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

中日两国在相互凝视的过程中，会发生某种程度的焦点模糊、失真乃至错位，这是一个现实。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是国家战略的选择结果，但在国民心态上却表现为刻意视而不见；有些是源于信息不对称，国民的知情权受到制约；有些则干脆是媒体的以讹传讹，但背后仍透露出某种国民心态。

如人们通常以为，日本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完全是学习中国的结果。这固然是一个事实，但也应该做具体分析，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日本从中国文化吸收的强度是不同的，心态也不同。而日本心态的变化，客观上也折射出中日两国相对定位的变迁及文化的流向。大致说来，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基本上可以用“前恭后倨”来形容：在漫长的古代，日本作为文化“下位”国家，对处于文化“上位”的中国表现出相当的敬意。然而，到了近代，则变得倨傲起来。到了现代（权且按照中国现代史的划分），则开始公然蔑视中国。但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我们也看到文化的流向：从中国到日本，然后又从日本回流中国。到今天，则是双向互动。以语言为例，中文从日文拿来了“卡哇伊”、“违和感”等词语，而中文的“电脑”、“微博”等词语也登堂入室，进入日语，并可望定型化。

检讨日本从中国的文化输入及其背后的心态，可以发现：所谓“前恭后倨”，这“后倨”是成立的，但“前恭”其实并不像国人想象的那么“恭”—日人是谦而不卑，内心仍放不下“矜持”。譬如，公元六零七年，圣德太子派特使小野妹子访隋，递交一纸国书云：“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