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泰

2007 年，《光明日报》特辟“百城赋”专栏，受到了社会大众的热捧。而后，中华辞赋网开辟了一个规模更大的“千城赋”专栏，吸引了一大批辞赋写手。面对新世纪这样一种文化热潮，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用赋而不是别的文学样式来摹画我们当代的都市?诚然，原因之一在于赋有润色鸿业、讴歌盛世的强大政治功用。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古典文学的创作领域中，赋是一种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综合性文体，这种综合性不仅表现为赋重才学的一面，还在于它内含多学科的交叉，诸如天文、历法、科技、地理、历史、宗教、艺术等，都在赋体创作中广泛运用。以这样一种大文化的观念来看待赋体文学的创作，可发现赋最能体现文化气象，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京都永远是国家的最高象征。《四库全书总目》阐明“地理类”著作分类宗旨云:“首宫殿疏，尊宸居也;次总志，大一统也;次都会郡县，辨方域也;次河防，次边防，崇实用也;次山川，次古迹，次杂记，次游记，备考核也;次外纪，广见闻也。”[1](P594)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大一统的政治文化在传统观念中占据首要地位，而大一统文化的核心是“宸居”所在的京都，由此构成了悠远厚重的京都(或曰京师)文化。班固在《白虎通》中释“京师”云:“京，大也;师，众也;天子所居，故以大众言之。”此解释代表了中国京都文化的基本思想取向。诚然，那些记载京都社会风采的地志类著作是京都文化的重要载体，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汉代以来的京都大赋在宣扬京都文化这点上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谓京都赋，是指在赋题中标明某一京都(既包括当世的也包括历史上的，既包括国都也包括陪都)并对其进行全面描绘的赋作。那些未在赋题中标明某京都而只是对京都风貌的某一方面有所涉及的赋作，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京都赋。唐代的京都赋，可考的只有李庾的《两都赋》(包括《西都赋》和《东都赋》)和崔损的《北斗城赋》，它们继承了汉魏以来京都赋以铺张扬厉的手法描绘盛世图景的传统，由此深深烙上了京都文化的印记，而这种印记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展现京都多样的社会风貌

据被称为中国古代第一部文学总集的萧统《文选》分类，其首推赋，赋又分为十五类，十五类中又首推“京都”，京都赋首选班固的《两都赋》与张衡的《二京赋》。清代陈元龙编《历代赋汇》，选录历代都邑赋10 卷70 篇，论京都，除班、张赋外，还有西晋左思《三都赋》，唐代李庾《两都赋》，宋代周邦彦《汴都赋》，元代黄文仲《大都赋》，明代顾起元《帝京赋》、陈敬宗《北京赋》，清代乾隆帝《盛京赋》等，这些赋不仅具备重要的史料方志价值，更具深沉的文化意涵。

李庾《两都赋》上承班、张，但谋篇立意有所不同。据马积高考证，李庾此赋作于唐文宗大和四年或五年[2](P343)，正当唐王朝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统治集团日益腐朽之时。唐代建国，定都长安，是谓西都，《新唐书·高宗纪》记载高宗显庆二年“以洛阳宫为东都”，作为陪都。赋作假托洛汭先生与西都里人的问答对话，展开对西都长安与东都洛阳各自风采的描绘，但其无意于对比二者孰优孰劣，而着重以长安与洛阳几千年的兴废盛衰为主线，总结历史经验，为统治者提供借鉴。

尽管李赋的宗旨在于讽谏，但赋作对长安、洛阳的叙写，涵盖广泛。何沛雄在《〈两都赋〉和〈二京赋〉的历史价值》一文中将京都生活归纳为以下九项:“京都的形势、封畿的环境、市内的繁荣、帝王的宫室、后宫的情形、其他的建筑、畋猎的壮观、游娱的盛况、节日的盛仪。”[3]可谓囊括了京都生活的方方面面。

李庾《西都赋》也为我们展现出京都长安丰富多样的社会风貌，如其叙述西都长安的地理形势云:

其地势也，负秦章台，倚汉甘泉。带泾渭之富流，挟终南之寿山。指重城于二华，拓外门于两关。玄素交川，灞浐在焉。断虹偃蹇而亘梁，拖轮走骤而蹄奔。……蓝田左掎，鄠杜前张。分圻连乎冯翊，画郊接乎岐阳。排吴山而抵蜀，亘氐谷而通商。[4](第六册，P3754)

对于天子来说，他们首要考虑的问题是京都的安全。因此，周围地势如何，成为能否定都的关键。李庾通过铺陈周围形势的屏障作用，极力渲染京都所在关中地区地势的险要，作为天下的要害部位，此处进可攻，退可守，是理想的建都之地;另外，关中对四方具有统辖作用，在此建都能够控制全局，从而确保京都的中心和战略地位。

李庾在对京都丰富社会风采的描绘中，尤重京都宫室建筑的描摹:“其内则有太极承端，通址含元。日出东荣，月沉西轩。……东则左阁当辰，延英耽耽。宣徽洞达，温室隅南。接以重离，绵乎少阳。是为二宫，复道邃廊。西则月华重启，银台内向。……建子亭于屏外，设兰錡于庑下。外则国子招徒，疏馆开轩。”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布局，往往沿南北中轴线，左右、东西依次排列、平衡对称。此赋从东、西方位分列铺叙宫殿、宫门，东则有重离、少阳二宫高低错落，西则有月华门、银台门相继开启。东西两边宫殿的有序排列，体现出古代建筑文化的对称之美。不仅如此，作者还从内、外方位铺写太极殿、含元殿、广文馆及形态各异的亭台楼阁。各种建筑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之间相互融合、相互协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谐理念的外在化显现。

作为京都文明的形象展示，京都赋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内容，那就是商业贸易。汉时的长安，经济贸易已非常发达，班固《两都赋》说“九市开场，货别隧分”，表明在行业细分后，市场逐渐繁荣起来。到了唐代，长安已成为国际性的大都会。李庾在其笔下作如是描绘:“货隧分廛，物次骈连。中署肆师，夕咽朝昏。越璞楚琛，蜀贿巴賨。裁绮张绣，纹轴蕉筒。声教之所被，车书之所通。交错杂沓，斯焉会同。”凭借便利的交通条件，长安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市场上车水马龙，商贸往来非常频繁，越、楚、蜀、巴之地的绫罗、绸缎、刺绣、画轴、蕉筒等货物在集市上应有尽有，琳琅满目，栩栩如生地展现出一幅具有浓郁商业化气息的大都市风景。

同样，《东都赋》也为我们鲜活地展现了武后至玄宗初东都洛阳的繁盛景象。洛阳尽管是陪都，但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曾经几朝的京都历史，这里成为全国人口的另一大聚集地:“时则辚辚其车，殷殷其徒。行者不赍，衣食委衢。冠冕之夫，绮罗之妇。百室连歌，千筵接舞。……开场分肆，不列麰麦。同轨同文，昼呼夜欢。父怿子愉，去径即盘。……惟洛泱泱，滨盈万室。惟城职职，市廛骈集。比年大有，稍藏以实。都人嬉贺，有笑无栗。”人群熙熙攘攘，货物琳琅满目，普通百姓不仅在物质生活上比较富足，而且在精神层面也非常欢愉，他们载歌载舞，享受着父慈子孝的天伦之乐。

崔损《北斗城赋》以长安为描写对象，北斗城即汉代的长安，因古代国都的营造应体现“象天法地”的思想，所以将其建成像北斗七星拱卫之“斗城”。这是开元七年(719)进士科的试赋题目，其真正意图在于以汉代的北斗城为切入点，由古鉴今，展开对当朝京都文化的描绘。因为该赋为律赋，在字数和韵脚上都有严格的限制，所以他不可能像李赋那样对长安风貌进行穷形尽相的渲染，而是将重点放在对长安城内的建筑与装饰作精细摹写上:“峻址云矗，层谯锦章;羃赪壤以叠形，凝皓粉以飞光。门结黄金之石，檐施白璧之珰;堞盘纡於曲槛，池径复於圆塘。城势逶迤，若台岑之隐映;楼形宛转，似昆仑之相望。接千门之官阙，通八达之康庄。”[4](第二册，P1289)高耸入云的楼阁，金碧辉煌的门屋，逶迤宛转的城墙，四通八达的大道，形象地描绘出玄宗时期的盛大气势。

