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与借鉴：中东欧民主转型经验的中国意义

2014-12-03邬文英

理论月刊 2014年8期

邬文英

（福建工程学院管理学院，福建福州 350041）

从1989年2月波兰启动圆桌会议开始，包括俄罗斯在内的27个中东欧国家从相同的起点出发，走上各自转型与发展的道路。中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执政党在短时间内纷纷丧失政权，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转变。20多年过去，如今，这些国家社会变革虽然还远未结束，但已然从剧烈的动荡逐渐走向平稳的调整。由于各自携带的历史文化与制度环境的特定遗产不同，这些转轨国家经历的变革既有着普遍共性，又有显著的区别。尽管转轨的目标相同，但改革的进展和绩效大不相同。

一、中东欧民主转型模式的特征

（一）转轨的全面性和深刻性

中东欧民主转型也被称作“中东欧转轨”，转轨即意味着“大爆炸”（big bang）式变革，是一场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的波澜壮阔的大转型，区别于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区域的变革与转型，这是中东欧转轨模式最典型的特征。从1989年初开始，波兰启动圆桌会议、匈牙利开放匈奥边界、柏林墙倒塌相继发生，执政四十多年的东欧各国社会主义执政党纷纷下台或重组。1991年8月，苏联发生“8·19”事件，之后，苏联解体，分裂为15个国家，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紧接着，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国也先后遭遇剧变、解体和内战的命运。

发生在中东欧各国的一系列剧变重塑了中东欧国家的历史，改变了社会发展轨道，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上，实行以议会为中心的议会民主制；在经济上，开始实行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些国家摆脱了苏联控制，由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演变为西方欧美模式的资本主义制度。［1］包括南欧、拉美、东亚等其他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转型国家所进行的改革或者主要在政治层面，或者主要在经济层面，而没有在如此广泛的领域同时进行。

中东欧的大转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对外关系诸方面，其变革的深度、广度和速度在人类社会经济史上都属罕见。［2］中东欧的全面而深入的变革，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东欧本地区人民的生活，重塑了中东欧国家的历史，还推动了冷战结束，促成了欧洲的统一，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版图。

（二）转轨的突发性和长期性

可以用“一夜之间换了河山”来形容中东欧国家发生的剧烈震荡。从制度层面上看，中东欧政治转轨无疑是突然而迅速的。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从开始到成熟历时数百年，斯大林体制的建立也经过了大约15年，而中东欧国家从社会主义制度回到资本主义制度仅仅数年时间就完成了。正如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内所说：“在回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不到一个10年已经过去了，在没有流血和暴力的‘天鹅绒革命’之后，进展最快的东欧国家——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大部分已经经历了过渡。”［3］转轨后的第一个十年内，大部分中东欧国家已实现政治转型，竞争性选举的多党制和议会制逐步确立运行，经济转型也速度惊人，仅用15年时间多数中东欧国家就已加入欧盟。

但是，这种短时间内形成的政治体制离真正完备成熟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与西欧比较起来，在中东欧的政党政治仍显得不完善欠成熟。由于政党分化和重组比较频繁，这些国家的政党格局还没有最终定型。不仅如此，有的国家，政治体制甚至还有回归集权的趋向，普京成为超级总统，其领导的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俄罗斯一党独大的政治地位就是明显的例子。［4］

而经济转型的完成所需时间也许更长，中东欧国家普遍深陷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和2011年欧债危机就是一个明证。正如一位中东欧事务观察家所言，宪政改革至少需要6个月，经济转型的成果在6年后才可以显现，而要奠定宪政改革和经济转型的社会基础，即使60年的时间也几乎是不够的。［5］

从观念层面上看，中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过程。制度的改变所需时间很短，但新制度的巩固却往往要耗时数年甚至数十年。从民主化的世界进程来看，民主化常在顷刻之间发生，而民主化的巩固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还可能出现民主化的反转和回潮，根源就在于支持新制度的伦理观念的形成需要更长的时间。中东欧国家在制度运作过程中，不断巩固民主观念，依然是一个复杂的任务。

