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非物质劳动

2014-12-04石裕东

江西社会科学 2014年9期

■石裕东吴宁

马克思认为，当人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上得到充分保证时，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1](P74)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成就了劳动解放的条件。在当代，信息革命推动了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劳动的主体要素(劳动力)特别是其中的智力因素相对于客体要素(生产资料)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的作用大大增强，人类的价值创造已由主要依靠体力劳动转变为主要依靠脑力劳动，通讯技术与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使以知识经济和第三产业为主要特征的非物质劳动越来越重要，促进了资本对劳动的实际吸纳和资本的全球扩张。传统的制造业地位正在被新兴的信息产业和知识产业取代，物质劳动的价值贡献日益下降，非物质劳动的重要性不断增强。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针对当代非物质劳动的兴起，恢复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地位。而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安德烈·高兹对非物质劳动的生态意蕴及其解放潜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非物质劳动”概念

“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概念是意大利左翼学者毛里齐奥·拉扎拉多在马克思阐述的“一般智力”的启发下提出的。拉扎拉多认为，非物质劳动是当代的主要劳动形式，是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拉扎拉多所说的非物质劳动是在后工业时代不仅生产非物质商品也生产主体和社会关系的劳动，而马克思指称的非物质生产劳动(nonphysical productive labor)主要是在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物质生产领域中的非物质生产过程。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帝国》的合著者麦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指出，以经济理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将劳动物化于商品中，解放的潜能在劳动中日益消逝，而蕴含在非物质劳动中。

哈特与奈格里在《帝国》中指出，非物质劳动是知识的生产、信息的传播、符号的解释、情感的交流等活动，是创造非物质性产品如知识、信息、人际关系或情感反应的劳动。[2](P279)他们在《大众》中将非物质劳动概括为两类:第一类非物质劳动是生产象征、符号、语言、文本或观念等非物质商品的劳动，通常以有形的物质载体作为劳动中的生产要素，出现在商品交换关系中;第二类非物质劳动是涉及感情的劳动，是激发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命潜能的劳动，有促使劳动者合作的内在动力，使劳动自身孕育出各种社会关系。[2](P279)非物质劳动的合作不像以前的劳动是由外界强加或组织的，而是内在于劳动自身的。在他们看来，随着人类社会迅速进入信息时代，传统的制造业正在被新兴的信息产业和知识产业取代，在工业社会中仅发挥过渡与辅助作用的非物质劳动逐渐突出，以知识经济和第三产业为主的非物质劳动在全球经济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首先，非物质劳动融合了生产与生活。与物质劳动相比，非物质劳动生产的是诸如知识、观念、形象、情感、社会关系等虚拟财富，因而劳动者与其成果不容易分离开来，非物质劳动的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同步进行。在以交换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物质劳动中，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时间。非物质劳动则打破了劳动时间与闲暇生活时间的界限，劳动时间延伸到劳动者的私人生活时间。随着劳动时间的变化，劳动地点也延伸至私人生活空间。非物质劳动无法区分劳动者的生产与生活，导致非物质劳动成果的价值无法依据劳动时间来计量。其次，非物质劳动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劳动。非物质劳动表现为再生产主体的过程，人在生产的同时也被生产出来。非物质劳动的人是各种生产和操作中的能动主体，而不是服从简单指令的奴隶。非物质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提升人的主体性，是主体人的生命确证，能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并通过合作丰富人与人的关系。最后，非物质劳动是蕴含合作关系的劳动。工业化大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合作是资本组织规划的结果，其目的是资本增值，是一种外在强制。非物质劳动中的合作不依赖于资本，而是由劳动者从劳动自身中生成的。非物质劳动包含主体间互动的情感劳动，“感情的劳动所产生的是社会网络、群体的形式和生物能量”[2](P279)，在提升主体性的同时开启了新的合作关系。非物质劳动要求集体合作与协作，要求人必须具有沟通能力，积极参与工作团队，“非物质劳动条件下合作关系的生产已经变得内在于劳动而外在于资本”[3](P147)。

