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冬香+周红+吴越

摘 要：观察丘陵地区山水地貌特征，分析县城街市、园林及空间标志等要素的空间形态与自然存在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明清湘潭县城建成环境背后顺应自然的深刻意蕴。运用案例实证的方法，探讨自然环境对古代城市空间形态生成的意义。

关键词：湘潭老城;顺应自然;空间形态

Abstract：It is studied on the topographic terrain of hilly area . The relationships are analyzed between the nature an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streets of the city，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space markers.  Complying with nature is the hidden meaning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of Xiangtan city in the Ming-Qing dynasty. The case positivist is use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s very important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traditional city created.

Key words：traditional city of Xiangtan;comply with nature;spatial pattern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4）-12-54（5）

据文献记载[1]，湘潭自唐设县伊始，宋时已确立县治在今日老城区之位置。明清两代是湘潭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首次超过长沙，成为湖南经济中心，有“小南京”、“金湘潭”之美誉。现存湘江边的古城区建筑、道路、街巷、码头及景观，大量保存着明清时期城市空间形态和布局的痕迹。本文着重城市人工环境与自然存在的关系，透视盛期湘潭县城空间形态的生成逻辑。

1 背山面水的城“总”结构形态及沿革

公元479年（天宝八年），唐朝廷从隋代的湘南和衡山两县北部调整出新的湘潭县，县治洛口（今易俗河），始现今日湘潭县之规模。宋代，湘潭属荆湖南路的潭州，县城从洛口迁至今日湘潭市城正街。明末，湘潭县城街市，沿江从宋家桥至唐兴桥，有码头10余处，房舍鳞次栉比，江中帆樯林立。清代依袭明制。湘潭县域地势西高东低，但地势起伏较为和缓，反差强度不大，近80%的面积在海拔150米以下。地貌类型多样，山地、丘陵、岗地、平原、水面俱备。县治总市依附西部较高山形地势，沿湘江水路线性发展（图1）。

尽管从行政建治而言，今湘潭老县城在宋代就已存在，但是关于湘潭筑城的记载最早见于明万历年间。清代吕肃高对湘潭县城池有如下描述：

旧无城，明嘉隆间，广盗剽，湘江荆湖亡命乘风窥公帑，掠市廛。万历间建城，周围一千三百三十二丈，高一丈八尺，为门五①，覆以楼。南曰观湘、通津，东曰文星、枕湖，东北曰熙春，北曰拱极，西曰瞻岳，又水门曰通济。[2]

由上述记载可知，城墙并不宏伟，相对小巧宜人②。湘潭县城池在历史上存在三百余年，今只留下几段墙基遗址及“城里头”的地名。城墙存在期间，损毁修补从未停止过，其存毁大多与湘水密切相关（表1）。

湘潭地当要冲，长宝汽车路横贯县境;湘江一水，远接长江，轮船络绎;邮政电报，四通八达，水陆交通，无不便利。传统商路和传统运载方式造就了“木帆船时代”湘潭的辉煌。与之相对应，湘潭“总”的划分构成其空间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③。清代史志记载：

上民崇尚怀德易俗河，移风光泽厢，旧编户二十里。万历十年，编十八里，城内编八铺，城外十一铺，今仍旧。[3]

从上述记载来看，起始应有十九总（铺），此推断可由清嘉庆刊《湘潭县志》得以印证：

明时自县东宋家桥起，直抵小东门为二、二总，入城历宣化街、大街、攀龙街、新街为四、五、六、七总，出生湘门为八总。国初闭生湘门，诸总遂废。

八总正街：通济门外起，至平政桥止……九总以上至十八总迄今如旧……其十八总又分上下，上十八总即旧志所称十九总也。

不过，一至八总已消失。在上述嘉庆县志中有记载，清乾隆间湘潭县吕志录一首竹枝词也对此有描述：

生湘园里摘黄柑，八总街衢树底探。

莫辨城中分总处，小东门外栅栏三。[4]

