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 焰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历程，始终贯穿着建构和彰显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的探索和努力，取得了一批有分量、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与此同时，随着西方文艺理论的大量涌入，中国文艺学原有的一套概念和理论话语体系受到很大的冲击，并且在面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文化、文艺领域的大量新现象、新问题时，明显表现出分析和解答的吃力和滞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观念和方法上也受到现实的严峻挑战。很多学者对中国文论研究中的“崇洋”倾向忧心忡忡，“热衷于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来构制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迷信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选题和研究方式，将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视之为‘过时’而弃如敝屣，或只口头上承认而实际上背离，这对发展我国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极其不利的。”*董学文：《文学理论研究“西马化模式”的反思》，《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失语症”、“焦虑症”成为中国文艺理论面临的主要理论困境。如何适应中国文艺现实的发展所需，实现思想资源借鉴和话语体系的重构，走出西方理论“影响的焦虑”，摆脱“失语”的无力和失落，在中国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更加有效地回应现实，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和学术创新，从而有效增进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于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引领作用，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具有导向性、前沿性的重大热点问题。对此，遵循和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给出中国文化、文艺新问题、新现象的理论解释和实践指南，在对中国当下诸多文艺现实问题的不断解答中，积极探索、构建、彰显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形态，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术创新与话语转型，可以体现中国特色和风格的话语体系，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中国的理论强音。

一、马克思主义文论本真形态的探求

目前，国内文论界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的一个共同观点是其理论资源一定要由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传统文论和西方文论三方面构成，而且必须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内核、为指导，而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导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要明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真形态，即要探求和追问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真精神是什么？这必然涉及马克思主义文论精神实质和理论边界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论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论本真形态的探求开始于反思教条化、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的历史语境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以开放性的姿态拓展了原来因服从于政治斗争需要而固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边界和话语空间，借鉴、汲取了西方文论的优秀成果以及中国传统文论的丰富遗产，破除极左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曲解，引领中国文艺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重新出发，逐渐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生机和活力。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被大量引介入中国，如何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纳入中国当下文艺理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建构的语境之中，是中国文论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而这个课题的根本前提是必须在本土性视野中辩证地而非僵化地、历史地而非静止地认识和阐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异质性”。

1980年代“西马非马”的论争源自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地位的思考，1990年代末期的论争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国内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推进与对这一认识的反思之间的对话。“西马是马”还是“西马非马”，中国学界一直以来缺乏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钱中文先生批评了“西马非马”的观点，他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原典意义上的文论，但它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原典出发，结合他们所处的西方各国具体社会的文化文艺的实践，而进行阐发和创造的理论，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注]钱中文：《2011年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年会暨“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构”国际学术研讨会祝辞》，会议内部资料。冯宪光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底线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核心思想，即“关于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这个核心思想“提供了解释文学艺术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的理论”以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方式的理论”这个核心思想“提出了文学艺术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关系的理论，是一百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得以产生的真正基础。[注]冯宪光：《西马文论是非论》，《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纵观20世纪的西马文论，包括以卢卡奇、葛兰西、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阿尔都塞为代表的西方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以威廉斯、詹姆逊、伊格尔顿为代表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在原则上都是符合这个标准的。西马理论家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对文化与文学进行理论思考和探索，始终没有偏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线，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的产生从马克思主义文论整体发展过程来看，有其必然性和合法性”[注]冯宪光：《西马文论是非论》，《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由此可见，目前国内文论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认识已经极大深化了，摆脱和抛弃了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苏俄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僵化的思维认知模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己经变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代性‘自我理解’的一种基本方式和组成部分。”[注]刘怀玉等：《苏联化、西马化与中国化———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30年的简要回顾与反思》，《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1期。

在“西马非马”论争之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也产生了研究“泛化”的新倾向。相当一部分学者在研究中用西方当代各种文艺理论思潮或流派的观点补充甚至是嫁接马克思主义文论，如此一来，看似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视域、思想格局打开了，实际上使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成为一个边界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确定的理论领域。开放性已经成为新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一个鲜明特征，但任何理论的开放性都不是没有限度的，否则，理论会因失去自身的规定性而导致走向其立场的反面。究竟哪些理论能够被纳入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谱系之中？马克思主义文论与非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区别何在？当然，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未必就是真的马克思主义，如何鉴别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这就涉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边界问题。谭好哲先生认为：确立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边界”意识，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精神、原则和主要观念上来进行文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其精神和原则上是以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特征所包含的四个前提为基础的：“第一是对待认识本身的辩证态度；第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三是依据马克思的社会分析而得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的总看法；第四是以某种形式规定的对社会主义的信奉。”[注]谭好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边界、问题与方法——一个基于问题意识的历史反思和创新展望》，《文史哲》2012年第5期。这四个前提与冯宪光先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底线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核心思想”本质上是相同的，此外，如果一种文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海尔布隆纳所分析的四种共同特征，并且认同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所形成的一些共同性的文艺观念，“如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重视文艺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作用，关注文艺在社会革命与人类自由和解放中的启蒙潜能和功能等等”[注]谭好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边界、问题与方法——一个基于问题意识的历史反思和创新展望》，《文史哲》2012年第5期。，那么这种文论就属于马克思主义，否则，就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文论。

