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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纪初南中国海—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图景——以《法显传》为中心的微观考察

2014-12-13

新东方 2014年6期
关键词:印度洋航海商人

一、法显与《法显传》在南中国海—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地位

5世纪初年(409—412),在环南海—印度洋东西方文化(包括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交流——后世被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历史上,出现了一位70多岁的中国老人,他自后秦弘始元年(东晋隆安三年,即4世纪末最后一年399年)60多岁时与同学多人结伴西出长安,渡流沙,越葱岭,往天竺求法,所有同学或半路遇险折回,或中途遭变去故,只有他一人历时10多年,经天竺等30余国,一路求法抄经,最后携梵本佛经,搭乘商船,由印度洋海路辗转波涛,几经飘风,大难不死,于东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终于返回祖国,在山东半岛牢山(今青岛崂山)登岸。回国后著《法显传》(又名《佛国记》)。自此,他和他的这部书,对东亚地区佛教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但他翻译的佛经、阐释的佛法在东亚地区很快得到广泛传播,许多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和朝鲜半岛上先后出现了众多的高僧亲自到印度求法①,都是受了他的影响的缘故[1]。他,就是中国和东亚佛教史、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史上著名的东晋高僧法显(约337—422)②。

法显西行首尾时间,是399年西行,412年在青岛崂山登陆,历时14年。其中经历印度沿海多地,航海至斯里兰卡、爪哇(今苏门答腊岛)③、青岛,首尾是公元409年至412年,计历时4年。

第一,《法显传》是今存东亚地区最早、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自传体”详细记述环南海—印度洋上东西方物质、非物质文化交流的历史文献。

在东亚世界最早、也是最普遍使用的共同文字是汉字,最早出现和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是汉文献。在已知最早的历史文献中,记载南海—印度洋上的东西方海路文化交流的,是1世纪后期问世的班固的《汉书》(又称《前汉书》)。该书主要记述了汉高祖元年(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之间200多年的史事,其中记载了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元鼎六年(前111)开辟南海、合浦、交趾、九真、日南诸郡(环南中国海暨中南半岛地区),由此开通了南中国海与东南亚岛屿地区、印度洋沿岸和斯里兰卡等岛屿地区物质、非物质文化交流的“海上丝绸之路”。《汉书·地理志》记载:前111—前87期间,汉武帝派遣官员招聘应募者组成官方船队,自日南障塞(时属西汉,今越南岘港)、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出海,船队沿中南半岛,经今泰国、马来西亚等地,过马六甲海峡,远航到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此后返航而回。船队出海携带的是黄金、杂缯(丝货),换回的是珍珠、绿宝石以及各种奇珍。此后,黄支国多次遣使来汉,民间的商贸往来也随之逐渐形成④。这是正史上第一次对南海—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而且记载具体,包括航海路线、航海时间,具体到天数。但《汉书》所记,是介绍性的历史记述,还不是当事人对自身亲自经历、亲自感受的具体记录。从《汉书》所记前2世纪初至1世纪末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开辟,直到法显泛海的5世纪初,500年间,还没有一部航行在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亲历者的记述,更遑论如此具体详细的“自传”性记述,给后世留下了这么难能可贵的对当时的历史“复原”。《法显传》是第一部。

《法显传》是研究5世纪初印度半岛社会、印度洋沿岸地区、斯里兰卡地区和东南亚爪哇(或苏门答腊岛)等岛屿地区社会、航海和东西方物质、非物质文化交流等历史的最为详尽的真实、生动记载,被后世视为一部集地理、历史、社会、宗教之大成的杰作,对中亚、南亚、东南亚广大地区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及社会发展、经济制度等都有所述及,在世界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该书不仅被收入《四库全书》,还先后被翻译成英文、德文、日文、印度文和尼泊尔文本,对于今天研究认知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原貌,具有十分重要的无以替代的价值。

