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勃

《报任安书》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书信之一。但司马迁在信中只管吐露自己的心曲，好像并不在乎收信的任安是什么人，结果，也就让任安成了一个非常有名又非常没有存在感的人。

《史记》里，司马迁也并没有为任安作传。不过，西汉后期一个叫褚少孙的人，在司马迁和任安共同的好友田仁的传记后面，补充了一些关于任安的信息。文字不多，也算交代了任安的一生。任安的遭遇亦令人唏嘘，是汉武帝时代无数雄心燃烧、才华横溢的底层奋斗者的一个缩影。

任安来自河南郡荥阳县的一户贫寒人家。荥阳多豪门，任安这样的平民子弟要想成功，必须离开家乡。和很多人一样，他想到天下的中心长安去。但他穷，只能作为车夫来到长安。

长安城不知道聚集着多少心怀梦想、生活困窘的人们，望着未央宫巍峨的北阙，很多人都会讲起这样的故事：有人早上在那里上书，提出自己治国的主张，晚上就被皇帝接见，获得高官厚禄。

但这样的好运，并没有发生在任安身上。

任安最终决定去扶风郡西部边界的武功县（今陕西省武功县）。武功是个小县，没有豪族，又是交通要道，证明自己的机会比较多。

很快，任安在武功县谋得了“求盗”“亭父”的职务。后来，他在岗位上勤勤恳恳，又几次升职，甚至做到了“三百石长”。这是个县级官员，但由于县里人口太少，秩禄只有三百石。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县的大员，在官府里会被尊称为“明廷”，在不那么正式的社交场合，更被呼为“百里侯”。

只可惜，大人物一个任性的举动，足以让任安的努力瞬间归零。那年汉武帝出巡，任安没有能够做好接待工作，被免职。

为了出头，任安还是再次去到长安。

这次，任安做了卫青将军的门客，结识了卫青的舍人田仁，两人相见恨晚。但卫青根本没意识到自己门下有这样两个人才，让他们遭到了很多羞辱。

后来，汉武帝让卫青推荐几个门客，而替皇帝选才把关的，是著名的酷吏赵禹。赵禹眼光如炬，指着田仁、任安说：“独此两人可耳，余无可用者。”

当时司马迁在汉武帝身边任郎中，任安、田仁做了郎官，也就成了司馬迁的同事，三个人就是这时结下的友谊。

据《史记》记载，元狩四年（前119年），北伐匈奴取得大胜之后，汉武帝明显偏爱霍去病而冷落了卫青，所以很多卫青的门客，都离开了卫青投靠霍去病，人人加官晋爵，但是，“唯任安不肯”。

任安对卫青很忠诚，或许卫青其实对任安也不错。任安就是卫青正常举荐给汉武帝的，没有那些充满戏剧性的波折。

没有疑问的是，从此任安的人生，进入了快速上升的通道。

汉武帝既能让任安的努力化为乌有，也能让任安迅速取得他光靠个人奋斗怎么也无法抵达的成就。任安在未央宫里担任郎官的时间并不长，很快他又被任命为太子少傅，也就是太子的老师。而太子是皇后卫子夫所生，卫子夫是卫青的姐姐，换言之，如果划政治派系，任安仍然该算是卫青一系的人。

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任安曾被任命为益州刺史，汉武帝时代的刺史，是朝廷派到地方上的监察官，以六百石小官的身份，监督二千石的地方大员，可谓位卑权重。再后来，任安又担任了“监北军使者”，北军是长安城里规模最大的一支军队，这个职务的意涵是，任安并不是这支劲旅的正式长官，却拥有皇帝临时赋予的指挥权。

总而言之，任安是大人物了，看起来皇帝对任安非常重用。  但是，这时的汉武帝已步入晚年，非常恐惧死亡，为了长生不老服食实际上含有剧毒的药物，情绪极不稳定，越是被重用的人，也越容易遭遇皇帝的雷霆之怒。后来汉武帝自己说，“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所以任安一定活在战战兢兢之中。

他可能会想到严助、主父偃、朱买臣、张汤……这些武帝时代前期的名臣。这些人的出身比自己要好一些，能力也更加出色一些，但如果不是皇帝的特别青睐，也绝不会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他们都仿佛是夜空中的流星，最终的结局，都是被皇帝处死或逼死了。

这也会是自己的命运吗？

征和二年（前91年），太子起兵造反。太子亲自驱车来到北军军营的南门外，召见任安，以符节命令发兵。

太子想到来找任安，很自然。第一，北军是长安城里最强大的军队，如果能利用，自然最理想不过；第二，任安担任过太子少傅，两人之间有情谊；第三，任安曾经是太子的舅舅卫青的门客，如果不是卫青有推荐门客做郎官的名额，任安也不会有今天。

任安下拜，接受了太子符节，回到营中，然后“闭门不出”。

这时任安的心里，一定波涛汹涌。如果出兵帮助太子，成功了收益是巨大的：自己是帮助太子成为皇帝的最大功臣，何况，不用再面对喜怒无常的今上，这本身就让人感到如释重负。但是，太子并无多少胜算——毕竟此时汉武帝并不在长安城里，太子最多也不过是成功控制国都。

任安明白，作为御宇五十余年的老皇帝，汉武帝拥有巨大权威，仍然可以调动天下兵马来平叛，那时兵连祸结，不知道会是怎样的浩劫。

站在皇帝一边直接把太子拿下？从个人前程来说倒是可能好一些，但是这个行为过于忘恩负义，任安并不是没有底线的人。

反过来，也不能帮助太子对抗皇帝。如果不是今上的宠信，自己终究不过是一个贫寒人家的子弟罢了。何况，正如好朋友司马迁也说过的，“戴盆何以望天”，忠于皇帝，不是一个大汉臣民最重要的道德吗？

当此情形，任安无论怎么选择，都不可能是高尚的，而且几乎总是充满危险的。最终，任安决定什么也不做。

这个选择要了任安的命。后来，太子果然失败，而任安的犹犹豫豫与不作为令汉武帝震怒。汉武帝认为他是个狡猾的“老吏”，企图坐观成败，等谁取得胜利，就站在谁一边。于是任安遭下狱，后被处以腰斩之刑。

任安的好朋友田仁，也遭受同样的厄运。作为丞相府司直，他处在与太子敌对的地位。但太子战败，想从长安城南最东边的覆盎门逃走，田仁打开城门，放了太子一条生路。结果，他也被腰斩。

有人认为，任安曾向在汉武帝身边担任中书令的司马迁求救，但司马迁回复了一封满腔愤懑如他家乡龙门的黄河激流一般气势磅礴的信，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报任安书》。

在信中，司马迁用三千余言倾吐内心的痛苦和愤懑，揭露汉武帝的喜怒无常、刚愎自用，表明自己发愤著书、雪耻传名之理想，但并没有怎么表达对任安命运的同情。

也有学者认为，《报任安书》写于更早之前，任安另一次差点被汉武帝处以死刑的时候。那次，司马迁知道任安其实不会死，才会在信中大谈自己的孤愤与理想。这样理解，显得司马迁更通人情世故一些。但是这一次，任安死定了，司马迁不论有没有做出努力，都不可能改变任安的结局。

汉武帝时代的末期，就像李陵对苏武所说的，“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这是一个群星陨落的时代，任安只不过是其中不那么引人瞩目的一颗——虽然，不论能力还是道德，他都已经远比大多数普通人优秀。

（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