（三）过程的和平性与冲突性

中东欧转轨也被称作“天鹅绒革命”，即指转轨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就实现了政权更迭。从总体来说，中东欧转轨是和平过渡，特别是波、捷、匈、斯等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均未出现流血事件。中国学者金雁说：“如果1789法国革命的图腾是断头台的话，那么1989年（苏东）剧变的标志是圆桌。”［6］中东欧国家转轨过程能够保持总体的和平性在于举国上下具有普遍共识。大部分中东欧国家原本就具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的传统，他们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是俄罗斯通过武力强行输入的。计划经济在各国的失败导致中东欧各国内部涌动着民主化冲动，其民主化是自下而上推动的。

在中东欧转轨过程中，局部地区和国家因民族问题与国家边界问题出现了暴力冲突和战争。罗马尼亚就上演了暴力夺权的一幕：愤怒的游行示威民众与政府武装发生冲突，倒戈的军队和游行群众包围了总统府，逮捕并最后处死了总统齐奥塞斯库夫妇。解体后的南斯拉夫先后发生了残酷血腥的波黑战争和科索沃战争，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对南联盟实施了为期两个多月的狂轰滥炸。

（四）强烈的外部约束性

中东欧国家转型中的一个最鲜明特点是具有强烈的外部约束性。欧盟是主要的外部约束者。1993年6月，欧共体哥本哈根首脑会议向申请入盟的中东欧国家提出了包括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竞争压力和承担义务等4项入盟标准，其中，政治标准是在欧盟扩大的历史上首次提出。［7］正是欧盟提出的这些标准和条件明确了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方向。自1997年起，欧盟每年对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进程进行评估，督促它们对弱项限时整改，对中东欧国家形成强有力的激励和制裁机制，大大促进了中东欧国家的转型速度，使得这些国家能够在短时间内重建制度规范，实现“回归欧洲”的目标。

二、中东欧模式与南欧、拉美、东亚等转型国家的比较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推动，葡萄牙等南欧最后一批威权主义政权垮台，受其影响，拉美军人政权也相继退出历史舞台；紧接着就发生了东欧与苏联的“苏东剧变”，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就此解体。与此同时，亚洲的菲律宾和韩国，以及中东和非洲等地也出现了程度不等的民主改革趋向。亨廷顿把这一波席卷中东欧、南欧、拉美、东亚地区的民主化浪潮归结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这一波浪潮发生在相互关联的世界大背景之下，既具有共同内在动因，又各受本国传统因素的影响，普遍关联性与区域独特性并存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醒目的特征。

（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内在关联性分析

1.具有共同的深层背景和原因。为什么世界各地的民主改革浪潮会集中爆发于20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时间里，他们之间是否有内在的关联性？这一问题成为各国政治学者集中关注的焦点问题。亨廷顿把影响这波民主化浪潮的普遍性动因总结为：第一，随着民主价值日益深入人心，威权主义逐渐陷入合法性危机；第二，全球性经济成长提高了教育水平，城市中产阶级迅速成长壮大；第三，欧洲天主教会从现状的维护者变成威权主义的反对者和改革的拥护者；第四，外部行动者在政治上的变化——欧共体对扩展其成员态度上的变化、美国出台促进其他国家民主化的政策、戈尔巴乔夫推行变革；第五，“滚雪球”示范效应，第一个向民主过渡的国家刺激其他国家努力实现政权变迁，并为后者提供示范。［8］

2.有着大致相似的目标和改革具体内容。无论是中东欧的全面转轨，还是南欧、拉美、东亚地区的民主化改革，都向着一个大致相同的目标——自由市场与民主体制转变。从具体内容看，发生在中东欧、南欧、拉美、东亚地区的改革基本上都包含了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多元化，对外开放等制度变迁内容。虽然中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与东亚、拉美的经济自由化过程不尽相同，但拉美、东亚、南欧以及中东欧地区也都经历了由威权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过程。同时，一个在全球化、区域化带动下的经济自由化过程也在上述地区广泛展开。［9］

（二）具体转型类别的比较

中东欧、南欧、拉美、东亚等国家和地区的转型过程在相近的时间段和大致相同的世界经济政治背景下进行，然而，由于不同的地缘政治、历史文化、以及政治经济制度，这些地区在转型过程中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地域性特征和路径依赖，最后形成了面貌迥异的转型结果和。正如著名的转型问题专家青木昌彦所言：“我们将看到全球性制度安排的双重趋势：一方面是跨国家制度的重要性上升；另一方面是地域性、国家和地方制度多样性的持续深化。”［10］

