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国良 曹钰娟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2)

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于1938年9月9日至19日在《真理报》上连载，随后又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10月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一部在斯大林直接领导、亲自主持和参与下完成的充满斯大林本人色彩、充分体现斯大林观点的有关联共(布)党史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的著作。人们完全有理由把它视为斯大林的作品，而且是他的一部重要作品。事实上，斯大林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例如，经斯大林亲自修改、审定的《斯大林传略》就非常明确地写道：“1938年，由斯大林同志执笔并经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出版了。”*[苏联]亚历山大洛夫等：《斯大林传略》，唯真译，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35页。

斯大林与联共(布)中央对《教程》的出版极其重视。在发表《教程》第一章的当天，即1938年9月9日，《真理报》特意配发了题为《深人学习列宁、斯大林的党的历史》的社论。在单行本出版前夕，斯大林又专门就该书的出版主持召开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宣传工作者会议，在讲话中还把《教程》比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宣言——歌之歌”*1938年10月1日，斯大林就《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宣传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下册，张慕良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1页。。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专门作出了《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党的宣传工作》的决议，把《教程》称之为“新的强有力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武器”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四分册，第501页。。决议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停止使用其他版本的党史教科书，凡是党史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方面的正式解释，要一律以《教程》的提法为标准进行修正和澄清，坚决杜绝任意解释。除大量印行《教程》的俄文版外，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还决定出版《教程》的法文、英文、德文、波兰文、捷克文、瑞典文、芬兰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中文、日文、马来文、印度文、保加利亚文与南斯拉夫文等各主要语言的译本，并要求各译本在1938年11月15日前完成。1939年8月，法、英、美、德、意五国共产党作出在共产国际各支部内传播与研究《教程》一书的决定，要求各国共产党员都要认真学习这部著作。不仅“要达到每一个党员有一本《简明教程》，并研究它，使它成为每个党员的指南”，而且“要运用一切办法”把这一著作传布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间去。[注]《论共产国际支部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底传布与研究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解放》第105期(1940年4月30日)，第7-8页。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教程》被视为“全世界千百万进步人士所必读之书”，很快被译成各种文字出版发行。

中共对《教程》的反应非常迅速。《教程》甫一面世，时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任弼时即组织当时在苏联养病的中国同志进行学习，任弼时还协助苏联外文出版局校订中译本。差不多与此同时，国内也在组织人员进行翻译。[注]据《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卷之《任弼时传》，《教程》一出版，任弼时即建议中共中央立即翻译。参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卷第48页。但后来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纂的《任弼时传》与《任弼时年谱》均无此记载。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5页。1938年11月7日，延安的《解放》杂志第56期率先发表了杨松翻译的《教程》第七章，标题译为“在准备和实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党”。12月12日，《解放》杂志第58期又刊载了吴黎平翻译的《教程》结束语，并加了标题“苏联共产党取得胜利的经验教训——论联共党史的结论”。12月，博古翻译的《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为单行本由中国出版社出版。随后不久，《教程》中文全译本开始陆续出版发行。

在莫斯科，《教程》的中文翻译工作由苏联外文出版局中文编译部谢唯真主持，任弼时也参加了译校工作，并亲自翻译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节。[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5页。该译本名为《苏联共产党(波尔什维克)历史简要读本》。[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5页。最初，该译本主要是通过苏联大使馆运往武汉等地的领事馆再辗转流向各地的。[注]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7页。后来，延安的解放社直接根据莫斯科中文版本进行翻印，分送给各根据地。《简要读本》主要流行于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大后方和华中各地也能见到。1939年2—3月间，汉口出版了由中国出版社译、博古总校阅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下册。5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译本也分上、下两册，由新华书店经销。此外，上海启明社还出版了吴清友的译本，书名是《最新联共党史(1883～1937)》，该译本分为两册，第一册为“前史部”，包括该书前六章，第二册为“近史部”，包括该书后六章及结束语。其中近史部于5月出版，全译本在7月出版。[注]杨松:《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底宣传》,《群众》第6卷第10期(1941年9月30日)，第142页。以上各版本目前在国家图书馆都藏有善本。这些版本中影响最大、发行量也最大的是莫斯科中文版。

