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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伙伴

2015-01-14王建安

滇池 2014年12期
关键词:蜈蚣赵老师

王建安

我在少年时代有两个伙伴同我关系最密切。一个是孙达生,他的头比我们都大,外号孙大圣;一个是吴青,他的头比我们都小,外号小蜈蚣。我叫王连生,头不大不小,因为电影《红灯记》中有个叛徒王连举和我的名字差不多,王连举就成了我的外号。

在1974年夏天的一个早上,县城东方红小学下第二堂课时,同学们一窝蜂跑出教室。坐在倒数第二排边上的我,合上装在桌洞里的《青春之歌》。伸腰举手打了个哈欠,就合不上嘴了。

只见孙达生在教室后面窗子前,捏着一把火烧豆在咔嚓咔嚓的嚼,赵老师走向孙达生,伸出左手掌示意要吃,孙达生扭头不给。他吃东西本来就不爱分伴吃,但是他想不到是赵老师会向他要豆子吃,两人都愣了一下,但孙达生本能的拒绝动作已表示出来。赵老师伸出去的手掌一下子收不回来。

赵老师严厉地说:“孙达生,我要警告你。”

赵老师用右手食指扳到左手的每一个手拇指:“第一,你上学经常迟到;每二,你上课总是不专心;第三,你一个月都不洗一次头,怪气怪味的;第四……”

孙达生想不到赵老师这样批评他,几个问题不知要回答哪一个。他只得说:“赵老师,今后我一定改正。”

赵老师见他承认错误,也没有再多说,严肃地离开了教室。等他一出去,教室里就只有我和孙达生。

我狂叫一声:“孙大圣,你这个杂毛!哈哈哈哈……”

孙达生看着我,也跟着笑起来。他有些困惑,不敢确定赵老师伸出的手掌,是跟他要烧蚕豆吃还是历数他的罪状。而我是看得清清楚楚,我出去找小蜈蚣,他正在厕所里叼着烟扣皮带,听了嘴一咧,烟屁股就掉在地上,我急忙捡起吸了两口。小蜈蚣笑着说:“老赵真是饿狗一条,不过老赵比其他老师好玩啊,应该给他吃点,孙大圣他妈的太小气了。”

城关小学在我们读到五年级的时候,改名为东方红小学。原来的一些老教师,有的下放到农村,有的生病请假,有的调走,反正是不够了。所以我在的四十一班的班主任赵老师只是带课老师,他是县革委会一个什么主任的亲戚,从一个边远的公社借调来的,还没有转为公办教师。赵老师教的是语文,但他经常带领我们去野外上劳动课,学校每个班都有实验田地,地点在离城一里的河边一个叫桑树湾的地方。后来因为种稻谷太麻烦,就不种了,只在山脚下按季节种小麦和包谷。我们从二年级起就开始种粮食,夏天收起来的小麦,有一大堆,晒干后堆在四十一班教室楼上的一间储藏室里,但秋天就不见了。秋天收起来的包谷更多,堆了一阵子也不见了。有一次过了年开学,小蜈蚣约我拿点干包谷去炸包谷花吃,两人上了二楼,从门缝瞄进去,只见储藏室空空荡荡,一大堆包谷不知何时就不翼而飞。小蜈蚣说:“肯定是老赵拿回家去了。”

我们每个星期有两个下午是劳动课,都到桑树湾的生产基地去。在夏天的时候农业生产并不忙,一班学生在包谷地里铲铲土,拔拔草,施点农家肥就结束了。赵老师放学生自由活动,女生去小河边踩水捉小鱼苗和小蝌蚪,男生由赵老师带着去翻蛐蛐。我们翻到蛐蛐,就和赵老师翻到的斗,一伙人在沙地上挖出一个半圆的坑,赵老师的蛐蛐先进去占着,我们的再放进去斗,围着一个小坑,大家半蹲着观战,战斗激烈时,赵老师的大屁股和我们的小屁股都撅得老高,被太阳晒疼了都不知道。