1.与南欧国家的比较。中东欧与南欧两个区域改革的起点和范围不同。南欧是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中东欧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全能主义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中东欧的转轨改革涉及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全方位的变革，而南欧则是先实现政治的民主化改革，然后进行经济、社会改革。显然，前者改革的幅度、深度以及影响力要远远超过南欧。民主化研究理论家、美籍西班牙学者林茨认为，先进行政治改革，后社会福利政策改革，再结构性经济改革是一种较好的改革序列。而中东欧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条件，面临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同时性问题，所以改革前景变得艰难和复杂化。［11］

2.与拉美国家改革比较。中东欧与拉美国家同样是改革起点不同，拉美国家总体上表现为受限制的民主，面临着的主要是民主巩固和民主质量改善的问题。军人在这些国家曾经并且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乌拉圭虽然完成了民主转型与巩固，但却因为其政治体制中存在效力危机以及对其的领悟和理解，加上军队的威胁，使得乌拉圭民主存在脆弱性和被颠覆的危险性。而巴西则因为宪政、政治和经济的脆弱性的复合使得自身存在效力和合法性的双重危机。另外，阿根廷和智利同样面临着这些问题。中东欧国家面对的转轨局面则比拉美国家远为复杂，转型过程更为曲折。转轨过程中不仅涉及到政治经济体制的转轨，还关联到民族问题和国家边界及认同问题。

3.与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比较。中国、越南和中东欧一样都是从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开始改革，但改革的模式不同。中东欧实行的是一步到位“大爆炸”式的综合改革，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全面推开。中国实行的是分解式改革，在保持原有政治体制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先推行经济改革，再进行社会改革，最后进行政治改革。从1978年到2002年，主体性改革是经济改革，2002年党的十六大开始，社会改革成为主体性改革，目前，中国还没进入一个以选举民主为目标的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12］越南的改革与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有很大的相似性。1986年，越南开始了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改革，改革的主要领域（也是成效最好的领域）和中国一样，一是农业改革，二是国有企业改革。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20多年来，经济以每年5%－9%的速度增长，经济学家预测，越南的经济将于2020年赶超菲律宾、印尼和泰国。［13］

三、中东欧转轨模式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借鉴

中东欧转轨对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一个惊人的论断：苏东剧变意味“历史的终结”，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14］苏东剧变乃至发生在世界各地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既是压力更是动力。中东欧国家所经历的复杂且卓有成效的转型经验，对于中国政治转型模式、途径和战略的选择来说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一）解开“帝国后遗症”魔咒

环顾世界范围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与民主化进程，有着悠久帝国历史的国家与未曾经历过大一统王权专制的单一民族国家相比，其经历和过程总是特别坎坷曲折，中国和俄罗斯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拥有广阔疆域的多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早在19世纪末期就已启动，至今已历时一百多年，却还是“未完成的方案”。学者金雁把悠久帝国历史给国家现代化转型带来的负面影响称作“帝国后遗症”，她认为患有“帝国后遗症”的国家在原有威权（极权）政体崩溃、社会转型开始之后面临三种结局：一是长期的社会混乱导致人心厌倦，民意呼唤强权一统社会秩序，铁腕人物应运而生，一统江山；二是长期的社会混乱发展为内战，强者胜出后建立新的强权政治；三是从外部输入民主法治新秩序。［15］显然的，俄罗斯就属于第一种类型。而中国属于第二种类型，自辛亥革命后，中国经过短短数年的共和时期便陷入长期混乱和战争，内战中的胜者重新建立威权政权。

俄罗斯和中国具有相似的帝国传统历史文化。强权崇拜心理和顺从心理是帝国历史的必然产物，这种历经千百年代代相传的文化心理已经内化为国民性格，这种国民性格在面对强权时安命不争，大权在握时残忍无情，是治乱相循的帝国命运的深层内因，也因此深刻地影响了国家政治制度的选择。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逐步走上强人政治的道路可以说是帝国文化心理的外在体现。中国尽管在100多年前就结束了君主专制，但“清官”、“明君”思想依然活跃在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潜意识里。因此，在当前中国的政治改革中倍加警惕“帝国后遗症”作祟是十分必要的。

