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建设项目《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课题组、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主办的“2014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秋季论坛”于2014年9月11日在上海举行。论坛以我国城市与区域发展现状、焦点与趋势和江南都市文化传承与创新等为主要议题，同时发布了《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2014》的主要研究成果。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智慧城市;人文城市;分形空间;城市群;智库;乡愁;秋季论坛

Abstract：Autumn Forum on Urban Science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014 organized by research group of Annual Report on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a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Development Report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Institute of Urban Science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was held in Shanghai on September 11， 2014. The forum focu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central issue and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regions in our country， as well a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urban culture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Yangtze River. Meanwhile， the forum released major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Report 2014.

Key words：new urbanization;smart city;humanistic city;fractal space;urban agglomeration;think tank;nostalgia;autumn forum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4）-12-16（6）

1 2014中国都市化进程发展报告主要成果发布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的具有总体性意义的重大现实问题。都市化是以“国际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当代城市化进程，在我国城市化战略中具有顶层设计、全局视野和战略核心的重要地位。

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首席专家刘士林教授指出：从历史上讲，古代城市化和现代城市化都属于旧的城市化形态，从类型上讲，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都是旧的城市化模式。新中国前30年，政治型城市化是主导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经济型城市化成为主导模式。与之不同，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在框架上以“人文城市建设”为中心，包括政治型城市化、经济型城市化和文化型城市化三个层面，综合满足城市发展需要的制度文明、物质基础和人文精神;在空间上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包括“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最终形成环境、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协调关系和协同发展机制。新型城镇化是以文化发展为主题、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政治建设为目标并在空间上涵盖了大都市、中小城市和乡镇村落的城市化进程。这是对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科学理解和本质认识。

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课题组发布了“2014中国都市化进程主题报告及十大焦点”，分别是：在城市发展模式上，上海自贸区先行试验启动，城市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开启;在城市环境保护上，雾霾大规模降临中国，给粗放型城市发展模式敲响警钟，同时考验城市环境治理能力和转型发展能力;在城市转型发展上，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步伐加快，各地城市纷纷探索各具特色的转型经验;在城市开发建设上，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风起云涌，但仍需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在城市空间管理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诉求明显，加快盘活存量土地压力加大;在城市群与区域发展上，区域协同发展深入推进，京津冀一体化正式上路;在城市管理治理上，中心城市大力整治“群租”现象，但存在手段简单粗暴等现象;在城市文化建设上，城市文化走向务实惠民，文化节庆活动出现新趋势;在城市生活方式上，以杜绝 “舌尖上的浪费”和“公款吃喝”为突破点，铺张浪费的奢靡之风得到有效遏制;在城市科学研究领域，随着国家城镇化建设方案的不断明晰，关于城镇化建设的学术研究与讨论显著增加，并呈现跨学科、多角度综合考量的趋势。这些焦点问题和新趋势，在范围上，都是以大城市为中心而蔓延到中小城市和村镇，在不同空间只有程度差异而没有本质差异，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并应从“城市群”的框架探索解决之道。在内容上，从环境、经济、金融、人口扩展到社会、文化、生活方式和审美，涵盖了我国城市发展的主要关系层面，体现出建设人文城市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子课题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汤莉华副研究馆员在题为“2014中国城市科学科研实力排名报告”的发言中指出：与欧美模式和拉美模式不同，中国城市化具有很大的特殊性，但一直缺乏科学足够的城市基础理论支持，这是我国城市建设和发展在战略上经常摇摆，在实践中成本较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前城市“智库”建设风生水起，但也存在良莠不分的现象。课题组选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平台的“期刊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针对CSSCI期刊进行检索，文献采集时间范围从2004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对主题字段中含有“城市、都市、城镇、城乡”的文献进行搜索，清理后得到有效文献44635篇，从中分析得出十年间城市科学发展趋势与中国科研实力排名。其中，在城市科学发文作者排名中，以文献作者（不区分作者次序，未考虑团体作者）发文量统计，南京大学张京祥位列第一（68篇），华中农业大学张安录位列第二（61篇），上海交通大学刘士林位列第三（56篇），清华大学顾朝林位列第四（55篇），住建部仇保兴位列第五（51篇），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石楠、北京大学吕斌并列第六（48篇），北京大学赵民位列第八（42篇），中科院南京地理所姚士谋、河南大学王发曾并列第九（41篇）。以文献的第一作者（未考虑团体作者）发文量统计，上海交通大学刘士林位列第一（52篇），住建部仇保兴位列第二（51篇），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石楠位列第三（47篇），南开大学王家庭位列第四（29篇），南京大学张鸿雁位列第五（28篇），西北大学任保平位列第六（27篇），清华大学顾朝林、厦门大学许经勇并列第七（25篇），复旦王桂新位列第九（24篇），上海师范大学杨剑龙位列第十（23篇）。endprint