有了城墙与外界的隔离，城内各总逐渐消失。在光绪刊的城总图中，通往西面街市的瞻岳门附近有“总铺”④以防卫。（图2）城外各总时消时长。光绪刊《湘潭县志·县地总图》计有十三总（图3）。“湖南地理志”记城外十二总，如下所述：

县城踞湘江之左岸……市分城内城外两部分……城外商务甚盛，街道沿延江岸，绵长可十五六里，略作半月形，计分十二总。东连城堞，西抵窑湾，北负丘陵，南瞰湘水，入夜潭影灯光，辉煌上下，有秦淮河风趣。繁盛市街，在总之中段，（十三、十四、十五……十八诸总）通商码头，亦在于此。[5]

“五口通商”后商路北移沪、汉，随着铁路和近代航运业的兴起，“木帆船时代”遂告终结，湘潭之繁荣日见陵替。城内八总早已消逝，城外最繁盛之时共计十三总，其末梢——今窑湾一带在人们的记忆中时隐时现，“总”之名也不知何时中断。不过，中段各“总”之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2 山水私园浑然天成

湘潭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地貌类型多样，山水交错。根据光绪刊《湘潭县志·疆域图》的统计，在东西最大横距不足70KM，南北最大纵距不足80KM的范围内，较大的山岭有31座。湘江、涟水与涓水贯穿境内，流经各大小山丘、岗地。湘潭县城经明代的发展，到清中后期，城市人口已达10万，县城建设空前繁荣，私家宅园顺势而兴（表2），融入境内山水，受到文人骚客的极大关注。endprint

雨湖是湘潭城中之湖，在县西瞻岳门外，与湘江相通;七星桥和八仙桥联结南北两岸，分雨湖为三大部分水域。关于雨湖的形成，光绪刊《湘潭县志》有记：

湘浦通沟，辟为后湖，亦谓之雨湖。雨湖积水，则南出唐兴，北通大埠，以泄于湘水。

湖之南岸市廛鳞次，北岸为烟柳堤，堤上夹岸垂柳，绿烟如幕。堤中段之凤竹阉最为有名，吸引着大量的文人骚客。乾隆以来，吟社尤甚。张仲雅有云：“凤竹阉前晓雾生，闲吟无限古今情。湖堤处处皆非旧，新种芭蕉雪打声”。[6]-[7]

堤西之舟园曾名噪一时，名流齐聚，热闹非凡。园址近山，亭馆楼榭，种花植果。王闿运撰《舟园记》：

雨湖堤西，有平冈小山，传云陶桓公故府所居。其东有周氏园，花佣守之，亦或垦艺为菜圃。廿年前，欧阳介人君得之，始建亭馆，益树花果，为别墅，题曰“舟园” ⑤。

燮园源自元人燮理溥化之燮元圃，在县城外西北约二里处，云塘附近，依山顺水而建。光绪刊《湘潭县志·山水篇》记载：

自（云塘，笔者补充）陂陀微起，为湖头三岭，昔燮元圃园林技乐，自拟东山，广辟陂地，通波湘涨。岭地在湖头，才同一篑，盖当时假山，后存基址。故明时王霖罢长沙县丞亦居于此，即王岱之始迁祖也。今霖墓即在燮园矣。又东南二里届于县城。

记载较多的城内私家宅园主要有三姓名园及陶园。

三姓名园即李腾芳“乃园”、周之屏“帆园”及谭景行家宅园，三园皆在城内相距不远。明代湘潭名宦李腾芳所建之“乃园”在县署附近，位于城之中部。周之屏之“帆园”则在城东南部，观湘门内。谭景行宅园林则在县城西学宫旁，此处水旷空幽，池中建亭，植有荷花，又称“藕花居”。嘉庆刊《湘潭县志》对该园记载如下：