由于当时延安的印刷出版条件很差，只有一个解放社和一个中央印刷厂，又缺乏印刷材料，加上交通不便，所以单靠延安印刷发行显然既不现实，也很难满足需要。于是，在上述各种译本尤其是解放社翻印的莫斯科中文版的基础上，各根据地和解放区也相继建立起自己的印刷机构，根据需要翻印延安出版的新书，专供当地发行。就《教程》一书来看，仅目前国家图书馆就藏有阜平抗敌报社、胶东联合社、中原新华书店、晋察冀新华书店、哈尔滨兆麟书店等翻印发行的多种版本。从地域上看，这些译本通过各自的发行渠道基本上覆盖了各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各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便发出通知指出，过去在战争分割的环境中，为了需要临时翻印是不得已的。现在全国统一了，各地书店以后非经作者和原出版者同意，不得任意翻印外版书籍，已在排印中者应一律停止进行。通知还说已成立专门经营外文书报(包括“莫斯科中文版”)的发行机构国际书店。[注]刘杲、石峰主编：《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不久，中宣部又做出决定，以解放社作为翻译马恩列斯著作的中心。这样，《教程》一书的出版便逐渐统一到了解放社。1949年9月，解放社编辑部根据苏联外文出版局1949年中文版翻印了《教程》的初版。译本“除将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内‘社会思想’仍改为‘社会观念’及将两个未译出的英文名词注上通用的译语外，其余文字照旧”[注]参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解放社1949年版初版扉页解放社编辑部的“出版者的话”。。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教程》遂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53年，人民出版社根据莫斯科外文出版局1953年出版的中文版出版了第七版，该版重新规范了注释，随后又于1954年4月出版了第八版。至1955年12月，该版共印刷了14次。1964年6月，人民出版社又根据该版出版了每套八分册的十六开横排本。该版依旧是根据莫斯科外文局1953年版排印。1975年7月，由中共中央编译局重新组织翻译的简体中文版横排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正式出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程》中文版没再重印。

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国的宣传

《教程》在中国翻译出版之际，恰逢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发动一个全党干部学习运动，联共(布)党史从一开始就被列为主要课程。1938年11月，中共中央专门设立了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兼任部长，罗迈任副部长，以加强对各级干部学习的指导。中共中央先后于1940年1月和3月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把“联共党史”列为各级党校和干部教育的主要课程。干教部召开了学习动员大会，建立了学习制度，规定每天两小时学习制，自动与强制相结合。各单位纷纷制定计划，成立学习组织。为了便于指导学习，《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最初把延安的干部分成甲、乙、丙三类，分别学习联共(布)党史。其中甲类是指担负领导工作且有较高文化水平的老干部，主要学习联共(布)党史。[注]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33页。后来，《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又进一步把在职干部按照文化和理论程度分为甲乙丙丁四类。甲类是指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老干部，以联共(布)党史为主要课程，辅之以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等；乙类是文化和理论水准都较低的老干部，先学习文化课与中国问题，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丙类是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新干部，先学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问题，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丁类是文化和理论水准都较低的新干部，以学习文化课与中国问题为主。不难看出，联共(布)党史是当时各级干部学习的核心课程之一。《教程》中文版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1940年6月，朱德在延安干部学习周年总结大会上讲话时特别谈到了《教程》：“最近延安给山东送去一二百本联共党史，但是他们只收到了七本。为什么呢？半途上你一本我一本地被抢光了。”[注]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页。为了帮助广大干部学习《教程》，延安出版的《共产党人》第6期和《群众》第5卷第9—10期合刊上还开列了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参考书目。凡此种种，都说明《教程》在延安干部学习中确实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随后的延安整风运动又进一步推动了《教程》在中国的宣传工作。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时，明确提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应以联共党史为中心的材料”，“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注]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解放日报》1942年3月27日。该文1953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把《联共党史》改为《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并删去了“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等句子。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教程》被认为“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个完全的典型”[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803页。。《教程》的结束语被作为必读文件编入《整风文献》，《教程》同时被列为高级干部必须学习的七本书之一。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整风运动的基本文献中一再提到《教程》。如上所述，《改造我们的学习》对《教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反对党八股》则引用《教程》中的理论观点和具体事例阐述党的政策，如援引《教程》结束语第四条和第五条来说明“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和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必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援引《教程》所载实例说明列宁如何做宣传。[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5、841-842页。同时，《教程》的一些章节还被整篇摘录下来选入《宣传指南》等小册子，印发给各级党组织供学习之用。例如，1942年2月8日延安干部会上散发的《宣传指南》收入四篇文章，其中首篇即是从《教程》第一章第三节中摘下来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1页。《教程》及其所内涵的思想观点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应当予以充分的估计。

