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布嘎车站
2015-01-08王静
王静
1992年出生，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人。大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创作了小说《背叛》《春·1965》《君生我非生》《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玫瑰花的交换》；诗歌《新年夜前的胡思乱想》《一个人的雪地》《三月》《不会写诗的诗人》《曾经的草原》《隐匿》等。
绿皮火车在路上，不急不慢地。
目的地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小镇。我以老套的离家出走来庆祝自己18岁生日。
耳机里的音乐大概是《德州电锯杀人狂》里的一段钢琴曲，不知为什么，那么恐怖的一部电影里会有如此优雅而且动人心弦的音乐，声声入耳。
因为一直端坐在座位上，旁边一个脂肪过剩的青年男子一直要倒过来，还打着呼噜。是入夜的时候，神经松弛，闭上了眼睛，却意外地发现其他感官变得灵敏了，就例如听觉。优雅的音乐声混着老风扇的嗡嗡声，突然其中一个苍老的声音高昂了起来，渐渐变得刺耳。
“呵，还不是就知道糟蹋老百姓？”
声音越来越尖锐，压过了耳朵里的钢琴曲。
睁开一只眼，对面坐着一个面目古板的老头儿，70岁左右，头发还都是黑的，就掺着几根银丝。白衬衫皱皱巴巴的，明显地过于宽松了，最上面的两个扣敞开着，里面的灰色条背心隐约看得出轮廓。倒是脚上穿的黑色皮鞋不搭调地光亮，一截白袜子贴在脚踝上。他的双手扶住小桌子，十个指甲都干干净净的。
“老爷子，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啊？”老人旁边坐着的一个农民工模样的人，喝了一口自带杯子里的凉开水，问道。
老头儿没搭腔，自顾自说：“小轿车停在路上一天都用不了，就脏得不像样了！上面给了钱专门清理路面，结果呢？还不是贪污掉了……”
听着外面的声音，我索性摘了耳机，反正也睡不着了。
“没人管吗？”我轻声问。此时老头儿的目光缓缓移向我。
“天高皇帝远呀！这年头儿……”话说一半，老头儿突然就住了嘴了，眼睛望向窗外。外面黑漆漆的，什么月亮星光都看不见，窗子开了一条缝，好闻的青草味直直钻进了车厢，钻进了鼻孔。老头儿的眼睛一直注视着窗外，他脸上的横纹映在窗户上。
就那么一会儿，似乎顿悟了涕泗何以横流了。
“杀人都没人管了，还能拿什么当回事？”老头转回头来，把剩下的话说完。
人命，人命。
“怎么，杀什么人啊？”“农民工”盖严实了杯子盖儿，边弯腰放进座底下的旅行包里边问。
旁边的呼噜声适时地低了下去，老人看了看“农民工”，又看了看我，问道：“知道下一站是哪儿吗？査布嘎。人命就是在那儿发生的。”老头儿没等谁回答就公布了答案。
“啥时候啊，咋没听说过呢？”“农民工”的兴致一下子上来了。
“三年前啊，也是夏天的时候。女孩儿被勒死在租的房子里，快一个星期才被发现，都烂了，本来是多俊俏的姑娘啊……”老头儿的眼睛里泛着光，忍着情绪接着说，“那脸呀，脸都变成青绿色了，血从眼睛流出来，舌头伸出来老长……”
“这么吓人？哎，老人们都说横死不祥啊，会回来找人报复的……”“农民工”突然间感到一阵寒意，想起流传的说法心下更觉得凉了。恰逢火车进隧道，黑黝黝的田地和佝偻着的榆树刹那间消失在黑暗里，车厢里的灯晃得人脸都发亮，每个人的面目简直要辨不出了。