马克思主义文论本真形态的探求必然是与推进其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并向而行的。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的前提是要“回到马克思”，通过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来真正“走进马克思”。法国思想家德里达强调：“反复阅读和研讨马克思是我们的时代责任，没有这种责任感，也就不会有将来。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回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重读马克思，不是对已有的固化了的“定论”作些补充和考证，而是在思想与历史、思想与时代的互动中重新发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富有生命力的观点、范畴、原理和方法，从而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当今时代的阐释活力和理论效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重读马克思时需要转变以往用“原理反注原著”的解读方式，不拘泥于前见，使马克思经典文本(既包括马克思经典作家公开发表的著作，也包括未发表的大量手稿、笔记)在重新解读中不断地敞开、彰显自身的意义，注重从马克思主义文论形成的深层语境、内在学理、出场路径来发掘和整体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真形态，实现“回归马克思”和“推进马克思”二者的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中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都起始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范畴和经典命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现代转型绝不能忽略甚至抛弃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真精神，不能绕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精深重读，也不能忽视对马克思主义文论边界的重新廓清，还要强调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某些阶段性成果或个别结论可能会因时空条件的变化而不再适用，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的方法论不会过时。国内一些学者充分认识到了1980年代出现的“方法论”热退潮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薄弱态势，提出了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两大基本原则(即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原则以及逻辑与历史或者说是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相一致的原则)的同时，还要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文论更加切近文艺特性的三个具体研究方法：“一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而形成的意识形态分析方法；二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并汲取了各种现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辩证思维方法；三是基于对象感性存在特殊性之艺术的或美学的研究方法。”[注]谭好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边界、问题与方法——一个基于问题意识的历史反思和创新展望》，《文史哲》2012年第5期。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理论建树已经证明了这三个具体方法的行之有效性。詹姆逊始终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分析全球资本主义最有力、最重要的批判武器，他几乎所有的著述都贯穿着对辩证法的研究和运用；伊格尔顿的作品则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批评和意识形态批评的方法。强化这三种具体方法的运用就是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坚持，也一定会结出丰硕而高品质的理论果实。

二、马克思主义文论时代形态的推进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时代问题的反映、时代精神的体现，同时又作用于时代，推动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本真形态的探求应从属于时代形态，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基本价值立场和原则。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时代形态就是要应对和回答，在当下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必然要在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始终站在时代和实践的前沿，面对、回应和解决文艺领域的重大问题和现实新问题，才会有真正的发展和进步。

国内很多学者对中国文论研究与现实脱节，忽视时代精神状况的现象深感忧虑。鲁枢元先生认为，“我们最初失去的恐怕并不是语言，在失去语言之前，也许我们已经失去了时代、失去了理想、失去了生活的自信和学术的自信，失去了提出问题的心理机制，失去了对世界感悟与整合的能力。”[注]刘海燕：《文艺理论要关注时代精神状况——文艺理论家鲁枢元访谈》，《文艺报》2012年11月5日第3版。理论研究的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无力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一旦失去了现实经验的支持，失去了针对现实文化、文学现象的提问能力以及理论提炼和超越能力，直接的后果就是其对文化、文学现实的分析阐释能力和话语建构能力的下降以及在当今时代理论效力和生命力的萎缩。失去了实践品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必然面临着在全面转型的现代社会中逐渐“失语”和被边缘化的危险，而突破和超越理论困境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直面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为现实中变化了的文艺、文化实践提供指导，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问题意识”的觉醒。进入新世纪，强化问题意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现实关怀意识和积极推进马克主义文论时代形态已经成为中国文论界的普遍共识。

反思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产生与发展，不难发现它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如影随形，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尤其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坎坷道路息息相关。比如说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和英国文化研究的思潮就是在威廉斯、霍加特和汤普森等人涉足英国成人教育以改变工人阶级命运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应运而生的。伊格尔顿和詹姆逊也并非纯学院派的研究者，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明察秋毫，进行理论探讨的根本目的在于如何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詹姆逊作出的“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论断是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时代特征的深刻把握。[注]詹姆逊在2012年12月重访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称“后现代主义” 这一表征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概念，即便隔了近30年，也依旧没有过时。

