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鹏 黄 坤

(北京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农民中最有可能转变为市民的群体，农民工必将是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城市化的核心，因此也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部门关注的焦点。*李培林、李炜:《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然而，过去的30多年，中国快速城市化的同时，农民工生活幸福感不仅没有相应的提升，反而却在逐渐下降。*叶鹏飞：《农民工城市生活主观幸福感的一个实证分析》，《青年研究》2011年第3期。农民工离开家乡到异地生存，每天工作较长的时间，少有机会去与工作以外的人交往，工作居于他们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因此，工作满意度已经成为影响农民工生活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作满意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工的生活幸福感，这需要全社会反思在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及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提高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

目前，提升农民工工作满意度主要受到政策制度特征、环境特征、工作特征的影响，也与个人特征的内在互动作用有关。现有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研究多基于农民工群体具有同质性这一假设，即农民工群体工作满意度具有相同的影响因素。农民工是一个复杂的群体，自然分割不同时代农民工之间的潜在差异往往在这些研究中被忽视。*Wang，H.，Pan，L.，Heerink，N，“Working Conditions and Job Satisfaction of China’s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Evidence from an Inland City”，IZA Discussion Paper，2013，5，pp.2-4.如果没有充分考虑到农民工内部不同特征群体的利益分化和差异，就很容易造成提升农民工满意度的制度设计与现实脱离。因此，洞察农民工子群体的特征差异，尤其是他们的工作态度，对于努力保持一个可持续的迁移和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认为，不同农民工子群体工作满意度的差异性研究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群体特征的提炼问题，即存在性问题：是否存在若干不同特征的农民工子群体？如果存在性问题满足，那么到底可以分成哪几类子群体？二是不同群体工作满意度的规律及特征，即实证性问题：如何科学真实的阐述不同农民工子群体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差性？针对上面提出的两个问题，本文从实证的角度探讨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微观基础，并利用农民工群体调研所获得的第一手数据来建构理论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

二、文献综述及本文的视角

(一)工作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工作满意度(Job Satisfaction)作为一个概念最早是由Hoppock于1935年提出的，一般被定义为员工对工作及环境的情感或态度，或因工作成就感或工作促进了价值实现的评价而产生的愉悦情感状态。工作满意度作为一个评价指标和幸福感的重要标志，不仅可以洞察工作所产生的总体幸福感状态，还可以促进员工获得更多的成功。[注]Lyubomirsky，S.，King，L.，Diener，E. “The Benefits of Frequent Positive Affect: Does Happiness Lead to Succ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2005，131(6)，pp.803-855.而且，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对于提高工作绩效和工作质量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目前，有关工作满意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方面。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的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个人特征、工作特征、环境特征、政策制度特征等。个人特征层面，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工作年限、学历、婚姻状况。工作特征层面，现有文献对于影响工作满意度的关键因素说法不一，但是应用最广泛的测量工具仍然是Smith(1969)等心理学家设计的工作描述指数(JDI)，认为测量工作满意度主要有五个维度，即工作本身、薪酬、上级管理水平、晋升以及同事等。环境特征层面，主要影响因素有人文环境、工作环境、家庭环境。政策制度特征层面，主要影响因素有企业的规章制度、是否在体制内工作等。

影响因素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程度。张士菊、廖建桥(2007)认为，薪酬福利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最大，其余依次为工作本身、晋升、同事满意度，上级管理满意度对整体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最小。任枫(2010)等人认为，薪酬福利、晋升与员工学历有密切联系，对硕士学历及以下员工而言，薪酬福利仍然是影响工作满意度的最主要因素，但是对于拥有博士学历的员工而言，影响其工作满意度的最主要因素却是晋升，同时晋升对于拥有本科及硕士学历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影响较大，对于拥有大专学历的员工影响有限。[注]任枫 等：《不同学历科技人员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年第1期。才国伟(2013)则认为，外部归因、工作自主权、购买保险、是否在体制内工作等因素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显著。[注]才国伟:《归因、自主权与工作满意度》，《管理世界》2013年第1期。

