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兰香

从进化法则到文化阐释*——马克·吐温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与批判

吴兰香

西方思想史上的“文明”概念在出现之初就隐含了高低、优劣的二元对立结构。这种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文明图谱以现代西方社会为模板，在确立西方霸权地位的同时，也为全球殖民扩张找到了依据。马克·吐温对西方文明的全球化现象非常关切，对土著文化的消亡表示痛心。在1897年出版的游记《赤道环游记》中，他对西方“文明人”的野蛮行径予以痛斥，对异域文明进行了“厚描”式再现，并建议西方人摒弃那种妄自尊大的殖民心态，在文化交流中完善自身的文明社会。而这一点和当代社会对文明的理解有一定的契合之处。

马克·吐温；《赤道环游记》；西方文明；理性；多元；阐释学；现代性

提到西方文明，我们通常会联想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希腊哲学家，想到但丁的《神曲》，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米开朗基罗的雕塑，或者莎士比亚的戏剧等等。在美国经典作家马克·吐温的《赤道环游记》中，西方文明却被调侃为“一顶帽子、一把雨伞、一根皮带、一条手巾”①。这听起来虽然颇为怪异，但却折射出作者对西方文明的思考。

《赤道环游记》第六章的标题为“昆士兰怎样消灭卡纳卡族”，其中转载了一名传教士威廉·格雷写的小册子，讨论澳洲土著卡纳卡人为什么放弃悠闲自在的海岛生活，到环境恶劣而且死亡率很高的甘蔗园卖苦力。按照格雷的解释，赤身露体、头脑简单的蛮族卡纳卡人与文明人接触后，就能“获得文明”。在甘蔗园干活，他们不仅能挣到帽子、雨伞、皮带和手巾这些文明的装备，还能学会往身上撒香水，往腕上戴手表。如此一包装，一个原本“野蛮”的土著就变成了“文明”人。这种获取“文明”的方式似乎很可笑，但这件事本身却发人深省。那么，在西方思想史上，文明有着怎样的含义？马克·吐温又是怎样看待西方文明的？

一、线性的文明发展观

众所周知，古希腊曾产生过影响深远的哲学家，古罗马的艺术作品也广为流传，所以，无论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都醉心于自己独特的文化教养。其中，罗马人更是觉得自己肩负着要把文明带给周遭野蛮人的重任。步入现代社会之后，尤其是在“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殖民扩张带动下，文明的概念——一个国家自身固有的以及与其他国家相比后显示出来的优缺点——就在西方国家的自我认知中成为主导因素”②。到了19世纪，随着西方殖民扩张的不断推进，关于文明话语的探讨盛行一时。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学家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把文明看成“一条伟大的历史长链”，这条长链“从埃及开始，伸向希腊，然后传到罗马，之后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一直到英国社会今天的辉煌。”③巴克尔用这条链子划分了界限：处在这条长链之内的就是文明人，外面的则被视作野蛮人。对于那些野蛮人，巴克尔认为，文明人需要“压制、转化、启蒙”④他们，具体手段表现为全球范围内的传教活动。

20世纪的英国学者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认为，“文明是达到美好的一种特殊的手段。”⑤在专著《文明》一书中，贝尔列举了三个文明社会的典型，其中包括公元前4至5世纪的雅典、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从投石党运动至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在对这些文明社会进行了一番研究后，贝尔得出了判断标准，指出“价值观念和理性至上是文明最基本的性质”⑥。在他看来，如果一个野蛮人能够“用理性控制自己的本能，具有初步价值观念，也就是说，他们一旦能够区分目的和手段或说达到美好状态的直接手段和间接手段，就可以说他们已向文明迈出了第一步。”⑦显然，在贝尔眼中，能否用理性来抑制本能冲动，能否形成价值观念，判断出什么是更美好更有益的前景，并为之采取行动，这些是判定“文明”与“野蛮”、“高等”与“低级”的标准。简单地说，文明与美好联系在一起，它是野蛮、低级的对立面，代表了人类努力的方向。

