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迎春

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和司法界有关绑架杀人的研究比较丰富，很多论证具有启发性。学者们在对绑架罪的行为结构颇多争议的同时，对于绑架杀人的理解和适用也是众说纷纭，继而在对绑架杀人未遂的刑罚适用问题上，不得不说，与之前的观点论述更是相去甚远，比较混乱，没有系统地论述。在现实生活中，绑架杀人的情形普遍存在，不少罪犯由于逃避追捕和惩罚的心理因素，将被绑架人杀死，即所谓撕票，也更是常见的绑架罪类型。我国《刑法》第239条规定“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种绝对死刑的规定，究其原因不难看出，立法者旨在实现震慑罪犯，达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目的。对于绑架中出现的种种杀人情形，特别是将绑架杀人与致绑架人死亡，不区分故意和过失，一并规定为绝对死刑的做法，可以说，也折射出了长期以来我国刑法关于绑架罪定罪量刑规定上的功利主义色彩；但在便于司法操作的同时，并未真正起到打击罪犯和保护被绑架人人身安全的效果，罪刑不均衡现象客观存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也有待进一步深化。如何厘清绑架杀人的行为结构，正确认定绑架罪的罪数形态，进而实现正确的定罪量刑。笔者认为，讨论绑架杀人的相关问题，应把握最为重要的两条线索：一是绑架杀人的行为结构；二是绑架杀人的范围限定。故试从绑架杀人行为结构出发，沿着行为结构的思路，探讨绑架杀人的范围及刑罚适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