（二）分解转型议程

总结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化转型经验，其中醒目的一条就是：转型议程越少越好。有的民主化理论家强调民主化议程的变迁要避开经济转型，以减少矛盾和冲突，20世纪70至80年代，拉美和南欧掀起民主化浪潮时，激进的经济改革问题几乎就没有摆上议程，政治和经济同时协商的情形几乎没有出现。转型理论家亚当﹒普沃斯基因此认为：“我们向民主过渡的可能性只能建立在以保持经济关系完整为代价的基础上，这不仅包括生产结构，还包括收入的分配。”［16］

变迁的议程所涉及的面越窄，达成契约以及最终产生新的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大。中东欧国家转轨议程所涉及的范围显然要比拉美和南欧的改革要宽得多，因此，转轨遇到的困难也就越大。在一些多民族国家，甚至不得不在政治和经济转轨之外加入第三个议程——民族和国家的边界问题，这些多民族国家要么因此分崩离析，要么就比那些民族单一的国家做得更失败。［17］在制度过渡中，有争议的变迁议程越大，新的民主制度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小。

（三）凝聚社会共识

有一个全民族认可的主流价值，直接影响着转型国家的社会发展目标和社会稳定。旧有的政治架构崩塌、社会转型开始后，有着基本共识的国家即便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也不会陷入混乱和战争中，不会出现“丛林化”局面。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初期都经历了“转型性衰退”，但大部分国家并未出现社会失序和内战。

普沃斯基认为，“民主不能产生于专制，它只能在协商中出现。”［18］一个具有普遍改革共识的社会才有可能坐下协商，而协商更易产生相对公正自由的制度安排。俄罗斯的转轨是一个强制性的过渡，不论是1991年8月的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暴力对抗，还是1993年叶利钦炮轰白宫，这种冲突的、非协商性的过渡，其结果更趋向于产生较少自由的制度，反之，合作的、协商性的过渡最容易产生较为自由的制度安排。［19］

（四）建构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的建构对于转型国家的意义尤其重要。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及趋势表明，无所不能的全能型国家的时代结束了。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使得社会更加复杂化，频繁更换的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社会动员能力以及社会服务能力都大大减弱，要想不在国家转型和政府职能转型后出现社会“丛林化”和“无序化”的局面，公民社会（各类自治社会组织）的出场显得十分必要，能够迅速填补原本由政府所承担的功能，使社会保持稳定有序。

在剧变之前，公民社会网络已经开始在东欧一些国家悄然形成，并形成了一股股独立的政治化社会力量，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莱赫·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和瓦克拉夫·哈维尔领导的七七宪章运动，这些政治化社会力量对权力阶层形成有力的监督和制衡，甚至对执政党的权力垄断地位构成了直接挑战。这些力量有的成为剧变发生的直接动因。中东欧国家剧变之后出现了政治参与“井喷”，各类协会、俱乐部等社会组织呈几何级数般地增长，公民积极参与各种社会组织，并介入到各种公共事务中去，参与讨论国有资产私有化、社会保障、社区治理等各类问题。

由于有着数千年的帝国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显得尤为艰难。萧功秦概括总结了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经历的六次艰难转型：“一是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期间的清帝国的开明专制化运动；二是民国初年的早期议会制模式；三是北洋军事强人模式（1914年到1928年）；四是国民党权威主义模式（1928－1949年）；五是全能主义模式（1949年到1976年）；六是改革开放后新权威主义模式。［20］然而，历经150多年的艰难跋涉，中国的民主转型尚不成熟，中国的现代转型困难重重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公民社会发育严重滞后，无法承担起一个现代国家体制所要求的职责。因此，面对当下的改革困境，培育公民社会应该成为进行改革重要考虑的内容。

［1］朱晓中编.十年巨变：中东欧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311.

［2］孔田平.尚未终结的革命——中东欧转型20年［J］.南风窗，2010，（12）：78-80.

［3］雅诺什·科尔奈.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4－35.

［4］孔寒冰.对东欧、中欧和东南欧国家社会转型的考察和思索［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0，（3）：105.

［5］朱晓中.七问中东欧转型［J］.同舟共进，2012，（1）：5-7.

［6］金雁.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60.

［7］朱晓中编.十年巨变：中东欧卷［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253.

［8］萨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54.

［9］冯绍雷.原苏东、南欧、拉美与东亚国家转型的比较研究［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8）：8-18.

［10］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391－392.

［11］胡安·J.林茨等.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M］.孙龙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48.

［12］郑永年.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中国改革模式及其未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