延安整风之后到60年代，几乎每当国家处于重要转折关头，毛泽东都会号召全党学习《教程》。1945年4月24日，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做口头政治报告时提出“要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把《教程》与《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相提并论，因为《教程》“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0页。。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又提出了干部要学习的十二本马列主义必读书的要求。对这十二本书，毛泽东曾亲笔名之曰“干部必读”，并请周恩来把十二本书的目录印发全会。[注]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82页。毛泽东在向会议做总结报告时解释说：“关于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注]《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页。“干部必读”十二本，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这十二本“干部必读”书中就包括《教程》。从1950年开始，全国各高等院校及培养、培训干部的各级党校、干校普遍开设“马列主义基础”课程，该课程的主体内容便是对《教程》进行系统的讲授。此后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经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批示，才正式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取代苏共党史作为高校政治理论课之一。[注]《高放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2页。1956年6月6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份请示报告上指示：“同意建立《社会主义运动史》这门课程，并且立即进行准备工作，在没有准备好以前，仍可继续讲授《苏共党史》，并且应该讲完，但在讲授时可参照现在一些新的观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68页。1953年，我国进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配合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中共中央又决定组织全党干部学习《教程》第九至十二章，即“布尔什维克在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而斗争”、“布尔什维克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布尔什维克党为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而斗争和新宪法之施行”。正是在全国各高校、干校以及全党干部掀起学习《教程》新高潮的背景下，50年代上半期，围绕《教程》内容出版了大量讲授、学习与宣传辅导材料，如《怎样讲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什么要学习和怎样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名词解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学习资料专题索引》等。与高校政治理论课调整不同的是，苏共二十大以后，广大党员干部中虽未再出现大规模组织学习《教程》的热潮，但《教程》仍然是干部必读书之一。例如，直到196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开列的干部选读的三十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教程》仍被列为斯大林五本著作之一。[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8页。毛泽东离京外出视察时在指名携带的为数不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主要著作中，《教程》也仍然名列其中。所不同的只是它已由原来的学习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变成了主要用以学习和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了。1975年，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重新翻译校订的新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该版后来虽有少量重印，但随着全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人们对《教程》的认识也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