(二)农民工满意度影响因素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大变革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群体，他们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工作在他们的生活中处于核心位置，与具有广泛关系的“城里人”相比，工作在农民工生活中的重要性更高，工作情况对于他们自身各方面的影响更大。[注]秦昕：《从农村到城市：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影响模型》，《管理世界》2011年第10期。由于农民工具有流动性较强、就业层次和工作需求层次较低等特点，他们对晋升机会、组织文化、自我实现等不是特别重视，较为关注的是薪酬、工作条件、工作安全性、劳动强度、企业福利、保险状况、社会资本等。[注]姚植夫、张译文：《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北四省的调查数据》，《中国农村经济》2012年第8期。从计量角度分析，现有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各因素的影响机制，也可以得到相似的结论。如通过使用多项无序Logit和二元Probit模型分析，分别发现受教育水平、工作安全性、劳动强度、自我认知和是否有工伤保险，以及工作状况、收入、社会保障情况、生活环境等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注]陈珍珍、吴亮：《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生产力研究》2010 年第5 期。刘爱玉、陈彦勋(2010)通过与城镇工人工作满意度进行对比，发现工作时间、所从事的职业、所在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是否工会会员与所从事的行业显著影响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注]刘爱玉、陈彦勋：《工作满意度：农民工与城镇工人的比较》，《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 年第2 期。

也有部分研究将视野集中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高的教育程度，很少甚至没有农耕经验，他们更加注重自己在城市中的被认同感和社会地位。同时，老一代农民工在城市短暂居住的主要目的是积累财富，而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并借此达到长期在城市居住的目的。有研究发现，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因素主要有工作保障、家庭生活、工作本身和社会支持等。在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解释能力上，劳动时间安排、工作环境的解释力上升，报酬待遇的解释力下降，而社会保障的解释力最差。[注]赵智晶等：《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实证分析——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研究》，《四川农业大学学报》2010 年第2 期。

(三)现有文献的简要评述

工作满意度理论以及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研究进展，清晰地阐述了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说明了不同因素在不同群体影响程度的差异性。但是，上述研究都是将农民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并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分类问题。农民工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是反映农民工工作状态的一个复杂的指标，不同的农民工群体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理应不同。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将首先以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变量为基准，对所调查的农民工进行聚类，根据聚类结果针对每一类群体分别进行回归，找出每一类农民工群体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并进行对比分析，最终验证理论分析部分所提出的问题。

三、农民工群体分类提炼及特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全国范围内进行农民工问卷调查，调查范围主要涉及四川、广西、江西、安徽、河南、广东、北京、江苏等主要农民工输出地和聚集地。发出问卷3000份，有效问卷2686份。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具体抽样过程如下：第一步，在被调查省份抽取部分典型市区作为调研地点；第二步，由调研人员到所选中的市区，采取街头拦访的方式进行调查，每个街道问卷发放的数量由调研人员随机控制。问卷具体发放是通过“滚雪球”的抽样方法，即先进行街头拦访随机选择一些农民工作为被访者，然后再对这些被访者认识的一些农民工同事或朋友进行调查，依此类推，获得此次调查的农民工样本。

