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 强 任志成

我国开放经济均衡转变下的产品层次战略调整研究*

巫 强 任志成

低价出口低端产品是我国开放经济传统均衡中产品层次战略的集中体现。面对从以出口导向为核心的第一波全球化战略向以扩大内需为核心的第二波全球化战略的转化，我国开放经济传统均衡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难以持续。在开放经济新均衡下我国产品层次战略需要从低端产品向中高端产品转变。未来我国开放经济均衡的产品层次战略必然是以国内市场需求为指引，在中期内走向中端产品，在长期内走向高端产品。

产品层次战略；开放经济均衡；中高端产品

开放经济均衡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采取对外开放战略后，随着其开放进程深入而逐步形成的动态均衡状态。该国家或地区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外部经济环境约束选择合适层次的主流产品，即其生产并出口的主流产品的层次选择。这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开放经济均衡中产品层次战略的核心内容，即以特定层次的产品或服务作为其自身国际竞争力的核心体现。这种主流产品或服务层次的决定既取决于国际经济分工和国际贸易发展的特定历史特征，同时也取决于特定国家的国内资源要素积累和政策导向。我国的开放经济传统均衡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时期，其核心特征是出口导向；获取第一波全球化红利的主要路径是大力发展国际代工，接受国外订单并生产低端产品低价出口。开放经济传统均衡下的产品层次战略以低端产品生产和出口为主要内容。随着以出口导向为核心的开放经济传统均衡向以扩大内需为核心的开放经济新均衡转变(刘志彪，2012)，为了更好地获得第二波全球化红利，我国产品层次战略需要从低端产品调整为向中高端产品延伸。因此，充分利用本土市场效应，着眼内需，寻找具有巨大国内市场潜在需求，从中端向高端产品依次提升是实现我国产品层次战略调整的主要途径。

一、开放经济传统均衡下的产品层次战略选择

开放型经济的理论研究表明，开放经济均衡必然是一种动态均衡，这种均衡状态会随着国际经济的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资源要素条件演变而内生演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开放经济均衡必然是在“均衡——失衡——再均衡”的路径上不断演进。我国开放经济均衡的转变必然对应于其中产品层次战略的调整。具体而言，开放经济均衡下产品层次战略选择分为低端、中端和高端三类。这三类产品层次战略对应于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不同地位和获得国际贸易利益的不同比重。当我国本土制造业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制造组装加工等环节时，由于现有全球价值链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或国际大买家主导，所以本土制造业采用低端产品层次战略。本土制造业企业普遍处于低利润状态，获取全球化红利规模小于全球价值链主导者，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格局对我国相对不利。而我国产品层次战略从低端向中端转变，这意味着我国本土制造业向现有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攀升或初步构建本土制造业企业主导的国家价值链，通过产品升级和产业升级来获取相对更高的企业利润率和国际贸易利益比例，改善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高端产品层次战略意味着我国本土制造业构建自身主导的全新全球价值链，替代现有全球价值链。本土制造业企业进行全球化经营、全球采购并服务全球市场，通过整合全球资源要素来获取最大的利润，从而使我国在该开放经济均衡中能获得最大比重的国际贸易利益。总体上，产品层次战略从低端向中端，乃至高端的演进在微观层面体现为本土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加强过程，其背后是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本土品牌的从无到有以及本土品牌影响力从小到大、从国内到国外的扩大；该演进在宏观层面上体现为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获取国际贸易利益和全球化红利比重的上升，进而是国家的全球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提升。当然，产品层次战略的这种区分也包括了产品质量的垂直差异，即产品性能的高低、功能的多少等，也包括了不同收入水平消费群体构成价格高低不同的细分市场①。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形成的开放经济传统均衡所对应的低端产品层次战略有其必然性。我国开放经济传统均衡的具体实现方式是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通过国际代工切入全球价值链的加工制造组装环节。出口导向战略能够成功实施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是由于第一波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在全世界寻找成本最低廉的生产加工地，跨国公司试图在全球实现产业链或价值链环节的最优配置，这是外部环境的原因。第二方面是中国按照自身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劳动力禀赋丰裕的优势，加入全球分工体系，这是内部环境的原因。进一步来说，中国在出口导向战略下发挥的比较优势可以概括为其在各类低级或基础要素上的禀赋优势，其中既包括简单或低技能劳动力，事实上也包括土地、矿产、环境等各类自然要素或资源。我国一直缺乏完善的自然要素或资源市场体系，各类要素市场和资源市场的市场发育程度不高，政府管制和干预力度过大，从而缺乏完善的资源与要素市场机制。市场交易主体面对不完全信息，没能产生多次重复的自主交易，这些最终导致我国各类要素和资源的价格被人为扭曲，普遍较低。所以在过去三十年的对外开放中，作为世界上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较少的国家，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是在出口产品的同时，也在向世界其他国家输出各类低端要素和资源。