第二,法显是中国和东亚佛教史、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真正到达印度本土求得“真经”并经千难万险最终得以航海回国的高僧。

自汉武帝开辟南海—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无论是从地球的东方航海到印度洋沿海、岛屿地区,还是从印度洋沿海地区、岛屿地区的港口航海到东方来,这条海路上的海商贸易、政治文化交往交流,形成了航船来往不断的一条畅通的海上“文化线路”。就佛教文化传播而言,法显则是亲自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陆路到达天竺(印度)求法取经,并取回经典经印度洋—南海海路回来的“海上传经第一人”⑤。

在法显之前的中国佛教史上,首创西行求法的是三国时高僧朱士行(公元203—282年),他于魏齐王曹芳嘉平二年(公元250年)西行求法,求得《大品般若经》谴弟子传回国内,因有“汉家沙门第一人”之称。他们所到西域是中亚,未到印度,并且未返中土。直至法显,从《法显传》可知,西行天竺时,一路上先后与他同行者有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10人,途中冻死、病死2人,中途返回6人,留居在外2人,最后只剩他1人功德圆满,回归中土,并创造了海路佛教文化传播的一系列传奇。

第三,法显开创了海路佛教文化传播的“一代风气”。

自从法显的印度洋—南海归航之后,无论是“东土”和尚西行印度取经,还是印度和尚到“东土”传教,这条海路上的人员来往,就逐渐繁忙起来了。可以说正是法显的精神、经历和《法显传》这本书的出现,拓展了东土僧人的视野,以致引发了西行求法、尤其是海路往返的热潮。

紧随法显之后“泛海至印度”求法的,是东晋译经僧智严(公元350—427)。然不幸于归途中寂于罽宾。另一位著名高僧求那毗地(公元394—468,梵名Gunabhadra,意译作功德贤),中印度人,南朝宋元嘉十二年(公元435),经由海路至广州,文帝遣使迎入建康祇洹寺,从事译经工作。南朝梁大通元年(公元527),南天竺菩提达磨泛海至广州,“诏入见(梁武)帝”[2]。

从已知文献看,因法显是“西行求法第一人”,且译经多,造诣大,其经历在《法显传》中记载详细,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最大。受法显的影响,西行求法者络绎不绝,其中包括与法显并称为中土三大求法高僧的玄奘和义净。玄奘以及其后的义净等数十位僧侣先后西行求法,都是受到法显及其《法显传》的影响。

唐代高僧玄奘(公元602—664)去印度取经,时在法显200多年之后,依然以继续法显的事业为志向。《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了玄奘之言:“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会当继之!”

玄奘西行取经,功德圆满,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回国,本来也可走从印度洋—南海返航归国的海路,这是一条开通700多年的已经发达、相对安全方便的“海上丝绸之路”,只是为了践行多年前对中亚高昌国王答应说回来时再来拜访的一个诺言,毅然放弃了海路⑥。

玄奘之后30多年,唐代高僧义净(公元635—713)于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11月,从广州搭乘波斯商船泛海南行,先到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后经末罗瑜、羯荼等国,于咸亨四年(公元673)2月到达东印度耽摩梨底国,和另一住在那里多年的唐僧大乘灯相遇,一同游历三十余国,历时十一载,武周垂拱三年(公元687)又航海东归,重经室利佛逝,停留两年多,于永昌元年(公元689)随商船回到广州,求得纸墨和写手,于当年11月又重返室利佛逝,天授二年(公元691)遣人将自己在室利佛逝新译的经论及所撰《南海寄归传》等送回国内,自己则直到证圣元年(公元695)才离开室利佛逝,归抵洛阳,成为一代名师。义净求法,在南海诸国航行、生活的时间长达14年,这在中外交通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但义净在其《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称赞的依然是法显的“开辟荒途”,玄奘法师的“中开王路”。

