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文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重庆 400041）

收入分配问题是社会冲突加剧、经济增长乏力、政策认同度下降的深刻原因之一，是当前深化改革的难点和关键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改革取得了不小成绩，但面临的问题依然严峻。2000年开始调研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直至2012年底才出台了原则性的方案，至今尚未推出具体实施方案。仅仅改革分配制度不能有效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全面、系统、多因素综合改革，才能有效处理好收入分配问题，促进经济、社会良性发展。

一、收入分配需要系统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大大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为了进一步遏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收入分配系统改革势在必行。

第一，收入分配不是单纯、独立的过程，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结果。生产是分配的最终决定因素，没有生产就没有分配。所有制是分配的直接决定因素，不同的所有制有不同的分配制度。公民权利影响收入分配，权利弱势群体在收入分配格局中也处于弱势地位。社会文化也是影响收入分配的，它影响了人们对财富、公平、分配方式的认知。还有分工、交换、公权力等因素也影响收入分配的进行。既然收入分配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收入分配改革就必须实行多因素综合配套改革、全面系统改革。否则，就会影响改革成效。

第二，收入分配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利益调整，是直接的利益格局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全面谋划、重点突破、有序推进。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必须综合处理好劳动与资本、政府与市场等重大关系，全面深化相关领域改革；协调处理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激励社会发展动力、活力、效率的关系，处理好改革、发展、和谐稳定的关系；协调处理好不同群体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地方与国家等等关系。如果不全面衡量、系统配套，就会顾此失彼、不能突破既得利益藩篱、造成部分群众利益受损。

第三，事实存在的一些掌握有公权力的官员贪污腐败、官商结盟，一些黑恶势力非法谋取利益、破坏经济正常运行，一些市场扭曲的垄断、计划经济的遗留、甚至封建思想的残留都影响着财富的生产和公平分配。不解决这些问题，收入分配改革也难于取得满意效果。必须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有序、系统、综合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第四，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全面、系统地阐释了收入的来源和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生产方式理论认为，生产力、分工、交换、所有制、国家权力机关、制度法规、思想文化、个人因素等，都影响着财富的生产、分配、消费、转移、效用。生产方式理论指出，应全面、系统、综合改革，才能取得收入分配改革的良好实效，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应以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为指导，全面深化、系统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二、收入分配改革的系统措施

（一）提高低收入者的生产力

马克思指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 ”［1］从本质上看，收入差距就是生产力之间的差距。决定收入、支出的因素是对资源的获取和支配能力，对资源的获取和支配能力就是生产力。生产力水平高的个人、群体、国家，就能生产更多的物质资料，就可以更富裕；反之则更贫穷。美国生产力总体超过我国，所以我国总体较美国贫困。我国生产力参差不齐、总体落后导致我国贫富差距较大、总体不富。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百万富翁率为万分之四，美国为百分之三点二。所以，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是当前解决收入差距的基础。依靠转移富人财富给穷人无法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因为把四个富翁的财富分给一万个人的结果是大家普遍贫穷。但是，公平是发展生产力、让更多人富裕的前提。

有人主张当前应把加大财富转移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根本措施，因为贫富差距悬殊已经让经济社会的发展大打折扣，这样不公平的发展对社会整体是个伤害，而且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其实，根据马克思的思想，生产力才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因素，决定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人的发展的状态。发展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的根本任务之一，是解决贫穷的前提。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所导致的贫困，是绝对贫困。马克思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列宁也指出：“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3］列宁意指俄国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得不够的贫穷条件下建立起社会主义，带来诸多困难，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当前当然需要加大对农村、落后地区、弱势群体扶持力度，但根本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前提和基础，在生产力发展起来的基础上才能变革生产关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原理。所以，发展是硬道理，要在发展中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通过教育培训、资源保障以提高未富人群的生产力，提高他们创造财富的能力，使他们创造更多财富，是提高他们收入的根本途径。

（二）调节生产关系以调节收入分配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它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又称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方式三项内容，即所有制关系、分工关系、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受生产力决定，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具体表现形式。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和状态。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具有反作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同样具有反作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都受生产力决定，又一起对生产力发生反作用影响：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实现公平的分配、交换、消费，并促进生产力发展，是实现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和谐发展的正确途径。

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了分工、分配和消费。马克思曾批判拉萨尔抛开所有制谈分配，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4］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2012年发布的工资数据，2011年城镇非私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为44245元，私企职工平均工资24556元；每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显示，上榜富豪均为民企老板，他们动辄身家数十亿。可是私企职工平均工资只有非私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一半左右。这些数据深刻说明了所有制决定分配，从而直接决定贫富差距。有人主张在中国当前废除私有制，并认为改革开放发展民营经济是背离了社会主义。也有人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公有经济缺乏动力和效率，依靠政府给与的垄断地位谋利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留地”。

因为民企贫富差距大就要取消民营经济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不是贫富差距决定生产关系。中国当前生产力水平参差不齐，远没有达到“生产力高度发达”而建立彻底的生产资料公有的条件。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民营经济存在的合理性。不能认为取消民营经济就能实现收入均衡，其实公有企业里现在高管与基层职工间的收入差距也大。收入差距与所有制形式有关联，但无必然对等。

在私有制存在的条件下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应是：公平发展，每个人都可以做资本家；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经营；以税收、转移支付、慈善等引导富人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以促进共同富裕。美国人口普查局2013年数据显示，美国千人拥有企业数50个左右（我国10个左右），美国有中小企业1500多万家。微软、惠普、谷歌、苹果和脸谱，从个体户、车库公司起家。因此，我国在鼓励创业，让更多人致富，实现中国梦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均财富不如均机会，机会公平则财富正态分布，形成纺锤形社会稳定结构，中产阶层就会壮大。此措施应能够得到社会广泛共识。