恍惚间仿佛真的看到那么一具腐烂的尸体悬在老旧的出租屋里，于是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揉揉眼睛。
大概是没有立刻适应灯光的照射，大家都有那么一会儿没有说话。火车马上就走出了隧道，跟着气氛缓和了。
“您老哪儿下车？”“农民工”重新提起了一个话题。
“査布嘎。”老头儿几乎是一字一顿了，只不过听不出言语里到底是愤怒还是悲痛。
一片云彩悄悄地掩住了月亮。
“农民工”还想问点儿什么，却被老头儿自白似的话都挡住了。
“我老家是济南府得平县，嗯，八成是我太爷爷那会儿才来内蒙古，一直住到现在。那会儿兴给孩子说童养媳，我大叔才12，呵，那么大的孩子懂个啥？外面鞭炮一响，屋里就抱不住了，死活要出去玩儿……”
“那会儿，是不是只有有钱人才说童养媳？”不知为什么，“农民工”一直兴趣高涨。
其实我只是想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等两个小时到站后就随便找个旅店睡个天昏地暗。结果呢？先是听着牢骚，跟着听见命案，再接下来不知怎么就开始陈述“革命家史”。
我才不关心什么坎坷或辉煌的家史，那个年代的故事不过大同小异，没什么吸引人的。倒是人命……
老头儿明显地对家族历史很骄傲，讲故事给我们听时，有些摇头晃脑的味道了。
“那会子，家里有几百亩地，每个屋子里字画古瓷都没人稀罕，院子里修了炮楼，防土匪的，那会儿人们穷啊，土匪也多。我太奶奶当家，要是没她，也没有那么大的家业……了不起啊！”
“这个院子还有吗？”一个戴着黑边框眼镜的男人也被老头儿吸引了过来。
“早没了！土改时院子就给拆了！我四爷爷就是拦着拆院子时断了腿，再也没站起来过。我四爷爷念了几天的书，也念不通，就被叫回家帮着我爷爷管家……”
“他们是哥几个？”“黑眼镜”追着问。
“哥五个，没有闺女，有当铁匠的，有当油匠的，还有个当翻译官的，出国留过学……”老头儿的声音低了下去。
“学的俄语？”“黑眼镜”继续问。
“他们那会儿还不兴俄语，中国和老毛子关系还不咋样，到建国后北方才流行学俄罗斯语。我五爷爷学的是日本话，还会蒙古话……”老头儿颇为骄傲的样子。
一个词闪过脑海：汉奸。抗日的时候，还去留过学，不是汉奸是什么？
老头儿好像看出我想什么，接着说：“后来，他因为宣传小日本就要完蛋了被抓了起来，差点儿枪毙。多亏了一个做饭的大师傅，偷偷把他放了，五爷爷脚都没敢停，直逃到了秦皇岛，再也没回来。”老头儿脸上的阴郁一扫而光。
有些人天生就会讲故事，这是真的。
“后来呢？”“农民工”接着问。
“后来就是土改、‘文革……”老头儿轻描淡写地说。
土改平分了生产资料和家产，“文革”挨批斗，家里穷得乱响，孩子大人吃不上饭，作为曾经的地主家庭，还得接受教育扫大街，可怜的地主富农家的孩子一出生就没人敢接近他们，和他们玩儿，也不能上学……所有那个年代的电影都是这样演的。“黑眼镜”坐了一会儿，见故事没有继续高涨的势头，于是起身离开了。
再一次陷入沉默。旁边胖子的呼噜声又响了起来。大家这么诡异地沉默着，好像都在脑子里搜罗着可以继续聊天的话题。为什么不讨论一下呼噜声有多烦人呢？思来想去，我一直惦记的还是那件人命案。
“那个女孩？那个您说被杀死的，凶手抓住了吗？”我终于决定还是谈谈这个吧。
“抓了，关了两天半，又放出来了。”老头儿先是一愣，显然是没料到我会重新提起这个话题。
“怎么，没枪毙？”“农民工”抢先问。
“送了银子了，有钱能使鬼推磨啊！放出来当天那畜生就走了，再也没见着影儿。过了一年，听说他爹娘也搬走了，没人知道上哪了。”
“凶手是谁？为什么非要她的命呀？是欠了钱吗？”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她对象！那畜生怕姑娘甩了他……”老头儿简直眼睛里放光了。
