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付平

我记得是六十年代初，也就是新中国建设还仍然处于困难的时候，地处滇东乌蒙山深处的生产队一年农历二三月种下的洋芋，还等不到成熟季节，我们就眼睁睁盼着开挖了。因为家里没有粮食，全家老小为了活命，尤其这个时候是农历五六月，也就是队里人说的五黄六月，在这个季节是最清苦的季节，地里包谷刚背上包，田里的稻谷刚抽出穗，一家家没有粮，只好盼望地里洋芋来填饱肚子了。

当时，父亲曾悄悄跟我们说，他看到小个子生产队长站在洋芋地边上，久久凝视着那片正花蓬蓬嫩稀稀的洋芋就要被挖了，心疼得偷偷流泪了，就像自己的孩子未成年就逼着嫁出去那样于心不忍啊。可他又当着父亲说，看到那些饥肠辘辘的为了活命的社员们，他只好忍疼割爱，带领社员们下地，刨出的一箩箩洋芋挑了集中到队房里，准备分给大家。

随着队上仓库保管员一只长长的弯牛角吹响，大家知道队上通知分洋芋来下锅了。不一会儿，队房里挤满了老老小小身背背箩来分洋芋的人群。戴着眼镜能识文断字的队会计抬着一本厚厚的账本，记录着生产队按三七乘分给每一户洋芋的数量。队里分粮按三七乘分是生产队长说了算的。三七乘是三乘按每户的人头分，另外七乘得按社员年挣的公分分。队会计看着账本，掌握着秤砣，喊着一家分给一家。轮着哪家不管洋芋分着大分着小，都不会计较不分彼此，个个脸上都会喜笑颜开的，都想分上一份洋芋回家养家糊口，多好啊！

那年月，社员们在生产队里多挣工分是唯一的希望，可以毫无疑虑地说，挣工分比生娃娃还重要，工分多可以多分粮养家糊口，而多生娃就多了一张要吃粮的嘴。思想单纯的社员们把工分视为生命的根、救命的粮，只要到那个时候，大家就把目光投向了队里早请示晚汇报的毛主席请示台旁的那块光荣榜上，队会计把每一户一个季度挣的工分写了公布在一张红朗朗的大红纸上。哪家工分多不仅哪家引以为荣，队里的人也会交口称赞。我的父母是勤劳苦挣的人，在生产队里一年苦的工分最多，常常赢得队长的称赞，说他们不是毛主席的懒汉懦夫，是永远热爱毛主席的人。由于父母挣来的工分多，我家的洋芋分得也比别家稍为多一点。尽管如此，一年到头分到家中的洋芋也不过七八百公斤，除掉腐烂的和小的喂猪，能用来吃的就所剩无几了。但是在包谷和稻谷未收上来的前三四个月，仍然得用这点洋芋艰难度日。

家里的贫穷，我们一家人吃饭常常不用饭桌，早晚饭是同坐在火塘边，围着一口铁锅吃着煮的一锅洋芋，把一串串青辣椒放进火塘里烧一下，蘸上盐巴，和着洋芋一起吃，我们全家七八口人享受着这简单而又爽口的洋芋餐，没有攀比，没有心理的不平衡，反而多了一份感激与感动。父母如吃着个头大的香甜可口的洋芋，就会递来给我和哥哥妹妹，说我们小，正长身子骨的时候，能吃好一点补一点身子。而个头小的水渍渍淡而无味的洋芋就轮到父母头上吃了。哥哥把我和妹妹拉在一边悄悄地说，爹妈太苦了，他们也得有营养，不然身体拖垮了，我们全家人都得喝西北风去。母亲晓得后把我们拉进怀里，含着泪花说：“娃娃们，爹妈一辈子再苦再累都是为了你们，你们得好好成长，好好读书，将来走出这穷山沟。”看着母亲期待的目光，我们泪眼模糊，深情地点着头。

到我读书住校，洋芋仍然是我交伙食换饭票的唯一希望。可心地善良的母亲为了不让我在学校里被人看不起，能交上和别人一样的米面，在厚脸老皮地跟亲戚朋友借找的同时，常常是整夜地打草鞋，或找空上山采摘野菜，到赶乡街子的时候背上大箩的草鞋和山茅野菜到集子上去卖。到晚上回来的时候，我看着母亲像战场上获胜的大将军，脸笑得一朵花似的，把口袋里的硬币掏出来，在微明显暗的油灯下轻声地数着：一分、贰分、伍分……看着母亲在街上从来舍不得吃一碗米线和一碗凉粉，或买一块新布给自己缝一件新衣，父亲心疼地说：“你不要太吝惜了，一碗米线钱都不想花。”母亲眯笑着对父亲说：“老笨蛋，你给晓得一碗米线四五角线，够买半斤麦面给儿子交伙食了。”

