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心颖+梁博

[摘 要]由于革命形势的需要，1939年1月17日，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大队南下，到达随南地区，并按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和中原局的指示，准备在随南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1941年4月5日，新四军第五师全体将领于洛阳店九口堰通电就职。此后的三年时间里，新四军第五师以白兆山九口堰为指挥中枢和后方基地，胜利地开展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反击国民党围剿的斗争。

[关键词]新四军第五师；随南；抗日

随着国际国内战略格局的变化，国共两党的关系也忽冷忽热，反共高潮与反摩擦事件不断发生，新四军第五师在随南创建革命根据地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开展的。

一、战略转移，挺进随南

抗日战争期间，随着武汉和广州的相继沦陷，日军的战线拉长，兵力分散，所以暂时停止了对内地的进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后，日军一方面集中兵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妄图达到“以华治华”的目的。而国民党方面，由于战争连连失利，人民的不满情绪和内部的悲观情绪与日俱增，以及共产党力量的迅速增长，国民党内部的反共情绪日益高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秘密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并全面推行“限共、溶共、反共”的政策，在国统区开始逮捕和迫害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在敌后则以“合法”、“统一”为名限制或取缔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群众团体。1939年7月，蒋介石在给第五战区的电令中称：“华中非新四军防区，在鄂中、鄂东活动的新四军必须撤走，否则要以武力解决”。随后，反共浪潮接踵而来，9月1日发生了“夏家山事件”，鄂东独立游击第五大队被袭击。11月11日又发生了“竹沟事件”，驻扎在竹沟的新四军第八团队留守处多人惨遭杀害。

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政策的全面实施，大大地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也给抗敌工作带来了损失。面对这种严重的形势，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河南、湖北两省委，在中原地区建立鄂中、鄂西北等四个区党委，并确定其主要任务是建设党的组织、发动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立根据地。这就为华中新四军创建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指明了方向。1939年1月17日，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大队，自竹沟南下，沿途与豫南、鄂中等地党组织及其抗日武装取得联系，同时，李先念还与驻防在随县的国民党四十五军一二七师和八十四军一七三师进行友好联络，为新四军独立大队进入随南地区开展抗日活动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1939年6月中旬，鄂中区党委于京山召开扩大会议，将鄂中、豫南党组织领导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7月，该支队开辟了安（陆）应（山）随（县）边小块游击区。1940年1月，挺进支队整编为鄂豫挺进纵队。为配合苏皖等地的反摩擦斗争，中共中原局电令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打开鄂东局面。4月，纵队的二、五、八团奉命进驻随南洛阳店、围山、方家冲、孔家湾、李家湾一带，并积极地发动青壮年农民参军，广泛地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地争取地方开明绅士参加抗战，为新四军独立大队进入随南地区开展抗日活动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同时，随南白兆山抗日根据地以随南为主体，兼跨安陆、应山、京山等三县边境。该地丘陵起伏、易守难攻，南北当荆豫之冲，东西扼襄汉之险，是中原地区的门户，也是鄂北的咽喉。该地区攻可威胁武汉地区，守可屏障川陕通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要地。抗日战争期间，如果此地落入日军之手，中国抗战大后方将失去屏障，中国东、西部抗日力量的联系纽带便被截断，日军可以顺利打通平汉路，后果十分严重，重要的战略位置为随南白兆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现实条件。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将新四军扩编为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鄂豫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任命李先念为师长兼政治委员，任质斌为政治部主任，刘少卿为参谋长。1941年4月5日，五师全体将领于洛阳店九口堰通电就职。此后的三年时间里，五师以白兆山九口堰为指挥中枢和后方基地，胜利地开展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反击国民党围剿的斗争。

二、建设随南，巩固政权

随着国民党反共高潮被打退，随南抗日根据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1941年1月，中共随南工作委员会成立，党的基层组织普遍建立。3月，随南军政联合办事处改为随南行政委员会，随南作为边区的直属县，党政建设取得了迅速的发展。5月，随南县召开第一次各届代表会议，按照“三三制”原则，以丢豆方式选举产生随南县抗日民主政府。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打破随南抗日根据地的困窘局面，坚持长期抗战，随南县抗日民主政府在与国民党反动派军事斗争的同时，积极开展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为随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政治建设

基层政权建设是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1941年11月，鄂豫边行政公署行政处长娄光琦率领“民主建政工作组”赴随南同随南县抗日民主政府共同组成十多个“民主建政工作队”，选取洛阳区洛阳乡为试点，召开选民大会，以民主的方式选举乡长和保长。“民主建政工作队”在洛阳乡选举试点成功的基础上，积极总结建政经验，然后由点到面，洛阳区的18个乡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基层政权，占全县27个乡的70%。随南县基层民主政权建设，是抗战时期中共民族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是“三三制”建政方式在随南的成功实践。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后来回忆：“边区的民主政权是代表各个抗日阶级利益的政权，是三三制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一切抗日的人民都有参加民主政权的权利，边区的民主政治，确实担负起了保护各抗日阶级利益的责任。”

（二）经济建设

1941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对随南进行了严厉的经济封锁，断绝根据地同外界的一切经济往来，加之旱情严重，使随南根据地面临着经济窘迫局面。7月，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代表边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五师号召军民迅速掀起大生产运动，采取“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克服困难、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团结一致，和衷共济，共度艰难困苦时期。