宛在亭：在县城学宫旁，地幽旷，水云合碧。明谭景行字翼之，少年高第。返籍归里，归构园池，建亭池中，故有“宛在亭”;植荷万本，临流觞咏，又曰“藕花居”。

陶园乃张九钺故宅，位于城东偏中，园因诗而名显。光绪刊《湘潭县志》有云：

东为陶园，张九钺故宅也。九钺宦游，其妻梁氏，购熙春门内桃园，奉姑马氏居之。后易桃为陶。

在一城一市的县城格局中，雨湖的开辟与湘江夹街呼应，湖东偏北是城，湖南偏西是市。私家宅园、山水街市浑然一体，特别注重与自然地形地貌相协调（图4）。

3 应水而生的城市空间标志

3.1 均衡山石的万楼名胜

湘潭古城布局充分融合当地自然地理和环境条件，并使之成为城市空间和景观组织的特征。壶山即陶公山，位于湘潭城区西头，红砂岩质，形似壶而得名。马蹄石系壶山伸入湘江的突出部分，因其色赤，又名“锦石”，亦曰“陶公钓鱼台”（图5）。光绪刊《湘潭县志》：

县城三方隔水，壶山自湖头分支，迄于湘岸，纯为石体，谓之石嘴头，亦曰马蹄石，与壶皆状石形也，《荆州记》：山有巨石状如壶。《一统志》云：在县东三十里，取旧说据洛口故城言之耳。下有石头寺，褚登善题曰唐兴，云昔士行驻兵，曾作二亭，一以望衡，一以渔钓，因谓之陶公山。

万楼是湘潭重要的名胜古迹之一，始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位于市郊宋家桥东侧，濒临湘江。依据沿江堤岸形式，万楼选址于城之下游，与壶山马蹄石对称于县城中心。延伸到江面的四分之一，既拉近与对面的金霞山的距离，融于山水之中，又使湍流改向，以缓近城池之水，防患江涨。李腾芳《万楼记》有关于选址的详述：

邑之形如展幅绡，上下两出如左右手。上出者，巨石百余尺，巉巉江波间，若踏若轧，邑人所谓马蹄石也;下出者，颓然而已。颓然者，正水之所去也……告于令包侯，谋筑石为台，堑沙截波，覆之以楼，极其壮，为闬捍。相其址，既树之表矣。一日，予过其处，循表而下，数十百步，得断岸焉，隆起有脊，高逾于前，伏沙隐于岸下，歃尾于江中，下有沙为之翼。前山接迎，江流抱转，群形之情毕聚，私谓莫宜于此……明日，包侯一览而定，正其处也。则以属其事于太学谢选、贾人熊廷祥。谢生则私以丝度江，得狭四之一;又以丝度至马蹄石，折而于邑之中，适中其中。又以盛夏江涨，縻舟上下，覿水之所及，高寻有几，可谓勤且精矣。

又记有建成后观之似天作之妙处：

台高三十尺，楼高四十尺，抵波之面已七十尺矣。

予与侯登台而周观之：地之隆者益出，沙之伏者益偃，山之迎者益近，江之转者益洄。少焉，蹑级而上，身纵于楼之端，千里之风拂槛而来，万嫋之烟缕波而起，林瞑江动，水叫石激，山川之精，呈巧献工，气象变怪，宜其如此。视之既久，城邑渐明，原隰地带，铺青萦白，贾帆渔网，同在镜中，而水之欲往者有以为之留，山之来宾者有以为之主。于是，侯作而叹曰：“兹真邑之闬捍乎？造物者之设是久矣，吾与子不谋而得之，岂人力也！”

可见，万楼之建成于城之意义绝非仅限建筑之工，乃此时此地不可或缺。选址时以丝丈量，以确信精准;建成后登楼观之，确壮观。王闿运《湘潭县志》之记载也证实万楼乃县城形势之必须：

