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颖，李 伦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北京100120;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新技术对生命、健康、环境和社会的影响日益广泛和深刻，人们对新的尤其是风险不确定的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越来越关注。政府和公众对新技术的认知和态度，与作为科普权威媒体的科技报刊对新技术的传播密切相关，而科技媒体对新技术的传播效果，取决于科技媒体关于新技术报道的议程设置和框架。因此，研究科技媒体关于新技术的报道框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选择我国权威科技类报纸《科技日报》和《科学时报》(现已改名为《中国科学报》)，以典型的具有不确定性的转基因技术为例，以两报1995年至2010年所有有关转基因技术的报道为样本，运用框架理论和内容分析法，揭示我国科技类报纸转基因技术报道议题构建的方式及其特点，探寻科技媒体对风险尚未完全确定的技术的报道策略和框架。

二 方法和样本采集

(一)样本与分析单位

目标媒体的选定:为了使研究样本更具权威性，本研究选取中国科技类主流报纸——《科学时报》和《科技日报》作为目标媒体。《科学时报》是我国创办最早的科技类专业报纸，在科技新闻报道方面是我国最具权威性的中央级科技媒体，受众人群主要为知识分子。《科技日报》则是科技部主管下的唯一科技媒体，受众人群为普通大众。

时间跨度的选定:分析范围选定为1995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整16年。研究时间的选定，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转基因技术是一项年轻的技术，从第一棵转基因植株出现到现在不过30年的时间，在转基因技术发展初期，科技报纸对其关注非常少，直到1997年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转基因食品与作物的争论开始，国内媒体才开始了对转基因技术的关注。因此，本研究选择的起始时间为1995年，即转基因争论发生的前两年，既可以考察到争论发生以前转基因报道的大致情况，同时也能避免了同质化的研究，为研究节省了部分成本;第二，由于本研究写作时2011年的数据一直在增加变化中，为了保证数据的稳定性和研究的科学性，笔者将检索的终止时间定为2010年。

分析单位的选定:两报在所选定的研究年份中所有关于转基因相关报道的全部内容，包括新闻、文章、图片等。要求整篇文章以转基因为最主要的议题内容，若文章仅在文中提及“转基因”、“非转基因”、“基因”等字样，但并不是以“转基因”为主要议题的都不列为本研究范围。对于所搜集到的报道，每一则新闻或文章视为一个分析单元。

(二)类目构建

根据国内外学者关于转基因研究、风险传播中有关科技风险传播研究的相关文献，同时借鉴了健康传播学视角下的媒体艾滋病报道内容分析相关框架，依据研究目的与研究需要，本研究在进行内容分析时将《科学时报》和《科技日报》分为5个类目:(1)报道出现的版面:国内要闻;国际新闻;综合新闻;其他。(2)报道的类型:消息;通讯;评论或述评;深度报道;观众来信、解答信箱;科普信息、资料、文献;图片、图表;其他。(3)引用的消息来源:科学家;产业界;政府科技单位或官员;外国媒体;公众;记者/作者自身;医学专家或医护人员;非政府组织;其他。(4)议题内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基因研究;生物制药;经济的;道德伦理;公众的观点;生态、生物安全;政府政策和政府态度;科学家个人和团体;技术专利、技术会议;克隆 ;其他。(5)报道的向度。将报道的向度分为三个角度来考量:标题的向度，内容的向度以及对特定议题内容的向度。报道所呈现的向度为:混合;正面;负面;中立。

三 资料分析

本研究内容分析的结果包括报道篇数、报道所在版面、报道呈现方式、消息来源、议题内容、报道语气以及框架和维度在《科学时报》和《科技日报》的所有数量分布情况。

(一)总体概况

从总体分布上来看，《科学时报》和《科技日报》两报在1995年至2010年16年间转基因新闻报道总量分别为516篇和396篇。从16年来两报报道数量的总体变化来看，没有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在1997年以前，平均每年的报道数量不到20篇，1998年后报道数量上有明显的增长《科学时报》出现了以1999年、2000年、2002年和2010年四个报道峰值，《科学日报》的报道峰值出现年份为1999年、2002年和2010年，与《科学时报》基本吻合(见图1)。