(二)变量的选择

农民工群体的提炼首先需要确定用于群体提取的变量。工作满意度本质上是劳动者对所从事工作积极评价的程度，是劳动者综合工作各方面情况后的主观情感反映。农民工作为劳动主体，自身的个人特征因素对工作满意度有直接影响；作为工作满意度评价的对象，工作生活状况例如收入水平、用工形式、工作时间、社会保障情况等方面也是直接影响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因素，以往的研究已经证实。同样，农民工作为理性人，他们在工作中并不只是被动的接受，而是通过不断获取外部信息和学习来使得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农民工会以一定的策略与工作环境进行互动，逐步改变自己在工作中的劣势地位，并根据自己主观判断的外部总体经济状况来确定自己是否迁移。在这个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在被动地适应工作的同时也在主动地改善自身的工作状况，如通过获得更高的薪酬，建立更和谐的人际关系获得晋升的机会，完成日后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本积累等来提升自己的工作满意度。农民工适应环境和争取利益的能力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年年限等。其中，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取得非农就业职位好坏，[注]邹薇、张芬:《农村地区收入差异与人力资本积累》，《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外出务工年限与积累的工作经验也会影响农民工的职位和收入。[注]孙永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6 年第1 期。另一方面是家庭特征因素的影响。通过对比分析“农二代”工作满意度高于“农一代”的原因，发现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两代人在婚姻、家庭成员等家庭特征因素的不同，并且绝大多数农民工都更倾向于依靠家庭亲戚来维系自己的利益。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根据性别、年龄等传统因素和受教育情况、外出务工年限以及婚姻、配偶以及子女情况进行聚类，以增加结果说服力。

(三)聚类分析

在选择了农民工群体的代表性因子后，接下来选择两步聚类法，进行数据处理以分析农民工子群体的具体特征，从相应的结果可知，当聚为3类时，最小类间距离比最大，聚类效果最好。根据聚类分析结果，本文将农民工群体分成3类。第I类群体样本为1253份，所占比例为46.6%，主要以高中文化水平为主，未婚较多；第II类群体样本为1084份，所占比例为40.4%，主要以初中和高中文化为主，主要是已婚，大部分是跟子女在一起；第III类群体为349份，所占比例为13.0%，主要以小学文化为主，离异或者丧偶居多。

(四)农民工子群体特征分析

根据农民工的个人特征、生活状况以及工作状况，我们分别将第I、II、III类农民工子群体命名为憧憬迷茫型、稳定成熟型、边缘落寞型。

第I类群体被界定为憧憬迷茫型，该群体的大部分成员年龄与其他两类相比较小，务工年限较短，而且大多数为未婚，其比例为76.7%。同时，他们受教育程度以高中毕业生为主，比例为45.9%，总体对自己的期望比较高，因此在对“进城务工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回答时，选择“自己新生活、新生命的开始改变命运“和“实现人生理想的重要契机”远高于第II类和第III类群体。然而，当真正面对现实时他们反而感到失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自卑、不自信”是进城务工的主要困扰，这一比例为52.7%，远高于第II类群体(12.2%)、第III类群体(25.3%)，这表现出该群体的迷茫心态。另外，相比于第II、III类群体，第I类群体的工作较为“正规”，因为他们一般都居住在单位宿舍中，单位提供的福利较多，工作时间较为固定。固定的生活居住和工作环境使得他们跟外界接触较少，降低了他们与人沟通的能力，机械的工作流程、不变的工作章程、较低的工资收入也是他们逐渐对自己的梦想失去信心、对周围世界缺乏自信的原因。

第II类群体被界定为稳定成熟型，以25岁以上为主，大多数为已婚(98.9%)、有子女(91.4%)、外出务工年限在5年以上，受教育程度以初、高中为主，比例分别为47.3%和39.2%。他们中更多的人认为进城务工的意义在于“挣钱养家的重要途径和手段”(44.5%)，只有少数人认为“自卑、不自信”是自己的困扰；该群体在务工城市选择“自己及家人独立租房“或“自购房屋”的比例较大。另外，这一群体在过去一年中未更换工作的人所占比例较高，并且合同雇佣形式的受访者在这一群体中的比例最高。分析这类群体最关心的事情，可以发现他们往往最担心子女的教育问题(44.2%)，远远高于第I类和第III类群体的11.4%和28.4%。这反映了他们有着稳定的家庭，已经打算在城市中长期居住下去，生活状况、工作状况较为安定，融入社会的程度在这三类人群中最高。

