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钰

（苏州大学文学院）

“他者”的尊严
——关于《马嘶岭血案》中九财叔的“困兽之斗”

李文钰

（苏州大学文学院）

小说讨论了“我”和九财叔的希望是如何一步一步落空，如何被逼迫着一步一步与“真善美”背道而驰，如何沦落成一只真真正正的困兽。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生存背景的悬殊差异构成了两个社会阶层，“我们”和“他们”两个群体之间的激烈矛盾，这导致了“他者”的心理失衡和人格畸变。最后，九财叔微薄的希望一次一次被打击以至于最终熄灭，他意识到了自己绝不可能逃出生天的绝望，所有的不安、恐惧、愤怒、疼痛都化为了仇恨，他沦为了彻底的困兽，残忍杀害6名勘探队员的事件是这红了眼睛的困兽的最后一击。

马嘶岭 他者 边缘 尊严 困兽之斗 城乡差异

马嘶岭血案运用倒叙的手法，以“我就要死了”作为整篇小说的开篇，随着情节发展一步一步叙述血案发生的全过程。“我”是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名来自偏远且穷苦的乡村的青年农民。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水香，为了她肚子里的孩子，也为了三百块一个月的“高额报酬”，“我”和九财叔为一支找金矿的勘探队做起了挑夫。村里人人艳羡的村长一个月只有一百五的工资，三百块一个月的工钱对于“我”和九财叔来说像“抱金娃”。勘探队富裕的生活以及他们所要勘测的金矿都撩拨着他“心中早已枯死的欲望”。虽然心中的欲望被不断地撩拨，九财叔毕竟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心中所想的也只不过是多占一点小便宜、多拿一些工钱好改善改善生活罢了，那么整个事件又是怎么发展成一场“我”和九财叔联手杀死勘探队一共六名队员的血雨腥风呢？

《马嘶岭血案》中的各类人物可以被分为三种：你们、我们、他们。勘探队员们掌握知识、技术、财富，是这个社会的主体，是占有优势的社会阶层，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他们”是附庸、是他者，比如“我”和九财叔；而“你们”是有可能成为“我们”，也有可能成为“他们”的中间派和游移者。在本篇小说中，获得了暂时信任的炊事员老麻可以被划为“你们”。

一、被边缘的“他们”

关于“他者”的哲学渊源，可以追溯至柏拉图关于“存在”与“非存在”的论述。“他者”被认为是具有从属性或次要性的低一级事物，即相对于“存在”的“非存在”。在勘探队员的潜意识中，“我”和九财叔是他们世界中的“他者”。

勘探队的队员在一开始就显露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城里人身份，除了丰富的知识和丰富的精神生活之外，在物质生活方面也处处显出他们高人一等的地位。晚间住宿的时候，他们住一块，“我们”住一块。“我”和九财叔的棚子是塑料纸的，合用一床隔不断冰冷地气的絮。他们则住完整的帆布帐篷，用暖和的鸭绒睡袋。勘探队的队长姓祝，他拥有三个手机、两辆乌龟车，腰包里鼓鼓的，里面装满了红红的钞票。其他勘探队员们也是每个月可以轻轻松松拿到几千块的工资。而“我”和九财叔，出身于闭塞、穷困的村庄里，日日为生活奔波挣扎，连物质生活都没有办法保障，就更无暇顾及精神生活了。“我们”与“他们”本是毫无相关的两路人，因为马嘶岭走到一起，身份、地位、经济实力上的差距，在这场相遇里处处显示出了悬殊的差异。九财叔是命途多舛的乡下人，死了老婆，家庭负担重，要一个人抚养三个女儿长大成人。他“一个人扶犁，一个人背篓，一个人赶集担柴，一个照秋收秋”。九财叔被艰难的生活折磨得早衰、脸黄皮松，“蔫不拉几、又脏又烂”，显出了不合实际年龄的早衰。三个女儿离出嫁的日子尚远得很，生活之于九财叔仍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盛大的绝望。

都市文明是人们向往、追逐的对象和社会进步的标志。根据拉康的解释：“无意识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勘探队的到来带来了主流价值取向和主流生活方式，用拉康的理论来说，他们也带来了一面新的“镜子”，在这面新镜子的关照下，九财叔们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了对自己影像的渴望。所谓主流的镜像第一次距离“我”和九财叔如此之近，二者的脑海中第一次如此鲜明地产生了自我与他者的争锋。每个人都想要避免二者的分裂，达到自我和他者的完美统一。