图1 《科学时报》和《科技日报》转基因技术报道数量变化

图2 《科学时报》国内外转基因技术报道数量分布

1995年至2003年，《科技日报》对国外转基因技术的报道普遍多于国内;从2004年开始，其对国内转基因技术的关注逐渐增多普遍超过国外报道。在1999年和2002年，国外转基因报道明显多于国内报道，而2008年和2010年国内报道则明显多于国外报道。《科学时报》在2007年以前，转基因国外新闻报道的数量普遍多于国内转基因报道，1996年和1999年除外，之后国内报道远多于国外报道(见图2和图3)。

图3 《科技日报》国内外转基因技术报道数量分布

(二)报道版面

表1 《科学时报》和《科技日报》转基因技术报道版面分布

《科学时报》转基因报道出现的版面以国际新闻版(47.3%)和综合新闻版(22.7%)为主，而《科技日报》则是以国际新闻版(41.4%)和要闻版(27.3%)为主。两报将转基因报道设置在国际新闻版的比例均超过四成(详见表1)。

表2 《科学时报》和《科技日报》转基因技术报道类型分布

(三)报道类型

在两报所有的转基因报道中，各种报道类型所占比例从多到少排列，前三位依次为消息、科普信息∕资料∕文献和深度报道。其中消息在所有报道类型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在两报所有报道类型中的比例均为七成左右(详见表2)。

(四)消息来源

本部分研究的分析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统计最为显著的消息来源类别，计算其百分比;二、将所有录入的消息来源类别加以统计，再计算其百分比。从整体上来考察，各消息来源按由多到少的顺序排列前三位的《科学时报》为科学家(37.4%)、外国媒体(19.9%)和政府科技单位或官员(12.3%)，《科技日报》为科学家(50.9%)、政府科技单位或官员(13.2%)及外国媒体(8.1%)，两报的主导消息来源一致(详见表3)。

表3 《科学时报》和《科技日报》转基因技术报道消息来源分布

(五)议题内容设置

表4 《科学时报》和《科技日报》转基因技术报道议题分布

在转基因报道的议题内容统计数据中发现，两报呈现的议题内容最多的三个均为转基因作物，食品、基因研究和生物制药。其余各议题出现的频率都相对较低，均远低于10%(详见表4)。

(六)报道向度

从转基因报道的标题来看，两报的报道向度比较一致，正面语气的报道均刚好占到一半;其次是中立语气的报道，超过三成;混合语气所占比重最少，均低于一成(详见表5)。从转基因报道全文来看，对转基因技术做利益报道的比例要高于标题正面语气报道，两报的报道比例均超过六成，混合语气的报道多于中立语气的报道，所占比重最小的为负面语气的报道，低于5%(详见表6)。从转基因报道特定议题来看，转基因技术基因研究和生物制药议题，是两报正面语气的报道所占比例最大的议题，均为总数的80%左右。生态安全是最具争议性的议题，混合语气超过一半。两报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议题正面语气与其他语气的报道数量各占将近一半，而政府决策议题是两报报道语气差别最大的议题(详见表7)。

表5 《科学时报》和《科技日报》转基因技术报道标题向度分布

表6 《科学时报》和《科技日报》转基因报道内容向度分布

表7 《科学时报》和《科技日报》转基因报道特定议题向度分布

四 结论与讨论

从报道数量来看，两报转基因报道的数量没有逐年上升，呈现出1999年、2002年和2010年三个报道峰值以及以该三个峰值为顶点的波动曲线。《科学时报》和《科技日报》两报对转基因技术的报道在1997年以前，平均每年的报道数量不到20篇，1998年后报道数量上有明显的增长，其中1999年、2002年和2010年为比较明显的增长年从而形成报道的三个峰值，这三个年份恰好与1998年至1999年的转基因土豆事件，2002年的加拿大超级杂草事件以及2010年我国的转基因主粮争议的年份吻合。综合转基因报道数量，尽管转基因技术对公众生活和生命健康的影响日益增大，转基因报道在数量上也呈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但是与报道数量关联最为紧密的还是转基因事件的发生，特别是转基因食品安全争议的出现。1999年的转基因土豆事件与2010年的转基因主粮事件就是很好的佐证。转基因食品风险议题之所以能够引起媒体的注意，“主要是这类议题与生俱来的‘新闻价值’——时新性(一起突发事件)、重要性(危机民众的健康)、接近性(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冲突性(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期许与糟糕的现状之间的矛盾)。”［1］