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子课题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张立群研究员在题为“2014我国三大设计之都创新发展报告”的发言中指出：近年来，世界各大设计之都纷纷制定规划，希冀凭借在设计创新能力的建设优化产业经济发展、改良城市管理、促进城市文化繁荣。我国目前已有深圳、北京、上海三大设计之都，得益于设计之都发展规划政策的支持，正在取得长足的发展。2013年我国制造业已占全球制造业的20%以上，居世界首位，成为举世公认的制造大国。航天、航空、高铁、北斗等事业的蓬勃发展标志着我国重大工程装备系统集成创新和设计制造能力已居国际前列。但是从设计产业的角度看，我国还不是设计强国，尚存在诸多问题与矛盾。对此，主要对策建议如下：一是将设计之都建设与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相结合，通过设计能力建设为智慧城市建设服务;二是进一步加强国家设计系统建设，增强国家设计体系的竞争力;三是加强工业设计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创新成果转化;四是加强设计创新与科学技术的紧密融合;五是加强设计教育与工业设计创新人才培养;六是加强工业设计产业生态建设;七是加强设计创新资源要素整合，实施产业合理布局。

2 我国城市与区域发展的现状、焦点与趋势

陕西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管理委员会主任王学东教授在题为《大空间时代的国际空港城市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的论坛主旨讲演中指出，依托航空运输产生的临空经济已经成为世界新一轮经济增长极，而空港城市也已经发展到第四代，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最新形态。空港城市的出现和发展，已经颠覆了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打破了产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沿海、内陆梯度转移的规律，构成了全球高端产业以国际空港城市为平台，点对点、跨洲际网状布局，在全球配置资源的大空间格局，世界核心枢纽城市的分布，逐渐摆脱对海岸线、河流和交通线的依赖，呈现出依托空港在全球均衡布局的趋势。大空间时代的到来，正在使世界上广袤的内陆地区摆脱以往的区位劣势，与沿海地区站在了同一起点上。我国必须加快布局国际空港城市，抢占今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战略制高点，首先必须采取全新的理念方法建设国际空港城市，“功能整体构造、项目协同建设”的全新开发模式可以实现城市功能与产业体系建设的高度匹配。其次必须依托枢纽机场增强资源配置的能力，充分满足人流、物流的需要，并可以通过发展国际贸易、高端制造、飞机维修、文化交流等产业，配置资金、技术、知识等资源，最终使空港城市成为本地区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前哨和枢纽。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唐亚林教授在题为《从梯度化到立体化：当代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格局的转型及其动力机制重塑》的发言中指出，当代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格局开始从改革开放后形成的由东向西逐渐推进的梯度化、不平衡式区域发展战略格局，向国家战略层面（最高层）、大都市区战略层面（中间层）、跨区域战略层面（次中间层）、省域战略层面（最低层）的立体化、平衡式区域发展战略格局转型，其历史使命在于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探索出一条区域治理的新路，即从东部率先发展到中部崛起，再到东部率先发展与中部崛起二者并立，继而走向东中部地区的联动发展，最终走向全国均衡发展的立体化发展战略新格局。推动区域发展战略格局转型的动力机制呈现多维度复杂性叠加特性，既有基于市场机制的自发推动，又有区域政府合作的协作推动，还有来自中央的统一规划与部署，以及基于区域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一体化提供和各区域先行先试的创新尝试。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刘新静副教授在题为《我国新城新区建设过程中的“鬼城”现象研究》的发言中认为，一些城市管理者颠倒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缺乏科学论证的新城新区建设造就了“鬼城”现象。刘新静认为应科学理性地看待新城新区建设过程中的“鬼城”现象。城市建设尤其是新城新区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甚至不是十年八年能完成的工程。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例如美国著名的里斯顿新城从1961年买地、1962年规划、1963年开工、1964年开盘直至2005年才竣工，历时达44年。加州尔湾新城成立于1971年，规划面积88平方公里，到现在人口也只有17.5万居住人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城新区并不都能成功，像日本的筑波科学城，不仅没有达到疏散东京人口的目的，还因为投入产出不成比例影响了自身的健康发展。因此，要科学理性地看待当前我国新城新区建设中出现的“鬼城”，它们大多还处于“幼儿期”，未来的面貌与成就尚待观察。