第III类群体被界定为边缘落寞型，他们的平均年龄与第II类差别不大，但是40岁以上的比例明显较多。另外，离异或丧偶的比例远大于第II类群体。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比例为68.2%，远高于I、II类群体。之所以将该群体定义为边缘落寞型，主要是因为虽然该群体的大部分成员在城市的务工年限较长，但工作状况或是生活状况并不乐观。如在未来的打算问题上选择“走一步看一步还没认真想过”和“不愿意在城里待了、现在就想回家”的比例之和(38.1%)比其他两类群体高。认为自己在人际关系上的困扰为“自卑、不自信”的远高于第II类群体。单位福利一般较差、工作中最担心“受上司监督、不小心被处罚”、换工作的频次较高。这体现出第III类群体的失组织特性，学历边缘化、工作不稳定、收入离散程度很高、自我约束能力偏弱，属于边缘化群体。

虽然这三类农民工群体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他们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共性，如平时联系最多的朋友多为同事及外来务工人员，参与同乡会及其他社团活动并不积极，对城市以及社区的身份感觉良好。

四、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一)因子分析——寻找解释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特征变量

由于调查问卷的解释变量较多，所以需要寻找一些可以解释一般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特征变量，然后在相应的特征变量范围内，针对次级变量进行研究。首先需要进行因子分析的适用性检验，以此确定本文所选择的变量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然后根据实证结果，选择具体因子来描述农民工工作满意度。

本文通过采用主成分法对所选择变量计算其在7个公因子上的载荷，发现第一公因子在住宿性质(X1)、房租(X2)、生活费比重(X3)、基本生理需求(X4)等四个变量上有较大载荷，本文将其称之为生活水平状态因子；第二公因子在工作感受(X5)、市民态度(X6)、对未来的打算(X7)等三个变量上有较大载荷，本文将其称之为基于现实的自我评价因子；第三公因子在用工形式(X8)、月休息天数(X9)、天工作时间(X10)等三个变量上有较大载荷，本文将其称之为工作特质因子；第四公因子在联系较多的朋友(X11)、获得工作的途径(X12)两个变量上有较大载荷，本文将其称之为人际关系因子；第五公因子在对城市的感觉(X13)、进城务工的意义(X14)两个变量上有较大载荷，本文将其称之为社会认知因子；第六公因子在换工作的频次(X15)、参加聚会的频次(X16)、回家的频次(X17)等三个变量上具有较大载荷，本文称之为关系取向因子；第七公因子在收入水平(X18)上具有较大载荷，本文称其为薪酬因子。

(二)回归分析——寻找农民工群体工作满意度的差异性变量

参考张士菊、廖建桥(2007)的研究方法，本文将整体满意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将18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如下回归方程：

其中，X1住宿性质；X2房租；X3生活费比重；X4基本生理需求；X5工作感受；X6市民态度；X7对未来的打算；X8用工形式；X9月休息天数；X10每天工作时间；X11联系较多的朋友；X12获得工作的途径；X13对城市的感觉；X14进城务工的意义；X15换工作的频；X16参加聚会的频次；X17回家的频次；X18收入。

基于此，本文分别将三类农民工子群体的调研数据放入到回归方程，并对比每一类群体中影响工作满意度的因素的差异,以下是回归结果的解读。

在生活水平状态因子中，郑思齐等人(2011)认为住宿状况、房租、生活费比重等因素会影响农民工的住宿条件进而影响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积累。[注]郑思齐等：《农民工政策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而本文的结论则与之不尽相同。我们发现，住宿因素对第I类农民工群体工作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但对第II类和第III类群体则没有影响；占收入比重较高的房租因素对第I类和第III类农民工群体工作满意度具有负向影响，这是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他们获得金钱的渠道只能通过工资收入；而生活费比重仅仅对第II型的农民工群体有较强影响，主要是因为这部分群体往往要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另外，与前人研究不同的是，变量基本生理需求对于第II型农民工群体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因为当他们组建稳定家庭后，基本的生活需求对其工作的边际效应影响不明显(促进作用不明显)。并且，该群体相对较高的自购住房比率也是导致以上现象的原因。