从转基因报道出现的版面来看，国际新闻版是转基因报道出现最为频繁的版面。不管是《科学时报》还是《科技日报》，转基因报道出现在国际新闻版为最多，均在四成以上。以1999年为例，《科技日报》27篇报道中其中有19篇出现在国际新闻版，这19篇文章均是关于国外转基因技术的报道。因此，国外转基因技术报道的数量越多，出现在国际新闻版的频率就越高。而国内转基因报道出现较多的版面，《科学时报》是综合新闻版，《科技日报》是要闻版。这是报纸根据自身定位以及作为把关人的媒体对新闻进行选择的结果。

从转基因报道呈现的体裁来看，动态新闻即消息为诉求最大的体裁，出现频率最高。科技报纸在对转基因技术进行报道时，最注重的是为读者提供最新最即时的国内外关于转基因的动态新闻，这是《科学时报》和《科技日报》作为报纸首先应该履行的职责。而两份报纸作为科技报，担负着传播科普信息的职能，因此，以科普消息、资料和文献呈现的报道也屡见不鲜。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以及转基因技术对公众生活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读者对转基因信息深层次的需求也随之增大，深度报道和评论等类型的新闻随之出现，主要出现在2000年后。深度报道和评论出现最多的年份是2010年，也就是关于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生产的争论。

在转基因技术的报道中，科学家作为科技方面的权威消息来源引用频率最高。作为科技类报纸中的科技报道，科学家理所应当是最权威的消息来源;而政府官员在社会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他们不仅有能力提供记者需要的消息，所提供的消息也比较可靠。“因为他们的地位重要，所提供的消息不仅需要向记者负责，更需要向社会大众负责，记者有理由相信他们比一般人可靠。因此，这些人自然而然成为新闻最主要的消息来源。”［2］但Hackett(1985)将这种依赖政府、权威人士消息来源的现象称为“来源偏见”，他认为，由于媒介大多由政界人士，有权势的组织来建构社会真实，阻碍了非正式组织、团体和非官方人士出现在新闻中，使新闻讯息中无法呈现多元的消息来源和意见［3］。没有明确提及消息来源的报道在所有转基因报道中比较少出现，说明转基因报道的消息来源比较透明，明确标示的消息来源能够提高报道的可信度。

在转基因报道中，与公众生命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转基因作物与食品是报道最多的议题。转基因作物与食品议题以及基因研究议题一直是公众关注的重点，生物制药也是比较重要的议题;关于转基因技术生态、生物安全和政府决策的议题从1999年开始有所涉及;对于转基因伦理道德、公众观点方面的报道一直以来都不是《科学时报》和《科技日报》关注的重点，对转基因技术经济效益、科学家个人或团体、转基因会议、专利权、克隆等方面的报道也都较少。

从报道的向度来看，转基因报道标题和正文均以正面语气为主，但对不同议题内容，报道的向度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两报在转基因基因研究和转基因生物制药这两个议题上，正面语气占了绝大部分。基因研究属于科技理论层面的议题，主要告知公众转基因技术在技术研究上所取得的发展，报道呈现出来的正面语气也是由基因研究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

从《科学时报》和《科技日报》所呈现出来的转基因报道特征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我国科技类报纸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消息来源较为单一、报道向度呈现阶段性变化、公众参与程度较低等。媒体对公众社会认知和建构的影响是深远的，随着公众对类似转基因技术这样的新技术的日益关注，也对我们的媒体提出了新的挑战，即媒体该如何对风险尚未确定的新技术进行报道的问题。

［1］陈佳芝.食品安全报道之内容分析——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J］.新闻世界，2009，(9).

［2］罗文辉.新闻记者选择消息来源的偏向［M］.台北:政大新闻研究所，1995.

［3］Hackett R A.A hierarchy of access:A speets of sources bias in Canada TV news［J］.Journalism Quarteriy Summer，19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