可见，悠长的历史沿革、险要的地理形势、精心的城市布局、繁荣的商业贸易、丰富的民俗生活等京都风采，都在唐代赋家的笔下得到了鲜活生动的再现。

二、宣扬京都的王道政治理念

在中国古代的诸多文体中，赋与政治的联系至为密切。汉唐盛世，统治者认识到，宣扬帝国的声威和进行政治教化，是巩固大一统政权不可或缺的政治需求，而辞赋恰恰能够有力地承载这种需求。班固《两都赋序》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明确表明赋具有美刺的政治功用。李庾《两都赋序》云:“臣幸生圣时，天下休乐……谨冒死再拜献《两都赋》，凡若干言，以诎夸汉者，昭闻我十四圣之制度。”旨在颂美张扬的王道政治理念。

儒家王道政治理念的精髓在于“保民而王”，即爱护百姓，使百姓安居乐业，从而王道天下。《孟子·梁惠王下》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而要使广大百姓安居乐业，必须做到两点:首先是“制民之产”，让百姓过上温饱的生活;其次是“治其礼义”，加强对百姓的伦理道德教育。

唐代赋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他们的笔下自然流露出对仁政王道理念的崇尚，而对文教的宣扬，则是这种理念的直接表现。唐帝国文教思想的外在架构就是在京都建立了全国最高教育机构“太学”及其下属补习性质的学校“广文馆”，于是“成均”之学、“太傅”“少傅”之教、“孔子”之府，纷纷成为辞赋家大肆渲染的对象:

左立太学，前惇广文。膳丰中厨，就教九年。稽以博士，总之成均。秘书典籍，品命校郎。横阁三重，阐正铅黄。若六艺之条贯，百氏之纵横。交错发论，礼形而乐声。太傅在前，少傅在后。……辟孔子之学堂，敷一代之风雅。此王者之文教也。

可见，在李庾的眼中，真正的王者文教应该是声教泽被、天下协和，这是对唐代统治者大兴“太学”、倡导仁政理念以宣扬京都文化的大力讴歌。

唐代统治者极力推崇儒学的德治思想，其中孝悌观念尤为重要。《论语》云:“孝弟者，其为仁之本与!”认为对父母兄弟等亲族的爱才是仁德的根本。君王如果重视这种孝悌之爱，并身体力行去实践，那么它对普通百姓就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西都赋》云:

又若荐祖建宫，玄元之庭;霞帔云冠，飘飘太清。天子将有事也，岁豆时笾，夏簋殷鉶。传金炉之御烟，开甲帐之琳琅。此王者之示孝也。……于是天子设千席，羞百醴。家人齿筵，愉愉济济。此王者之示悌也。

这是对唐帝国孝悌文德观的形象描述，既描绘天子准备好丰厚的祭品，在祖庙中祭祀先祖，表达虔诚之思与慎终追远之念;又叙写天子与宗族家人共享珍馐美酒，一派和睦团结、其乐融融之景象。

《东都赋》也极为强调孝悌仁义理念:“士得天爵，孝称行原。身行大节，里有旌门。以继前修，以垂后昆。荣一时之史籍，耸当代之人伦。兄友弟恭，位皆崇荣。石记标衢，棣萼为名。”

不得不注意的是，唐代京都赋中往往有对帝王盛大田猎场面的描绘，如《西都赋》曰:“亲兵百万，制以神策。紫身豹首，金腰火额。猎霞张旆，剥犀缀革。奋目而虎眦，振髯而蝟磔。柔六钧，贯七札。对天仗以司戈，分玉墀而执戟。别有陈旌赐钺，阃外四七。……此王者之武威也。”对帝王狩猎场面的描摹，固然有炫耀武力、突出帝国声威的意图，但它绝非一味地追求武功、霸道，它的最终目的是要走上文治、仁政的轨道，正如许结《论汉大赋与帝京文化》中所说:“大赋中帝京文化的展示，一个鲜明的征象就是文治与武功的兼胜，只是赋家在创作主体意识上力图将霸业武功融入王道政治。”[5](P227)