全球化语境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时代形态的世界与本土双重视域展现出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问题场域。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时代形态的过程中，需要将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中国社会的生存境遇、文化审美实践互为参照、相互审视，实现良性互动，这既有助于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阐释全球化的理论效力，也有助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当前中国现实中所存在的各种文化现象以及文化矛盾和文化差异进行回应和有效阐释，提出解决之策，并且不断捕捉到新的理论生长点。比如说，针对资本主义文化危机所导致的人的价值和生命意义虚无丧失的危机进行伦理价值重建是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重点关注的理论命题。诚信危机、道德滑坡、拜金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盛行、过度消费等伦理价值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当前建设“和谐社会”、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举措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以和谐伦理代替市场伦理，以科学发展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与难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直面人类发展重大问题，切中当今社会历史现实，对世界所作出的理论贡献。这也为解答信息技术社会文化生态和消费时代的文艺走向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引，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术创新和话语转型创造了机遇。

马克思主义文论本真形态和时代形态的探索，归根到底是以中国形态为旨归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的彰显是在中国文艺发展现实中总结中国经验，寻求思想，解答具有中国特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是什么。新世纪以来，在大大小小的国内文艺理论界的学术会议上，专家学者们普遍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原创性观点稀缺的现状表示担忧和不满。曾经侨居纽约的画家和作家木心先生说：“不时瞥见中国的画家作家，提着大大小小的竹篮，到欧洲打水去了”。[注]木心：《素履之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仿木心的看法以“演”之，我们非常不愿“瞥见中国的专家学者们，提着大大小小的竹篮，到欧美打水去了”。解决中国文艺发展实践问题，不能脱离中国自身的语境，不能脱离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落脚点和归宿是“中国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对象的确定、研究内容的取舍及其脉络系统、学科范围的划定、理论框架、问题意识、价值取向乃至话语系统不能笼罩在西方文论的范式之下，不然，结果肯定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无法实现学术上的独立自主和理论创新，又何来理论自尊和理论自信？

三、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的彰显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主体性、原创性的建构必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的建构之中完成的，这需要以问题为导向，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大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粹和哲学智慧，借鉴和汲取西方文论的理论资源，实现综合创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理论形态，在其发展历程中，它广泛吸收了各个民族的思想成果，凝聚了具体时代的思想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的百年历程中，已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文化和现实土壤中蓬勃生长，并成为指导中国文艺和发展的主导力量，这本身就生动地说明了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并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要求。彰显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形态就是要充分体现中国民族文化或民族精神的根和魂，从中国传统文论精粹和哲学智慧中寻找和挖掘与马克思主义实现理论会通的契合点，在实践中运用中国智慧和中国方式解决时代所提出的中国文艺和文化问题是沟通、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路径。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对西方文论理论资源的借鉴和汲取不是单向和被动的，而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范畴和概念放置在中西文论比较融通的平台上，在互补互生、互诠互释中形成一个“阐释循环”， 于双向回流之中不断上升到更高、更深的层次，同时在不断良性互动中既更为明确地阐释对方又更为清楚地澄明自己，并在互相敞开的理论体系中，通过视域融合生发出新的意义视域，通过中西文论特质的开掘比较、融会升华，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增添更为丰富的理论内涵。

二是掌握话语权，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话语体系。话语是一种表达工具，理论话语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理论言说权力，“一个国家的学术水准往往取决于其学者能否将普遍性的学术规范与本土性的思想建构联系起来，从而形成本土学术话语。 这种话语既是对世界思想的深刻把握，又是对本土问题的深层透视”[注]仰海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构图》，《国外社会科学》2012 年第1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真正的繁荣需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确立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基于对“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内涵的深入解读，以强烈的民族本位意识探索话语体系创新有效的路径，主要包括：(一)阐释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框架和学术标准的确立。近年来，中国的发展引起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是件好事，但中国的问题中国人最有发言权。董学文指出：“文学理论只有能成功地诠释和说明中国的文学问题，才能拥有世界的意义，才能作为话语的主体，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倾听者和对话者。”[注]董学文：《文学理论：在中国特色的道路上》，《文艺报》2009年1月10日第2版。中国问题有着基于中国国情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性、特殊性、复杂性，因此中国学者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坚定的理论自信，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分析中国文艺发展的实践，建立一套历史地、辩证地、科学地阐释中国问题的理论框架和学术标准。(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体现在真正用中国自己的学术观点言说马克思主义文论，而不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文论说汉语上。独立的文论话语体系是由核心概念铸造起来的，这就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立足本土文艺实践，概括和提炼出具有独特中国精神特质又融通世界视野的、科学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实现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化，做到“中国立场，国际表达”。(三)造就理论学术造诣高深、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大师。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文论蜚声国际学界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涌现出威廉斯、伊格尔顿、詹姆逊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中国文论界与之相较，则显得十分尴尬和惭愧。有世界影响力学术大师的缺乏使得中国文论界在参与国际交流和对话时总是“矮人一头”。其实，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中国学者相当一部分都有过国外访学经历，其中一些旅美学者还跻身美国名校并取得了一定学术地位和话语权，却仍没有进入大师的行列。造就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大师，在客观上需要创新学术体制，不断优化人才健康成长的学术生态环境。在主观方面，中国学者必然要以“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陈寅恪语)跳出西方文论的话语体系，克服眼睛向外的思维偏向，以中国问题为导向赋予马克思主义文论新的内容和形式，以强烈的责任感更加自觉地走进中国当代文艺实践，读懂读透中国文艺发展这本大书，形成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理论成果，彰显中国学术研究自尊、自立、自强的精神。