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王郁副教授在题为《城市规划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现状与发展》的发言中，通过在理论层面探讨规划管理听证制度的价值目标和程序规则等功能内涵，总结了目前全国主要城市规划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建设状况。认为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多元化和市民维权意识的高涨，听证活动正在成为规划管理过程中利益表达的重要途径和形式。在当前经济社会快速转型的背景下，应当通过规范的制度建设，推动听证制度各项目标的充分实现，避免听证活动成为符号化、走过场的公众参与形式或是无序的情绪宣泄渠道。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张书成博士在题为《“京津冀一体化”战略观察与路径探析》的发言中指出，京津冀一体化虽然已经做好顶层设计，但在实施中却仍面临诸多挑战，在路径选择上，一方面，认为“超密城市群”可以成为京津冀一体化在硬件建设上的战略构想与操作路径。“超密城市群”发展的基本思路是从城市体系的整体出发，针对城市化比例介于40% 至50% 的处于城市化中期阶段的特点，重点通过人口、土地和产业的集中实现规模经济收益，促进要素流通，改善城市新移民的福利水平。另一方面，“人文城市群”可作为京津冀一体化在软件建设上的战略选择。人文城市建设对于京津冀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特别是对依靠资源粗放发展的河北地区，人文城市建设路径对其实现自身的转型与跨越发展更为急迫。京津冀城市群拥有的丰富的人文资源，特别是依托全国文化中心北京，以及众多的红色文化资源，这样的先天资源条件使京津冀建设人文城市群具有很大的可行性。endprint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盛蓉博士在题为《当代世界城市群理论的主要形态与评价》的发言中认为，当代世界城市群理论的近期发展主要有四种形态，第一种形态以美国区域规划学会主席罗伯特·亚罗的研究为代表，研究重点在于城市群发展的政策和战略研究。第二种形态的代表是英国学者彼得·霍尔等，他们在理论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实证和定量研究方法推进世界城市群理论的发展。第三种形态是以美国学者罗伯特·朗（Robert Lang）为代表的研究，他是新世纪以来世界城市群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 提出“新型跨都市地理模式”的概念，推进了城市群理论研究先驱戈特曼的许多想法，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同时也借鉴了欧洲研究的经验。第四种形态以美国学者戴瓦尔为代表，她于2007年发表《美国城市群区域规划》研究，重点在于探讨城市群的规划方法和框架，这是一个基于具体规划方案的总结性研究，研究思路和方法也日益丰富。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周之澄博士在题为《中国城市旅游综合体发展问题分析》的发言中指出，由于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的城市旅游综合体发展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问题，首先是徒有其名而本末倒置;其次是核心尚存而驱动不足;第三是设施、服务与产业分支欠佳;第四是与城市结合不够紧密。城市旅游综合体成功运营的关键在于是否能使城市居民与游客感到满意，其核心与实质也就是满足人们的旅游需求。无论专注于经济层面、文化层面还是社会层面的运营模式，归根到底都是要将注意力从资源、经济等表层关注点转向文化、服务等更富有内涵的城市旅游综合体内在要素之上，完成旅游业从单纯发展经济到建设旅游文化再到打造旅游服务以致建立旅游精神的华丽转身。

3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发展模式的人文转型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最根本的使命是终结“旧城市化”，而最紧迫的任务是如何处理“经济型城市化”的后遗症。《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在推动新型城市建设的策略中明确提出要“注重人文城市建设”，为处理经济型城市化的后遗症提供了解决之道。

上涨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刘士林教授在题为《新型城镇化与城市规划的人文转型》的发言中认为，当前城市规划面临“提高城镇建设水平”、“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等多重目标的约束。从1995年编制第九个五年计划时首次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2005年建设部在全国修编会议上提出建设“宜居城市”，再到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提出“人文城市”，一种不同于政治型城市化、经济型城市化的文化型城市化已经轮廓初现。“人文城市”的目标是“把城市建设成为历史底蕴深厚、时代特色鲜明的人文魅力空间”，这既是对“跑马圈地”和“GDP竞赛”的旧城市化的彻底矫正，也提出了一个关于城市建设的新标准，即城市发展的目的，不是人口增加，也不是财富聚集，而在于是否提供了一种“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生活方式。从城市规划做起，率先完成从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到以人文学科为基础、从“硬的物质建筑”到“软的文化创意”的转型，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良性的资源配置和制度安排，不仅必要而且十分迫切。

