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春 魏守华

一、引言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为寻求应对危机的战略突破口，抢占经济发展的科技制高点，发达国家掀起发展新兴产业的高潮。后发国家为摆脱全球价值链(GVC)的低端锁定地位，也试图把握新一轮技术范式变革的机遇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新兴产业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跨学科、跨领域的特征，但也具有较高的外部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统计表明，新兴产业的投资失败率在60% ～80%左右(贾品荣，2012)。由于后发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加之发达国家的阻击压制，故而后发国家的新兴产业赶超面临更大的技术创新风险和阻力(黄永春，2013)。尽管如此，但若后发国家能合理地把握新兴产业赶超时机，并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亦能降低赶超风险，实现技术突破，进而实现对先发国家的技术赶超。现有研究表明，如果后发国家进入新兴产业的时机较早，可积累大量产业技术经验并建立知识目录(Dowell＆Swaminathan，2006)，并可参与主导技术的设计和产品标准的建立(Rindova＆ Petkovat，2007)，抢占市场主导权，从而获得先动优势(Gaba＆Pan，2002);但同时也面临动态市场、成本风险、技术不确定性等威胁。但如果后发国家赶超新兴产业的时机较迟，虽可以通过资源利用和模仿学习降低赶超风险(Mathews，2002)，并降低赶超成本，但却面临较高的技术壁垒，遭受市场份额被抢占的劣势(Vakratsas＆Rao，2003)。因此，选择合适的新兴产业赶超时机对后发国家企业的技术赶超至关重要。

当前，有关技术赶超时机选择的研究，前人主要探讨了企业进入新兴产业时机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