不过，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似乎不这么认为。在其1929年的著作《文明与野蛮》中，路威指出，欧洲人的“文明”和土著的“野蛮”有时是不相高下，难以比量的。和初民或者土著比起来，欧洲人“在物质和文化方面以及单纯知识方面可说不断有进步”，但是“道德方面的观察就不能给我们同样的鼓舞。”⑧路威在书中举了很多例子，其中一个谈到了十七世纪的欧洲尤其是英法的上流社会在假发上扑粉一事。对于这种流传甚久的时尚做法，路威不无讥讽地在书中写道，“在几十万英国人和法国人饿得要死的时候，大量的面粉浪费在发粉上。然而哲学家还煞有介事地讨论野蛮人的无远虑！”⑨不仅假发扑粉这样的事情谈不上“文明”，欧洲历史上的巫术盛行也和“文明”离得很远。在1653年，欧洲科学复兴时期，剑桥大学的一位哲学家亨利·摩尔(Henry More)仍然在著作中引用巫术故事证明神的存在，这种“文明人”的做法和“野蛮”土著信奉的异教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更有甚者，有些“文明人”在对待同类时，其手段之残忍远远超过他们眼中的“野蛮人”。1737年瑞士苏克(zug)的女巫案审理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克莱夫·贝尔和罗伯特·路威虽然都以“文明”为关键词，详细阐述了自己对西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但两人都没有给出“文明”一词的定义。雷蒙德·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词汇》一书中对“文明”概念进行了整理。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在英语中，先有civilize一词，然后才有civilization这个词。而civilize源于法语civiliser，意思是“改造犯罪行为，使之成为合乎市民身份的行为”，其延伸之意是“产生某种形式的社会组织”⑩。从18世纪起，人们对于“文明”的认识渐趋成型，认为它“表示一种特定组合，既指过程又指达到的状态。在它的后面有着启蒙运动的普遍精神，强调世俗的、渐进的人类自我发展。‘文明’的概念既传达出历史过程这一层意思，同时又称颂与此相连的现代性：即已经达到的以修养和秩序为特征的状态。”在当代社会，“文明一般用来描述一种已经达到的状态或一种有序的社会生活之境况”。

英国当代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文明的起源：一个历史注释》一文中，也对civilization一词的来龙去脉做了梳理。他指出，18世纪的法国政治家和哲人更注重civilising(文明化)这个具有实际行为意义的词。对于他们来说，文明只是一幅不甚清晰的远期图景，他们更看重的是直接的社会变化：“文明化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提升他人，使他们达到一个新的存在高度。在这一高度，理性将成为最高准则，温柔礼貌的举止、彬彬有礼的谈话、以及艺术和谐将使生活变得快乐、美丽；在这一高度，战争残暴、偏见迷信、举止野蛮、品味低俗将没有任何存在的空间。”这样一种教化社会的工程，在设计之初，就隐含了两种对立的状态，文明化的目的就是为了“改造社会的野蛮荒芜，使之变成精心设计、井然有序的中规中矩的花园”。在这个制造出来的社会大花园里，不符合要求的元素将被修剪、去除，或者连根拔掉。

从威廉斯和鲍曼对文明概念的溯源来看，现代时期的西方文明概念包含了一个清晰的二元对立结构：文明与野蛮、理性与非理性、秩序与混乱、高等与低级。在这个结构的一端是不可理喻、神秘、无序的荒蛮国度，另一端则是理性至上、开放、秩序井然的美好社会。从低级的一端到高等的另一端要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按照这一观点，“人们可以按照一条“故事主线”(story line)来描述历史，这条主线把杂乱无章的人类事件规划在一幅井然有序的图画之中：历史以弱小而孤立的狩猎和采集文化为‘开端’，经历了作物种植与畜牧社区的发展，从那里产生出了农业国家，最后以现代社会在西方的出现为其顶点”。但是，这种传统的线性发展观遭到了当代理论家的质疑和批判。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其著作《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批驳了这种观点，呼吁要在社会学研究中“取代进化论的叙事，或者解构其故事主线”，以获得对历史和文明的正确理解。如果以线性的发展观来看待人类社会，那么不同的社会发展速度将导致不同地域的“文明”有高下之分。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条件下，这种文明观或将驱动暴力的机器，造成人类历史上的巨大遭难。这就是为什么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一再地提醒人们要去思考西方文明与奥斯维辛集中营之间的关系。