在基于现实的自我评价因子中，Wang(2013)的结论表明，工作越轻松，农民工群体的工作满意度越高。但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工作轻松只会影响第I类和第II类农民工群体的工作满意度，对第III类群体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市民对于农民工的态度也会影响其工作满意度。对于农民工整体而言，市民对他们的态度越恶劣，其工作满意度越低。本文还在回归中加入了“对未来的打算”，发现有着坚定不移事业心的受访者，其工作满意度要高于那些对自己未来没有明确规划或者对城市生活很反感的农民工群体的工作满意度，这也符合“目标激励”效应。

通过对工作特质因子分析发现，签订合同会并不能提升第III类农民工群体的工作满意度，这与前人结论不同。他们因为是社会的边缘化群体，自身也逐渐与社会脱离，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自我约束能力偏弱，他们不乐意追求有着较为明确纪律章程的合同制工作。与之相反，合同制工作的较高稳定性、较好工作条件和一定的福利待遇等特点往往是高中学历和肩负着家庭责任的农民工所需要的。因此，第I类和第II类群体中拥有合同制聘用的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较高。“每天工作时间的长短”和“每月休息天数”两个因素对于第III类农民工没有显著影响，并且基于现实的自我评价因子中“工作感受”因素对这一群体的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也不明显，这和其群体失组织特质密切相关。因为他们生活没有保障，所以当他们工作时间减少和工作强度降低，工作变的轻松的时候，他们可能面临生存危机。不过“每天工作时间的长短”与处于憧憬迷茫和成熟稳定状态的农民工群体的工作满意度负相关，这与Wang(2013)以及John(2009)有关“每天工作时间的长短”与农民工群体工作满意度负相关的研究结果相同。

本文在人际关系因子中发现，憧憬迷茫和成熟稳定型农民工的工作如果是由熟人介绍所得也会带来较高的工作满意度。这充分体现了低收入群体对于周围人群的信任与不设防心理，也体现了弱势群体之间的团结特质。同时，对于这两类农民工群体中的受访者而言，拥有务工地朋友的受访者工作满意度较高。

本文还在模型中加入了“对城市的感觉”和“进城务工的意义”两个因素，模型结果显示，“对城市的感觉”因素与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无关，这说明大多数农民工进城务工仅仅是为获得较高的收入，而不是永久的留在城市中生活，金钱比自身融入城市更为重要。对于第I类和第II类农民工群体而言，他们对于进城务工意义的看法越趋向于正向，其工作满意度越高。但是，这一因素对第III类群体却没有显著影响。结合人际关系因子中“获得工作的途径”和“联系较多的朋友”两个因素对第III类群体同样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综合前文的基本特征分析可以发现其边缘化、失组织特性明显。

在关系取向因子中，本文发现憧憬迷茫型和成熟稳定型农民工更换工作频次越高其工作满意度越低。这与Smyth(2008)的结论相同。Smyth(2008)指出农民工之所以离开原岗位，就是工作满意度的下降。不过模型结果显示“参加聚会的频次”和“回家的频次”两个因素对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没有影响，基于农民工往往都是参加同乡会这一事实，可以看出乡土情结对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影响甚微。

在对薪酬因子的分析中，有学者认为，收入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有的认为没有，Wang(2013)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很有可能是高的工作满意度本身会提升农民工的工作效率，从而增加农民工的收入。本文得出的结论却是，工资因素仅仅对于那些自卑不自信的憧憬迷茫型的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结合前文的基本特征分析，本文认为这个群体的工作环境具有明显的封闭性，从而导致他们性格上的自我封闭。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1.将农民工群体按照基本特征划分为三类子群体。本文结合农民工的个人特征、生活状况和工作情况，把三类群体分别命名为：憧憬迷茫类型、成熟稳定型、边缘落寞型。其中，憧憬迷茫型农民工群体普遍未婚，外出务工时间较短，并且受教育程度较高，对于自己有着较高的期望，在憧憬未来的同时，由于工作特质的原因，他们往往变得自卑不自信，这反映出他们的迷茫心态。成熟稳定类型农民工群体一般已婚，学历以初高中为主，外出务工时间较长，用工形式主要是合同制。他们在城市中往往和家人一起居住，所关注问题也都和子女家庭有关；同时与家人一起租房和自购住房的比例在三类群体中最高，城市融入程度较高。边缘落寞型农民工群体以离异或丧偶的大龄务工者为主，然而较长的务工年限并没有改善这一群体的工作状况。他们同第I类农民工一样，受着“自卑不自信”的困扰；对于未来没有明确的规划，得过且过的特性明显；组织纪律性较弱，工作中往往担心上司的监督处罚，属于被社会遗弃的群体。