分工不同也会导致分配差异，并带来交换不同，从而造成收入差距。亚当·斯密指出：社会分工条件下，个人生产的产品必须和他人生产的产品进行交换，个人能力不同而获取不同。马克思则指出：“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5］马克思的理论在现实中得到验证：2012年10月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发布《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显示，行业间、部分职工群体间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未根本扭转。对此，应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机会公平。首先要破除歧视 （分工关系不良），打破职业分隔，实现公平择业、就业，化解因此导致的收入差距过大。某行业或某职位收入高于其他行业或职位，在公平条件下，就会有更多人进入竞争，直至把该行业或职位的收入拉到社会均衡状态。如果该行业或职位天然要求更高入职条件，需要因此支付相应较高报酬，其高收入与高投入相称，不会造成贫富不公问题。其次要破除垄断（交换关系不良）所致的收入差距过大。某行业或某人群借助垄断地位在交换中不公平交换，谋取垄断暴利，就会造成贫富差距问题。破除歧视、破除垄断是社会共识。歧视、垄断的破除需要政府、社会的努力，市场不会自发实现。

（三）以上层建筑改革引导收入分配改革

历史唯物主义定义上层建筑为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等的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成分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美学、宗教、文化等等思想上层建筑；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等制度上层建筑；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部门、党派等组织上层建筑。

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美学、宗教、文化等等思想上层建筑影响人们对财富生产、消费、享有的思维，进而影响贫富差距。人类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共识。马克思批判资本家丧失人性的剥削；亚里斯多德认为德性是财富的标准；斯密主张遏制商人的贪婪；罗尔斯主张公平正义；凯尔文和路德新教伦理主张有德性的资本主义；中国儒家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然而这种君子共识与现实存在差距。哈佛大学研究公平正义的桑德尔教授发现，“在我们的时代，金钱获得全面胜利。几乎一切都可以贴上价签随之出售”。当思想接受了金钱万能而放弃了公平正义的优先原则时，不公平谋取财富的行为就会出现，不当贫富差距问题必然随之而来。应把“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等政策落实。

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机构和政党、社会集团等组织设施是法律制度和思想意识的执行者，实际影响财富分配，影响贫富差距。这些组织还直接占有、消费财富，直接影响贫富差距。马克思指出，旧国家必然“制造大批的国家寄生虫和巨额国债”，必然出现“贪污腐化的闹宴”，社会主义应建立“廉价政府”。［6］但我国现在离廉价政府目标尚有距离。邓小平曾说：“中国问题的总根子是权力太集中。”权力掌握着资源和分配权，而又监督制约不完善，容易谋私利。权力跟百姓抢蛋糕，百姓自然只有输。百姓以是想挤进权力场，考公务员成为大学生就业的第一选择。导致每年公务员录用考试人满为患。《人民论坛》2012年10月“为什么想做官”的社会调查显示，72.3%的人回答“有钱的”不如“有权的”，73.7%的人回答“灰色收入多，60.7%的人回答“能解决家庭亲友的各种麻烦”。挤入不了权力场就和权力场攀关系。拼官员爹的现象、做官员小三的现象、拉拢贿赂官员等频繁发生。如果关系也攀不上，又需要官员手中的资源来实现利益，就可能采取黑恶手段。权力与金钱相通的时候，腐败难于遏制。应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继续简政放权，严控机构编制，降低行政成本。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项法律制度决定了公民相应的权利，有的法律制度还直接规定了收入分配规则。权利差别必然产生收入分配的差别。涉及收入分配的制度很多，如产权制度、工资制度、土地制度、市场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度、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招投标制度等等。当相关制度内容存在内在缺陷时，就会导致收入分配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说中国税收、教育制度加剧了不平等。国内则有学者指出，我国财税增长速度超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税收政策并未实现富人多缴税，当前土地征收制度损害农民利益。这些问题导致收入差距问题。应当针对性改进制度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三、收入分配系统改革措施的协同

收入分配系统改革涉及多样因素，需要配套协调推进。在系统推进改革时，除了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协同，还应注意改革的整体效度。收入差距过大和收入差距过小都是问题，应该动态调节以保持合理的收入差距幅度。另外，在全球化时代，我国的收入分配改革也应有国际视野。

收入分配改革并不是要实现收入平均。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并不是贫富一致，而是财富源泉充分涌流而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在共产主义未实现之前，马克思确实主张对收入差距进行调节。但调节的前提是公平分配，然后为了满足欠缺者的基本需要而进行适度调节。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某人子女很多，另一人子女少，两人劳动相同，分配相同。但某人就不足以养活家人，另一人有多余，此时可以进行救济以满足基本需求。对于贫富差距调节的含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的论述十分正确：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意思是：财富太多就会骄纵，太穷就会忧愁，忧愁便会想去作盗贼，骄纵了容易变得暴虐，……让富人可以显示他们的尊贵而不至于骄纵，让穷人可以生存不至于忧愁，拿这个标准来调节贫富差距，就可以使财货不匮乏、社会上下安定。

调节国内收入差距也不能没有国际视野。中国外向型经济使得财富参与了全球生产、分配、交换、流通。中国生产附加值低的产品，企业利润少、工人工资低，高额利润为国外获得，导致国内贫富问题较严重。中国在国际分工、交换关系中处于劣势，所买商品涨价、所卖商品跌价，导致国家收入损失。所以，提高中国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获取国际财富收支盈余，能大大缓解国内收入差距问题。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6.

［3］列宁选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6.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3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