二、现代文明的野蛮面孔

长期以来，文明和野蛮被视作对立的两极。然而，到了20世纪，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思考两者之间的联系，开始意识到“野蛮并不是什么超乎文明边界之外的东西，而是文明的另一面，是文明内部众多矛盾中的一个，是其不可回避的一端。”在物质丰富和科技进步背后隐藏着的是文明的另一面。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鲍曼引用鲁本斯坦的话重申这样的观点：“文明意味着奴隶制、战争、剥削和死亡集中营。它同时也意味着医疗卫生、庄严的宗教思想、动人的艺术和优雅的音乐。把文明和野蛮想象成对立面是个错误[……]创造和毁灭同是我们所谓文明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于文明和野蛮为何并存，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米勒和汉斯-格奥尔格·泽夫纳(Max Miller and Hans-Georg Soeffner)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恰恰因为现代社会把关注点聚集在文明化这一过程上(在先前的野蛮被驱逐之后)，在社会理性被理解为对世界的控制，被理解为工具理性之后，现代社会对非人性和野蛮就没有免疫力了。在现代社会理性化和官僚化进程的一开始，潜在的文明崩塌就已植入其中。”这也就是说，以现代性为基石的文明大厦，在其构造之初就已包含了野蛮的成分，这种结构上的缺陷不可避免。纵观近几个世纪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各种掠夺、毁坏和屠杀行为并未在人类历史上销声匿迹。相反，种种非人性的、反人性的野蛮行为更隐秘，更精准，杀伤力更强。

在《赤道环游记》中，马克·吐温以愤慨的笔触再现了西方人在殖民地实施野蛮掠夺和屠杀的事实。为了争夺地盘，西方殖民者全然不顾道义廉耻，他们抢夺殖民地就好像是从别人的晾衣绳上抢夺衣服。在争抢过程中，他们采用各种手段驱逐或残害土著，直接导致了土著人口的锐减。在夏威夷的檀香山，“在库克舰长的年代(一七七八)，这些岛上的土著估计有四十万人；一八三六年就不到二十万了；一八六六年约计五万；现在根据人口调查，只有二万五千人了”。有的部落已经到了几近灭绝的程度。澳洲的基郎部落原先的“一百七十三人在二十年内就减少到三十四人；又过了二十年，这个部落总共就只剩下一个人了”。

以西方文明为标尺，扛着民主的大旗，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别国的头上，甚至用杀戮、毁灭等暴力手段对待异族，这样的行为算是文明的吗？到底是文明在对抗野蛮，还是文明已经变成了野蛮？在自己的本国，一个白人可能会因为杀人被投进监狱，会因为举止不当而遭人嘲笑。但是，在殖民地，他不会因为杀了很多黑人土著而坐牢；在他的圈子里，也不会有人指责他的行为野蛮。他之所以能够做出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是因为他所处的白人社会允许他甚至鼓励他这么做，因为“黑人在白人心目中几乎等于野兽，在某些场合，简直像害虫似地被消灭掉。”正因为把黑人土著视作“野兽”和“害虫”，这些文明人才如此心安理得地做着这些野蛮的事情：

在许多国家里，我们把野人用链子锁起来，饿死他们[……]；在许多国家里，我们把野人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在许多国家里，我们带着猎枪和猎狗，把野人和他们的老婆孩子追着在树林和沼地里乱跑，作为一个下午的消遣，我们眼看着他们东摔西跑地奔逃，拼命地哀求我们饶命，大家就欢笑起来，笑声响遍那带地方[……]在许多国家里，我们夺去野人的土地，叫他当我们的奴隶，天天都鞭打他，毁掉他的自尊心，使他唯有与死神交朋友，我们把他累得筋疲力尽，倒地而毙[……]。

所有这些摧残折磨土著的野蛮行为和残害土著居民的事实，白人殖民者及其支持者都似乎习惯成自然，不以为奇了。面对这些赤裸裸的暴力行径，马克·吐温气愤地写道，“世界上有许多幽默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白种人的一种想法：他们认为自己不像其他野蛮人那么野蛮”。

