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鑫宏

摘要:晚清民间办报出现了两次高潮,这是随着近代救国思潮的演进而出现的。民间报纸的大量出现危及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因而清政府试图对民间报纸加以控制,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事与愿违。这体现了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清政府控制能力的低下。

关键词:晚清;报纸;清政府;官方应对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9-0190-02

中国最早的报纸是邸报,是西汉封建王朝的政府机关报。历来各封建王朝都严禁邸报以外的任何报纸出版。宋、元、明、清等朝虽出现过小报、“小本”、“小钞”或“报条”等不同称谓的民间报纸,但都遭到了当时政府的查禁。究其原因,在于阶级社会里,报纸是一个阶级与敌对阶级进行斗争的重要舆论工具。鸦片战争以来,近代化报刊在我国出现,我国境内出版的最早的中文近代化报刊,是外国侵略者创办的。到十九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创办了近200种中、外文报刊,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我国的新闻出版事业。与此同时,国人自办的民间报纸也逐步走向繁荣,并且在晚清出现了两次民间办报高潮。本文试图对晚清这两次民间办报高潮和清政府官方的应对进行探讨。

一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国内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办的最早的一批近代化报纸,它们是中国资产阶级报纸的萌芽,最先创刊的是在香港出版的《中外新报》和《华字日报》。到八十年代末,在上海、广州等地,陆续出现了中国人主办的报纸。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这些报纸经常受到来自帝国主义和封建政府的冲击,大多被迫停刊。

甲午战后到戊戌政变前,随着维新思潮的兴起,近代报刊大量涌现,国内出现第一次民间办报高潮。报业在晚清的第一次繁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宣传改良思想的客观需要。第一个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利用来传播它们的思想的报纸,是王韬于1874年创刊于香港的《循环日报》,它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个以政论为主的报纸,在政治改良思想的传播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在19世纪90年代发展到了高潮。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们是以办报来开始它们的政治活动的。“在整个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它们一共创办了30多种报刊,在扩大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推动改良运动的开展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1] 731895年8月,改良派机关报《中外纪闻》(初创时名《万国公报》)在北京创刊,每隔一天出版一次,刊发了大量以宣传“富国”、“养民”、“教民”之法;1896年上海强学会创办《强学报》。这两份报纸基本上是秉承康有为《上清帝书》中的变法主张,宣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观点。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创刊,由梁启超担任主笔,这份报纸对于推动维新运动的高涨和“诏定国是”的实现,起了很大的作用。严复于1897年10月26日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它以“求通”为目的,以自强相号召,成为当时北方最重要的报纸。1897年7月在澳门出版的《知新报》和1898年3月在湖南创刊的《湘报》分别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华南地区和华中地区的重要机关报刊。此外,“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上海、苏州、无锡、杭州、温州、成都、重庆、太原、福州、桂林、广州、南昌等地也出版了不少兼载新闻评论和译文的时事性政治刊物。”[1]94这些如雨后春笋兴起的报纸,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维新变法的实现,起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改良派报刊活动的开展,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清朝统治者在争夺舆论阵地上进行了剧烈的斗争。封建统治者对维新派报刊进行了打压。其采取的措施有:一是查禁维新报刊。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指责改良派的办报是“以笔舌倾动人主”,是“藉报章鼓簧天下”。一些顽固派官僚纷纷写奏折,对《时务报》、《知新报》、《国闻报》进行致命的攻击。在顽固派的打击下,《中外纪闻》发刊仅一月零五天即遭封禁,《强学报》也仅出了三号就被迫停刊。二是控制报刊言论。如张之洞曾对《湘学报》中某些言论,以“似涉新奇”为辞,给予警告;对《湘报》则攻击其言论“其偏尤甚”,要求地方官对其“谕导阻止,设法更正”。三是将维新报纸改为官办,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时务报》。《时务报》总经理汪康年为张之洞亲信,主笔则是梁启超。梁启超在《时务报》的一些言论,危及到张之洞的洋务利益,因此《时务报》创办不久之后,即出现了“汪梁之争”,实际是张之洞操纵下的汪康年和改良派的一场政治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是梁启超愤而去职,最终百日维新期间,《时务报》改为官报,昭示着这场政治搏斗结果以改良派的失败而告终。维新运动失败之后,国内的维新报纸大多数偃旗息鼓,宣传维新运动的主阵地转到了国外,维新派在海外创办了一些新的报刊。