“他们”想成为“我们”，想从边缘走向主体。似乎只有“我们”才拥有追求梦想和美好生活的正当权利，似乎“我们”做的一切总是顺应潮流、合乎道理，似乎“我们”总是活得更有尊严一些。从逻辑上说，“他者”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他们”的存在是“我们”存在的绝对必要条件。为了确立“我们”的自我认同、自我意识和作为主体的权威，“我们”必须建构对立面，必须建构“敌人”，“他者”必须存在。只有如此，“我们”的存在才合乎逻辑。 “他们”和“我们”，双方常常会有殊死的对抗，黑格尔认为他们当中的任何一方都企图消灭另外一方，都想以对方为中介来确证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的自我是借用“他们”的身份来确立的。祝队长冷峻、严酷和不近人情，因为一场意外的丢石头事件和对本身九财叔的怀疑、厌恶，他以强硬的态度扣除了九财叔二十块钱的工钱，这激发了九财叔的强烈不满。九财叔为讨要这二十块钱在之后的情节发展中做出了许许多多的努力却都以无果而终，他的每一次反抗都将自己置于了更窘迫、更边缘的境地。被扣的二十块钱工钱是整场血案的导火索。这二十块之于祝队长只是一个小数目，但它象征着自己不容挑衅和抗争的主体地位和绝对权威，祝队长在意的不是钱本身，而是想要在这种敌对中强调自己的中心地位，他需要通过“他者”的屈辱——即在这个似乎是低他一等的老农民之上，构建属于自己的绝对权威。可对于家徒四壁的九财叔来说，这二十块钱却是个大数字。两者的矛盾激烈不可调和。“我们”在“他们”的周围竖起了高高的围墙，容不得“他们”任何一点的靠近和挣扎。“他们”越是反抗，“我们”就越是敌对，不断地加高围墙，最后建成了决不可逾越的高不可攀的铁栅栏，“他们”是栅栏里的困兽。为了成为“我们”，“他们”可以暂时出让自己最宝贵的尊严。然而“他们”不愿再做一个局外人，不愿意再站在别人的窗外看属于“我们”的世界。当曾经出让的尊严无法得到回收，甚至遭到了进一步损害的时候，“他们”已经被彻底地边缘，微弱的希望之光此时完全湮灭，沦为了彻底的绝望。于是“他们”常常会在此时做“困兽之斗”。

“我”与九财叔和勘探队之间虽是平等的雇佣关系，却处处显示出低人一等的地位，更像主奴关系。“他者们”常常会感到孤独、惶恐、自卑。“我们”的严苛在挑衅面前显得更加残酷，除了不断透支“他们”的体力之外，连对“他们”最起码的尊重和信任都剥夺。

挑夫的日子很苦，从来没有挑过那么重的东西的“我”累得开始屙血。对勘探队队员富裕的嫉妒、对“我”的同情和九财叔的自怜，引发了九财叔的第一次反抗。他“抱出”我箩筐里的一块石头，“哗啦”丢进了沟壑里。之后的日子里，“我”跟九财叔又吃了很多的苦：被野猪追得差点丢了性命；“我”受了风寒，发着高烧，还被打发去挑着石头下山再挑粮食上来；“我”和九财叔下山买粮，九财叔中了垫枪，险些丧命……九财叔们住最差的棚子，吃最差的饭菜，拿最低的工资，干最重最累、远超负荷的活儿，还要忍受祝队长的傲慢、怀疑、挤兑，以及其他队员审视、冷漠的目光。悬殊的差距和冷遇让“我”和九财叔受到了被边缘化的创伤，如同《人间失格》中的主人公叶藏一样，失去了为人的资格。这种被边缘化的创伤给了九财叔沉重的打击，在他的记忆里留下了难以弥合的情感伤口。几次讨要被扣的二十块钱无果之后，他性情开始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像丢了魂了一样，发呆、躲在一处抽烟、丢三落四，眼神恍惚。他变得沉默、阴郁而可怖。当九财叔微薄的希望一次一次被打击以至于最终熄灭的时候，他意识到了自己绝不可能逃出生天的绝望，九财叔所有的不安、恐惧、愤怒、疼痛都化为了仇恨，他沦为了彻底的困兽，残忍杀害6名勘探队员的事件是这红了眼睛的困兽的最后一击。

二、冷漠的“我们”

在勘探队——即“我们”的身上，能看到来自知识分子们的难以置信的冷漠。在勘探队初至马嘶岭时，出现了一桩异事，西南的山坡上突然射出了一道“有如电焊的弧光”，把“周围的山坡、沟坎都照得如同白昼”，九财叔坚信这是野鬼，又说了好些关于“鬼市”的耸人听闻的故事。祝队长对九财叔十分鄙夷，嘲弄着让九财叔去捉鬼，王博士也从喉咙深处“发出一种怪笑”。九财叔当然没有捉到鬼，“勘探队就响起一片嘲笑之声”。

九财叔对王博士摆弄的仪器很好奇，趁王博士不在的时候，九财叔毫无恶意地跑去偷瞄一眼。没想到被王博士碰个正着，一声“干什么”和一句“这个值几十万”的怒吼毫无掩饰地显示出了王博士的鄙夷和敌意。而这让九财叔“腿一软”，“脸都白了”，“赶忙跑到一边去了”。他没力了，“整个身子都软了”，他“躲到一边去挖土，锹怎么也插不进去”。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解释勘探队的冷漠呢？