赵老师上的语文课,都是他在讲台上端着课本读,然后问我们对不对,是不是。这一天他憋着普通话读《批林批孔批复辟》:

“啥叫‘复礼?我们工人认为,‘复礼就是复辟。”

赵老师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乡下口音,我们听成:“杀掉服你?我们工人认为,服你就是服比。”

赵老师停顿下来问:“同学们说是不是?”大家齐声说:“是。”话音刚落,孙达生的屁股却放出“不!不”两声。

和他同桌的丁佩环呸地一声,红着脸跑到后排座位上去坐。全班哄堂大笑。赵老师怒不可遏,马上勒令孙达生滚出教室。

孙达生说:“我不是故意的。”赵老师还是挥着手示意他滚,孙达生只得红着脸走出教室,小蜈蚣笑得伏在桌上叫:“喂,喂,孙大圣,一个蚕豆七个屁,你还有五个屁没放,怎么就走了。”

赵老师厉声说:“吴青,严肃一点!同学们,继续上课。”

由于孙大圣放屁的影响,这堂课上得笑声不绝。有同学不时故意扭摇松动的板凳和桌子,吱吱叽叽,一响大家就笑。

孙达生低着头离开了学校。他的父亲是来自北方的南下干部,在农业局工作。反右时就被打成了右派,文革期间经不起革命小将和群众的揪斗,畏罪跳井自杀,自绝于人民。他在商业局工作的母亲由此精神失常,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还认得做饭做家务;发病的时候,她到处乱跑。后来他家的一个亲戚从上海买来什么药,给他母亲吃了,就不再乱跑了,整天在家。但人变得又白又胖,神情呆滞,行动迟缓。好在她个人生活还能自理,能自己洗澡洗衣服。以前她会做很多菜,但是现在做菜饭,就只会白菜煮面条,每天都是这样。白菜煮面条,这原来是孙达生父亲最爱吃的家常饭。

孙达生还不到放学时间就回到家里,他母亲并不问他为何回来得比平常早。只要一见他就开始煮面条,母子两人几乎不讲什么话。孙达生是煮出来就吃,他吃面条声音很大,哧溜哧溜,能吃一小面盆。

放学回家的路上,新华书店的外墙上,卖电影票的窗口旁边贴着:今晚为工农兵放映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放电影特别是放外国打仗的电影,对小城的孩子们来说是盛大的节日,哪怕这部电影已经放过十遍。我情不自禁地唱起电影中的歌来:“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我们祖国应获得自由解放……”

回家我妈一见我哼着歌,她的破嗓门就响起来:“大少爷,中午叫你劈柴你就跑了,小祖宗帮你劈,你看瞧手都劈烂了。”说着她的长手就伸出来打我一巴掌,打得我眼冒金花,怒火冲天:

“又不是我叫他劈,他闲不住,活该!”

我妈的长手又旋风般过来,我就躲开了。到院子里拿起斧子劈柴。

小祖宗尾着我出来说:“哥,今晚上我要跟你去看电影。”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看电影?不要跟我去。”

“我帮你劈柴手都划伤了。”他的左手掌包着纱布,比给我看。

我不理他。“你看这个。”他翻出衣袋,露出“红缨”烟壳的一角。

“你从哪里偷来?”我放下斧子去拿,他就跑进屋里去了。

我家住在公路养护段大院里,我爸在工程队,从去年起工程队就在修一条通往边境的国防公路,我爸就很少回来。我妈给我们父子三个都起了绰号:我是长子,特点是蛇钻屁股也懒拉,就叫大少爷;老二有癫痫病,经常发病要服侍他,就叫小祖宗;我爸来去匆匆,叫住店人。

