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昕

中国官场，可以缺明主，可以缺贤士，但从来就不缺圈子。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就将中国官场形形色色的圈子分析得非常透彻：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团体。出生于一省一县，视为“乡谊”；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视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就像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视为“婚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众多的圈子里，“婚谊”“年谊”这些圈子辐射面相对较少，同时也会随时代而变化。唯一不变的，却是“乡谊”。而且，它一直是中国官场中最庞大的圈子，它犹如一个巨大的车轮，沿着数千年的中国官场一路碾过来，且毫无停滞之象。

簇拥在晚清重臣李鸿章（左坐者）身边的弟子和门生

曾国藩创建的“湘军”，就是“乡谊”圈子的典型代表。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更是将恩师的这点学到了极致。李鸿章晚年坐镇北洋时，凡是乡人的请求，没有不答应的。慢慢地他军营中几乎全是安徽人，其他省的人根本没有容身的机会。不仅如此，他还找一切机会刻意去提携和网罗一批有潜质的乡人。光绪元年(1875)，因光绪继位，增加一科乡试，是为“恩科”。当时李鸿章正由天津入京觐见，本来应该立即返回任所，但这时顺天乡试快要揭榜，于是决定推迟几天。揭榜前他在家里设宴招待所有安徽试子，这顿饭从早上吃到半夜，却没有任何中榜的喜讯来报，李鸿章非常奇怪，就派家丁去打探消息，当得知没有一个安徽人中举时，李鸿章气愤极了，大声道：“咸丰戊午科(1858)顺天乡试也是一个安徽人没有，今年不会再闹出柏中堂那样的笑话吧。”柏中堂就是柏葰，主持咸丰戊午科顺天乡试时因家人私受贿赂被杀。李鸿章对乡人的关切，言语间已昭然若揭。

官场人为何热衷结织“乡谊”圈子？这实际上是一种互恩互利的需要：那些在底层努力往上爬的人需要大人物提携，而身居高位的领导也需要众多信得过的人吹号抬轿，而乡人，因为地域关系成为彼此信任的首选。乡人之所以受信任，这是由于中国数千年儒家思想的影响。费正清在《中国与变革》中说：在儒家的五种著名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其中有三种由亲属关系所决定的。中国整个伦理体系倾向于家庭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或国家为中心。因家庭及宗族，再及乡邻，“乡谊”就这样结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铁圈。

理论虽然如此，但现实中要结好“乡谊”圈子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尤其是那些身处底层却想通过“乡谊”往上爬的人，有时也要费一番功夫。

比如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严嵩。明朝嘉靖年间，中了进士又点了翰林的严嵩当时官职并不很高，于是他就想方设法往上爬。他打听到礼部尚书夏言是江西老乡，便精心准备了一顿晚宴，派家丁去请夏言赴宴。未料到夏言是位清正之人，推辞不去。严嵩认为家丁办事不力，将他打了顿后亲自出马。来到夏府前，夏府家丁推说夏言已睡觉了，严嵩却不认这个邪，他跪在夏府前面，将请柬高举头顶，声情并茂地大声朗诵请柬，感动得夏老先生不得不出来相见。在夏言的提携下，严嵩一路高升，后成为明朝重要权臣，擅专国政达20 年之久。再比如非著名人物郑鄤。明崇祯年间郑鄤为了结识时为礼部尚书的老乡孙慎行，打听到孙慎行喜欢读书后，就用重金收买他的书僮。每当孙慎行读了什么书，书僮便第一时间告知郑鄤，郑鄤也赶紧跟风阅读，然后找机会与孙慎行见面，大谈特谈最近所读之书，孙慎行觉得遇到了知音，由赏识到提拔，郑鄤的高升之路就开启了。

结识“乡谊”虽有诸多好处，但任何一枚铜板都有两面。韩寒说“什么坛到最后都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都是花圈”，这“至理名言”正好点中了“乡谊”这道圈子背后的痛处：“乡谊”中某个人得罪了权势人物，极有可能整个“乡谊”圈都会遭殃。就拿严嵩来说吧，他任授翰林院编修时，正值大太监刘瑾专权，刘瑾对南方士大夫采取排斥的方针，特别提出“毋得滥用江西人”。严嵩见仕途受堵，便以病请归，在山里隐居读书十年，直至刘瑾倒台，这位江西老表才出山重归仕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