白种人之所以认为“自己不像其他野蛮人那么野蛮”，是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有一把明显的标尺。用学者亚历山大的话来说，“理性与非理性、自治与不独立、注重荣誉与自私自利、良心与贪婪、平等与等级制度，这些标准被一再用来确定陌生人身份，证明他们不适合进入文明社会。”这样的二元结构标尺勾勒出“我们”与“他们”、“文明”与“野蛮”、“里面”与“外边”等不同的领地。在这把尺子划定的区域内，是富裕文明的白种人，在它的外面是野蛮不开化的土著。和文明人相比，土著是“病态的”“次品”，是“扭曲的、脱轨的、不正常的。”为了在异邦他国建立理想的社会，为了追求理性与秩序，有效地处置这些野蛮的土著黑人便成了前进道路上的必要步骤。

在《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一书中，鲍曼在借鉴列维-斯特劳斯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分析了西方人对待陌生人的三种常用策略：同化、排斥和灭绝。所谓同化是指“使不同的事物变得相似，抑制文化或语言差别，禁止所有其他的传统和忠诚(除非它们有利于对新秩序的服从)，宣扬并强化唯一的服从标准。”排斥是指把陌生人限制在一定的区域内，禁止他们进入核心区域。当两种方式都不可用时，让这些陌生人从世界上消失就成了行之有效的处理方式。在同土著打交道时，西方殖民者发现，同化这些思维方式、行事习惯、宗教信仰完全不同的人群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在被殖民地国家采用排斥策略也有很大的难度。于是，种族灭绝就像现代园艺工作一样，成了铲除异己、纯净世界的高效手段。

马克·吐温抨击西方殖民者的“消灭害虫”式屠杀行为；鲍曼则用拔除花园中的杂草来剖析种族主义者的残酷逻辑：“对把社会看做是一个花园的人而言，种族灭绝只是他所要处理的诸多杂务中的一件。如果花园的设计有对杂草的界定，那么有花园的地方就必然有杂草。而且杂草必将被清除。清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破坏活动。它与其他建造和维持完美花园的活动在类别上没有什么区别。”长期以来，在西方殖民者的理解中，“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因此，在以理性和秩序为特征的社会大花园中，那些野蛮土著被归为杂草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既然这些杂草不符合西方标准，不被接纳，也不被认可，那么除掉他们就成了首选。

为了让文明模式在全球推广，为了在世界各地制造更多的文明社会，西方殖民者采取了各式各样的手段。当文明与殖民携手并行时，野蛮就成了必然的发展结果。这也说明，在现代时期，“野蛮不是被关在文明的‘大门’后面某个地方，像人们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普遍认为的那样。”现代性社会本身就包含了野蛮的因素。然而，这些野蛮行为的主体却认为自己不像其他野蛮人那么野蛮。在他们看来，自己在殖民地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让当地的土著获得文明，他们是在播撒西方文明。可事实上，当这些殖民者自称“把基督教的福音、资本主义的企业运作方式和社会进步”带给那些他们认为尚未开化的土著之时，他们带来的不是繁荣昌盛，而是悲惨的死亡；他们“许诺的是拯救、机遇和启蒙，带来的却是其他的东西。”在长达一年的环球旅行中，马克·吐温目睹了西方殖民扩张对各地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活带来的破坏，对殖民者的暴力行径深感愤慨。1901年，马克·吐温发表了一篇题为《致坐在黑暗中的人》的文章，其中探讨了西方人奉行的“文明”概念，如“爱、正义、儒雅、基督教、保护弱者、节制、法律和秩序、自由、平等、廉洁、仁慈、教育等等”。马克·吐温在文中指出，这些概念看起来都很不错，很吸引人。但是，其华丽的包装下面藏着一些骇人的“真东西”：“私下里说句心里话，那只不过是一层外壳：外表艳丽、精致可爱、袭人眼球，展示出我们‘文明’的特殊风采，留着供我们在‘境内消费’，在这一大包东西里面藏着的，是‘坐在黑暗中的主顾’用鲜血、眼泪、土地和自由买来的‘真东西’。”这些外表光鲜的文明没有给“坐在黑暗中的人”带来幸福，没能改善他们的黑暗处境，而那些“真东西”却带来了死亡和毁灭。

