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清

(湘潭大学 哲学系，湖南 湘潭　411105)



谭嗣同的“两三世说”历史进化论

王向清

(湘潭大学 哲学系，湖南 湘潭411105)

摘要：近代进化史观是我国历史观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环。谭嗣同在中国社会大变革、中西文化大融合的历史背景之下，提出了“内卦之逆三世”和“外卦之顺三世”的“两三世说”历史进化论。“两三世说”的形成既有哲学根据，又有理论来源。“两三世说”体现了辩证法特点，是对历史循环论、复古论的否定。

关键词：谭嗣同 ；“两三世说”；历史进化论

谭嗣同(1864—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戊戌维新志士。1898年因戊戌变法失败被杀，年仅三十四岁，与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和康广仁并称为“戊戌六君子”。 他一生满怀爱国激情，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他要求变法，呼吁社会改革。在历史观领域，他在接受西方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不但吸取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公羊三世说”，而且将它与《易经》中的乾卦六爻相结合，提出了别具一格的“两三世说”历史进化论。

一、 “两三世说”的涵义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在摧毁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同时，还开启了一个中西文化大融合的时代，有识之士奋力探求救亡图强的道路，近代进化史观由此而生。它融合了中国传统朴素辩证法思想、变易史观以及西方的生物进化论，是中国历史观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中国古代哲学中一直就有“变易”的思想，起源于殷周之际的《易经》,其基本思想之一即为变化发展。只是囿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需求，使得历史退化论与循环论居主导地位。直至明清之际，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及西学东渐，身处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在思想、政治以及文化各领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运动，他们以实学反对理学之空，为强调经世致用的今文学派之复兴奠定了基础。庄存与、刘逢禄等今文学家认为历史的演变与时代变化密切相关。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肩负着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历史使命，体现在哲学上即不变还是变，退化抑或进化之间的斗争。在魏源看来，“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1]319。天下并非亘古不变，而是不断变化的，他还明确指出“后世之事胜于三代”。受其熏染，加之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到戊戌变法时期涌现出一批诸如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持历史进化史观的思想家。作为维新运动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在继承前人“三世”、“小康”、“大同”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三世说”社会进化史观，并被后来的维新派学者广泛认同。“三世说”源自公羊学派。《春秋公羊传》中便有所谓“通三统”、“张三世”之说，康有为根据社会变革的需要以及自身变法的主张，赋予“三统”、“三世”之旧说以新的内涵，提出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说”。“三世”按照顺序依次递演，不可更改。他说：“以古今之世言之，有据乱、升平、太平之殊，不可少易；而以大地之世言之，则亦有拨乱、升平、太平之殊，而不可去一也。”[2]231严复则吸收了达尔文、赫胥黎和斯宾塞的思想，把天演之学贯通到社会历史领域，指出“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谭嗣同接过这一论题，提出了别具一格的“两三世说”历史进化论。

谭嗣同的“两三世说”历史进化论集中在其《仁学》中。在《仁学·四十八》中，谭嗣同将 “两三世”诠释为“内卦之逆三世”和“外卦之顺三世”。“内卦之逆三世”指的是：初九，太平世也，于时为洪荒太古；九二，升平世也，于时为三黄五帝；九三，据乱世也，于时为三代。言下之意：洪荒太古时代是太平时代，三黄五帝时代为升平时代，夏商周三代为据乱时代。因此，在“内卦之逆三世”中，历史越向前发展，社会生活中的经济纷争、政治斗争等日趋激烈，表面上看越来越差，有倒退之感。“外卦之顺三世”指的是：九四，据乱世也，于时自孔子之时代至于谭氏生活的时代；九五，升平世也，于时为全球群教、群国统一的大一统时代；上九，太平世也，于是为教主、君主都被废除的遍地民主时代[3] 370。在“外卦之顺三世”中，历史发展是由据乱至升平，再至太平。这就是说，历史越向前发展，社会生活越美好，呈现上升、前进的趋势。在“两三世说”看来，人类历史的变迁是一个由“逆”而返“顺”的曲折演化过程。

“逆三世”描绘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由“太平世”至“升平世”，再至“据乱世”，有退化之感，谭嗣同却将它理解为进化的环节和过程，根据何在呢？笔者认为，谭嗣同之所以能从社会生活表面的倒退中得出历史进化的结论，是因为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切实的把握。在洪荒太古的原始时代，原始人主要靠习俗和规范管理，很少发生争斗，社会宁静而祥和，但毕竟是人类历史的幼年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形成，阶级的出现，经济、政治、军事诸领域的纷争不可避免，人类社会必然走向“据乱世”时代。但正是这种纷争，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使她由幼年步入少年，再步入青年和壮年。所以，从生产力的发展、从政治文明的发展着眼，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进化的。

