度否认自己作品的道德或现实因素。但是，没有一朵花能完全盛放于虚幻的空中楼阁，王尔德笔下的唯美艺术形象，亦未能超越社会道德与现实。评论家甚至认为：“故事依着一种稀有的丰富的想象发展”，“而同时它们中间贯穿着一种微妙的哲学，一种对社会的控诉，一种对无产者的呼吁，这使得《快乐王子和其他故事》成了控告社会制度的一张真正的公诉状”。（2）这种看似矛盾的表现，正是王尔德所处社会关系和其个性特点共同作用孕育而出的。

维多利亚中晚期的英国，工业文明极度发展，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富裕、精致，同时也带来了虚伪浮夸的社会风气和贵族空洞的享乐思想。贫富两极分化后的冲突推动社会走向道德与人性的缺失。王尔德一面流连于上层贵族间的纸醉金迷，又凭借其作家的敏锐，窥探到了上层社会的阴暗，从而造成他内心的矛盾。世人看来，王尔德家庭美满、声驰千里，生活无疑是成功的。但在其心中，浮华的生活下隐藏着空洞。洞察了这一切的天才在精神上是孤独的。王尔德一生都执着追求爱与美，追寻极致的艺术。这一点在《快乐王子》中得到了完美的印证。故事中贵族们的浮夸生活与虚伪嘴脸，正是围绕在他身边真实的生活现状。

快乐王子与燕子的双双死去，也正是王尔德关于“美与爱的牺牲救赎”观念的体现。当内在美与外在美达成统一，迎来的都是死亡。（3）在他的童话里，善良常与牺牲与救赎相伴。只有通过奉献，放弃现有的安逸去实现价值，才能实现自我的救赎。这一点与芥川龙之介有着相似之处。在《杜子春》中，芥川龙之介安排杜子春放弃成仙，而在王尔德中，快乐王子剥下每一片金叶子，最后铅心断裂。主人公结局上的不圆满，也都暗示了两人精神上的成长与圆满。

三、与社会道德观逆流的双向牺牲

杜子春虽然失去了世俗意义上的“出身立世”，可他却毫无怨言，被母爱感动的杜子春决定正直地生活在人世间，堂堂正正过上真实的生活。杜子春做出了与“母亲牺牲”“出人头地”的主流价值观相违背的选择，而这正是芥川龙之介所要呼吁的人性之美。快乐王子和燕子虽然都走向了死亡，但穷尽一切奉献给穷人的善举使两人都获得了永恒的快乐。

四、结语

在时代更迭交替之中，芥川龙之介与王尔德虽身处世界东西两侧，但同样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形势的变动，且同时以敏感的神经捕捉到物质生活富足下的社会道德的缺失。在功利主义社会道德的洪流下，两人借助童话的形式，揭露道德畸变，批判利己主义，以文字构筑理想世界。这既体现出两人在文学艺术上的共同追求，也是两人作品跨越百年却历久弥新的原因吧。

（通讯作者：郭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