1.军民大生产和千塘百坝运动

为了帮助群众度过艰难困苦时期，鄂豫边区建设银行发放救济款，鼓励军民就地取材，发展适合本地农副商业。广大群众自找门路，捕鱼、编竹器、制造铁制用具、纺纱织布、做豆腐等都经营起来。随南根据地还成立了“军民运输队”，把当地的土特产品运往新四军所控制的地区进行销售，换回急需的食盐、粮食和油料等。新四军第五师的主力部队休战时开荒种地，参加大生产运动，他们除了完成自己的生产任务而外，还以分片包干的方法帮助当地群众生产。7月中旬，边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五师召开会议，总结前期经验，部署后期任务，进一步推动了大生产运动。李先念、陈少敏、刘少卿等党政军领导人以身作则，起带头模范作用，积极地参加生产自救运动，鼓舞了根据地军民战胜困难的决心和斗志。与此同时，边区军民还开展了千塘百坝运动，兴修水利，战胜自然灾害，改变靠天吃饭的情形。据统计，从1941年8月到1942年春，随南修堰挖塘66多口，筑坝70余处。

2.减租减息和财贸、金融工作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一方面地主要减租减息，以便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另一方面，农民要交租交息，主要是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这有利于联合各阶级积极抗战。随南革命根据地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于1941年秋季，随南县抽调部分干部和青年班毕业学员，奔赴各地，讲解农村土地政策，开展减租减息群众运动。在具体方法上，参照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颁布的《各县区整理田赋委员会简章》，对田赋税收进行整理，在做好户口清查、田亩登记的基础上，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实施减租减息。

日军占领随南后，在经济上进行疯狂的侵略。一方面，他们开设洋行，低价从农民手里收购农副产品，加工成轻工业品后，又高价出售，不断扩大农副产品的剪刀差，导致民族工商业的衰败；另一方面，日军在沦陷区不加节制的发行日币，加剧通货膨胀。加之汪伪政府发行“中央储备银行”货币。当时在随南就出现了日币、储币、法币、光洋、铜板和亚兴币，这些货币不断的冲击市场，使市场秩序混乱，物价上涨，民愤四起。为了稳定市场，解民之忧，随南军政联合办事处发动群众抵制日币、法币，实行贸易统制，鼓励合法贸易，打击投机倒把行为。1941年6月，随南成立了鄂豫边区建设银行，发行边币，吸收法币，积极宣传边币的性质，揭露敌人向边区投放伪币的罪恶目的，逐渐地建立边币的信用。

（三）文化建设

日军在沦陷区推行奴化教育，以致从学生的心理、思想上统制人民。随南根据地建设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文化教育，目的在于提高国人的民族气节，积极抗战。随南根据地教育的基本形式有三种：第一，社会教育。社会教育是抗战教育的基础，主要对象是农民，内容以政治教育为主，教育目的直接为抗战服务；第二，学校教育。学校教育是抗战教育的重点。根据地下大力气改造私塾，创办抗日小学，编订新式教材，教育方式上注重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第三，干部教育。根据地在洛阳店创办了“安（陆）随（县）青年培训班”，主要学习《中国近代史》、《社会发展史》、统一战线、三三制政权建设等内容。通过短期培训，解决干部不足现象，为根据地发展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三、撤离随南，驰骋中原

1942年3月，针对顽军大举进犯随南根据地的严峻形势，边区党委和随枣地委下达了撤离白兆山的指示。虽然新四军第五师在随南创建发展不足两年，但是其有力支援了抗日战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气焰。

在抗战时期，新四军第五师在侵华日军兵力高度密集的地区崛起，李先念带领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进入随南。据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称：截至1940年底，盘踞在武汉地区的日军共21.8万人。若以华北占据地区的兵力密度为1，武汉地区则为9，长江下游三角地带为3.5，华南为3.9，武汉地区是侵华日兵的“兵力密度之最。”新四军第五师不仅在战略上牵制了日军，而且在战斗上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1940年，枣宜会战，日军攻占宜昌，并以宜昌为基地，不断向重庆等地实施战略轰炸。在此紧要关头，刚创建的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挥师西进，于6月下旬一举攻击了伪军据守的鄂中交通枢纽，继而在七、八月间连续开辟了京山和天门等敌后战场，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火烧到了敌军的后方。而对于这支新生的力量，党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武汉附近新四军挺进纵队的组建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次的经验证明了一切敌后地区，不论在华中或华南，我党均可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并且可以存在和发展。”

在国共战争时期，新四军第五师经过中原突围和外线作战，有力地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推迟了胡宗南部队对延安进攻的时间，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队不能长驱直入华北华东解放区，从而为我军部署巩固华北、争取东北的战略布局，完成由民族解放战争向人民解放战争，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正如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刘少奇所说的：“过去五师在十分困难的斗争中，受到大的损失，但他完成了当时极重要的牵制敌人的任务，他们的损失是有代价的。正如在胜利的战斗中也有损失一样，是光荣的”。新四军第五师的经过中原突围和外线作战不仅在战略上有力的牵制了敌人大肆进攻，而且在政治上也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主动权，使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五年国共两党谈判中更具有主动权。

参考文献：

[1]中共随州市委党史办公室编.随州革命史[J].中共党史出版社.

[2]陈少敏.艰苦奋斗三周年[M].七七月刊.19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