我妈没有职业,在家养她的两个儿子三个猪一群鸡。她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只要是大热天,她就会在院子里用各种大小盆子盛水,让太阳晒热,然后把水倒在大木盆里,给我和小祖宗洗澡。我从去年起就不爱让女人看见我的身子,但我妈根本不管,有时候当着来串门的邻居大婶姑姑的面,她两下就扒光我的衣服,把我按蹲下去洗头,提起手臂搓身。我全身赤裸地在她们面前,被她搓来擦去,又害羞又愤怒。有一次,我的小鸡鸡不知怎么就直苗苗地竖起来,泪水在我眼中打转。她有点吃惊:“好小子,你竟敢吓唬老娘。”

从这次以后,她就让我自己洗,她只洗小祖宗。

但是我妈总是叫我没完没了的干活,而小祖宗一样都不干,还不时地吃炖鸡蛋。我每天都要抹一次堂屋的桌椅,我最恨做这件事。今天我心情好,抹的时候并不痛苦。抹好后拧干抹布倒了水,准备去玩蛐蛐,她就指着桌面说:“你看看,你是抹桌子还是画大头神。”

桌面干后就出现一圈一圈的水渍印,这该死的黑漆桌子总是这样,永远抹不干净。

“反正我是抹过了,你看见的。”

“重抹。”她说。

我不动,她的长手就伸过来给我一巴掌。

“墨索里尼!”我愤怒地叫道。

“墨索里尼是什么?”她感到很奇怪。

我不屑于告诉她,就朗诵:“墨索里尼,总是有理,现在有理,永远有理!”

她听了竟然眉头舒展,笑如桃花。说:“墨索里尼能有我这么好么,会永远有理?”

我听了就背过气去,觉得跟一个从不看电影的人讲话,简直是对牛弹琴。

吃过晚饭,我和小祖宗换好新衣服,就去约小蜈蚣和孙大圣,我们一起到了人民会场。人民会场北边有一个有屋顶的舞台,周围用围墙围着。这里是集会中心,县革委会传达党中央的决议和喜讯,抗议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批斗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所有大会都是先在这里举行,三呼万岁之后,人们举着大红旗小彩旗,人山人海地上街游行。放电影也是在这里,票价是大人一角,儿童五分。放电影的晚上,大铁门是锁着,只开放一道小门,由电影队的工作人员守着收票。我们的零用钱不够买烟抽,看电影就只能混挤进去。但混挤的次数太多,电影队守门的李干瘪和油葫芦一见我们,就表现出胃痉挛的样子:皱眉眯眼、鼻翼张开,嘴咧黄牙。随即虎视眈眈。

我们最不爱看这两个鬼儿子的这副嘴脸,决定还是去钻墙洞。

小蜈蚣和老街子的几个人在西面围墙下部挖出了一个洞,天黑了就往洞里钻进去。这种便宜的事才搞了两次,很快被电影队的人发觉了,他们拿土坯砖块来堵上,粉上白灰,刷上浆。但还未等灰干,又被人戳通了,如此反复,我们和电影队干起了拉锯战,放电影的晚上,电影队只得派人来守。

今天晚上是马队长来守洞,我们在围墙外远远的看着洞口。我悄悄走近洞口去看了一下,只见围墙内的马队长站在洞口旁抽着烟,脸上露出慈祥的微笑。马队长是不会笑的,但是今晚上他笑了。马队长守在围墙内洞口旁,不时抽烟。电影已经放起了,是《新闻简报》。在热烈的欢迎声中,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又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一起。

天黑下来,马队长还没有走的样子。朦朦胧胧中,他还站在洞口摸来摸去。小蜈蚣说:“他在折磨我们,这个老杂种!”小蜈蚣开始弯腰在地上捡土疙瘩。

《新闻简报》放完了,《宁死不屈》正式开始,片头音乐响起,马队长终于走了。

“走了,走了。”小祖宗叫着迫不及待地扑向墙洞,第一个钻了进去,其他人争先恐后,鱼贯而入。

我们进去,银幕前面已坐满了人,我们只得到银幕的反面舞台上看。电影看了一半,我觉得屁股有些粘连,怀疑坐着口痰鼻涕,挪了一下位置,还是粘。看完电影回到家,灯光下一看,我和小祖宗的新衣服上都染着斑斑红漆,黏黏粘粘,有漆的地方已经发硬。这下可好,我妈吼叫着又给我一顿打。边打边骂墨索里尼,还有没有理?