在全球范围的殖民扩张中，殖民者践踏他人的尊严，漠视他人的生命，用残忍卑劣的手段抢夺他人的财富，却打着进步和启蒙的旗号在各殖民地为自己树碑立坊。这种“一只手扛着‘和平王子’的大旗，另一只手却挎着赃物篮、提着屠刀”的西方文明让马克·吐温深感失望。在1900写给朋友的信中，他愤慨地写道，“我对我们文明的看法是，这是一个破旧的可怜东西，满是残忍、虚荣、傲慢、卑劣和虚伪。”

三、文明概念的阐释学转向

自18世纪以来，大部分西方学者把文明和现代性联系在一起。但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人们曾经寄予现代性的玫瑰色的希望已经褪去。”社会财富的大幅增长，现代科学的各种成就，世界人权的普遍提高，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现代性不只是有令人称颂的一面，也有令人不安的一面。现代性“不只是进步、仁慈、无所不能，而且有原始、恶毒、非理性的一面。”在现代性的文化结构内部，善恶并存，既有充满希望的积极因素，又有种族压迫和东方主义偏见等危险因素。

法国大革命之后，西方思想界出现了对文明概念的质疑之音。英国19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也曾表露过对文明概念的不安。在他看来，文明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因素，但文明的负面效应同样不可忽视。在对文明概念的反思中，19世纪的部分思想家开始转向，他们“抛弃了文明概念的本质化界定，把社会交往实践纳入概念的定义之中，以便提升群体生活质量：法律的稳定、暴力的远离、合作的意向，以及建立在对陌生人宽容基础上的社会交往伦理”。到了20世纪，尤其是当后殖民研究渗入各个领域之时，文明概念的本质化定义受到了更为强烈的挑战。在学者们看来，“文明的概念似乎总是服务于一些先入为主的行为，不论是领土侵占、商业霸权、福音传教、文化帝国主义，还是对非西方人口的奴役”。在当代社会，文明一般用来指代“一种被丰富了的社会存在状态”。这是一种笼统的状态，“它受到人类行为的影响，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都能识别到，不过，它没有一成不变的本质内涵”。

在现代时期的文明概念图中，西方殖民者排斥异族文明。他们“即使承认其他生活方式凭其自身可以成为有活力的文化，也往往会把它们描绘成奇特怪异，具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威胁。”对于那些陌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念，他们视之为威胁，视之为破坏原有秩序的不安定因素。在他们的心目中，西方文明是引领全球的普世标杆，是人类进化的顶峰。在大范围的殖民扩张中，他们四处推广西方文明观，企图达到一统天下的局面。

和现代时期强调秩序与边界不同的是，当代社会对文明的理解强调文化的相对性和多元性，强调沟通的重要性。在当代社会，文明概念的单一面纱渐被摘除，单一的西方文明模式也不再被全球认可。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文明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每一种文明都蕴含着独特的世界观，文明“没有一成不变的本质内涵”。在这个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世界里，尊重他族文明，提倡相互宽容已经成为共识。在多种格局并存的多元文化中，“没有哪一种文化是另一种文化的某个阶段或者不成熟形式。因此，沟通必须取代教育，理解必须取代改造策略。文化的多样性必须得到保护和培育，而不是作为‘文明进程中的障碍’被消除。”

放弃了对单一文明模式的追求后，当代社会对异域文明的态度从排斥转向了尊重。按照鲍曼的说法，解释学、语言学和沟通能力得到了强调，“我们把世界看成(从本质上来说)一个语言过程，把理解看成科学，看成生存的主要条件。从‘文化进化法则’到吉尔茨的‘厚描’，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看，这是社会科学对文明看法的变化轨迹。我们已经从法则转移到了阐释。”在这样一个强调阐释和沟通、重视文化交流的社会中，不同的文化受到了肯定和欢迎。正是因为有了不同文化的对照，有了陌生人的存在，才会有不同的生活智慧。而意识到陌生人的存在价值，意识到差别的重要性和文化的相对性，才能更好地发现、珍视和保护异域文明。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们恰恰是作为陌生者的身份才是有用的；他们的陌生性是应该受到保护并值得保存下来的。在没有方向的道路上，他们是不可或缺的路标——犹如永远寻找自身的认同的化身，他们肯定是众多的、变化无常的。”

