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三达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十六日，巴黎古老的乌尔姆大街注定不得安宁，这里盘踞着一所几乎与法兰西共和国同龄的精英学府：巴黎高师，但是这次袭扰这象牙塔内数百年静谧的既不是叱咤风云的学术巨人们在高谈阔论，也不是手持红宝书的未来大师们在高喊“挺进索邦”（ la Sorbonne），而是一桩既干净又肮脏的谋杀案：埃莱娜，结构主义大师阿尔都塞的妻子，被哲学家丈夫掐死在巴黎高师的寓所中，据说她“一动不动，神色安详，她睁开的双眼凝视着天花板”（《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20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说它干净是因为杀人犯是位爱智者，阿尔都塞就好像诗人顾城，即便你只是瞥过一眼他那天真的诗歌，都无法相信他的双手会沾满妻子的鲜血，更何况阿尔都塞是享誉世界的结构主义哲学家，无数高师学子的精神领袖。说它肮脏则纯属个人的厌恶，原因就是他的自传《来日方长》，书中的阿尔都塞并不打算遵循卢梭所开创的自传传统，他的出发点不是为罪行忏悔，而只是迫切地寻觅答辩的机会：“我的全部要求，就是人们允许我答辩。”（19页）的确，被压在墓碑下的埃莱娜，尸骨已然冰寒，是对公众做出一个合理解释的时候了，他祈祷着能够像罪犯一样被公开地审讯，而不是作为精神病人被免予起诉并惹得众人腹诽。只有这样，他才能让人理解那个蜷缩在角落里独自彷徨的哲人。

瓦莱里曾说过：“没有任何一种理论不是某种精心准备的自传的某个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