因为这种事挨打,我是不会哭的。屁股被我妈打疼了,上床后我嘘着气,侧身躺着回忆钻洞前的情节,仔细分析了马队长慈祥的微笑。看来不是我们无能,而是马队长太狡猾了。马队长故意守洞到天黑,在我们看不清楚时,往洞中涂抹油漆后离开,开放洞口引我们去钻。他肯定想象得出我们回家后的狼狈样,这个狗日的啊!

第二天,小蜈蚣和孙大圣还穿着沾有油漆的衣服来上课,怪气怪味的。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收拾一下他读三年级的儿子马小虎,出口恶气。买油漆没有钱,小蜈蚣说他家里有一包废黄油,是从汽车队修理厂的垃圾堆里捡来的。准备好后,放学时我们把他的儿子马小虎堵在学校后门,一拥而上先揍了他一顿,然后给他全身糊上废黄油,拿出火柴装着要烧他,马小虎吓坏了,我放开他的手臂,他就像离开弹弓的石弹,“嗖”的一声飞出去好长一截路,才放声大哭。

四十一班有四十八名学生,女生二十五名,好看的不到五名。小蜈蚣喜欢的副班长丁佩环,是我们班长得最好看的。但因为小蜈蚣喜欢,男同学就不敢去喜欢。小蜈蚣害怕孙大圣经常放屁熏晕了丁佩环,叫孙大圣到后排去坐,但他自己不敢去和丁佩环坐。上课时前排座位空出一人,赵老师见孙大圣跑到后面去了,把他骂了一顿,孙大圣赶快回原位坐下,也不敢说是小蜈蚣叫他下去的。小蜈蚣帮丁佩环帮不成,就用小鱼刀在课桌上给孙大圣划了一根桌面线,丁佩环的宽,孙大圣的窄。小蜈蚣叫孙大圣写字时不能跨过线,孙大圣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说:“我和你的关系还不如她吗?”小蜈蚣一时语塞答不出来,最后说:“我去找马哥头要三捧蚕豆给你,总算可以了吧。”后来孙大圣在课桌上写字,总是右手肘贴着肋巴骨写,从不越线。

有一天下课时,小蜈蚣拿出一串缅桂花,叫我把花送给丁佩环。

我说:“你自己去送嘛,我从来不跟她讲话。”

小蜈蚣红着脸说:“我们是不是哥们,好兄弟?”

我说:“当然。”

“这不就得了吗,哥现在有心跳急喘病,你去帮送一下,天上会扯闪吗?”

天上当然不会因此扯闪,我只能去送。

放学的时候,我在校门口等到丁佩环出来,走向前去说:“小蜈蚣叫我送给你一串缅桂花。”

这是用缝衣线在缅桂花花蒂处串出来的一个巴掌大的小花环,这是漂亮的黄缅桂,拿在手上,幽香袭人。

丁佩环扎着小羊角辫,红着脸圆睁双眼说:“我不要。”

我说:“我帮人家送给你的。”就把花硬塞在她手上离开了。

下午小蜈蚣问我:“送了吗?”我说:“送了。”

“她说什么?”

“她说她不要,我还是硬塞给她了。”

“她还是要了。”小蜈蚣自我陶醉起来,样子像吃了一个大白兔奶糖,甜蜜蜜的。

小蜈蚣家在红旗路中段的木器厂,离我家并不远。他几年前死了的爷爷是地主,据说他家在旧社会的时候很富,土改的时候开批斗大会,农会主席叫他家的长工张三上台控诉。张三是在开会前就做好工作的,起初他百般不肯,后来工作队队长批了他一顿,张三才不得不上台。张三说:“我在吴大庆家做长工,地主和地主婆平常并不讨嫌。只是我每天早出晚归放牲口,晚上回来吃饭,地主吴大庆和地主婆留给我的饭菜,饭到是白米饭,肉只是老肥肉,一点瘦肉都没有,瘦肉都被他俩早早吃了。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都是黑心肠啊!”

