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登君

（中国石油大学文学院）

论《史记》的创作方法

姚登君

（中国石油大学文学院）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和文学著作，开创了我国史传文学之先河。司马迁博学多识，命途多舛，在创作《史记》过程中将自己独特的生命意识融入其中，使得《史记》不仅具有历史的厚度、文学的广度，还具有生命的深度。从创作目的、创作对象、创作原则三个方面分析《史记》的创作方法，可以对作者、时代、文本、思想等各方面有一个总体了解；而理清《史记》的创作目的、对象、原则又可以为进一步读《史记》做一个全方位的基础准备。

《史记》创作目的 创作对象 创作原则

关于 “创作方法”，阎浩岗先生作了创造性的解答。可以说“创作方法作为作家进行创作时的美学追求与指导思想，实际是由创作目的、创作对象和创作原则三个要素构成的。”创作方法，简单地说，就是作者为什么、怎么样写作的根本宗旨和方法。创作目的是指某一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根本动力，它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多方面的，在写作中表现得最为隐蔽。创作对象，也就是所谓的题材，属写作中最为表层的范围；而创作原则可从主客观两方面来分析，因作家的主客观取舍来决定。总之，创作对象和创作原则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作家的创作目的。

一、司马迁的创作目的

创作目的是推动作家进入创作过程的内在需要或心理驱力。在创作过程中,作家的创作目的执行着激发构思、推动传达、引导整个创作活动朝着一定目标进行的重要功能。探究作家的创作目的,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作家和作品。关于《史记》的创作目的，首先应该谈谈《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最后一篇总结性的传记，《报任安书》是司马迁晚年答复任安的一封书信。任安因太子巫蛊事件被捕入狱，写信请司马迁求情，司马迁当时并没有答复，等任安被判死刑后，司马迁就写了一封《报任安书》回复。这也是司马迁的绝笔之作，之后再也没有司马迁的任何消息了。从《太史公自序》可以看出，最开始司马迁创作《史记》是为了肩负历史使命而继承父志，“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公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是父亲对司马迁的谆谆吿诲。而后，司马迁将写史之重任肩负其身。“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无疑是一番壮志凌云的豪迈言语，司马迁说出来了，他也勇敢地承当了下来。然而是一种怎样的勇气与执著让他孜孜不倦，让他始终驰骋在历史的笔墨沙场上？是一种胸怀，是一种气度，是一种看透人世变迁、深切领悟人情冷暖的智慧。“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文学史上“发愤著书”说，由此产生。可见，司马迁写就《史记》经历了一个继承父志到发愤著书的过程。可以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而《报任安书》实际上就是他的心灵史。《报任安书》主要从受辱之因、受辱之痛、忍辱之由，从感性上借答复任安而用曲笔隐讳表露自己的心志。“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为李陵解脱不想引火上身，又加上“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司马迁一时陷入绝境，真正的伟人这时终于站了起来。他认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就算死他也要选择“重于泰山”，这才是大丈夫所为。

伴随着司马迁对历史越来越本质地把握，外加上他那超乎寻常的悲惨遭遇，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命意识，对《史记》的创作也由完成乃父之志上升到一种自发的内心渴求和永恒的生命动力。这两篇文章相互交融，深刻体现了司马迁由忠臣良吏到“太史公”转变的一个心灵路程，《史记》创作目的由初衷明鉴到续衷述深情的转变。

二、《史记》的创作对象

《史记》是二十五史之首，记载了上古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多年历史，开史传文学之先河。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长河里，在纷纭变幻的家国英雄故事面前，司马迁又是如何选取题材进行书写的呢？《太史公自序》中作了总结：

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医玉版图籍散乱。补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是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幕其职。曰：“补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补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补余乎，钦念哉！钦念哉！”阁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毅，运行无穷，辅拂股肚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椒优，不令己失时，立功名补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荻，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侯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