将近午夜了，还有一个小时左右车就到站了。窗外头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片片玉米地。听说，午夜的时候蹲在玉米地里，就能听到玉米“咔咔，咔咔”地抽节，长高。玉米已经抽穗儿了。小时候最乐意晚上跟着朋友们去地里偷玉米，然后就在地头儿生火烤着吃。
“这姑娘您老熟识啊？”“农民工”问。
老头儿又看向窗外的黑暗，缓缓地答道：“我闺女！”
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了，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好。安慰的话他想必已经听的厌了，而且，要怎么安慰呢？于是，大骂那个混蛋吧。
火车又进入了隧道，一下子车厢里倒显得明亮多了。老人的头一直没有转回来，也没有抬手擦掉眼泪。“农民工”从裤兜里掏出一包红双喜，问老头儿：
“老爷子，走吧，去抽根烟？”老头儿没直接回答，先是看了看我旁边伏在桌上的胖子，才犹犹豫豫地站起身，要跟着他走了。
身边的胖子一下子就抬起脑袋，直直地盯着要起身的老头儿，半天缓缓地说：“爸，你的病不能抽烟的！”眼睛瞪得圆圆的。
“都告诉过你多少次了？叫叔，我不是你爸！再说，抽根烟嘛，有什么大不了！走走，兄弟……”老头儿像个耍赖的孩子一样笑了。
“农民工”先看看胖子，又看了看我，问道：“小伙子，去抽根儿烟不？”我赶忙摇头。胖子也摇头。他笑了笑，露出一排黄牙，和老头儿一起走过去了。老头儿有点儿跛脚，加上车晃得厉害，简直走不稳了，“农民工”小心搀扶着。
车厢里一下子静了起来，很安静。隧道还没走完，灯晃得简直刺眼。我刚刚戴上了耳机，看到胖子没有重新伏在桌上，而是弯腰找座儿底下的背包，掏出瓜子、薯片，一齐放在小桌子上，撕开一袋薯片，用食指和中指夹起来一片，先闻了闻，才放在嘴里面嚼了起来。
这一路，怎么都觉得透着一股怪气。
胖子把薯片举起来到我面前，晃了晃。
我摇头。
“你到底是他什么人啊？”我又重新摘下耳机。一个晚上，这个动作不知反反复复多少次了。
一句话，完完全全打开了胖子的话匣子。
“儿子！他疯了，自从我姐死后他就疯了，死活就说自己只有一个女儿。”胖子很是从容淡定，像是说着别人的事。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胖子看，考虑着他和老头儿的话孰真孰假。
胖子接着道：“我姐是自杀，因为她男朋友不要她了，死的时候肚子里的孩子都六个月了，实在遮不住了。我姐自杀前回了次家，被我爸大骂了一顿。结果没三天就在自己租的房子上吊了。其实我姐前脚走，我爸就后悔了，那次是我姐离家出走五年后第一次回家，本以为就能一家团聚了，谁知道出了岔子。两个星期后吧，差不多，警察找到了我们，叫我们去査布嘎认尸，从那时候，我爸就疯了。”胖子边说边吃，只见桌上空的袋子越来越多。如果有镜子，我敢打赌我的嘴巴一定成了O型。
他的话有很多的漏洞。离家出走五年，怎么可能家里一点儿消息都打听不到？而且，五年，家里人为什么不报案？
“你姐为什么离家出走啊？”
“哦，因为她不想念书，我爸又倍儿爱面儿，劝不听就动手了。然后她就走了。我姐从小就犟，我妈死后她就更犟了……”胖子抖了抖薯片袋，眯起眼睛想看清楚还剩了几片。“高中生吧你，你去哪？”
“林西。”我用尽量简单的话回答，因为不想提到任何一个可以让别人感兴趣的话题。虽然我一直对他们问东问西，但也并不代表我本人也愿意接受同样的对待。这是毋庸置疑的天性。“那，你们这是去……”为了不继续让他发问，首先要向他提问。
“看我姐啊，没能带回开鲁，只能葬在査布嘎镇，每年我们都来的。每次在火车上，我爸总跟别人说起我姐，说起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