张三的控诉引起台下群众的笑声,工作队长说一点都不严肃,马上叫张三下台,换了另一个人上台控诉。张三干活回来只得吃肥肉的话从此成为经典笑谈。在饥荒的那几年,满城都是腌菜屁臭,有人见了张三,就问:“张三,今天只得吃肥肉吗?”张三很难堪地笑笑,不说话。

小蜈蚣的爸爸是独儿子,小时过了几年养尊处优的日子,生性懦弱。他当少爷时爱玩鸟,还会编精致的鸟笼。这么多年运动过来,他见人低眉顺眼,斗也拿去斗过几回,但是他逆来顺受,反到没受多少折磨。小蜈蚣的妈则跟他相反,操劳过度,脸色暗黄,头发花白,是一个紧紧张张的女人。解放后他全家被扫地出门,先是下放到农村几年,后来返回原籍,小蜈蚣的爸安排在木器厂,他妈安排在缝纫社。房子没有了,就借住在木器厂仓库空闲的一排小平房里。小蜈蚣有一个大舌头姐姐,讲话总是讲不明。不知什么原因,她不去学校读书也不出门,就在家做针线。我去他家玩,大舌头姐姐会在没人时,出其不意地抱住我,亲我,我很害怕她。有一次我和小蜈蚣在院子里斗蛐蛐,口渴进灶房喝水,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躲在门后,我才进去她就把门关上,一把抱住我,缠着我乱摸。我在挣扎中感觉到她乳房柔软,体味潮湿,我脸都挣红了还挣不开。好在她妈进来看见,就骂:“你这个骚货!你怎么能这样做。”从柴堆里抽出一根棍子打她,她就团着舌头说:“玩啊玩啊,小兄弟。”

后来我去约小蜈蚣,都是在门外叫他。

星期天下午,我和孙大圣把小蜈蚣叫出来,约他去河里游泳,然后顺便到桑树湾生产队的果园摘芒果吃。

小蜈蚣说:“明天去吧,我先带你们去知青小重庆那里听吉他。”

我一听就来精神,听到吉他华丽的和声和清脆的琶音,就会激动得颤抖。我学着《宁死不屈》中主人公米拉讲话:“我从来也没有想到革命者还玩吉他!”

小蜈蚣就学贝尔:“你总把革命者想的跟平常人不一样。应该老皱着眉头,是吗?我们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热爱美好的一切……”

小蜈公带着我和孙大圣到他家隔壁听小重庆弹吉他,小重庆是知青,但他没有去生产队插队。他在城关公社当打印员,印各种材料和好几种颜色的宣传单。他穿着花衬衫喇叭裤,有一把喷着暗红火漆的吉他。经常是星期天,在生产队的知青们来找他玩时,他们就弹吉他,唱起忧郁的歌:

“流不尽的长江水,

止不住的辛酸泪。

长江嘉陵江哭泣声不断,

伴着知青去远方。

啊,衰老的爹娘别为我悲伤……”

他们聚会时个个都抽着烟,一茶缸甘蔗渣酒递来递去喝,相互轮流着弹唱。小重庆弹得最好,他一接过吉他,先在椅子上端正一下身子,放下酒杯,轻咳一声,用左手梳一下长发,猛吸一口烟,把烟插在琴头的弦线头上,奏出歌门,打起嘭嚓嚓的和弦,然后用低沉的嗓音唱出第一句:

“多幸福!

于是在场的人就接着下句唱起:

和你在一起。

你的吻像烈火燃烧着我的心,心上人,你就是幸福;

我要把这欢乐秘密地藏在心里。

……”

唱得兴起,小重庆就站起来挎起吉他放开嗓门:

“道路的尽头仿佛在向我招手,

啊!它紧紧地吸引着我。

它将领我向哪里,什么命运在等待?