三、崇尚京都的礼仪典章制度

京都文化还包含一个重要的思想内涵，那就是用以巩固统治秩序和维系社会稳定的礼仪典章制度，而唐代京都赋中关于各种礼仪典章的描绘，正是这种文化的文学化表现。

中国历代王朝的一贯做法是“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史记·乐书》)，礼制的建立，是王朝统治者稳定社会秩序、实施政教统治的重要政策与有效手段。从历代的施政方针看，礼往往与乐一起，归于“四政”，即“礼乐政刑”，《汉书·礼乐志》谓“礼节民心，乐和民生，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记·乐记》则对礼乐的功用作了进一步的推衍:“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尽管礼乐有和同与别异的差别，但从政教功用的角度来看，礼乐之教又是浑然一体的，其旨意在于建立一个贵贱有分、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人伦社会。

唐代礼仪制度上承三代，几经修改，臻于完备，在时间上历经贞观、显庆、开元等几个重要阶段。贞观礼既是对前朝礼的一次大总结，又对显庆礼、大唐开元礼的修订提供了借鉴，《旧唐书》卷二十一《礼仪志一》云：“太宗皇帝践祚之初，悉兴文教，乃诏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定著《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6](P816 -817)贞观礼的修订，可视为唐太宗对儒家礼乐文化的践行，《全唐文》中载录《颁示礼乐诏》一文，其中就有一段话充分表现出太宗对礼乐文化的向往及以礼乐治国的愿望:“乐由内作，礼自外成，可以安上治民，以移风易俗……故广命贤才，旁求遗逸，探六经之奥旨，采三代之英华。……用之邦国，彝伦以之攸叙;施之律度，金石于是克谐。今修撰既毕，可颁天下。俾富教之方，有符先圣;人伦之化，贻厥后昆。”[7](P70 -71)

在唐代，不论是统治者，还是文人士大夫，都与礼乐文化有着密切的纠葛。礼乐毕竟是抽象的、理论的，它往往以实用的形式，即“礼典”彰显出来。考察历朝“礼典”的记载，多见于各种礼书和史书《礼乐志》中，当然，在一些文人的笔下，亦不乏生动的描述，这在京都题材的辞赋作品中尤为突出。

李庾《西都赋》对京都礼制予以大力宣扬:“其制度也，拥乾休，正坤仪。平两曜，据北辰。斥咸阳而会龙首，右社稷而左宗庙。宣达周衢，址以十二;棋张府寺，局以百吏。环以文昌，二十四署。六部提统，按星分度。俨宪台而西列，肃阴馆于北户。……端国家之朝仪，实周察乎左右。”其礼仪制度，法乎天地，井然有序。不仅在礼法上遵循左祖右社的总体原则，其各种官署的布置(如六部、二十四署等)，也严格按照东南西北、上下左右的方位秩序，由此国家的朝仪才显得端正威严。

与以往京都赋对礼典场面的大肆渲染不同，李庾在《西都赋》中着重强调的是唐礼对调节人际关系、巩固国家秩序的作用:

唐礼既行，三代同风。征叔孙之春官，命伯夷之秩宗，则有封禅巡狩，谒天拜祖，明堂辟雍，王者之事，有司勿失。次有朝廷之位，班爵之序，器服车马，以节文武，不僭不滥。群臣之事，有司以告。下有内族外姻，以杀以隆，五礼各殊，陈吉仪凶。一室是形，天下大同。百姓之事，有司以教。故以内则敬，以外则严，以家则肥，以国则昌。

这里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王者之礼，则有施封禅、行祭祖、设明堂、开辟雍;二是群臣之礼，班爵之位、器服车马，严格有序;三是百姓之礼，五礼各殊，恭敬有度。只有这样，家才能兴旺和睦，国才能繁荣昌盛。而如此威严的朝政礼制对于普通百姓甚至豪门贵族具有极大的震慑作用:“递以严声，不生微埃。人寒物栗，统以京尹。临人秉杀，罔敢不谨。豪家戚里，金张许史。走骑如龙，行车若水，拉枯请命，曾不仰视。”即使是京都豪强也不得不慑于朝政礼仪，服帖听命。