在这种前提下，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来接受大量代工订单，以应对国际市场的旺盛需求。即使在短期内生产能力有所不足，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也完全可以在扭曲的低端要素和基础资源的市场上，以低价获得这类低级要素和自然资源的充足供给，迅速扩张生产规模来满足代工订单背后的国际市场需求。投入产出的基本规律表明，我国制造业国际代工企业在生产中大量使用这类低端要素和基础资源时，其生产的产品必然是低端的产品，这些产品必然体现出技术含量少、价格低、附加值低等特征。此时企业必然利润率不高，品牌数量少；即使有个别品牌，但这些个别品牌层次相对较低，品牌影响力也局限于当地，国际品牌匮乏。

另外，我国开放经济传统均衡下国外客户交给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订单也大多以低端产品为主。这一方面是由于低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同样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空间。即使在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发达国家，它也同样会有一批中低收入消费者，这些中低收入消费者对低端产品存在旺盛的需求。所以无论是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它们都对低端产品有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国外客户对我国制造业整体技术水平有较为准确的判断，在对外开放早期我国大多数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普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技术水平低限制了我国企业生产制造更为高端的产品。所以即使国外客户有对较高档次或质量产品的需求，他们也不会将这类订单交给当时处于较低技术水平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当然在不断承接海外代工订单的过程中，国外客户可能作为采购方向中国制造业企业转移部分技术，提高后者的技术水平，使其达到生产一定质量的产品订单的技术水平。但这种情况产生的前提是该产品的质量要求不能过高，其技术复杂程度距离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现有技术水平差距不大。如果该产品质量要求过高，技术难度过大，那可能导致我国制造业企业无法全面吸收或掌握国外客户提供的技术，最终也难以生产出符合国外客户要求的高质量产品。所以在对外开放初期，鉴于我国普遍相对较低的技术水平和较为廉价的各类低端要素或资源，我国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和档次均不会很高，主要面向低端产品的国际市场。我国对外开放的初始条件决定了我国在实施出口导向战略过程中，在开放经济传统均衡状态下实施的产品层次战略总体上必然是以低端产品为主要内容。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技术进步被局限在低端产品范围内，制造业企业利润率普遍不高，本土制造业企业被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俘获，这些在宏观上导致我国开放经济传统均衡下获得的全球化红利相对少于发达国家。

另外，也有观点认为市场分割是导致我国企业大量出口低端产品的直接原因，同时金融体系落后，尤其是科技和金融结合水平差，导致企业创新活动难以获得足够的金融资源支持，只能出口低端产品(关伟、韦静强、黄鸿星，2011)。我国科技金融不完善导致国内企业缺乏足够资源投入创新科技研发，国内企业缺乏足够的能力在国内市场获得发展；同时由于国内存在市场分割、社会信用水平低且外企占据国内外高端市场，国内企业在国内市场发展的环境恶化，最终国内企业选择低端出口。这将进一步导致科技金融效率下降，国内企业科技创新活动风险加大，越发依赖低端出口，致使在开放经济传统均衡下，国内金融体系不断支持国内制造业企业低端出口，国内制造业企业缺乏足够的金融支持去实现产品层次战略的调整。

与理论分析相印证的是，“低端产品出口大量过剩”似乎已经成为社会公众对中国出口产品档次结构的基本认识②。新闻媒体大量报道都表明中国出口产品的档次并不高。例如2011年广交会上中国出口的电视机仍然以中低端产品居多，国际市场上高端产品市场空间基本被日韩品牌占据，中国的电视机主要占据国际市场的中低端空间③。在作为“工业之母”的机床行业，虽然从2005年开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机床第三大生产国，但低端机床产品的出口比重过高，这表明我国并不是机床强国。2011年瑞士银行的研究报告也指出，2010年到2011年中国低端工业制成品在美国和欧盟市场的份额已经基本达到顶端，在50%左右。这些低端工业制成品主要包括玩具、服装、鞋类、家具和体育用品等，在贸易数据中被纳入到杂项制造业产品，而同时中国出口的这类低端工业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正受到东南亚、东欧和南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强烈挑战④。由此，有国内学者(贾根良，2010)提出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核心特征就是进口高端产品而出口低端产品。