这种思念,日夜地扰乱着我那纯洁而迷惑的心……”

小屋内烟雾弥漫,酒味辛辣,他们的歌声充满了对故乡的思念和对爱情的渴望。我们坐在一旁,激动得快要流出眼泪。

到了12月底,县城外的糖厂就开始榨甘蔗了。

运甘蔗的马车牛车、大拖拉机、手扶式拖拉机、汽车不时经过大街,驶往糖厂。糖厂机器轰鸣,全城独一无二的一棵大烟囱,冒出滚滚浓烟。锅炉车间放出的热水,通过管道流出车间的围墙外,积在一个废弃的鱼塘上,有一米多深,成了我们的热水游泳池。有一天,我和小蜈蚣在水塘里玩了半天,出来穿衣服,我看见围墙上晒着不少糖厂的车间里用来过滤甘蔗残渣的滤布。

这种白色的滤布质地细腻,厚实,非常适合拿去缝沙袋,打拳时又软又不起灰。我见小重庆住处就吊着一个。我指给小蜈蚣看说:“我们拿一块去做沙袋。”

小蜈蚣看看说:“太长了,不好拿,明天我带大剪子来剪两节。”小蜈蚣家有把大剪子。

第二天下午放学后,我们又来水塘玩水。玩好后看看四周无人,我放哨,小蜈蚣慢慢拉下一大块滤布,剪了两节折起来,书包里放不下,就塞在胸口,赶快离开。

走到糖厂大门,两个戴红袖套的纠查队员拦住我们,看见我们胸前冒鼓鼓的,就问:“胸口子上塞着什么东西?”

“我们去热水塘玩水。”说着我们加快脚步。

“站住!”纠察队员追上来,我们撒腿就跑。

一个纠察队员追上小蜈蚣,揪住他的后领,小蜈蚣反手挑肘,打在他的鼻子上,他疼得阿拉地大叫了一声,血流出来,正在追我的纠察队员见状赶过去帮同伴,这时小蜈蚣拿出了大剪子,纠察队员不敢上前,我乘机扔掉滤布,狂奔而去。

星期一早上学校在操场上开大会,宣布开除小偷吴青。校长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得轰轰烈烈的时刻,吴青手持凶器,偷窃糖厂的重要物资滤布,并打伤工人纠察队员,被糖厂工人纠察队抓获,这是一起严重的事件。吴青出身反动的地主家庭,本来就只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现在竟敢盗窃国家工厂的物资,罪大恶极。鉴于年龄太小,人保组对其免于刑事责任,为维护学校纪律,学校决定开除吴青,清除害群之马。”

开会的早上我身子一直在发抖,害怕小蜈蚣供出我来。在小蜈蚣被抓起以后,我就如热锅上的蚂蚁。现在宣布开除他,我高兴他没有出卖我,又为他被开除感到难过。

晚上去找小蜈蚣,见着他我就哽哽咽咽,为自己临阵逃脱忏悔。小蜈蚣说:“不要婆娘样。我早就不想读书了,我要去干活挣钱,到时候我买烟给你抽。”

小蜈蚣被开除后,无所事事,和一些无业青年混在一起。后来跟上老街子的二爷王二兵,于是偷鸡摸狗,打架斗殴,什么都干。一个风清月白的夜晚,二爷领着他的几个兄弟们,抬着火把,来到东城门外的洪水河边,跟建大桥的外地施工队打了一场群架。打架的原因很简单,施工队的采买员在街上调戏一个卖菜的女人,这女人就是二爷的小姨妹。二爷怒不可遏,领了一帮兄弟在晚上就去河边工地,见工棚就烧,见人就打。施工队因生产高标号水泥的水泥厂停厂闹革命,拉不来水泥,暂停施工。工地上只有几个留守人员,因为人少,被二爷他们一伙爆打一顿。