南京大学文学院高小康教授在题为《新型城镇化与分形空间建设》的发言中指出，新型城镇化必须是一种逆集中化过程，而城市发展的逆集中化并不是乌托邦式的反城市化，而是使城市和城市圈的空间发展从集中转向“分形”。分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分散，区别在于分形不是使空间的不同单元相互离散和碎片化，而是使不同单元之间的空间关系从“轴向原则”（芒福德）组织转向可递归的自相似单元分化。新型城镇化对于农村和小城镇而言意味着合理的人口集聚，而对于中心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而言则必然是空间的合理分形，使中心城市在资源高效配置、引领科学发展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的优势和作用，通过智能化的自相似组织进行分散合理配置。大数据背景下的智能城市建设重心，应当从智能资源和研发力量的集聚模式扩展到智能应用的分散和分形组织模式的开发。城市的智能化分形打破地价阶梯和公共服务等级而重构更加公平的服务、消费和生活环境。以智能化分形的城乡一体空间替代用扩张实体性整合而制造的超级大饼空间，这将引导新型城镇化建设离开福特式建设惯性趋势，走向真正的生态、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经济战略研究部刘学华部长在题为《未来30年上海全球文化融汇引领功能的内涵、特征及发展战略研究》的发言中，首先对未来三十年全球文化发展的重大趋势进行预判解读：一是文化传播技术革命催生人类第五次文化大变革;二是服务经济催生城市文明主导地位逐渐显现，东西方文明加快融汇交流步伐;三是信息技术引领文化发展，数字化、整合化和个人化将成为未来文化发展的重要趋势;四是全球城市将成为未来全球文化发展的枢纽;五是全球范围内整合文化要素的能力成为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六是全球文化进一步趋同化，但地域文化和特色也将得到更多的传播和弘扬;七是中国崛起也将是未来三十年全球文化发展无法回避的立足点，但东方文化话语权的提升任重而道远。针对这些问题，上海建设全球城市文化融汇引领功能主要包括四大内涵特征：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中心节点、城市文明发展潮流的引导者、全球文化企业总部的聚集地、新的全球文化艺术教育之都。对于上海培育文化融汇引领功能的路径机理，一方面要从人的角度，要厘清未来文化发展的主体;另一方面要从全球城市的维度，要厘清未来文化的承载和事件。文化对上海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战略地位不仅在于其能够直接创造可观的经济回报，更在于文化的魅力有助于吸引众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和更多的知名企业、机构汇聚到城市，有助于推动上海城市成功转型，引领发展成为综合性的顶级全球城市。