“你爸是做什么的啊？”
“老师。历史老师。还是国家一级教师呢，不过自从……就退休了。”他用食指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
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面更愿意相信，这一切不过是胖子的故事罢了。他闲得无趣，所以拿我开涮。可他也没必要拿自家的倒霉事来说啊！
“你爸爸得了什么病？”突然想起胖子拦着老头儿去抽烟的事。
“肺炎。不过他现在什么都不当回事。”胖子把薯片袋攥成一团，又莫名其妙地抻开。适逢“农民工”搀着老头儿回来了，胖子看过去，皱皱眉。待到老头儿重新坐定，胖子开腔了：
“爸，收拾一下吧，把外套穿好，还有十分钟就到站了。大夫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能抽烟，你自己个儿都不把病当回事，让我咋照顾你？”胖子说完，从座底下掏出一个旅行包，站起身。老头儿也摘下外套，抱在胸前，一边起身，一边还尴尬地向我们解释：
“他，邻居的孩子，总把我当成他爸爸，呵呵，这孩子啊，脑袋……”老头儿用手指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尴尬地笑了一下，嘴瘪着，像是没了牙。胖子转过一张无比郁闷的脸，闷声闷气地叫了声“爸”，立马转身走了。老头儿讨好似的跟了上去，衣服还在怀里抱着。大概是没人在身边搀扶着，老头儿的身体晃得更厉害了。
绿皮车的速度渐渐慢了下来，跟着就停了。火车外面，露出一段段暗黄的路灯光。没有风丝儿，车、路灯、抬行李拎包的行人的影子都直直地映在地上。“査布嘎”三个黑色的大字刻在刷白的石头上，越看越觉得瘆得慌，刚刚听来的故事也一直在脑袋里，像苍蝇似的乱飞。
“农民工”贴在窗子上盯了一会儿，回头摇摇头说：“穷地方。小伙子放假回家？”
“嗯，去亲戚家。”胡乱地回答，不知道脸是不是红了。我上小学后才离开林西的姥姥家，现在姥姥不在了，可是和父亲大吵一架后，不知怎么就很想回去。
“你看得出来，刚才你旁边的胖子精神不好吗？”“农民工”突然问道。
那个胖子是个神经病？我其实也想问问，那个老头儿有看起来不正常吗？
我只得摇头。
“农民工”终于独享窗子了，一直把脸贴在窗户上，看外面安宁的小镇。
很安宁的小地方。从出站口望出去，也一样的漆黑。整座小镇沉睡着，是这列车和旅客惊扰了它的美梦。
那对父子已经走到出站口了，老头儿还是一跛一跛地，胖子在一旁搀扶着，谦卑而恭顺，一反先前的不耐烦。两个人慢慢走进了阴影里，和这个黑夜再也分辨不出彼此了。
火车重新启动了，“农民工”把脸从窗子上挪了下来，打开自带的水杯，呷了一口已经冲泡的无色的茶水，冲我乐了。此时车厢里走进一队拎着行李的年轻人，衣服裤子上沾满了泥点儿，满口的粗话。他们旁若无人地说笑着，一路走过，寻找着自己的座位。
“他们爷俩刚刚下车，我看到了！”其中一个更为黑和瘦的小个子说。
“你纯是放屁！又来？”前面一个黄头发讥笑道。
“还不信！我可是看得真真的！”小个子不甘心地为自己辩解。可是黄头发说了句方言，是句脏话，跟着把一队人都逗笑了，小个子随即涨红了脸，沉默了。
我盯着他们走到车厢尽头，心下想着追上他们，问问清楚，然而身体却僵在座位上，不能挪动一下。
每天都有那么多新闻，谁还会对一个旧故事一直耿耿于怀呢？
绿皮车终于离开了那一小片光亮，不急不慢地驶向夜色的更深处，也把宁静重新归还给査布嘎。
责任编辑 高颖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