这场斗殴轰动全城。

第二天午饭前,二爷、小蜈蚣等一干人都被人民保卫组抓进城关公社的看守室里,关了起来。过了几天,我买了一条“金沙江”,约孙大圣去找小重庆,请他带我去看一下小蜈蚣。孙大圣跟我到小重庆处就走了,他说他不敢去公社关犯人的地方。小重庆带我去公社大院,找到两个看守民兵说说,他们就把小蜈蚣叫出来。

小蜈蚣头包着纱布,脸上和手上都有伤痕。他尽量在我面前表现一个男子汉的气概,拍着我的肩膀说:“王连举,你他妈的还敢来看我,真想不到。”

我也尽量装成汉子样说:“我们是哥们嘛,来看看你,今后不知何年再相见。”

小蜈蚣眼一红,但很快他又恢复平静。他接过我递给他的烟,耸起鼻子闻了闻烟的香味,说:“王连举,你不是一直想看那本书吗?我不给你看是怕害着你。现在我出不来了。你如果真的想看,就去缅树坡上那棵大缅树上拿,在左边那一杈上有一个树洞,我装在那里。”

他说的那本书,我一听心跳就加快,身子有点抖。

小蜈蚣看看周围又小声说:“王连举,你要想办法不准其他人去爱丁佩环,你向我作一个保证。”

我说:“这个就难办了,除了那次帮你送缅桂花给她,我还没有和她讲过话。”

“反正你要尽力,你保证。”小蜈蚣说,他的脸有点红。我就答应了。

傍晚的时候,我独自去缅树坡。四野无人,风吹着大缅树,哗哗作响,我爬上树,在左边那杈树洞里,果然有一本用油纸布包着的一个硬壳笔记本,翻开一看,是《曼娜回忆录》,我的心狂跳起来。

我读过《金光大道》、《艳阳天》,也读过几本黑书。黑书有大段大段的爱情描写,我很爱看。有一次我和小蜈蚣吹起来,小蜈蚣猛吸一口烟,用手指把烟屁股弹得老远,不屑地说:“这种恋爱算什么,这些书都没有《曼娜回忆录》看着过瘾。是干那种事的,黄色得不得了啊!”他说着就用左手拇指和食指搭成圆圈,用右手中指穿过去比给我看,我的脸就红了。我听说过这本书是手抄本,想读这本书已经很久了,但是只是听说,没有见过。小蜈蚣说他读过,我说借来看看,他一开始说简单嘛,我搞给你一本。后来我问他,他却又说我看不得这种书。我想,他说他看过一定是吹牛皮,不然不会不拿给我。

拿到了书,才知道小蜈蚣说的是真话。晚上我就在背窝里打着手电看,看得我全身发烧,某个部位坚硬如一截小钢筋,起来吃完了一大瓶凉水还是不管用。就是那天晚上,我在梦里流出了一些脏东西。第二天,我赶快把笔记本装还树洞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害怕别人发现,把这本书拿回家藏了几天。感觉不安全,又拿回来藏在树洞上。我对其他书都不想看,上课无精打采,下课也不跟孙大圣他们玩。我魂不守舍,隔三差五去拿这本书看,有时难免战战兢兢、心惊肉跳地用手乱搞一气。

有一天傍晚,我又骑在大缅树树丫上看,正看得入迷,树下有人叫我:“王连生,你在看什么书?”这叫声吓得我差点掉下来,一看是丁佩环。她卷着衣袖,提着一篮猪草,仰着头问我。我赶快把书塞进树洞,但又觉不妥,拿出来放在怀里。

“什么书,拿下来我瞧瞧。”丁佩环站在树下,等我下去。

我不能下去,但是老爬在树上也不行。我说:“《金光大道》,没有看场。”

丁佩环哼了一声说:“拿下来看瞧瞧,一定是黑书,我要告给老师,除非给我看一遍。”