二、 “两三世说”的哲学根据及其理论来源

在甲午战争惨败的背景之下，救亡图存这一时代主题摆到了每一位中国人面前。中国近代的思想家们在向西方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康有为“进化有渐”的“三世”历史观、谭嗣同“两三世说”的进化史观不仅是对古代变易史观的突破，而且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思想的启蒙。“两三世说”历史进化论的提出既有哲学根据，又有时代根据。

自然界的“日新”演化是谭嗣同确信人类社会历史不断进化和发展的哲学根据。他在《仁学》中歌颂运动，赞美日新，特别发挥了《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观点，批判老子“贵柔”、“主静”的保守、消极倾向。他在《仁学·十九》中指出：“天行健，自动也。天鼓万物，鼓其动也。辅相裁成，奉天动地。君子之学，恒其动也。”此外，他还探讨了自然界演化的动力、日新的本源，认为：“日新乌乎本？曰：以太之动机而已矣。……以太之动机，以成乎日新之变化，夫固未有能遏之者也！”[3] 319-321演化的动因就在于作为万物构成元素的“以太”，变化日新是“以太”的自己运动，没有什么力能阻止这种运动变化。谭嗣同接受了西方传入的“以太”概念，并将“以太”理解为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在他看来，“以太”内部的“爱力”、“拒力”相互作用推动事物的发展，这实际上是把事物内部矛盾作为运动变化的根据。既然自然界不断发展演化，呈现为日新之流，那么由“以太”作为基本元素构成的人类社会也是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败是谭嗣同主张历史不断进化的时代根据。谭嗣同生活的时代，中国的封建社会急速走向衰败，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瓜分。而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正处于上升的黄金时期，西方各国经济稳定增长，国内社会很稳定，列强间的矛盾还没有暴露出来，世界显得相对和平。谭嗣同对中外两重天的现实有切肤之痛，认为中国衰败、落后的原因乃是专制、残暴的封建制度所造成的；而西方各国的繁荣富强乃是由体现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基于此，他积极参与维新变法，希望通过变法，废除封建专制制度，推行资本主义制度。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当时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历史进化的目标。维新变法就是要将中国历史推进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实现中国社会历史的进化。

从理论来源上看，“两三世说”既接受了“公羊三世说”，又对它作了重大修正。“公羊三世说”最早可追溯到西汉董仲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中断言“《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董仲舒以孔子作参照系，将春秋十二世分为三种类型：即“有见世”，指孔子亲自见到过的时代；“有闻世”指孔子亲自听见别人所说的时代；“有传闻世”，指孔子听来的传闻时代。

东汉何休在其所著《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中率先明确提出“三世”的概念。他认为孔子著《春秋》，是取春秋时期 242年“著治法式”，将社会治乱兴衰分为三世：衰乱、升平、太平。他说：“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4]4774至太平世时，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可见，在何休的心目中，太平世就是大同理想社会。何休将孔子生活的时代歌颂为大同理想社会当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这一说法体现了历史进化的观点，是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崇古倒退历史观的否定。在孔子看来，人类社会历史的黄金时代是夏、商、周三代，越往后展开，社会越退步。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希望在远古，而不在未来。基于此，他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态度：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提出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克己复礼。何休的“三世说”表达了与复古论完全相反的进化历史观：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大同理想社会；希望在未来而不在过去，更不在远古。“公羊三世说”由于借通经表达对时事，特别是对朝庭政事的评判、主张，多少有文人干政的嫌疑，因而常常被统治者打压，魏晋以后，渐成绝学。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受内忧外患的双重挤压，清廷无暇顾及学术方面的事务，“公羊三世说”重新兴起。常州学派庄存与、刘逢禄等人着重阐发“公羊”学的微言大义，重提“三世说”，主张“春秋起衰乱，以近升平，由升平以及太平”。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康有为明确地把“公羊三世说”中的“三世”、《礼记·礼运》中的“小康”、“大同”与近代历史进化论融为一炉，系统地提出了“三世说”历史进化论。康有为确信，人类社会是不断进化的；社会历史的进化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轨道，由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后世比前世文明进步，进而达到“太平大同”这一人类追求的理想的极乐世界。“三世”进化是和平的、循序渐进的，不能跨越其中任何一个阶段。康有为的“三世说”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循环论，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 “两三世说”的特点