三是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对外传播力，纠偏西方对中国的“误解”、“误读”。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传播力、影响力与西方文论相比，从思想理念、精神旨趣到理论特色，都还存在较为严重的“认知逆差”。改革开放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研究队伍。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一片繁荣的景象。在这个时期，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诸多重要理论问题，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思想，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典型性与倾向性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人道主义、异化与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悲剧问题，文艺与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等都得到了深层次的研究，取得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理论成果，并且伴随着改革开放文化和艺术领域所出现的一些新的实践问题，诸如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大众文化与现代媒体和文化产业的关系、全球化与民族文学艺术的发展、生态审美问题等也不同程度地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主要议题，虽然这些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但都极少走出国门，国外同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并不了解，更谈不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和评价了。当代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应邀来中国参加过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等国际会议。但实际上，他们在这些会议上也并未真正与中国学者展开交流和对话。除了语言方面的障碍以及社会制度、学术建制、学术背景与传统的差异之外，他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所持的立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佩里·安德森就认为西方对待中国崛起的态度是基于一种想象的立场，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和理解中国的真实状况。尽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对欧洲中心论持最激烈的批判态度，但他们在文化理论和“后学”理论研究中的欧洲中心偏见和地域局限是十分明显的。詹姆逊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把中国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来探讨，然而他是西方学者中的一个例外。伊格尔顿虽然到中国参加了一些学术会议，也接受过中国学者对他的访谈，但他并未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认真关注过中国问题，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更是一无所知。他在《为什么马克思是对的》一书中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与斯大林主义相等同，伊格尔顿对中国的认识并没有经过实地和实证性的考察，而仅仅停留在带有偏见的想象上。

当前，中国的发展令世界越来越好奇，中国学术理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吸引力和感召力正在增强。这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走向世界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因此，抓住时代的机遇，以开放、比较的视野，及时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成果向世界传播，发挥有效的影响力，纠偏西方对中国的“误解”、“误读”，是彰显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需要重视的问题。在当下这个时期，中国学者应从马克思主义和本土立场出发，对当代中国与国际的前沿文学、文化和社会问题作出积极回应，在世界文论的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为纠正西方对中国现实的误读和偏见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方面，有的中国学者已经作出了可喜的探索与尝试。比如说，刘康教授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以一种比较性的视野，以中国为案例分析现代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之间的关系，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影响西方的问题，尤其是毛泽东思想对西方的影响。作者在西方的理论语境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思想、价值观进行了重新认识和深度挖掘。

进入21世纪，中国文论界非常注重在对话和理论交往中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世界影响力。[注]比如说，王宁、王逢振、王杰等中国著名学者一直与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交往频繁，多次进行学术对话和访谈。目前，王杰教授担任总编的理论刊物《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专设“海外专稿”一栏发表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文章，就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前沿问题与中国学者展开对话。该刊物还筹划将一些中国学者优秀的研究成果翻译成英文，以促进国际学术界的认知，加强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了解和理解。最近几年，旨在加强中西马克思主义文论学术交流的国际学术会议频频召开，中外学者之间切磋、交流的条件比以往成熟了许多，所进行的学术争鸣和学术对话也向纵深开展，取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效。比如说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艺术、历史与文化学院联合主办的“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从2011年起每年分别在上海和曼彻斯特召开。该论坛已经成为以中国和英国学者为主体、多国学者共同参与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多边论坛，既“请进来”又“走出去”，为加强沟通和交流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尤其是使国外学术界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议题和成就打造了有影响力的平台。

“中国崛起”语境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价值取向，进一步担当学术责任，明晰研究方向，创新发展路径，把研究的着力点集中在总结、反思、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历史经验、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上来，以高度的学术自主性和驾驭能力汲取西方文论资源，并在与国外同行进行理论交锋和对话中保持自身学术话语行动的评判权、导向权和支配权，在多样思想相互碰撞的过程之中，在交互话语的场域中不惧各种理论的挑战，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出“失语”的焦虑和迷惘，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新形态，为推进、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创新和发展，保持马克思主义文论鲜活的生命力作出中国学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