哈特与奈格里以“非物质劳动”概念阐释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并试图在此基础上重构劳动概念和劳动价值理论。虽然非物质劳动并没能在数量上压倒物质生产劳动，但其霸权地位已日益显现。不论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生产的信息化、智能化与合作化程度越来越高。非物质劳动的价值不取决于劳动时间，而是直接由主体力量显现。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劳动在生产商品的同时也改造了社会关系，人的物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用于人的结果。哈特和奈格里没有将非物质劳动与马克思所指的物质生产劳动区别开来，他们虽然一再强调劳动的非物质特性主要是就产品而言的，但也意识到非物质劳动不仅生产物质产品，而且生产社会关系，甚至在最终意义上还生产社会生活本身。[6](P109)非物质劳动在全球的普遍展开建构了一种全新的主权形式——帝国(Empire)和一种全新的革命力量——大众，它们作为世界新秩序的两极呈现出非物质劳动的解放潜能。

二、非物质劳动、阶级与大众

哈特与奈格里认为，一方面，非物质劳动的发展促成了资本形式的多样化，人力、知识等非物质资本的“去中心化”特征使垄断资本的扩张演化为资本之间的权力博弈，全球化使资本剥削由国内扩展到全球，发展壮大的全球资本建构了帝国。帝国是权力博弈的产物，没有一个民族国家可以主宰它。另一方面，非物质劳动也孕育出一种新型的政治主体——大众。哈特与奈格里依据非物质劳动重新界定阶级:“无产阶级已成为一个十分宽广的范畴，它包含所有那些自己的劳动遭受直接的和间接的剥削，屈从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规范的人。”[2](P58)资本已经渗透到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全部，资本剥削范围的扩大和力度的加重必将激起更强大的反抗，工人阶级扩展为大众。

非物质劳动拓展到包括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合作与沟通以及劳动外的情感交流等社会的方方面面，生产出广泛的、由多样性的差异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大众就是这种社会关系网络的主体，“大众是所有这些个体差异的多样性集合”[3](Pxiv)。这种社会关系网络的主体蕴含的巨大能量，通过内在于非物质劳动的合作迸发出来，“非物质劳动在展现其自身的创造性能量中似乎为一种自发和基本的共产主义提供了潜力”[2](P280)。非物质劳动带来的劳动过程的均质化使生产的公共性明显提高。非物质劳动生产的观念、意识、情感和社会关系都具有公共性，能生产出更多的“共同点”(诸如公共知识和集体生命)，这些“共同点”具有解构私有制的能量，使大众摆脱资本控制成为可能。随着“共同点”的扩展和帝国的不断强大，大众也日益成为开放、包容的，“所有的差异都可以自由、平等地表达”[3](Pxiv)。

大众成为建构全球民主的主体，是生成于帝国中的革命力量，抵抗帝国生命权力的扩张成为大众的主要任务。非物质劳动建构了新型的革命主体，使大众的民主自治成为可能，大众民主革命成为非物质劳动条件下人类解放的最佳途径。哈特与奈格里将非物质劳动条件下的解放寄托于民主自治的设想，并对其进行伦理主义主体政治学的反思，强调大众民主自治是一项伦理工程，但没有进行实践。他们建立在非物质劳动基础上的解放理论，完成了革命主体的建构，在当代世界秩序下重新论述了对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随着非物质劳动霸权的日益彰显，劳动与资本日益分离，非物质劳动条件下的剥削对象发生了变化，由占有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转向获取劳动力的价值。哈特与奈格里认为，非物质劳动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演化为全球化背景下帝国与大众的对抗。

哈特与奈格里试图将工人阶级扩大为逐渐脱离资本统治的自治主体——大众，形成与帝国直接对抗的力量，在帝国与大众的二元对立中呈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使自己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的另一版本。但是，非物质劳动并没能将劳动者从资本统治的牢笼中真正解放出来，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仍牢牢掌控着劳动者，剥削无处不在，资本控制非物质劳动的有形产品，并通过雇佣劳动关系控制劳动力本身。大众内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并没有成为真正独立的自治主体，哈特与奈格里倡导的大众民主自治只是资本主义民主体系中资本统治形式的变种。他们虽然也提到大众革命的具体策略，但将之集中于三项无法兑现的全球权利上，即全球公民权、最低收入限制和重新配置新的生产工具的权利。他们粉饰非物质劳动中的内在协作与集体生命营建的公共性，却不重视现实生活中劳动者主体性的提升，主体的不成熟使其大众革命方案陷入了吊诡之中。虽然哈特与奈格里已经意识到非物质劳动促使资本控制程度加深，试图跳出资本逻辑来思考非物质劳动的意义，但他们最终用生命权力解读的当代统治模式，掩盖了资本剥削的实质。