在中国社会大变革、中西文化大碰撞的历史时期,谭嗣同保持着一份爱国的热情, 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强摇旗呐喊,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主张人类历史是变化发展的。他对西方进化学说的宣传以及糅合创造，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和价值。作为戊戌变法的积极参与者，并为之捐躯的志士，谭嗣同的“两三世说”直接受到了康有为“三世说”历史进化论的影响，但与康氏的“三世说”相比较，又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谭嗣同的“两三世说”比康有为的“三世说”更清晰地描绘了各世所处的历史阶段。康氏的“三世说”描绘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化过程是从“据乱世”上升至“升平世”，然后再上升至“太平世”，但对于“据乱世”的历史范围没有给出清晰的界定，显得含混。“两三世说”则明确肯定：“据乱世”是指“君统”时代，是人类历史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他的“逆三世说”对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以前的人类历史的展开，也作了比较清楚的阐述：洪荒太古时代为“太平世”，三黄五帝时代为“升平世”，夏商周三代为“据乱世”。而“顺三世”则对各世所处历史阶段作了更清晰的规定：“据乱世”相当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代，“升平世”相当于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时代，“太平世”是资产阶段民主彻底实现的民主共和时代。此外，在进化方式的认识和选择上，谭嗣同较之康有为更清醒、激进许多，而维新运动的失败更加证明了自主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在康有为看来，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进化有渐，因革有由”。社会历史“进化有序”，只能用改良的方式“循序而行”，不能用暴力革命来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更加不可跃进。在政治体制上，则主张国家政体只能遵循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的顺序循序渐进。戊戌变法后，他仍旧固守自己改良的政治主张，成为革命派的强大论敌。谭嗣同的思想中则蕴含了自主暴力革命的因素，意识到改良道路在当时的中国行不通。他在《上欧阳中鹄》中言：“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3]474变法失败后，他以一己之身慷慨就义的勇举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谭嗣同的“两三世说”比康有为的“三世说”更准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体现了较为深刻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在康氏的“三世说”中，历史沿着“据乱”、“升平”、“太平”的轨迹进化，分别对应着当时世界上存在的君主专制、君主立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三种社会制度。这种划分既不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形，也存在将社会历史发展的复杂情形简单化的问题，缺乏历史辩证法的观点。在“两三世说”里，“太平世”既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起点，又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终点，两个“太平世”含义有本质的区别。历史上已经存在过的“太平世”和人类社会最后要进入的“太平世”虽然都是没有君主和教主的社会，但前者是“洪荒太古”时代，恰似新生的婴儿一样，处于人类社会的原始阶段，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起点。然后“逆”而进入“升平世”、“据乱世”；后者是“遍地民主”的时代，是由“据乱世”、“升平世”“顺”行发展而来，犹如人的智力、体力都已发育成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谭嗣同的“两三世说”肯定了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循环，更不是倒退；将来的“太平世”也不是对古代“太平世”的简单复归，而是在更高阶段上的发展。“两三世说”描绘的人类社会历史由“逆”而返“顺”的曲折演化过程与事物的波浪式前进有相似之处，因而折射出历史辩证法的意蕴，无疑给传统的历史倒退论和历史循环论以沉痛的一击。

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历史进化论在成为中国政治、文化“变革”的合理化尺度与武器之时，一直就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应该变革还是必须变革；二是如何变革，采取“渐进”的抑或是“激进”的方式。谭嗣同“两三世说”的历史进化论，由于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有其历史的以及认识上的局限性。生物的进化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各有其自身规律，谭嗣同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儒学、佛学等思想与西方哲学中的进化思想以及民主政治思想熔为一炉，创造出一种不中不西的理论体系，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本质区别。其“两三世说”并没有准确反映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实际情况，是不切实际的空想；用这种模式去规范、推进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更成问题。但其中强调人类社会不断进化、不断发展，发展体现为由“逆”返顺、体现为波浪式上升的辩证法观点无疑是合理的。

参考文献：

[1]魏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谢遐龄.康有为文选·中庸注[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77.

[3]谭嗣同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公羊传[M].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

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高校工程伦理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13A012)

Tan Sitong's Historical Evolutionism of " Theory of Two or Three Ages"

WANG Xiang-qi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Modern view of evolutionary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views in China. Tan Sitong put forth his historical evolutionism of " Theory of Two or Three Ages" about " three inverse ages of inner hexagrams" and " three favorable ages of outer hexagrams" against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hina's social revolu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 formation of "Two or Three Ages" is formulated on a philosophical and theoretical basis. "Two or Three Ages"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dialectics, which is the negation of 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circulation and theory of returning to the ancients.

Key Words：Tan Sitong；Theory of Two or Three Ages；historical evolutionism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现代技术伦理风险防范研究”(项目编号：NCET-12-0913)；

中图分类号：B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15)03-0079-04

作者简介：王向清(1960-)，男，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哲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 - 03 - 27 2015 - 03 -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