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国传播的几个特点

作为马列主义的一部经典著作，《教程》在中国传播极广、影响极大。但纵览其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教程》的传播同马克思主义其它经典著作的传播相比也有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虽然与《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样，《教程》的传播也经历了一个由章节到全篇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历时却非常短暂。《宣言》的译介从1899年李提摩太、蔡尔康所撰《大同学》中所引的一句话开始，到赵必振翻译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摘引《宣言》一段话，再到朱执信撰文介绍《宣言》的基本内容并完整地翻译出《宣言》的若干段落，《宣言》的文本翻译才逐渐从零星走向系统，从片断走向章节和整篇：先是某一章全文的发表，一篇序言的出现，直到1920年才有完整译本的出版，这一过程历时20年。如果再加上由最初的《宣言》文本本身到增补一篇序言，再到三篇序言、四篇序言直至完整的七篇序言的过程，其间则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时间。相比较而言，《教程》所经历的这一过程则要短暂得多。《宣言》是在其问世半个世纪之后才进入中文文献的，而《教程》一出版即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并立即在莫斯科组织翻译中文版。如前所述，1938年11月7日，延安的《解放》杂志第56期发表杨松翻译的《教程》第七章。12月12日该刊第58期又发表了吴黎平翻译的《教程》结束语。12月，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博古译的内容为《教程》第四章第二节的单行本《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不久，《教程》全译本就于1939年初面世了。这样算来，《教程》从个别章节发表到全篇正式出版总共也只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其次，与《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传播大多经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不同，《教程》在中国的传播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自觉的、有组织的过程。19世纪末，无论是对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介绍，还是对马克思等社会主义活动家的评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传播者对传播的内容本身往往不甚了了。相应地，《宣言》等经典著作在中国最初的译介也谈不上自觉的传播，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无意识的扩散。直到朱执信撰文介绍《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内容并完整地翻译出《宣言》的若干段落，《宣言》的传播才开始进入自觉地、有目的地译介阶段。在中国共产主义者接过《宣言》传播的接力棒之后，传播的规模急剧扩大，传播的速度也迅速加快，传播的自觉性、组织性也大大增强了。反观《教程》的传播，无论是篇章介绍，还是整体翻译，除个别情况(如吴清友译本)外，绝大多数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自觉行为，是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的。如前所述，这种针对《教程》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翻译和宣传，一方面是来自莫斯科的推动，特别是其早期传播，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共产党学习马列理论的需要。

再次，与《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同，《教程》从其在中国传播开始即使用了白话文体。《宣言》是在19世纪末进入中国文献的，1919年之前，《宣言》的译介采用的都是文言体。自1919年4月《每周评论》上成舍我采用白话文体翻译《宣言》始，白话文体才逐渐取代文言体，这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宣言》的传播。就《宣言》的译文来看，由于时间跨度大，且经历了一个从文言体向白话体的转变过程，不同译者翻译出来的语言差别非常大。这种差别不仅表现为文言体与白话体的差别，而且文言体与文言体之间以及白话体与白话体之间的差别也非常大。即以《宣言》最后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例，迄今已有70多种译法，如“全方贫工之联合”、“四海之内皆兄弟”、 “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万国劳动者其团结！”、“愿我万国劳动者团结毋懈！”等。《教程》出版之时，白话文作为书面语言已经广为流行，所以，无论是章节的译介还是整部著作的出版，没有出现文言文体。虽然《教程》也有若干不同的版本，但其语言表述上的差异非常小。即便拿1975年版的《教程》同四十年代的版本相比，除了因时代变迁而引起的语言变化之外，其差异性也不大。而且与《宣言》的译文不同，也鲜见学界对《教程》译文本身提出质疑。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教程》原文本身语言的通俗化、大众化有关。

最后，与《宣言》等众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样，《教程》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有所不同的是，《宣言》等著作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基本原则、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层面，而《教程》的影响则更多地具有直接性、榜样性的色彩。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之初就很重视对《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但正如毛泽东所说，《宣言》中“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状况”[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79页。。毛泽东的这段话非常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经典著作的一贯态度，即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虽然理论上对待《教程》也是这个态度，但在实际中却又有所不同。因为《教程》是被当作“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看待的，“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803页。。因此，中国革命和建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往往会比附苏联相应的历史时期，参照《教程》的不同章节去重点学习。如延安整风时期曾重点学习《教程》的结束语；再如当我国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工业化建设时，又组织全党干部学习《教程》第九至十二章；又如《教程》讲联共(布)经历了15次路线斗争，我们党也曾一度讲自己党内有10次路线斗争。显然，《教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影响更具有“模本”的功效，其现实性更强。当然，这种影响的积极性与消极性是并存的，需要具体分析，逐一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