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鹏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郭雍（1103—1187年），字子和，号白云，原籍洛阳，“靖康之难”后隐居湖北峡州（即今宜昌。现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还保存有“郭雍洞”），是南宋时期著名的易学家和医学家。在易学方面，郭雍著有《郭氏传家易说》、《卦辞指要》与《蓍卦辨疑》等书。①据孙劲松先生考证，除上列三书外，郭雍的著作还有《历书》、《丛书》、《郭氏雍中庸说》、《冲晦郭氏兵学》、《兼山先生年谱》、《颐正先生辨尹公说》、《伤寒补亡论》（今存）等，详见孙劲松《郭雍易学思想述评——<易>言三才之道》，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30页。其中，《卦辞指要》已佚，《蓍卦辨疑》主在讨论《周易》揲蓍的方法问题，核心章节见于朱熹的《蓍卦考误》。②在揲蓍方法上，郭雍主张“过揲法”，朱熹主张“挂扐法”，二人之间往复辩论，成为易学史上的一段公案。详见朱熹：《蓍卦考误》，《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孙劲松先生有专文讨论朱、郭二人蓍法的异同，参见《略论朱熹和郭雍的蓍法之辩》，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19-25页。《郭氏传家易说》是注解《周易》经传的著作，完成于宋高宗“绍兴辛未岁（1151年）”。按本书《自序》中的说法，郭雍作此书是出于“重念先人（指郭忠孝——作者按）之学，殆将泯绝，先生（指程颐——作者按）之道，亦因以息”，“于是潜稽易象，以述旧闻，用传于家，使勿忘先生之业。 ”［1］（自序p1、2）可见，他的易学思想远绍程颐，近承其父郭忠孝。就书中对卦爻辞的注解而言，《传家易说》主张以人事解经，属于义理易学一派，与其父郭忠孝的《兼山易解》注重象数又多有不同。③郭忠孝虽曾受学于程颐，然其所著《兼山易解》，“专论互体、卦变，与《易传》（指《伊川易传》——作者按）殊不同”，参见朱熹：《伊洛渊源录》卷14，中华书局，1985年，第142页。另据俞琰《读易举要》卷4云，“忠孝名将枢密逵之子，自言得先天卦变于河阳陈安民子惠，其书出李挺之，由是颇通象数”，可见郭忠孝的易学思想多掺杂象数之学，非伊川易学的正传。如四库馆臣所言，其书“大抵剖析义理，与《程传》相似，非溺象数者也。 ”［2］（p12）“与《程传》相似”，是就解经体例与指导思想上面作的粗略概说。细论之，《郭氏传家易说》对《伊川易传》虽然有所继承，但更有自己的发挥和创新，其对于义理易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易道观与用《易》方法两个方面。

一、“《易》言三才之道”，“《易》以人道为主”的易道观

以胡瑗、张载、二程等人为代表的北宋义理易学，承王弼扫象之后，在诠释《周易》经传时，已经跳脱东汉诸儒奉象数为圭臬，寻求象辞相应之理的解经模式，将诠释的重心放在探求“圣人作《易》之意”与揭示“《易》之道”上。如程颐说：“《易》 又不只是这一部书， 是易之道也”，［3］（p698-31）“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冥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 ”［4］（p1）与玄学易不同的是，宋代义理易学“将王弼等人追求的《周易》文本中的‘道’或‘无’赋予了客观属性，使这个‘道’或‘理’，既表示形而上本体，又表示自然社会必然法则。”［5］（p315）也即以儒门义理来解读《周易》经传。

这一传统为郭雍所继承。《郭氏传家易说·自序》开始便说：“易道冥昧于洪荒之世，包牺氏始画而明之……文王重之，然后焕然成章……迨春秋时，大道不行，独卜筮行于世。孔子于是作《传》，大明其道，然后天下复知文王之《易》为大道之书。 ”［1］（自序p1）在确定《易》的核心为“《易》之道”后，郭雍又批评了王弼的玄学易。他说：“正始中，王辅嗣一切革去，易以高尚之言。然辅嗣祖述虚无，其辞虽美，而无用于天下国家，于是《易》为空言矣，又非三圣人所谓易之道也。 ”［1］（自序p1）在他看来，易道不是王弼等人所谈的“玄理”，而是能够随时变易以为用的自然与社会法则。“易以变通为义，大抵道适变则可用，可用则通久而为《易》；未适变则不可用，非《易》也”，“《易》者，用也，用之之书也。举而用之，大小不同，斯则在人。 ”［1］（总论p1）道有体用，而《易》所以能“载道”，即是因为《易》特别重视发挥道随时变通的功用。 “易者，体常尽变，其用不穷。 ”［1］（总论p1）强调《周易》是明道之书，以及易道的核心精神在于能够适应自然与人事的变化而发挥无穷的功用，是郭雍易学传承程颐义理易思想的重要标志，也是其进行易学诠释的理论基础。

