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燕

《读书》二零一三年第四期上有文《齐如山与梅兰芳二三事》，作为关注齐如山近二十年的一个研究者，我想在此讨论齐如山与梅兰芳的关系等问题。

众所周知，《齐如山回忆录》和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是了解京剧史的两部重要口述史资料，齐如山、梅兰芳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叙述发生在他们人生过往中一些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无可厚非。即使谈到同一件事情也会有不同的着眼点，叙述的轻重各异，详略有殊。但是判断《齐如山回忆录》真实与否，仅以《舞台生活四十年》作为衡量的标尺，显然有失客观公正。因为《舞台生活四十年》在真实性上也不无瑕疵。比如说梅兰芳“相公堂子”的出身在《舞台生活四十年》里就没有如实地记录，而是经过了一定的“剪裁”，回避了曾经“典”“质”到朱小芬的“云和堂”做“歌郎”，后由京僚文博彦出“巨资”为其“脱籍”的事实。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已是闻名遐迩的人民艺术家，中国戏曲界的领军人物，为尊者讳，发生在旧社会“堂子”之类的事儿也就不便再提。

《舞台生活四十年》出版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个时期的政治气候对人的制约是可以想象的。齐如山在国共决战时刻选择去往台湾，在大陆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梅兰芳在书中多处用“集体创作”或列举他人，既是一部分事实，也是一种迂回的办法。

说起齐如山做导演、给梅兰芳的新戏“按身段”的事情，有人质疑，笔者列举民国时期三位戏剧界人物，他们当时的一些文字，或可厘清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