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了玄奘回国(645年)后到本书写出为止的46年间,中国、朝鲜、越南以及中亚的60位求法高僧西行求法的事迹及路线,包括陆路和海路。其中有37人多走的是南海—印度洋的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是从广州或中南半岛的交趾或占婆登舶启航,泛南海,过马六甲海峡,泛印度洋,或直抵东印度的耽摩立底港口,或先到狮子国即斯里兰卡,然后泛舶北上东印度,再转赴中印度等,反映了当时中外海上交通与文化交流的频繁与范围的不断广大,相较于《新唐书·地理志》所载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记载了更多的海上文化路线之“网”。

义净在其《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常禅师传》中,讲述了唐代高僧常愍禅师的故事:他搭乘海商大舶泛海求法,只因——

……所附商船载物既重,解缆未远,忽起沧波,不经半日,五便沉没。当没之时,商人争上小船,互相战斗。其船主既有信心,高声唱言:“师来上船!”常愍曰:“可载余人,我不去也。所以然者,若轻生为物,顺菩提心,亡己济人,斯大士行。”于是合掌西方,称弥陀佛。念念之顷,船沉身没,声尽而终,春秋五十余矣。有弟子一人,不知何许人也,号咷悲泣,亦念西方,与之俱没。其得济之人具陈斯事耳。

这应该是海传佛教文化的精神大义。

二、法显亲历所见5世纪初南中国海—印度洋上东西方航海与文化交流的实况场景

法显由陆路往天竺求法,经30余国,最后携梵本佛经由海路返国。其《法显传》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其自公元409年离开已居住了两年(公元407年—409年)的印度半岛沿海的多摩梨帝国(梵文TamraI-ipti,巴利文作Tama-litti,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塔姆鲁克Tamluk)港口,渡海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又居住2年,公元411年渡海返航,欲到广州,先到爪哇(一说苏门答腊岛),后遭飘风,辗转海上,公元412年从青岛登岸的历程,包括其从印度洋返回中国的海上航行与飘风经历的全过程,其中的海商活动,航海技术、航行与飘风状况以及沿途海况、沿海与岛屿社会的风土人情、海洋商舶上的“船上社会”的多元宗教信仰等,是不可多得的东亚最早的航海记录,同时也是复原5世纪初期南海—印度洋上的东西方物质、非物质文化交流的最早的历史文献。

《法显传》所包括的印度洋—南中国海“海上丝绸之路”即“海上文化线路”的主要内涵,可归纳为十个方面:(一)港口;(二)海船;(三)海商;(四)海上航路;(五)航海技术方法;(六)船货—商品;(七)港口市场交易风俗;(八)海上安全问题:自然风险;(九)海上安全问题:海盗风险;(十)船上社会:多元宗教信仰的冲突与共生。

(一)港口:印度洋沿岸的大型港口和港口贸易地区

《法显传》记载了5世纪初印度洋沿岸岛屿地区许多港口及其港市的海洋社会文化信息。

法显是公元399年从陆路往古印度求法的,在印度内陆5年多之后,他到达摩头罗国,开始感受到海的气息,而真正在港口地区的生活,则是在位于恒河三角洲的多摩梨帝国,即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西南之坦姆拉克(Tamluk):

(在摩头罗国)自渡新头河,至南天竺,迄于南海,四五万里,皆平坦,无大山川,正有河水耳……顺恒水东下十八由延,其南岸有瞻波大国,佛精舍经行处及四佛坐处,悉起塔,现有僧住。从此东行近五十由延,到多摩梨帝国,即是海口。其国有二十四僧伽蓝,尽有僧住,佛法亦兴。法显住此二年,写经及画像。