近年来，在原先出口低端产品的基础上，中国出口产品的层次似乎有所提升。有观点提出我国“目前出口产品已从低端过渡到中端”⑤。2011年商务部的数据表明，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上涨10.2%，7月份出口平均价格上涨9.2%，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价增量减，出现了出口价格总指数超过出口数量指数的现象⑥。也有研究(施炳展，2010)发现1995年至2001年间，中国高端产品出口比重从17.71%上升到24.18%，而低端产品出口比重从50.99%下降到39.26%；2000年后，虽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高端产品出口比重一路下降到2007年的3.8%，低端产品出口比重持续上升到2007年的62.38%。

二、开放经济传统均衡不可持续

开放经济传统均衡并不稳定，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下它已经成为难以持续稳定的脆弱均衡。首先，随着国内低端要素和资源的价格上升，我国低端产品的价格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尤其是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低端产品市场上构成了对中国的强烈冲击。以纺织服装和鞋业为例，目前国内劳动力成本与东南亚国家相比不具有任何优势，例如孟加拉国一个工人的月工资为一百美元，而国内至少要两三千元人民币。东南亚和拉美国家通过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融入全球化的程度在不断加深。这些国家尽管在物流体系、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配套等方面与我国还存在明显差异，但是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显著低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其产品相对于我国同类产品而言也具有非常明显的价格优势。包括沃尔玛、家乐福、H&M、Zara等国际连锁超市和快时尚类的中低端产品订单已经向东南亚和拉美国家转移，这就表明这些国家在低端工业品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出口产品也面临着不得不提升层次的压力，“走出去”或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低端工业品的出口企业的必然选择。2013年初，亚洲鞋业协会的统计数据表明，25%广东东莞的鞋业企业到东南亚例如越南、印度、缅甸等国家设厂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在2013年初也组织北京、山东、上海等地企业代表到东南亚国家参观考察产业转移情况⑧。当然，考虑到原料供应、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和政治稳定等因素，50%左右东莞鞋业企业也到我国中西部地区设厂，服装行业中需要快速反应部分暂时还难以向东南亚国家转移。

其次，开放经济传统均衡下，我国低端工业制成品的低价出口导致大量贸易摩擦，这已经成为传统开放经济均衡难以持续的又一重要因素。低价优势虽然有助于我国出口企业迅速抢占国外市场，但是当低价出口规模持续扩大时，这毫无疑问将会对进口国的进口竞争部门造成巨大的竞争压力，给进口国带来失业等负面影响。于是进口国在WTO框架下频繁使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等各种政策工具调查我国低端工业品的低价出口，从而使我国成为连续17年以来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中国遭遇的反倾销案件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反补贴案件占世界的一半⑨。这又进一步表明比较优势传统均衡下低价出口低端产品的产品层次战略选择难以持续。

再次，“扩大内需”成为我国整体经济的重要发展战略，这也意味着我国在国家政策层面上调整了开放经济均衡的前提条件。自2008年以来，我国一直面对着国际经济危机不断、世界经济恢复缓慢的外部环境，国际市场需求持续低迷，我国无法再依赖外部市场需求保持出口的高速扩张，开放经济传统均衡中以外需拉动低端工业品出口的前提不复存在。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遵循的全球化战略内涵已经发生重大调整，要从出口导向的全球化战略转向扩大内需的全球化战略。这种战略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我国国民经济循环内部化，脱离全球要素和产品服务的大循环，而是要克服传统比较优势均衡的不足。在产品层次战略中，由于内需市场具备多层次、多样化和不平衡等重要特征，单一的低端产品无法满足内需市场的特征，开放经济传统均衡下的制造业企业需要创新推出多元化、多层次的产品体系来满足内需市场的需求。与此相对应，以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基础，利用“虹吸效应”吸引全世界的高级要素来发展我国的创新经济，这能为我国企业层面的创新活动提供充足的人才等高端要素支撑，实现开放经济均衡中的产品层次战略从低端向中高端的顺利调整。

