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洲 石扬

摘 要：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史主要就是国共两党之间相互交错的历史，这种相互交错不仅体现在国共两党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合作和较量上，还体现在思想理论方面。抗战时期国共之间的理论论战实质上就是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论战，这场论战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进程，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回顾这场论战，我们会得出更多的启示，这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很多借鉴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4-0039-02

理论建设是政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鲜明的特征。理论建设是政党的一面旗帜，对于唤醒民众、引领群众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多党竞争的政党环境中，以党的理论建设为核心的软实力才是政党竞争的核心所在。纵观整个抗战历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在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都与我们党始终高举马列主义的伟大理论旗帜，始终高度重视理论建设与理论创新密切相关。

一、抗战时期国共之间的理论论战

20世纪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历史主要就是国共两党之间相互交错的历史，这种相互交错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还体现在思想理论方面。抗战时期国共论战的焦点就是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社会化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理论论战的焦点首先集中在真假三民主义之争。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揭开了这场论战的序幕，这篇文章虽然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是他特别强调“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1]，即三民主义，“限共”“溶共”之心昭然若揭。1939年之后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但是国共之间的理论斗争却进入了高潮阶段，尤其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蒋介石发表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后，以叶青为代表的国民党知识分子抛出大量关于三民主义的反共论著和文章，如《抗战的根本问题》《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中国政治问题》等，公开宣扬法西斯主义，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1]。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党奋起反击，1939年4月我们党发出《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5月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都是强调要善于区分辨别真三民主义和假三民主义，要以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在这期间我们党的领导层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如毛泽东的《反投降提纲》、张闻天的《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等等。通过理论上的激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清楚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堪称是这场论战的总结性论著，该文就中国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和信奉什么样的主义的问题入手，从中国革命的实情出发，亮出了我们党自己的理论旗帜——新民主主义。该文提出中国未来的出路不在于走资本主义专政的老路而在于建立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该文指出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过渡，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必然趋势，驳斥了蒋介石的“一次革命论”;该文还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驳斥了蒋介石的“一个主义”，并就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做了区分。之后随着《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刊发，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日臻完善。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国共两党的论战进入一个新的高潮。这一时期理论之战的焦点是新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论战。为了在战后继续搞一党专政，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他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和“革命建国”的幌子，攻击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对此，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的通知，同时党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判国民党的谬论，其中最著名的是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评<中国之命运>》一文，这些文章有力批驳了国民党的反动言论，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看法和主张，大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

二、抗战时期国共理论之战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

1.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科学性和革命性焕发出巨大的理论感召力。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的理论，也是不断发展、充满勃勃生机的理论，尤其是在经过抗战时期国共之间的论战更加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感召力。抗日战争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真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与假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论战更加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

2.强有力的革命形势发展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社会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成长过程，在中国革命形势逐渐走向胜利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随着其中国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也得以逐渐深化。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革命战争的胜利和革命政权的确立从根本上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论战的胜利，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为革命形势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思想保障，是一面伟大的革命旗帜，对于鼓舞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和激励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两者是相互推进的关系。

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证明凡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时期，革命形势就会有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度就会大大发展，凡是只讲理论不顾实际情况，只是空洞地教条地照搬理论革命就会遭遇巨大挫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没有教条地宣传共产主义理论，而是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实际相结合，大力宣传党的全面抗战理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在实践的发展中，逐渐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正是因为有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引，共产党才逐渐从革命的低谷中走出来，抗战胜利结束时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壮大为全国性的政党，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也随之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命运的重要理论之一。因此，结合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就要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实践相结合。

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社会化过程中找到了正确的依靠力量、发展动力和革命战略。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进行了艰苦不懈的努力，出现了各种新思潮、新理论，但唯有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生根发芽，指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历史的主体是人民，历史由人民创造和推动的。根据这一原理，结合中国是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发展动力和革命战略。

5.拥有一支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创新的理论建设队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拥有一支理论战线队伍，这个队伍来源广泛，特征鲜明，具体表现在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创新，这些都与中国共产党重视文化统一战线的传统紧密相关。

三、国共理论之战对当今意识形态建设的借鉴

1.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把握时代脉搏，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是时代实践的产物，它反映着时代的实践状况而又作用于时代的实践。因此在當今的意识形态理论建设过程中，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注重调查研究，把握时代脉搏，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科学发展观为例，就是抓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坚持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针对要什么样的发展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提出我们的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全面协调可持续性作为基本要求，以统筹兼顾作为根本方法，面对粗放式发展模式、环境污染严重、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明显、地区发展不平衡等时代难题针对性地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全面发展观、协调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

2.保持一定程度的理论竞争能够防止理论创新的僵化，加强理论创新，增强理论的感召力。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唯一的官方意识形态，但是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就高枕无忧，相反，当前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还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首先，在思想多元化的今天马克思主义自身信仰的感召力减弱，尤其是在青年一代、在高校大学生中，信仰的缺失已然成为一大难题，这严重制约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其次，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意识形态的侵蚀、颠覆工作从未停止，而且当前西方意识形态的侵入更具隐蔽性，这对于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构成极大威胁。因此，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刻不容缓，但是在意识形态的建设中我们要坚持开放的原则，保持一定政治定力，提高政治警惕性，我们要允许一定程度上的理论竞争，只有保持一定的竞争，马克思主义才能防止僵化，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提高自身理论的感召力。

3.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队伍建设。保持足够的人才队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不断发展的根本保障，我们在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队伍建设上要做好三方面的内容：首先，大力培育马克思主义的相关优势学科，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阵地建设。以学科建设为主要抓手，聚集人才资源，扶持相关高校的发展，带动马克思主义人才队伍的培养工作。其次，重视人才教育统一战线的工作。我们要联合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研究者，加强联系与交流，善于聚合各种资源进行人才队伍建设。最后，坚持学科交叉，坚持全球视野，培育马克思主义新型人才队伍建设。

参考文献：

[1]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M].杭州：杭州人民出版社，1983：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