由延,梵语yojana的译音,也译为由旬。古代印度计里程的数目,一由延有三十里、四十里、五十里、六十里的四种说法,但说四十里为一由延者居多。

“多摩梨帝国”,即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西南之坦姆拉克(Tamluk,亦译为塔姆鲁克),是古印度东北部之着名的海口。法显从义熙三年(公元407年)到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在此居住了二年,从事“写经及画像”。《法显传》记此“海口”即港口地区“有二十四僧伽蓝,尽有僧住,佛法亦兴”,说明这是一个不小的滨海港口国家,有比较集中、较大的人口数量,海洋商业贸易兴盛。这才能够“供养”得起其有24处“僧伽蓝”和兴盛的佛法活动。后世《大唐西域记》卷十也记载云:“国滨海隅,水陆交会,奇珍异宝多聚此国,故其国人大抵殷富。”

法显在此多摩梨帝国海港城市居住了两年,“写经及画像”。然后乘商舶前往“多出珍宝珠玑”的岛国“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

关于岛国“师子国”,《法显传》记述道:

诸国商人共市易,市易时鬼神不自现身,但出宝物题其价直,商人则依价直直取物。因商人来往住故,诸国人闻其土乐,悉亦复来,于是遂成大国。

这个岛国位于印度洋之中的东西方海上交通交往的中心,可谓茫茫印度洋上的“万国津梁”,是一个重要的枢纽性港口,因此而成为了“诸国商人共市易”即各国海洋商人往来聚集贸易的地方。

据《法显传》所记,师子国多出珍宝珠玑。城中建有佛齿精舍,皆七宝所作,其王净修梵行,城内人敬信之情亦笃。无有饥丧荒乱,众僧库藏多有珍宝、无价摩尼。城中多居士长者、萨薄商人,屋宇严丽,巷陌平整,四衢道头皆建说法堂,每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铺施高座,道俗四众皆集听法。城北有座高四十丈的大塔,塔边建有一寺,有五千僧。其东一寺,有僧二千人;王城南有摩诃毗诃罗,有三千僧,全国有僧六万人;王城经常供养五六千僧;每年三月,国王主持盛大的佛牙游行和供养法会。

由此可见,如此多的僧人,如此繁荣的佛教盛况,且多有珍宝,是与此岛的岛屿港口城市的海商贸易及其笃信佛教,相辅相成的。

(二)海船:常用的海商大船可载200人以上,并附以备用小船

《法显传》记载了当时往返于中国海、印度洋最先进的海洋商船的规模、设施等情况。

法显从师子国乘船返航,途中两次所乘“商人大舶”“商人大船”,都是船上“可有二百余人”“亦二百许人”的规模,大船上都“后系一小舶”,以备应急之用。

法显离开师子国往耶婆提时,“载商人大舶,上可有二百余人。后系一小舶,海行艰崄,以备大舶毁坏”。

法显从耶婆提欲返广州时,“复随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许人,赍五十日粮,以四月十六日发。法显于船上安居,东北行趣广州……或言未至广州,或言已过,莫知所定。即乘小舶,入浦觅人,欲问其处”。

法显两次乘坐的载有“二百余人”的大船,并都带有“小舶”,而且船上装满了200余人50天食用的粮食,还有200人饮用的淡水,乃至蔬菜。这样的海上贸易船,应是当时南海—印度洋上来往穿梭的最大最好的航海贸易船舶,也应该是当时世界上建造水平最好的航海商船。直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航海,其靠皇家“加盟”打造的“旗舰”,也不过可载几十人。而且5世纪初海上航行贸易的大船就有附带小船的配置结构,反应了当时造船、航海的先进水平。

而且,大船从耶婆提起航欲赴广州时,虽说是“赍五十日粮”,但实际上带的粮食、淡水更多。大船在海路上遭风漂泊,200多人吃喝了70多天后,“粮食、水浆”还仅仅是“欲尽”,此后又一直坚持了12天,其间淡水没有了,只好“取海醎水作食”,但粮食还是勉强坚持了下来,可见海船之大,载重之多:

于时天多连阴,海师相望僻误,遂经七十余日。粮食、水浆欲尽,取海醎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二升,遂便欲尽。商人议言:“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今已过期多日,将无僻耶?”即便西北行求岸,昼夜十二日,到长广郡界牢山南岸,便得好水、菜。