《东都赋》通过西都里人之口叙述了一个故事，前年日南至，天子谒太清宫太庙，恭敬虔诚地郊天祀地，祭祀完毕，对身旁的公卿大夫说，他未能让百姓过上富足的生活，也未能让社会安定团结，于是“今行大礼，得不愧望于天，而献羞于祖”。在李庾眼中，即使是天子，也应该以身作则，谨守礼仪(祭礼)，这样国家才能稳定有序。

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卒章显志”，即在赋的末尾进行述志与讽谕。崔损《北斗城赋》在对京都长安进行完一番铺张描绘后，于赋末曰:“惟壮势之峥嵘，达洪规而镇京……配宗子之永固，等皇家之不倾。”认为长安城之所以如此繁华昌盛，都要归功于京都之礼仪规章，表现出对当时皇朝与京都文化的高度赞颂。

俗话说:辞赋出盛世。历代的京都赋，大多出现在国家统一、政权稳定之时。它们通过对京都地理形胜、历史沿革、宫殿建筑、民俗风情、工商贸易、礼仪典章等的描写，歌颂帝王的功德，宣扬大一统政治，由此起到巩固国家秩序的作用。与帝王中心论这个中国古代传统观念相对应，京都中心论成为古代京都赋的核心文化承载。在京都赋作者的笔下，京都作为国家安定统一的象征，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全国的中心，而且还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甚至从战略上着眼，突出其军事中心的地位。

京都赋紧紧围绕京都中心，从历史到现实，对京都风貌进行全方位的铺排敷陈，实为一张张京都宣传名片，大大增长了人们的知识，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和史料价值。刘熙载《艺概·赋概》曰:“赋取穷物之变。如山川草木，虽各具本等意态，而随时异观，则存乎阴阳、晦明、风雨也。……赋欲纵横自在，系乎知类。”[8](P461)袁枚《历代赋话序》云:“尝谓古无志书，又无类书，是以《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必加穷搜博访，精心致思之功。”[9](P3)可见赋之博物知类、包罗宏富的体制特征，它具有类似于方志、类书的文化价值，故最能反映文化气象。

京都赋以其深厚的京都文化意涵和以巨丽为美的艺术风尚，给予后世文学以极大的沾溉。但有一个不得不注意的现象就是，为什么在盛唐没有出现像班、张那样反映盛世景象的京都赋?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文学发展至唐朝，诗取代赋，居于文学的中心地位。初盛唐时期，文人从前代的京都大赋中汲取了有益的艺术营养，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对京都文化予以大力宣扬。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便是其中佳作。《帝京篇》开篇云:“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天子至尊与大一统的旨意与班、张赋基本一致。而后依次铺叙京都的种种事物，借鉴的正是京都大赋的写法，正如闻一多所说:“卢骆的歌行，是用铺张扬厉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唐诗杂论·四杰》)由此可见，唐初的“赋体歌行”，不论是在思想意趣上，还是在创作方法上，多方面地汲取了京都大赋的艺术养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赋体歌行”，在初盛唐时期起到了替代京都大赋推阐京都文化的职责。

初盛唐时期，科举试赋制度为律赋的发展提供了丰盛的沃土。中唐以后，尽管律赋创作仍然盛行，但古体派主张向汉魏散体复归，因此像李庾《两都赋》这样的京都大赋自然而然就产生了。李庾等人，已处唐末乱世，尽管已无汉代赋家那样的铺张气势而代之以深沉之思，但他们仍试图展示唐帝国京都的缤纷风貌，由此表达对那种讲究仁德孝悌、礼乐人伦的京都文化的向往与企羡，进而彰显出中国几千年大一统政治文化的内在精神。

[1]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马积高.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何沛雄.《两都赋》和《二京赋》的历史价值[J].文史哲，1990，(5).

[4]简宗梧，李时铭.全唐赋[M].台北:里仁书局，2011.

[5]辞赋研究论文集[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6]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袁津琥.艺概注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9.

[9]浦铣.历代赋话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