三、开放经济新均衡下产品层次战略转变的方向与路径

在新一轮的全球化中，扩大内需的全球化战略意味着我国需要以庞大的内需市场规模为基础，吸引全球的高端要素集聚到国内市场，加速发展中国的创新经济，从而形成类似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这一转变过程既是我国积极获取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进程，又是我国开放经济传统均衡向新均衡转变的进程。这是一个从原有均衡走向失衡，并再次走向均衡的调整进程，是向扩大内需条件下的开放经济新均衡转变的进程。它必然伴随着我国产品层次战略的调整，其表面含义是指提高产品层次，将生产和出口的主流产品从低端产品向中高端产品转移；更深层次的含义是，本土制造业企业的产品层次战略向中端产品调整对应着其在跨国公司或国际大买家控制的现有全球价值链内向高端环节的攀升，甚至进而构建以本土制造业企业为核心的国家价值链；而本土制造业企业产品层次战略向高端产品调整对应着其将国家价值链发展为全新的全球价值链，替代现有的全球价值链。

(一)国内市场需求直接确定了我国产品层次战略调整的现实方向

在外需市场无法再为我国制造业提供低端产品持续大量出口的空间时，内需市场是我国制造业确定产品层次战略的主要依据。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分配不均等，我国内需市场的多层次和复杂性可能要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体。但我国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人均收入提高和财富的积累，我国内需市场已总体上逐步体现出对中端乃至高端产品的旺盛需求。面对内需市场的多层次和复杂性，我国制造业企业需要准确把握内需从低端向终端、高端演变的趋势，选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具有符合内需市场发展趋势，具有最大增长潜力的中高端产品领域作为产品层次战略的重点调整方向。这种调整方向可行的原因在于，本土制造业把握住庞大的内需市场，就能虹吸全球范围内的研发、经营等高端人才资源，产品层次战略的这种调整在扩大内需条件下能获得有力支撑。本土制造业企业通过虹吸这类高端要素资源，能改善产品研发设计，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优化消费者的产品体验，从而满足内需市场变化趋势，实现产品层次战略从低端向中高端的提升。本土制造业在现有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会随之提高，或构建起以自身为核心的国家价值链，我国获取全球化红利的比重会随之增加。但长远看来，本土制造业企业针对内需市场实现产品层次战略的提升，这仅是其成功的第一步。开放经济新均衡下的产品层次战略是否真正成功，这还需要通过本土制造业企业进一步走出国门来验证。按照本土市场效应，只有当内需市场被充分挖掘时，本土制造业才能形成满足差异化需求的更多产品系列，这才有可能实现更多的出口，满足国际市场消费者的类似需求。在这个阶段，需要本土制造业企业构建起以自身为核心的新的全球价值链，替代现有跨国公司或国际大卖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真正实现全球化利用要素资源，全球采购为全球市场服务。这才是我国开放经济新均衡未来真正要实现的长远目标。

(二)中端产品是我国未来中期开放经济均衡中产品层次战略的合理选择

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根本前提发生改变后，中国需要从低端产品定位提升到中高端产品上，但是从“中期”的重点转变方向来看，中端产品应该成为我国未来开放均衡在产品层次上的合理定位。本文所界定的“中期”是指未来十年到二十年左右的期间，这段时期将是我国出口产品层次定位从低端向中端升级的重要期限。以上观点的得出主要基于以下判断：

第一，社会分工体系和资源配置体系转变的渐进性决定了我国出口产品层次直接从低端升级到高端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开放经济均衡下产品层次战略差异背后体现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价值链体系的差异，它不仅涉及到特定企业的研发、质量实施与控制、营销品牌等众多价值环节，同时还涉及到上下游企业、产业配套体系等多条价值链的配合协调与共同升级问题。一家企业如果要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来提升自身产品定位，它需要具备足够的产品设计研发能力，需要有一支合格的研发队伍，同时还需要制造部门技术工人参与研发，需要有强大的市场信息搜集系统来指导研发过程；研发结束后，它还需要有强大实施能力的制造生产部门将研发成果实现批量生产，然后通过高水平营销部门尽快打开市场销路，快速占据市场份额。它还需要供应商为其提供符合更高要求的投入品，甚至是为其高质量产品进行专用性的资产投资；需要物流仓储部门和下游销售部门调整其流程要求来适应更高端产品的相应要求。这一过程显然需要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各类社会资源的流向发生重大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产品层次战略从低端向中高端转变，这不仅是一家企业的任务，事实上应该是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与资源配置体系的任务。这种社会分工体系和资源配置体系的调整必然是渐进式、分步式的调整，需要逐步推进，这就决定了产品层次定位的提升不可能从低端产品一次性跨越到高端产品，必然需要经过中端产品这一过渡阶段。