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陆邵明研究员在题为《乡愁中“家”的意象》的发言中，通过对关于“乡愁”与相关场所之间的作用机制的研究提出，乡愁中“家”的意象不可忽略，大多被调查者对于家乡的变迁最失落的地方包括曾经生活过的居所、家门前（小区/街道）、学校等。“家”的内涵大致可以归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客观存在的物质空间，其次是日常生活中的家人与亲情，最后上升为家的文化与传承（包括家风）。每一个个体对家的认知主要是从小时候的空间场所认知、家人音容笑貌到日常生活，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家的意象从生活往事与家人的思念逐渐回归到了对故土的眷恋。从不同年龄背景时代变迁来看，“家”的意象逐渐从儒家思想影响下中心型的传统家文化演变为日常生活引导下均质型的现代家文化。重视乡愁中“家”的意象，对于响应国家的人文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endprint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管理研究所所长，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张立群副教授在题为《中国工业遗产资源的价值及其管理理念的探讨》的发言中指出，工业遗产资源具有重要的文化、经济、环境、教育价值。在当前的工业遗产资源管理上，“改造性再利用”（Adaptive Reuse）是目前工业遗产资源管理理论上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一种途径。“改造性再利用”关键在于为某一工业遗产资源找到恰当的用途，这些用途使该场所的重要性得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和再现，对重要结构的改变降低到最低限度并且使这种改变能够被复原。针对城市建设发展与工业遗产保护之间的诸多矛盾，比如工业遗产全面、整体的保护与工业遗产资源的多头管理之间的矛盾，工业遗产保护的客观需求强烈与主观动力缺乏之间的矛盾，建议一是统一对城市工业遗产资源的内涵界定，摸清工业遗产资源现状;二是明确城市工业遗产资源管理的指导思想，确立基本原则;三是探索对城市工业遗产资源管理中研究、保护、活化和再利用的模式与实施路径，加强规划指导，实现多元化资源管理;四是健全城市工业遗产资源管理的保障制度，做到有法可依;五是运用各种先进的理念和先进技术，科学管理和利用工业遗产资源。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孔铎博士在题为《人文城市理念视角下的棚户区改造问题研究》的发言中指出，棚户区是现代城市诞生以来一直伴生的重要问题，也是城市快速扩展、人口膨胀过程中发展不完全和不充分的重要体现。从现状来看，困难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除了以棚户区安置房建造问题为主的“硬问题”之外，同棚户区居民对新生活的适应能力相关的“软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对于“软问题”的不够重视，棚户区居民的生活有可能由于观念和心理的落后而迅速出现“返贫现象”，存在着 “躺下的棚户区变站起来的棚户区”的危险。因此，建议一是搭建开放、便捷、有效的公众参与平台，转变棚户区改造工作由“被动型”的管理转为“主动型”的参与。二是完善政策机制及配套措施，推动棚户区改造“后棚改问题”的治理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三是消除棚户区的贫困文化，培养良好的人文素养，积极促进和关注安置小区居民内部、安置小区居民同外界新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断绝棚户区居民“贫困文化”的再生产。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严明教授在题为《中国城市文学经典与文化传承》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古代的文学流派、创作社团和著名作家，绝大部分都是在城市中萌生或成名，在城市中发展消长。新的文学潮流风气往往会出现由都城辐射各地方中心城市，各地方中心城市再影响带动邻近地区小城镇的发展规律。每一朝代中代表主流的文学现象的产生莫不如此。在探讨当今中国城市精神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重铸城市文化精神的过程中，对中国城市千年传承的特质与精神传统不能不加以深入的探讨。正是这些城市特质与精神传统，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并对中国城市的发展方式及方向，发挥着潜在的然而却是十分重要的制约作用。现代城市精神渗透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城市居民活力、智慧和人生观的集中显现。城市精神又是城市景观和内在机制的精、气、神，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城市精神还成为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文化发展和精神培育的过程中起着先锋启蒙作用。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王晓静博士在题为《上海与广州城市文化政策比较研究》的发言中认为，文化政策对促进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的文化政策对于城市精神等精神文明要素的指导流于文字，既没有在语言上让人产生喜爱，也没有脱离教条式、愿景式的表述，无法产生积极向上的引导作用。上海与广州在文化政策的制订与宣传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文化政策宣传力度都较弱，对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品牌利用率低，文化产业支持政策的知晓率不高。对此建议一是结合政府决策机构及社会力量，抓紧建立我国文化政策体系框架;二是大胆利用新媒体技术改进原来的政策宣传方式，以多种形式、生动活泼，适宜人际网络传播的形式将各类与城市整体文化发展、关乎文化企业发展、个人文化服务的政策资讯传达到目标受众中去，强化政策的知晓率，丰富政策效果反馈的渠道;三是重视文化政策绩效评估工作，不仅要根据政策的反馈情况及时更新、修正相关政策，提高政策制定与落实的时效性，更要将一届政府一套政策的陋习加以根治，政策的稳定性、持久性必须得到体现，而文化政策的效果反应慢、不明显的特点也要在政府政绩中得到妥善合理的表现。

上海交通大学周继洋硕士在题为《国外关于乡土建筑的保护对我国的启示》的发言中提出，从1933年的《雅典宪章》、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1976年的《内罗毕建议》、1987年的《华盛顿宪章》再到1999年的《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都无一例外的体现出保护作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和历史的见证的历史文物建筑的重要性。西方社会很早就把整体意象和综合特质视为有价值的东西加以重视，建立了环境美观舒适而适宜的理论概念，这成为当代西方环境观的根本指导思想。西方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注重大城市的历史风貌区的保护，对小城镇、乡土建筑的保护也由来已久，在许多相关保护条例中可见一斑。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尤其是村镇历史文化保护方面做的出色的国家主要有日本和法国，对于我国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于向凤

作者简介

张书成，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博士研究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