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

杨小凯与林毅夫关于“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之争，引起理论界的普遍关注。这场发生在13年前的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争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全面深化改革摆上了议事日程，其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中国政府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杨小凯的前瞻与误区

杨小凯认为，落后国家可以利用技术模仿发展经济，因此缺乏动力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制度变革，长此以往，这种发展路径的选择会付出极大代价，“后发优势”将成为“后发劣势”。对于制度改革重要性与必要性的论述，这并不具有新意。小凯思想的深刻在于对落后国家发展模式的理论概括，由于技术模仿容易，制度改革困难，落后国家往往选择前者，并且以经济取得快速发展而拒绝改革，最后酿成社会经济振荡，带来严重后果。这种快速发展的模式，人们普遍认为是“后发优势”，而他却认为是“后发劣势”。如果说在13年前，小凯的论点具有警示作用，今天具有现实意义。

小凯主张：“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他的所谓成功制度就是经济私有与宪政民主。他对中国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主导角色最为担心与反感，他所看到的政府对银行、证券、保险、汽车、电信以及出口加工区的垄断与控制都作为“后发劣势”的例证。他的担心不无道理，也为实践所证明。但是，小凯主张的改革路线图与程序表，把经济私有与宪政民主列为改革之首，要求中国政府退出对经济的控制与干预作为起步，实在是不符合历史逻辑的自由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