第二，我国制造业企业自身综合实力不足，这也限制了其从低端产品开始的升级幅度。在传统开放经济均衡形成的过程中，我国制造业企业获得了生产能力的扩张，初步具备了大规模生产条件下的精细化管理能力和质量控制能力；同时完整的产品配套体系也已建立，在华南和华东等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众多制造业集群，具备一定弹性的产业链体系能及时反应，以应对国外客户交货期要求。这些本土制造业企业能力的提升都局限在价值链的生产制造环节，主要体现为生产工艺改善、流程优化、精度提升等方面，而较少涉及到价值链的其他高附加值环节，例如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在扩大内需背景下为了能满足多层次的国内市场需求，我国制造业企业要在价值链高端环节上积累足够的资源，尤其是足够的高端运营人才。虽然部分国内制造业企业已经在这条道路上取得了初步进展，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小规模的国际代工企业而言，缺乏研发团队、品牌薄弱等诸多不足决定了它们无法从低端产品直接跨越到高端产品上，至多只能从低端产品出发取得小幅的升级。另外，世界范围产业发展规律也表明，企业主流产品层次的提升需要一定的过渡，先从低端市场过渡到中端市场，然后再进军高端市场，这是企业进入不同层次市场的一般规律。

第三，主导全球价值链的跨国公司压制我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层次的升级，导致我国制造业企业无法直接从低端升级到高端。在第一波全球化进程中，为了提升我国国际代工企业的生产水平，主导全球价值链的跨国公司或国际大客户会有意识地对前者进行技术辅导或技术转移，从而使得前者能够达到其对产品质量的要求。我国本土的国际代工企业获得的技术外溢和生产率提升都源于此，它与跨国公司或国际大买家之间更多是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但是在第二波全球化的进程中，如果我国国际代工企业要摆脱代工地位，要通过创建自身品牌等方式提升自身产品层次，这就与跨国公司或国际大买家形成了直接的市场竞争，甚至有可能会抢占后者的国际市场份额。跨国公司就会在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内通过各种方式来压制我国制造业企业，例如减少或取消发包给后者的订单，或者在中高端市场设置各类进入壁垒等。面对来自全球价值链主导者的这些策略性压制行为，我国制造业企业短期内要形成重大突破有难度，这就要求我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层次升级的过程必然要先从低端定位升级到中端定位。

(三)高端产品是我国未来长期开放经济均衡中产品层次战略的远期目标

从长期来看，我国未来开放均衡的产品定位不可能限制在低端或中端产品，需要以高端产品定位为目标。我们界定的“长期”应该是在未来二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期限，高端产品定位是经过前面二十年的努力，我国制造业产品定位已经基本实现从低端向中端的转变，并在国际中端产品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或具有一定市场势力后应该继续努力的方向。提出这一判断的基本动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我国产业发展的长远目标决定了长期开放经济均衡下的产品层次战略必然选择高端产品。我国已经提出要“建立现代产业体系”这一产业发展的长远目标，这不仅是说明各个产业门类要完整齐全，要能互相支撑，同时在特定产业部门中产品要能进入国际高端市场，并占据有利竞争地位。而且，从价值链的角度看，我国产品定位的高端化必须是在本土企业主导下的国家价值链升级行为，而不是依附于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环节内的升级。正如上文分析，由于遭遇到跨国公司的压制和狙击，在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内事实上难以实现向高端市场的渗透，这就要求我国制造业企业在扩大内需背景下积极集聚国际高端要素，先利用我国多层次的市场需求空间，在国内首先构建本土企业主导的国家价值链，然后利用未来二十到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将其升级为全新的全球价值链。这一过程既是我国产业发展的长远目标实现过程，也是我国产品层次战略定位转变为高端产品的过程。

二是我国中期产品层次战略成功实施后将具有向高端市场挺进的动力和实力支撑，这将促使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向高端产品的自然过渡。从动力上分析，高端产品的附加值和利润率更高，这是激励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在占据中端市场优势地位后进一步向高端市场挺进的最直接动力。高端市场上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更高，支付能力更强，同时品牌的溢价也更多，所以一般而言，高端市场的利润率在所有层次的市场中最高。从实力上分析，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通过从低端产品定位升级到中端产品定位，已经具备了较为雄厚的技术积累，对市场需求的把握也更为准确，总体上能触碰到高端产品市场的门槛。当然，它是否能成功进入高端产品市场，还必须能克服高端产品市场上的各类进入壁垒，尤其是能够培育出符合高端市场定位的品牌。未来长期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向高端定位挺进的有利条件是我国内需市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高端市场，目前这部分高端市场都被国外品牌和国际知名厂商所占据。如果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在国内高端市场上发挥本土化优势，那么其产品层次战略的演变路径就可以是先进入国内高端市场，待国内高端市场上打开局面后向国际高端市场拓展。