二

20世纪初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民主革命思潮的勃兴,中国又出现了一次创办报刊的热潮。晚清民间创办报刊的第二次高潮的出现显然是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需要。但由于国内政治环境的问题,革命派创办的报刊主要集中在香港、日本等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宣传活动,大体上是从1894年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成立以后开始的。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革命派在兴中会成立后的最初几年,还没有创办出自己的机关报刊。直到1900年4月25日,被称为“中国革命提倡者之远祖”的《中国日报》在香港出版,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才有了自己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中国日报》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如关于发动会党进行武装起义的报道、关于反清和反对民族压迫的宣传以及关于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宣传。在《中国日报》以后,革命党人在香港创办的报刊还有《世界公益报》、《广东报》、《有所谓报》。20世纪初期,留日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在东京、横滨等地创办了一批报刊,进行民主革命思想的鼓吹,使日本成为革命派报刊的重要基地之一。留日学生创办的宣传革命思潮的报刊主要有《国闻报》(1901)、《游学译编》(1902)、《湖北学生界》(1903)、《江苏》(1903)、《浙江潮》(1903)等。这些刊物一方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另一方面则公开地把矛头指向清朝政府,展开了激烈的反满革命宣传。和留日学生的革命宣传活动相呼应,1903年前后,国内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开始在沿海地区和个别大中城市创办或接办一些报纸,进行革命鼓吹,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在上海租界内出版的《苏报》。《苏报》起初是“日商”报纸,1900年由陈范接办,1902年开始宣传革命,1903年以后,革命色彩越来越浓厚,对镇压革命的清朝政府极尽调侃嘲骂之能事,成为革命派的公开讲坛。除此之外,创办于上海的《国民日报》、创办于江苏松江的《觉民》、创办于重庆的《重庆日报》等二十余报刊也是当时国内宣传革命思潮的重要报刊。在近代报刊勃兴的同时,革命派还出版发行了许多宣传鼓动性的小册子,据统计,“到辛亥革命前共编印一百三十种左右”[2]141。其中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警世钟》与《猛回头》广泛流传,影响极大。总而言之,这些宣传革命的报刊对于20世纪初期国内外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的影响。

面对国内外革命报刊的大量出现,清朝统治者再次加以干预。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苏报》案的发生。1903年,《苏报》聘请了章太炎担任主笔。其“就任第一日,首撰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以松动当世视听”[3]368 。《苏报》陆续刊出了《驳康有为革命书》、《<革命军>序》、《介绍<革命军>》等“放言革命”的文章。《苏报》的不少文章一经刊出,各地革命报刊纷纷转载,使清朝统治者极为震惊,决心将《苏报》置之死地而后快。两江总督魏光焘秉承清廷意旨,下令查禁《苏报》,逮捕一干人等。章太炎、邹容等被捕;7月7日,《苏报》被正式查封。清政府意图将《苏报》案涉案人等引渡出租界,但未获帝国主义者认同,最终此案由租界的司法机关会审公廨负责审理。于是,一场以清朝政府为原告,以《苏报》一方为被告的特殊审讯活动出现了。最终经过前后七次庭讯,会审公廨最终于1904年5月21日作出判决,章太炎、邹容入狱,《苏报》“永远停刊”。《苏报》案爆发后清政府本想借《苏报》案镇压方兴未艾的革命思潮,然而事与愿违,它不仅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而且推动了更多爱国志士革命化的过程。《苏报》案之后,清政府还妄图整顿国内的报刊出版秩序,于1908年3月14日颁布执行《报律》,对报刊发行前的审查、对报道的内容以及对违犯者的处罚措施等进行了规定。显然,清政府意图加强对报刊的管理,但以当时清政府的内外交困的处境来说,这无疑是难以实现的。

三

晚清民间创办报刊的两次高峰的出现,归根到底根源于报刊舆论宣传的政治功能。正如毛泽东所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因此,民间办报的出现,自始至终就对清王朝的统治形成威胁。面对这一威胁,清政府也试图在其日益衰落的统治下对民间报刊加强控制,试图将这一舆论口舌纳入其可操控的轨道,以维护其岌岌可危的反动统治。然而却事与愿违,清政府虽采取一些措施,但并未取得成效。这显示出清王朝控制力的日益低下,究其原因,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因为落后的社会制度必将被新制度取代。

参考文献:

[1]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2] 苑书义,等.中国近代史新编: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 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第一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