首先，“我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所以要对付“他们”。这种敌对的情绪常常让人狂热，即使是知识分子也常常难以在这种魔力之下保持自己的风范。我们似乎总是能够在互相争斗和敌对中获得快感，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好斗、嗜血的一面就以基因的形式固定在了我们身上，并且一代代地传递下来。文明的社会没有那么多的血腥和争斗，然而人类的原始欲望总要找到一个可以宣泄的出口。于是“竞争”成了经久不衰的话题和人类乐此不疲的游艺。在这样的人性面前，“天下大同”的理想沦为了一场热病。

面对九财叔们在心灵和肉体上遭受的痛苦，勘探队们置若罔闻、缺乏同情心。无论如何不肯还给九财叔二十块的祝队长，貌似是把九财叔一步一步逼上绝路的作恶者。然而真正使九财叔万劫不复的不是祝队长，而是一个文化群体对于另一个文化群体的冷漠和无视。作恶者并没有害人的意图，只是对受害者缺乏同情心，对因为自己冷漠而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没有自觉。“我们”是主体一方，只是一列多数人的站队，当大多数人持有相同的冷漠态度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的行为得到了默认，而不去思考这些行为和态度是否合理。冷漠是一种“平庸的恶”。阿伦特在《艾克曼在耶路撒冷》这一报告中指出，“平庸的恶”的特征是既不思考人，也不思考社会。因为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可能怀有相同的冷漠去做相同的事，所以这种冷漠是一种平庸形式的恶。勘探队员们对他人的痛苦失去了恻隐之心，没有生出过帮助“他们”的念头。作为社会的、主流文化的象征，他们放弃了自身的德行。与此同时，我们还能看到他们道德责任感的缺失，他们在无所约束之下，对自己造成的对他人的身心损害默然视之，逍遥于他人的痛苦之外。长此以往，社会的道德秩序必然会受到损害和挑战。

三、游移者——“你们”

“我们”是散发着魔力的两个字，使人心甘情愿地跟着它走，由着自己被吞噬。“你们”想要尽力变成“我们”，于是就要通过抨击、伤害“他们”来靠近“我们”，比如老麻。他得到了勘探队少许的信任和照顾，与“他们”相比，多多少少地享有了些特权。为了保住这些既得利益，也为了更进一步得到“我们”的认同，老麻也开始处处挤兑“我”和九财叔。正是因为他将“喊魂”事件透露给勘探队，才使得九财叔受到了彻底的排挤和冷遇，也使“我”失去了原本在女队员小杜那里的好感，先前“我”的“心理优势”由此归为幻影，以至于最终加入了九财叔复仇的阵营。“你们”于是也成了“他们”的对立，在最后“九财叔们”的屠杀中，老麻也难逃厄运。

从某种程度上说，老麻也是被“我们”“边缘化”的对象。作为乡村文化的载体，老麻不得不接受自己这样的文化身份，接受自己这种文化身份在主流社会文化中的地位。老麻意识到了“你们”这种身份与“我们”的对立，他以自卑心理为前提，用其尊严的最大让步作为牺牲，期待摆脱屈辱的地位，在主流的镜像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在“我们”和“他们”的夹缝中获得一种平和的生活。从老麻的欲求来看，他的希望无疑是合乎人性的。然而他把自己的尊严、特权和心理上的优越感构建于对九财叔们的嘲讽、屈辱和挤兑之上，这种行为却又是反人性的。同时，老麻这样的做法也是对自己文化身份和乡土文化的一种背离。

在老麻心中，与勘探队的关系亲密与否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老麻的无意识迷乱是希望在勘探队带来的新世界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乡土文化和都市文化，这两股文化力量的相互较量、相互挟持，使得老麻的命运最终指向了死亡。这也表明了“你们”这一群体在现代文化中的悲剧性处境。

小说讨论了“他们”的希望如何一步一步落空，如何被逼迫着，一步一步与“真善美”背道而驰，如何沦落成一只真真正正的困兽。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生存背景的悬殊差异构成了两个社会阶层、“我们”和“他们”两个群体之间的激烈矛盾，这导致了“他者”的心理失衡和人格畸变。“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掐灭了他们本来就很卑微的希望。“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弱者，是边缘群体。“他们”不握有话语权，无法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这场血案是“他们”在长期的压抑之下发出的一声低吼，是一场无可奈何、被逼无奈之后的复仇。

“你们”、“我们”、“他们”，都是都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相互博弈之下的牺牲品，文化冲突起源于一种文化对另一种的压制。“他们”惩罚了“你们”和“我们”，“我们”最终通过宣布对九财叔和“我”的死刑又反过来惩罚了“他们”。在这场殊死之战中，没有一个人是最后的赢家。不同文化身份的人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都处于了一个悲剧化的境地。

虽然“我”是本场屠杀的主谋之一，但“我”和小杜之间的友谊是本篇小说的唯一亮色。小杜欣赏“我”嘹亮高亢极富古韵的民歌，“我”爱小杜的渊博的知识。在“我”的身上能够看到人格的分裂和人性的回归。这启示了我们应当正视地域文化之间的冲突，而不是用简单粗暴的手段以暴制暴。否则还会有下一个祝队长、下一个九财叔。我们应当为乡土文化在当今的主流话语中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不再让城市里的“他者们”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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