经过汉初修复史料，“天下遗文古事”齐聚太史公面前，于是他将古今圣贤君王，上至轩辕，下至于兹，著成十二本纪；将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进行专题记载，述有八书；撰记王侯诸国之事，著《世家》三十篇；又有七十英雄奇人之列传。这是《史记》大体创作之结构，是创作对象最表层之体现。其中“天下遗文古事”应主要指，典章制度：如律令、礼仪、章程等；诸子类：儒学、黄老之学、兵法、申、商之学等；经类，《诗》、《书》等。“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指司马迁从调查研究中得来的材料。还有，“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六经就是指孔子所重视的 “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所谓“异传”，就是对经的解释。从经学史上看，司马迁无疑是经学大家。“百家杂语”的范围应当指“六经异传”以外的所有著作或文章。“百家”，在这里当指 “诸子百家”；“杂语”，当指“百家”之外记言记行之书。当然，毕集“天下遗文古事”、“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主要目的还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三、《史记》的创作原则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兼有“史”和“传”的特点。如何理解《史记》的创作原则，需要一种正确的历史观。从辩证的历史观来看，既要看到司马迁面对天下典籍，众多历史事实的一面，又要看到司马迁个人博学多识，对历史事实进行“重新创作”的一面。从发展的历史观来看，司马迁创作《史记》有前后两个阶段。《史记》创作前期更多的是“发奋著书”，而这个阶段，《史记》的创作应该说差不多成形了。《史记》的后期，也就是李陵之祸后，则除了“发奋”之外，又有了“发愤”的成分，但这个阶段更多的是整理修改完善工作。关于《史记》创作原则有三个特点：

其一：真实，即司马迁将历史的真实与心灵的真实相结合谱写史书。在客观现实和主观选择之间，司马迁是如何进行创作的呢？司马迁曾这样总结自己的成果：“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即是说《史记》并不是“作”出来的，不会像《西游记》般想象丰富，而是依据大量史实用心创作的。《史记》中所叙的各种人物包罗万象，扩展至社会的方方面面，内容庞杂。司马迁运用自己的思想情感，把置身于现实人生纷扰的人事关系、历史风云变幻画面勾画出来，同时又让自己描绘的史事说话，让人们在复杂多变却又巧妙构思的传记中，感受历史的真实与心灵的真实。其二，善奇，即司马迁创作人物传记善于突出人物性格和精神。对《史记》人物的选择，不仅有帝王将相，还有儒林、刺客、游侠、滑稽、商贾、医卜、底层妇女、少数民族，再具体一点，《史记》写了不少奇士。例如韩信、鲁仲连、管仲、东方朔、专诸、豫让等等。这些除表现了司马迁系统的历史观外，还体现了司马迁选择历史人物入传，不只看其历史功绩，更不只看其显赫地位，而着眼点在一个“奇”字。对于事件的选取，司马迁着力突出人物的性格，写出那些最有代表性的东西。例如蔺相如，他抓住了完璧归赵、渑池会、将相和三件事；写魏公子，他突出了请侯嬴和盗符救赵两件事；写田单他只写了火牛阵一件事。这些人并不是没有其他事情可写，而是司马迁认为突出这几个人物的性格和精神气质，有这几件事就足够了。其三，深情，即司马迁遭遇困境后所具有的独特生命意识。司马迁的独特生命意识不同于屈原对生命的感性深情，司马迁更多的是看透人世的理性深情，并把它抒发于《史记》之中。面对时事变迁、人事不公，司马迁并不是放弃或退缩，而是直面惨淡的人生，将浓烈的生命意识注入《史记》之中，抒发最真实的现实内心情感，把讽喻精神的情感性和主体性渲染到了极致，这也是《史记》千百年来最震撼人心的原因之一。

[1]司马迁.史记[M].韩兆琦,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

[2]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四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3]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阎浩岗.创作方法与创作原则:不同层次的概念[J].河南社会科学,2002(11).

[5]李泽需.从《史记·太史公自序》看司马迁的创作动机[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8).

[6]任刚.《史记》人物取材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