大船上所系小船,果然在印度洋—南海、南海—东海的不同航路上都派上了用场。

商人大舶,一旦遭遇大风,往往“船漏水入”。因此一方面在海上努力往船外排水,一旦见到海岛,“见船漏处,即补塞之”,然后才能继续航行。

(三)海商:东西方“诸国商人共市易”

如上所说,在一个不大的滨海港口多摩梨帝国即有24处“僧伽蓝”,可见海洋商业贸易经济兴盛,海商人口之多。

在“多出珍宝珠玑”的岛国“师子国”即斯里兰卡,“诸国商人共市易”,“商人来往住故,诸国人闻其土乐,悉亦复来,于是遂成大国”,也反映了航海商人的集中云集。

(四)海上航路:印度半岛沿海港口—师子国—耶婆提—广州之间是海上“熟门熟路”

《法显传》记载,从印度半岛沿海多摩梨帝国海口到印度洋中的师子国,是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日到师子国”。

从师子国启航到耶婆提,也是“得好信风,东下”。不幸的是“东下三日,便值大风,船漏水入”。“如是大风昼夜十三日,到一岛边。潮退之后,见船漏处,即补塞之。于是复前。”

而从耶婆提至广州大致航行“五十日”的航程,已经是四、五世纪印度洋—南海航线上人们熟知的常识——

复随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许人,赍五十日粮,以四月十六日发。法显于船上安居,东北行趣广州。

商人议言:“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今已过期多日,将无僻耶?”

只是不幸的是,法显所乘从耶婆提前往广州的海洋商舶,途中又遭遇到暴风急雨,本来目的港口是广州,却在茫茫大海上漂泊了七十多天后仍然不见陆地,赶紧折向西北方向,最终才在山东半岛的牢山即今青岛登岸。

(五)航海技术:利用信风,使用牵星术天文航海

《法显传》记载的5世纪初印度洋—南中国海上的航海技术,主要有对“信风”的利用和对“牵星术”航海的掌握。

“信风”,就是“季风”,是一种随季节而变换方向的海风。季风定期而至,“守信有时”,因此也称为“信风”。早在先秦时代,中国人对季风已经有了认识,至迟在汉代,就有了利用季风叫做“信风”的记载。如汉代应劭《风俗通》中就说:“五月有落梅雨,江淮以为信风。”古代从事远洋航行的人们,通常就是利用“信风”吹帆航海的。宋代泉州太守王十朋有诗曰:“北风航海南风回”,就是说远航外洋的船舶,都是北风出海,南风回航。因此也有不少地方叫“舶趠风”。明代朱国桢《涌幢小品》说:“吴中五六月间,梅雨既过,必有大风连数日,士人谓之‘舶趠风’。云是舶遇此风,日行数千里,虽猛而不为害。”

《法显传》所记印度洋—南中国海上的航海,有如下利用信风的记载:法显从印度恒河三角洲的多摩梨帝国港口,“载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日到师子国”。从师子国乘大舶到耶婆提,“得好信风,东下三日,便值大风”。

法显在耶婆提国停留五个月之后,又乘商舶于“四月十六日发”,从耶婆提航向广州:

复随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许人,赍五十日粮,以四月十六日发。法显于船上安居,东北行趣广州。

其实,每年四、五月,正是南中国海上的东南信风季节,法显所乘的商船在耶婆提停留“五个月”,就是为了等候四、五月份南中国海上的东南信风。商舶于“四月十六日发”,扬帆广州,本应该是“好风凭借力”,但不幸“天不作美”,他们遭遇了飘风。

法显《法显传》是东方古代史籍中对印度洋—南海上利用“信风”航海的最早的实例的记录。

《法显传》记载了法显所乘坐海舶,从师子国到耶婆提国的航程中利用星宿导航的“牵星术”方法。这是东亚古代最早的对“牵星术”航海的实例的珍贵记录:

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

利用牵星术航海,即观日、月、星辰的位置确定船只的位置,这就是天文航海。在人类航海史上,在中国人发明指南针—罗盘航海之前,观日、月、星辰,即“牵星术”以确定船舶在海洋上的位置,以调整航海朝向目的港口的方向,即天文导航,是最为原始和普遍的。汉代的《淮南子·齐俗》:“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东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嘉遁》:“失群迷乎云梦者,必须指南以知道;并乎沧海者,必仰辰极以得反。”都说明,至迟自汉代以降,“牵星术”即观天文以航海,是航海人大多熟练甚至精通的航海方法。

(六)船货—商品:印度洋上师子国(斯里兰卡)的中国商品

由于法显是高僧,对商品不感兴趣,其《法显传》所记海上贸易商品的品类几乎未予记载,但偶有提及,即十分珍贵。他在师子国,即斯里兰卡这个印度洋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港口—岛屿地区,见到了产自中国“晋地”的一种商品——白绢扇,竟让他泪流满面:

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流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

这见证了5世纪初年,中国生产的扇子(后来普遍流行在东亚汉文化圈地区)是高雅精致的白绢扇,已经成了印度洋海路上的商品。

至于法显搭乘的从师子国发往东方的商船上,船货商品是什么,法显没有记述。自是在航海中大船遭遇大风,法显在记载“便值大风,船漏水入,商人欲趣小船,小船主人恐人来多,即斫绳断,商人大怖,命在须臾,恐船水漏,即取粗财货掷著水中”,才记载了船上有遭风后为保船不得不“掷著水中”的“粗财货”,显见有“细财货”即高档商品的消息。

其实,《汉书·地理志》所载早在公元前1世纪早期,汉代遣官员率领的官方船队,出海携带黄金、杂缯(丝货),换回的是珍珠、绿宝石以及各种奇珍的记录⑦,就已经告诉了我们,南中国海—印度洋上文化交流中商品贸易的状况,即名副其实的“海上丝绸之路”。其后官方和民间贸易更为频繁,5世纪初期的海上贸易商品,相关历史文献均有记载。

(七)港口贸易美俗:师子国交易市场上“诸国商人共市易”的诚信无欺

5世纪初岛国“师子国”即斯里兰卡的海商贸易风俗,《法显传》记述道:

其国本在洲上……多出珍宝珠玑。有出摩尼珠,地方可十里。王使人守护,若有采者十分取三。……诸国商人共市易,市易时鬼神不自现身,但出宝物题其价直,商人则依价直直取物。因商人来往住故,诸国人闻其土乐,悉亦复来,于是遂成大国。

在这个位于茫茫印度洋之中的东西方海上交通交往中心的岛国,风行的是这样诚信无欺贸易的纯美习俗,应该是这里成为了枢纽港口、“万国津梁”,成为了吸引“诸国商人共市易”的海上贸易商业中心的缘由所在。“诸国人闻其土乐”,这里“于是遂成大国”。

《法显传》为后人保留了5世纪初“师子国”由各国海洋商人与岛上先民进行的具有最原始的交易方式的记录,形成海洋贸易港口,并由此最终形成以海港城市为主的岛国的可贵的海洋人文资料。

(八)海上安全问题:海上自然海况的风险

《法显传》记载了法显搭乘从师子国发往东方大舶商船,在印度洋、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海面上经常遇到海洋狂风恶浪等海洋自然环境灾害的情况:

一是动辄遭遇大风浪,遭风漂吹,“便值大风,船漏水入”。这时往往所系小船不足备用,“小船主人恐人来多,即斫绳断”,导致“商人大怖,命在须臾,恐船水漏,即取粗财货掷著水中”。

二是“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一月余日,夜鼓二时,遇黑风暴雨,商人、贾客皆悉惶怖。”