这书是绝不能给她看的。我滑下树来,捂着胸口说:“真的是《金光大道》。”急忙跑了。

后来一直到小学毕业,丁佩环眼角都不瞅我一眼,我当然也不理她。不幸的是,升到县一中后编班,我和她编在一班,更不幸的是,还是同桌。

过了一个月,县革委会很快对这起反革命案件进行了宣判。在人民大会场上,锣鼓喧天,彩旗飘展,台下坐满了机关单位的干部职工。在开会之前,工宣队队长先带着大家唱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然后是革委会主任讲话:“敌人亡我之心不死,阶级斗争要年年讲,天天讲……”县人保组主任大声宣布:“将犯人押入会场!”二爷等一群犯人就被背着冲锋枪的民兵们押进来,我看见他们的押法是两人扭一人,这叫“喷气式”。我们打架玩时学过,很疼的,犯人们都抵着头,站成一排。人保组主任宣读判决书,宣判到吴青时,我听得清清楚楚:

“查从犯吴青,出身地主家庭,长期不接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改造。好逸恶劳,不务正业,流氓成性。无故于1976年3月12日夜,跟随王二兵一伙,充当打手,到洪水河边大桥工地进行打砸抢,破坏国家建设,导致民工五人受伤,其中重伤一人。性质严重,情节恶劣,证据确凿。但鉴于吴青尚未成年,被捕后认罪态度较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同时给其一条出路,特判决如下:

判处主犯吴青劳动教养三年;

……”

三十年后的一天晚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孙达生突然来到教育小区三楼我家。进门来他就对还来不及坐下的秘书和驾驶员介绍我说:“这是我的老同学,我们要吹一阵,你们走吧。”秘书说:“车子就停在下面。”孙副市长说:“我不用车,你们都回宾馆休息去吧。”

孙达生面皮白净,头大肚肥,握着他软绵绵胖乎乎的手,怎么也想不出这是当年在火灰中捡火烧豆的脏手。孙副市长坐下问我:“同桌的她呢,怎么不来倒茶?”我说:“她们医院组织医生去海南旅游,她带着儿子去了。”

“老同学,我俩真是有缘,小学是同学,大学又成了校友,你说是不是?”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他哈哈一笑说:“我是师大的在职研究生班毕业。怎么样,追上你了吧?”

我哦了一声说:“超过了超过了,我只是本科。”

粉碎“四人帮”后,孙达生初中毕业,他爸得到平反,他妈的病也好了。遇上县里招工,他就参加了工作。县里百废俱兴,极需人材,孙达生从工人转为干部,从股长局长到副县长,不断挑起重担,我从师大毕业回来时,他已是副县长了。那时他几次动员我去政府办当秘书,说干秘书苦一点,但是前程远大,我没有去。后来他到外县当县委书记,在市里买了房子,把他妈接进去住,我们就没有什么联系了。我一直在县一中教语文,和县医院的医生丁佩环结婚,过着平庸的生活。

孙副市长讲起当年的峥嵘岁月,记性特好。有一些事我都忘了,他还记得清清楚楚:在河水涨时靠在桥墩上争王位的事你忘了吗?你们一个都争不赢我?捞河柴,谁有我捞的多?……

孙副市长问起小蜈蚣的情况,我说:“我也不了解多少。小蜈蚣去劳教后,他的大舌头姐姐被人领去河南嫁掉了。意外的是两年后,大舌头姐姐领着一对双胞胎儿子,来把父母也接走了。小蜈蚣从劳教所释放后,听说在回来的路上又作案,被判劳改五年,出狱后他没有回来,至今没有音信,下落不明。”

孙副市长一声叹息,站起和我握手告别,他说他很快要调到省上工作,我祝他步步高升。他笑着说:“到顶了,王连生。我现在不知为何,总是爱回忆,回忆我们读小学的时候。我这次下县来搞调研,昨晚还梦见你,所以今早叫秘书打听到你的住址,晚上特意来看看你。王连生,还记得毛主席的诗词吗:‘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送孙副市长下楼到院子。他的秘书从越野车上下来拉开车门,孙副市长上车坐下,秘书关上门,孙副市长对我挥一挥手,越野车就驶出了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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