三、非物质劳动的生态意蕴及其解放潜能

虽然哈特与奈格里在非物质劳动中建构革命主体的理想最终落空，但并没有泯灭人们对非物质劳动解放潜能的憧憬。法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高兹对非物质劳动的生态意义及其解放潜能的有益探讨，是对哈特与奈格里相关研究的一种推进。高兹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矛盾，他认为后工业社会建立在非物质劳动的基础上，并试图通过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彻底解放。

高兹关注知识经济中非物质劳动的解放潜能，“随着知识日益成为主要的生产力，物质劳动逐渐降为产品生产过程的边缘或成为简单的产品外部包装”[4](P9)，物质劳动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但越来越成为生产过程的次要环节，“价值创造的核心是非物质劳动”[4](P9)。在高兹看来，知识经济代表资本主义及其测量和交换体系、它的平等关系和增值过程的根本危机。高兹认为，一方面，“劳动评价的危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价值评价的危机”[4](P36)，以交换为基础的价值规律在不可对价值进行定量分析的非物质劳动中无法体现;另一方面，非物质劳动激发了劳动者提升自身品质与技能的需要，非物质劳动主要依靠的不是共享的正式知识而是个体的经验知识，非物质劳动是主体的自我生产活动，“主体与公司、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区别必须被消除”[4](P19)。劳动者必须成为自己的企业家，即成为“知本家”，知识资本创造出以自我实现为目的的技术精英。

高兹认为，工业经济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逐渐泯灭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非物质劳动把劳动者的能力、个人性情同自由的、与工作无关的活动等同起来，孕育出以自主权利为目的的个体意识，而不是被资本引导的无限膨胀的物质需求。“未来是属于自主创业者的”[4](P21)，“随着自主创业的逐步确立，所有人及其生活的全部最终都会被工作占据和被剥削”[4](P22)。如果劳动者“拒绝资本为自身目的去占用和使用他们”[4](P29)，资本主义就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实现普遍的自主创业必须取消付薪就业，提升劳动者自主创业的意识和能力，“每个人都必须在弹性工作中负责健康、流动性和工作能力，确保知识更新。终生必须以管理好自己的人力资本为己任，以培训的方式不断增加投入”[4](P20)。“发展中的‘后雇佣社会’的基本构想是:没有付薪就业也没有失业。如果仍然有人失业，仅仅标志着他们的‘就业能力不足’。”[4](P25)只有普遍实现自主创业，才能使知识技术作为生产力节约出来的直接劳动时间成为真正的自由时间，使不能用利益衡量的社会和文化价值的发展成为可能。非物质劳动中的知识资本不再专属于少数人，而是由每个个体的自我生产创造并集合为人类的共享成果。

高兹认为，非物质劳动打破了传统的劳动-闲暇的二元界限，生产劳动与社会生活逐渐融合，个人劳动的直接社会化使劳动不再缺乏自由而成为寻获意义、追寻幸福的源泉。高兹指出，非物质劳动使劳动成为人的内在需要，并能以“更少但更好”的原则将经济理性整合于生态理性中，解救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高兹从非物质劳动出发论证“更少但更好”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将生态社会主义作为实现人类自由解放之根本路径。他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主体不再是与资本相对的无产阶级，而是以自我实现为目标的“新工人阶级”。新工人阶级的自治联盟是一种学习型组织，“有关集体生活的宪法、法律与原则将被设计为能使每个公民通过实践来学习，并能使社会在不断改善‘国民幸福指数’的分布上便于操作”[4](P109)。相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新工人阶级采取“控制公共领域”的非暴力方式，通过否定和超越“交换”来改良资本主义，建立自治的社会主义。[5]在高兹看来，非物质劳动不仅孕育了主体，而且导引了解放的路径，为生态理性限制经济理性提供了可能。但是，高兹对非物质劳动的分析并没有逸出资本的逻辑。他试图以非物质劳动同化资本与劳动，将与资本对立的工人阶级打造为自己的“知本家”，形成一个普遍自主创业的太平盛世:“这至少是未来工作的新自由主义的愿景:废除付薪就业、普遍自主创业、整个人类和生活都被资本吸纳，每个人都完全认同这些。”[4](P24)他试图将劳资关系掩饰为一种自发的伦理合作，没有意识到内生于资本主义体制中的劳动与资本的矛盾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得到解决。这种改良主义思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的命运，工人自治不可能真正克服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生态社会主义成为劳动解放的另一个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