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中国是转型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肯定有结构问题，但从2010 年开始的连续经济增长下滑，主要不是内部结构问题，而是外部结构问题。理由是，中国经济下滑的同时，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下滑，而且幅度更大。

新常态这个名词实际上是美国华尔街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概念，当时这些华尔街的经济学家认为可能会出现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高、金融风险攀升等风险。从欧美经济这几年的情形看，确实就像他们当时预期的。

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形在发达国家很可能是长期的。因为我们知道，一般如果一个国家发生金融经济危机，必然代表这个经济体存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才能使经济恢复正常活力。但危机到现在已经6 年时间，发达国家至今仍未进行真正的结构性改革。原因就在于这些结构性改革在推行的时候通常是行不通的。投资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长期来讲，结构性改革是好的，但短期内却会造成经济增长率低，失业率增高。目前发达国家的失业率都已经处在了历史高位，基于短期政策考虑，它们没有去推行这种对国家长期发展有利的措施。

危机之后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般会同时向请求支持的国家开出三个药方，第一结构性改革，第二货币贬值促进出口，第三提供过渡资金。但目前这三个药方没有在发达国家推行，原因就在于这些发达国家它们的产业结构、出口结构是一样的，美国、日本想要用政策创造改革空间，其他国家也会有同样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都没有办法给自己国内的结构性改革创造一个必要空间，结构性改革也就一直不能推行下去。结果经济长期疲软，失业率长期居高。在这种状况下，货币政策就会长期宽松，金融市场上的投资非常多，泡沫会非常大，风险非常高。这是发达国家的新常态。

不过，中国的新常态与发达国家不一样。我们的新常态，我们的经济增长，它的底在什么地方？它的弧度在什么地方？我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首先了解，从2010 年一季度以后，经济增长率下滑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主要不是我们内部结构性的原因，而是外部问题。理由是，在中国经济下滑的同时，其他国家经济同样在下滑。例如巴西，2010 年增长7.5%，2011年只剩下2.7%，2012 年只剩下0.9%，2013 年也只有2.2%。例如新加坡，2010 年是14.8%，2011 年只剩下5%，2012 年只剩下1.3%，2013 年3.7%。它们的表现情形跟我们是一样的。这些国家在同一时间经济增长的总态势是一样的，说明这其中有共同的外部原因。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后发优势的潜力，我们从2008 年开始应该还有20 年8%的增长潜力。潜力要发挥出来的条件就是各种投资的资源，投资是按照比较优势去用后发优势。这些条件都满足的话，8%的潜力就会被变成真实的8%的增长率。但是我们知道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国内的新常态，我们的增长率可能会比8%的增长率低。

我个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这意味着即使产业过时还可以进行产业升级，还可以投资。未来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这个目标从可实现的条件来看可以在7%到7.5%之间。

这给我们企业家带来什么机会？我认为主要有两个，一个海外并购的机会，一个中国企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链转移到海外。在新常态下，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必须加快到工资水平低的国家创造第二春。除了越南、柬埔寨、印尼等国家，还可以看得更远一些，非洲目前的工资水平在全世界是最低的，如果哪一天非洲的工资上涨了，全世界就再没有低工资的地方了，非洲就是最后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