三是当海上夜暗,难以辨别星辰方位,“当夜闇时,但见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鼋、鼍水性怪异之属,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无底,又无下石住处。至天晴已,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

四是航海中“若值伏石,则无活路”。

(九)海上安全问题:海上人文海况的风险

主要是印度洋航程中的海盗问题。

《法显传》中记载,所乘船只从师子国到耶婆提国的途中,“海中多有抄贼,遇辄无全”。由此可见,5世纪初,印度洋上的海盗还是十分猖獗的。

(十)海洋社会,包括船上社会、岛屿和沿海社会

法显所记船上社会,主要有海商、海师、僧人、婆罗门等。

海商,占船上社会的多数。法显所乘“商人大舶,上可有二百余人”,从师子国前往耶婆提三天后遭遇大风,船漏水入,“商人欲趣小舶,小舶上人恐人来多,即斫絙断,商人大怖,命在须臾,恐船水漏,即取粗财货掷着水中。”说明船上商人是大多数。

海师,是远洋海船上的掌管航海技术、驾驶海船的航海权威“老大”。海师最熟悉海洋航道与海况,掌牵星航海。一旦他出现失误,海船即危在旦夕。《法显传》记载了法显所乘商舶从耶婆提往广州途中船行一个多月后之所有飘风,是由于海师的失误:

于时天多连阴,海师相望僻误,遂经七十余日,粮食、水浆欲尽。

“相”“望”,即“观测”“察看”。“僻误”,即“观测”“察看”和判断出现了偏差、失误。这是东亚史籍对海洋活动中“海师”职业及其职司失误的已知最早的记载。

僧人,在法显所乘船上,似只有他一人。还有他的一位很热心,一心保护他的“檀越”,即施主。但从上面已经提到的史料可知,佛教僧人泛海求法取经,通常都是搭乘海商的大船。法显之后,僧人航海,就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船上的婆罗门,在法显看来即“外道”,就是“异教徒”。据法显所记,耶婆提,“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法显所乘自耶婆提开往广州的商船,大多是“外道婆罗门”。当商船在海上遭遇“黑风暴雨”,“商人、贾客皆悉惶怖”,法显此时“一心念观世音及汉地众僧”,并“蒙威神佑,得至天晓”,然而船上“诸婆罗门”却“议言”:船上“坐载此沙门,使我不利,遭此大苦。当下比丘置海岛边,不可为一人令我等危险”。即要把法显扔到海中的荒岛上。幸亏法显的那位檀越阻止了这些“外道”,法显才转危为安:

法显檀越言:“汝若下此比丘,亦并下我!不尔,便当杀我!如其下此沙门,吾到汉地,当向国王言汝也。汉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诸商人踌躇,不敢便下。

从这里可看出,这些商人,多是耶婆提商人,而非汉人。

船上社会也好,岛屿和沿海社会也好,宗教信仰是不同的。耶婆提商人多属外道婆罗门,是因为耶婆提“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在婆罗门教信仰看来,航船搭载“沙门”是不吉利的,他们相信恰恰是因为船上有了这么一个和尚,才使大家遭受飘风、船坏、迷航等等苦难,“使我不利,遭此大苦”,足以“令我等危险”,因此才想把他扔下船去。

法显作为高僧,对其佛教及其功能,包括对平安渡海的保佑作用,自然是虔诚笃信不疑的。他从师子国到耶婆提的途中“便值大风,船漏水入”,“唯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地众僧:‘我远行求法,愿威神归流,得到所止。’”从耶婆提前往广州的途中“遇黑风暴雨”,同样“一心念观世音及汉地众僧。蒙威神祐,得至天晓。”由此可见,法显泛海途中一旦遇到船难危急,念的都是“观世音”与“归命汉地众僧”。这就说明,由于佛教传播走的是海路,佛教的内容及其“功能”,就有了与海上航行相伴随的海洋人文内涵、功能与作用:只要一心念“观世音”及要保佑者的法号,“观世音”就“能够”保佑海洋风平浪静、航海人得以平安“普渡”。后世的“南海观音”“南海普陀”等观念,应该起源于此。