缘于我们对洋芋的迷恋和痴爱，父母不经意间给我们透露了洋芋早以前是叫芋头的秘密。我们问其来龙去脉，父母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直至七十年代初，村上最后一批上海的一位姓姚的男知青跟我偶然说起洋芋本不叫洋芋，而是叫芋头的真正来历。那是盛夏的一个夜晚，坐在我家院子纳凉的那位男知青和我遥望着满天眨着眼的星光，他默默中忽然发问：“你这么爱吃洋芋，关于洋芋的故事你晓得吗？”我十分不解地凝视着他，他诚然地说：“那是因为刚解放过来那些年的中国太穷了，中国负债累累，大量的外国洋人的东西卷袭着中国。中国的市场被洋人的洋东西淹没了，甚至吞噬了。中国太多的东西也随之改名换姓了。这村里原本的芋头也必须叫洋芋了。”后来我还晓得村里很多改名姓洋的东西，﹑﹑比如说铁铲叫洋铲铲水泥叫洋灰火柴叫洋发﹑竹肥皂叫洋碱等，遍地的洋姓东西，把中国的市场搞得一团糟。那时的中国，被外国洋人的洋东西欺负，心里流血的不仅是村里人，还有城里人，整个中国人都有一个同样的梦想，有朝一日中国会走向繁荣富强！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伟大的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翻开脱贫致富崭新的历史篇章。这时我高中毕业不想继续读书，而是响应党的号召，从戎参军到云南边防部队服役。在部队服役的那几年里，我常常看到父母的信中有说不完的高兴事。他们说在自己的承包地里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可以多劳多得了。父亲还透露私心杂念，他说：“过去在生产队里自己种得很好的那片包谷或洋芋，到收割时都统统归于队房里分给大家，这下可好了，种好的统统属于自家的了。”那几年常常听到家中父母的好消息，烤烟收入几千了，包谷收了几吨了，洋芋收了几麻袋了。母亲悄悄透露，家里有可能当上万元户了。我看到这信，十分惊讶，天啊！万元户，这么个天文数字。因为那年月村里上千元的户数都是寥寥无几，何况村里要产生个万元大户呢！

随后我退伍回乡在县城找到了工作，回家和父母见面的机会比在部队方便多了，常常回村看望父母和父母相处。我看到家里确实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曾经住的那间黑乌乌的茅草房换成了四五间亮堂堂的大瓦房。母亲苦了苍老宛若核桃皮的脸上绽放笑容说：“娃娃（看来我在母亲眼里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妈妈没别的给你捎进城的，我这里烙几个洋芋粑粑给你带走。”我怕再苦累着妈妈，开诚布公地说，现在城里有卖的，我想吃就在城里买了。我不知道这话竟然伤害着心爱着儿子的母亲了，她神情黯然地说：“娃娃，你嫌弃妈妈了，你嫌妈妈的洋芋粑粑不好吃，变丑了。”母亲说到我心酸处，我泪珠儿打转，心里不是个滋味地赶紧说：“妈妈，我永远是你的儿子啊，我只是想你为我们苦了一辈子，这时候不忍心看到你老了仍然为我们操劳。”我的泪言泪语，母亲感动地揩着眼角上落下的眼泪，笑着说：“妈妈不老，不老！妈妈为儿子活得更年轻。”母亲边说边下厨又为我烧火做洋芋粑粑去了。

在一路走过来的岁月里，刚走进九十年代的中期，家乡突然说搞科学种植“脱毒洋芋”。父母跟我说，种这洋芋祖祖辈辈几百年来从没有人说有毒，这上面的人简直就是神经病。母亲坦然地说：“只听说花有毒、药有毒、蛇有毒，怎么弄出个洋芋有毒。”我说这是科学实践出来的技术，无可怀疑和否认。尽管持有许多的怀疑态度，但是父母仍然听从我这个儿子的话，当年他们种植了“脱毒洋芋”5亩地，到洋芋开挖的时候，用秤一称，亩产从传统的七八百公斤猛涨到四千多公斤，增加了四倍还多。我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欣然走进村里，走进那片火红的红土地，看着父母收获“脱毒洋芋”的喜形于色，他们竟然在山间荡起欢乐的笑声里，扯开喉咙放飞出了清脆甜美的歌声：“洋芋哎，满地金黄，金黄黄耶，装满箩筐哎，那个喜洋洋耶，咱们日子旺儿旺哎，心里耶那个亮堂堂哎……”富有民﹑歌嗓的父母唱得深情委婉激情荡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