注：

①由于产品价格在衡量产品质量和层次上的便利性，Azhar and Elliott(2006)和Azhar, Elliott and Liu(2008)在研究产业内贸易时就以出口产品平均价格与进口产品平均价格之比来判断该出口产品是否属于高质量产品。施炳展(2010)也借鉴了Azhar and Elliott(2006)的做法，根据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与世界该产品出口的平均价格的差异来决定该产品的层次，如果前者低于后者，那该产品就是低端产品，反之就是高端产品。但是仅用产品价格来衡量产品质量和层次最大的挑战在于，产品的高价格可能是由于厂商的垄断势力所导致的，与其质量或层次的相关性不一定很强。

②《低端产品出口大量过剩》，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1-12/12/content_1555275.htm，陈海玲，广州日报，2011年12月12日。

③《2011年中国电视机的出口多以中低端产品为主》，中商情报网。

④《中国低端工业品出口正在经历拐点》，《中国产经新闻》2011年9月19日。

⑤陈德铭：《中国目前出口产品已从低端过渡到中端》，http://business.sohu.com/20120307/n336981003.html，搜狐财经，2012年3月7日。

⑥《中国低端工业品出口正在经历拐点》，中国产经新闻，2011年9月19日。

⑦《外贸纺织服装产业转移东南亚》，中国投资咨询网，2013年1月9日。

⑧《中国纺织企业到东南亚国家进行产业转移考察活动》，中国纺织服装机械网，2013年1月15日。

⑨《中国连续17年成遭遇贸易摩擦最多国家》，中国广播网，2012年6月11日。

〔1〕关伟、韦静强、黄鸿星：《从科技金融看市场分割下的中国企业低端出口》，《中国发展观察》2011年第10期。

〔2〕贾根良：《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与重商主义背道而驰》，《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3〕刘志彪：《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分享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战略选择》，《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4〕施炳展：《中国出口结构在优化吗？——基于产品内分类的视角》，《财经科学》2010年第5期。

〔5〕Azhar, A.K.M. and Elliott, R.J.R., 2006，On 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 Quality in Intra-industry Trade,ReviewofWorldEconomics，Vol. 142(3) ，pp.476-495.

〔6〕Azhar, A.K.M., Elliott, R.J.R. and Junting Liu, 2008, On 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 Quality in Intra-industry Trade: An Empirical Test for China,ChinaEconomicReview, Vol.19, pp.336-344.

〔7〕Gerstner, Eitan, 1985, Do Higher Prices Signal Higher Quality?JournalofMarketingResearch, Vol. 22(2), pp.209-215.

〔8〕Geistfeld, Loren V., 1982, The Price-quality Relationship- Revisited,JournalofConsumerAffairs, Vol. 16, pp.334-345.

〔9〕Riesz, Peter C., 1978, Price Versus Quality in the Market-place, 1961-1975,JournalofRetailing, Vol. 54, pp.15-28.

〔10〕Riesz, Peter C., 1979, Price-quality Correlations for Packaged Food Products,JournalofConsumerAffairs, Vol. 13, pp.236-247.

〔责任编辑：清菡〕

ResearchontheStrategicAdjustmentofProductLevelinthePerspectiveofTransformationofChineseOpenEconomyEquilibrium

WuQiang&RenZhicheng

Exporting low-end product with low price is the central reflection of product level strategy in Chinese traditional open economy equilibrium. Fac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first globalization strategy focusing on export orientation to the second globalization strategy focusing on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Chinese traditional open economy equilibrium is not sustainable in the current domestic and overseas conditions. In the new open economy equilibrium, Chinese product level strategy needs to transfer from low-end product to median and high-end product. The product level strategy of Chinese future open economy equilibrium will focus on the domestic demand, move to median-end product in the median run and to high-end product in the long run.

product level strategy; open economy equilibrium; median and high-end product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垄断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效应及规制性措施研究”(14BGL006)的阶段性成果。

巫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南京 210093；任志成，南京审计学院经贸学院副教授、博士 南京 211815

F742

A

1001-8263(2014)09-00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