通过对异域文明的“厚描”式再现，对当地生活智慧的欣赏性观察，马克·吐温在《赤道环游记》中阐述了自己对当地土著的看法。在斐济的首府苏瓦，他发现皮肤微黑的土人水手身材健硕，表情丰富，充满智慧。在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他被美丽的东方服装所吸引，深深领会到当地服饰的妙处。在他眼中，本地服装颜色艳丽，款式随意大方，给人以自由自在、和谐舒适、生机勃勃的感觉。那里的女子随意裹上一条披巾，男子随意披上一两块布片，露出大块光滑的黑皮肤，就会让人心生爱慕。在澳洲，当地土人的野兽画让他由衷赞叹，并且认为土人的艺术成就可以放在意大利画家波提策利和英国插图画家杜·摩列之间。

在环球旅行中，马克·吐温不仅被有色人种的美丽肤色和高贵神态所吸引，被自然随性的土著服装所陶醉，被土人的艺术成就所折服，他沿途所见的社会现象也引发了关于东西方文明的对比和思考。在印度，坐车经过平原穿过村庄时，他注意到路两边基本上都是棕色皮肤的印度男子在犁地，没有妇女在田间辛苦劳作。这使他想起了几年前在欧洲的所见所闻，不由得心生感慨。在巴伐利亚，他看见“许多白发苍苍、老态龙钟的老太婆在田地里劳动，那实在是一种可耻的景象”；在慕尼黑，他“看见一些花白头发的老太婆推着车子上山下山，走很远的路程，车上装着一桶一桶的啤酒，重得要命”；在奥国，他常常看见“一个女人和一头牛一同套在耕犁上，一个男人在后面赶着”。目睹欧洲妇女受到的严酷待遇，马克·吐温感慨地写到：当欧美人“从苦难中解救那不幸的人们的国土时，最好还是把我们的某些高度文明的精神隐藏起来，同时从他们那方面吸取一些异教的风俗习惯，使我们的文明丰富起来”。显然，马克·吐温在向读者传递这样的信息：白人殖民者并不比土著尊贵，以欧洲文明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并不比其他的文明更为高等。

游记不只是对人情地貌的客观描述，游记中展现的也并非中性的文字材料。正如学者保罗·法赛尔(Paul Fussel)指出的那样，游记“绝不只是关于旅行见闻的表述，它总是附带上一层意义，也许是哲学的、心理的、艺术的、宗教的或者政治的，不过它总是关乎伦理道德的”。通过《赤道环游记》这部作品，马克·吐温对西方文明观进行了反思和批判。随着西方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殖民统治也以启蒙和文明的名义被逐步深化。而这种本质化的文明观不仅给被殖民国家带来了社会生活和文化传承上的负面影响，而且为当时的殖民政策尤其是种族灭绝行为找到了依据。在游记中，马克·吐温一方面谴责了西方文明的残忍和虚伪，另一方面表达出对异域文明的认可和欣赏。这一点和当代社会对文明的理解有一定的契合之处。

注：

②Leland Krauth, Mark Twain & Company: Six Literary Relations, Athens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3, p.142.

③④Roger Osborne, Civilization: A New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 Pegasus Books, 2006, p.5, p.5.

⑤⑥⑦克莱夫·贝尔：《文明》，张静清、姚晓玲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39、102页。

⑧⑨罗伯特·路威：《文明与野蛮》，吕叔湘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62—263、76页。

〔责任编辑：青末〕

FromLawsofCulturalEvolutiontoCulturalHermeneutics:MarkTwain’sReflectionandCriticismofWesternCivilization

WuLanxiang

The concept of civilization, with its first appearance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 was built upon a structure of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high and low, superiority and inferiority. This evolution-based map of civilization fixed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 as the model of development, thereby confirming the western hegemony and justifying the global colonialism. Mark Twain was gravely concerned about the globaliza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grieved upon the vanishing indigenous cultures. In his 1897 travel bookFollowingtheEquator, he attacks the barbaric misconducts of the so-called “civilized people”, offers a thick description of the non-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advises the westerners to discard the arrogant colonial mindset so that a perfection of their civil society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cultural exchanges. This actually speaks to the pres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civilization.

Mark Twain;FollowingtheEquator; western civilization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美国经典作家的科技伦理研究”(12YJA752028)的阶段性成果。

吴兰香，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 南京 21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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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8263(2014)09-012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