2.不同群体的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存在差异。通过对所选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影响三类群体工作满意度的因素存在差异。在所有进入回归的变量中，只有“市民态度”、“ 对未来的打算”、“换工作的频次”等三个因素对三类群体都有影响；“住宿状况”仅仅影响居住在单位所提供的宿舍中的憧憬迷茫型群体，“生活费比重”、“基本生理需求”只对一般组建家庭的成熟稳定群体影响显著。另外，房租因素在对第I类和第III类群体的工作满意度造成影响的同时，对于一般组建稳定家庭的第II类群体影响却不显著；收入因素对于“组织”特性较强的第I类群体的工作满意度影响并不显著。这直接反映了三类群体工作生活方面的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工作感受”、“用工形式”、“每天工作时间”、“联系较多的朋友”、“获得工作的途径”、“进城务工的意义”这些前人已经证实的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只对I、II类群体影响显著，和第III类群体则毫无关系或对于他们的影响与前人研究的结果相悖，说明了这些边缘落寞人群的特殊性。他们被政府遗弃已久、无人问津，处在任何公共福利与保障都辐射不到的位置。因此，相对于前两类农民工而言，针对第III类农民工群体的改善提升政策的核心应该放在使他们重新融入社会，重拾摆脱困境的希望上面。

(二)进一步的讨论

1.制度架构不够完善，对于不同农民工群体的制度体系相同。消除制度的简单化，使其更加人性化。制度既是造成贫困的元凶，也是缓解贫困的利器，关键在于如何完善制度，实现制度建设的目标。农民工满意度的制度设计，要么在设计上脱离现实，不能满足目标群体的需要；或者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操作不当，引发农民工的不满。归根到底都源于制度设计和操作过程简单化，忽视了目标群体内部的利益分化。制度完善的主要方向是充分考虑到贫困群体的利益差异。原有的以农民工整体为单位的宏观提升战略，目前来看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虽然这其中有体制原因，但也有忽略农民工内部子群体利益诉求不同的原因。因此，针对不同的群体制定不同的政策，有助于改善农民工现状，提高其满意度。

2.正常社会网络缺失，公共资源匮乏，一部分人群甘于现状。农民工群体的社会网络质量低劣，主要表现为社会联系少而且同质性很强，这种网络所能够提供的信息和机会非常有限。公共社会资本的匮乏不仅限制了农民工摆脱困境的能力与机会，而且大大降低了他们参与有组织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在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中，血缘和亲缘关系的作用最为强烈，几乎是各种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由这些关系组成的社会生活基本单位不仅有效地帮助了农民工群体，而且使其参与有组织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大幅度降低。

就贫困而言，真正可怕的不是资源匮乏，而是对摆脱贫困失去了勇气和信心。在我们调研的农民工中，第III类边缘落寞型农民工群体就已经丧失了打破现状的信心，他们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刘易斯用“贫困文化”解释了这种安于现状的生存状态：贫困文化的形成需要贫困人口聚居一地，与其他阶层隔离开来，并分享一套共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由此形成的社会空间，促进农民工之间的集体互助，并将之制度化，进而维持着贫困生活。贫困文化塑造了子孙后代的行为特点和人格特质，限制了他们摆脱贫困的能力。从“贫困文化”的概念看，打破地理隔离是打破“贫困文化”的有效手段，而这要求政府在住房等公共资源上向农民工群体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