三、法显及其《法显传》的当下研究与启示

4世纪末5世纪初,法显西行求法并从印度洋海路返航,几经周折历险的经历及其传记性记录《法显传》,是东方佛教文化传播和印度洋—南中国海“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显60多岁出行,海路归途风险莫测,几度差点丧命,登岸时已逾75岁,几为风烛残年。但正是这种执着和不怕困苦、不怕死的精神,感动着后世无论是佛教界还是世俗社会的人们。

对于法显其人其书,学界对其在中印佛教文化交往史上和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价值、地位和意义给予了较为充分的重视。从19世纪以来的,中外学界对法显的研究就持续不断,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对此,王邦维先生《法显与〈法显传〉:研究史的考察》[3]、冯素梅先生《近三十年来法显研究简述》作了系统梳理介绍与评价[4]。

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比较集中的是,在法显的故乡山西临汾、法显泛海归国的登岸地山东青岛举行的几次较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的成果。

一是2010年出版的《东晋求法高僧法显和〈佛国记〉》[5],选编了 2007 年及 2009 年在东晋高僧法显故乡——山西临汾举行的两次“法显与《佛国记》”学术研讨会的论文35篇,书后附有新校《佛国记》(即《法显传》)及《智严、宝云、慧嵬传》。

二是2012年出版的《纪念法显西行取经海归16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⑧。2012年9月8日,纪念法显西行取经海归16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法显当年登岸的山东青岛举行,300名海内外高僧大德学者专家齐聚,又共同集中探讨了法显其人其书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与贡献。

但毋庸讳言,已有的研究对法显及其《法显传》对于5世纪初及其其后的南中国海—印度洋上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的影响的具体内涵和价值意义,还发掘研究、认知与重视不够。这与我们一直没有将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海上文化线路”及其作为海洋文化遗产的研究与认知有关。随着国际学界对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海上文化线路”和海洋文化遗产的内涵与外延的充分认知与展开,法显其人其书的价值和作用,应该会不断更深更广地揭示、发挥出来。

注释:

①黄有福,陈景福:《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黄有福、陈景福编:《海东入华求法高僧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黄心川:《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佛教的交流——新罗来华佛教僧侣考》,《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1期。

②关于法显的生卒年,学界考证不一。本文采《辞海》等通行说法。

③关于法显是否到过美洲的学界研究争论,见冯素梅:《近三十年来法显研究简述》,《五台山研究》,2010年第3期.

④《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⑤谓法显为“广游西土,留学天竺”第一人,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全二册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1页。谓“海上传经第一人”,见桑希臣:《法显——海上传经第一人》,《科学大观园》,2009年第23期,等等。

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玄奘欲归,天竺戒日王等极力挽留,因玄奘执意回归,戒日王依依不舍:“师取南海去者。当发使相送。法师报曰。玄奘从支那来。至国西界。有国名高昌。其王明睿乐法。见玄奘来此访道。深生随喜资给丰厚。愿法师还日相过。情不能违。”

⑦《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对这些南海、印度洋地区的海上贸易,为汉朝政府行为,“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

⑧《纪念法显西行取经海归16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青岛市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其中王荣国先生的《海洋人文视野下的法显《佛国记》续》一文,阐述了法显《佛国记》(《法显传》)保存的大量古印度诸国佛教信仰以及风土人情资料、古代早期的海洋人文历史资料的价值意义。

[1]杨玉君.《往五天竺传》的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3:46.

[2]释志盘.佛祖统纪[M].卷三十七.

[3]王邦维.法显与《法显传》:研究史的考察[J].世界宗教研究,2003(4).

[4]冯素梅.近三十年来法显研究简述[J].五台山研究,2010(3).

[5]杨曾文,温金玉,杨兵,主编.东晋求法高僧法显和佛国记[C].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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