湘水带郭东流，经万楼乃屈北流。万楼，李湘洲所名，包仪甫所建，以配壶山，为县形势……楼下断崖隆起有脊，仪甫始筑石台，匾曰“杰灵”，上复起楼。

3.2 高峰塔的意义

高峰塔位于湘江之东，始建意为护城及作登高游赏之处。李腾芳撰《高峰塔记》有阐明其原委：

湘潭于湖南最有名……生于斯者，问学文秀之民多。然竞介距以斗科名则士犹欠然自少之也。商于乡先生克扬张公辈，告于邑令仪甫包公，为石浮屠尖于邑治之南山，占巽之隅，崇为高……士既登而乐之，乃为书抵予，求为之记。

清人张垣《湘潭古塔》诗提及“双塔”，即指夹江相对的高峰塔与唐兴寺石塔：

双塔浮今古，峰攒碧玉簪。

自来罗带水，千里护湘潭。

然而，高峰塔这一湘潭古代城市建设的不朽杰作对于城市空间的标志定点意义非比寻常，或者说其城市设计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建筑本身的价值，其设计构思从客观上定位了湘潭古城街市与湘江的特定空间关系。双塔处于湘江水流进出县城的节点上，成为水路商船交通的空间对景标志，也是各路乡民辨识县城空间方位与结构的焦点。高峰塔与万楼同步峻工，与县城衙署隔江遥望，一定程度上综合了城市空间景观与与城市空间制高点不对称均衡的设计意匠，定格县城形势。（图6）这一空间结构关系使湘潭县城的山、水、人之关系更加稳固，改善了城市原有的山水形体格局。endprint

4 结语

城市是“人”的城市，城市秩序展现的是一种文化图式[8]。封建时代实行郡、县两级政权的地方行政制度，在世袭的官僚体制下，县城空间形态生成以“自下而上”的建设模式为主，受等级制度的约束较少，更多关注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因此，湘潭县城之建设过程及城市景观空间格局的形成较多地受到地理环境及地域文化等综合因子的影响。县治总市背山面水，以便捷的水陆交通为契机发展。随着人工环境的不断拓展，山水私园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成为人们联系自然的纽带。现存的万楼遗址、壶山胜迹及重建的高峰塔，人们总会以历史古迹来看待，但是其本质远非于此。它们的空间相对关系是湘潭城市结构的基础，并突出了其“均衡性”特征。这种“一”字形的城市形态特点与顺应自然、不对称均衡的城市结构布局在古代城市建设历史上实属难得。这一研究丰富了对古代城市结构、形态及其成因的探索研究，给当今的城市规划和城镇化建设实践以启示。

注释：

① 此处应为笔误，根据后面所述内容及其他史载，“为门五”应“为门六”，如（清）王闿运所修撰的光绪《湘潭县志》城墙规制“启六门”。

② 按清代计量单位一尺合今32厘米计算，清代城墙周长4 262米，高5.76米。

③ “总”的设置非地方行政机构，而是若干商住户形成的一地段的名称，各总之间设一牌楼式栅门以示区域分界，也作为“总”的标志，有时也叫“铺”;各总商住户推出“值年”或“首司”以管理公共事务。

④ “总铺”即军巡铺，防盗防火的哨所，解释见 龙潜阉.宋元语言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

⑤ 王闿运.光绪戊辰夏五月乙酉朔作，何维朴宣统己酉秋勒之于石。

参考文献：

[1] （清）陈嘉榆，王闿运，等.湘潭县志[M].长沙：岳麓书社，2008.

[2] （清）吕肃高 修;张雄图，王文清 纂.长沙府志·城池志[M].长沙：岳麓书社，2008.

[3] （清）吕肃高 修;张雄图，王文清 纂.长沙府志·疆域志[M].长沙：岳麓书社，2008.

[4] 何歌劲.湘潭风物揽胜[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5] 傅角今.湖南地理志[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原稿1933年）.

[6] 嘉庆刊《湘潭县志》[M].

[7] 《湘绮楼说诗》卷一[M].

[8] Hull.R.W. African Cities and Town Before the European Conquest [M].New York： W.W.Norton.1976： 22.

责任编辑：王凌宇

作者简介

胡冬香，湖南科技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副教授。

周 红，湖南科技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副教授，博士。

吴 越，湖南科技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院长、教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