（一）《易》言三才之道

至于“《易》之道”的内容，郭雍采纳了前代学者的成说，主张“易之道”即“太极之道”；又加以自己的梳理，提出“《易》为三才之书，其言则三才之道”的观点。他认为“《易》之道”虽然源于“太极之道”，但是“太极之道，初不可有，而《易》能有而用之者，包羲、文王之力也。 ”［1］（总论p1）“包羲立其始，文王成其终，孔子明其终始。三圣人实出于一心，是为同道，道同故其书同，一圣人不作，则斯道不明，后世不复有闻矣。 ”［1］（p302、303）“太极之道”具于未有《易》之先，至《易》文备而始明。正是从这一层意味上，他说：“圣人由道以生《易》，由《易》以复于道，非圣人则无生无复，谓之圣人作《易》可也，然异乎众人之所谓作者矣。”［1］（p301、302）尽管郭雍主张圣人是根据“太极之道”来作《易》，又通过《易》复归于“太极之道”，但是他又认为“《易》之道”毕竟有其独特的内涵，即“《易》之道，三才之道也”。［1］（p259）而他对这一观点的说明，是和“四圣作《易》”的次序相结合的。

首先是包羲画卦。他揣摩远古时期包羲画卦的深意，说：“上古之时，天道胜人，人知有天而不知其他也。故包羲氏始画八卦，其意若曰：是道之一，列而有三，如是而天，如是而地，如是而人。天道主覆，故画于上；地道主载，故画于下；人道财成辅相，故画于中。于是自任以财成辅相之道而配天地焉者，包羲画卦之道也。 ”［1］（总论p2）包羲的大贡献是将人类从一味只知“崇天”的茫昧状态中提升出来，而至于有“天地人并在”的观念，并认识到人不只是天地的附庸，还能作为“财成辅相”的能动者与天地相配，并列为三。“天道不以天高而大于地，地道不以地广而大于人，人道不以人微而小于天地，故三画皆无差殊，要其至也，混而为一，复于太极。 ”［1］（总论p2）

此后的文王重卦、周公系辞、孔子作《传》，又各自有其贡献。以郭雍的原话记之如次：“文王重卦之后，然后天地判而有九六， 人道成而着六位”；［1］（总论p4）“前乎周公画卦之时，爻具于画，不复重见也；至周公列之于下，而系以辞焉，《易》于是始备矣”；［1］（总论p5）“而明其道，传其教者，孔子也”。［1］（总论p5）总之，《周易》之为经典，“易道”之幽深远近无所不备，是四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必一圣人画之，一圣人重之，一圣人列于爻，一圣人垂其教，则道无余蕴矣。 ”［1］（总论p5）这是郭雍对前人之说的梳理，属于大多数经学家的共识。

较有创见之处是郭雍以“三才之道”对“四圣作《易》”之主旨作的区别与串联。他说：“自太极之始，包羲象三才之道，文王尽三才之义，周公列三才之事，孔子着三才之教。”［1］（总论p5）这种说法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不同时期的易作，注意到了《周易》成书各阶段上的区别和差异；其二是在区别看待的基础上认定 “四圣作《易》”具有一贯的宗旨，即它们围绕的主题始终是“三才”，并且这一过程是不断发展、渐趋完善的，最终成就了一个“四圣同揆”、“成始成终”的系统。这种留心于区别，但更重视宗旨之一贯的看法，和稍晚的易学大家朱熹有颇多相近之处。朱熹也主张将各时期的 《易》分别看待，“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时未有一辞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周公《易》，自作周公《易》；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 必欲牵合作一意看不得。 ”［6］（p1622）不同于郭雍的是，朱熹用精蕴之具与发的关系来概括“四圣作《易》”之间的联系，认为伏羲始画卦之时，其精义已具备于卦中，但其蕴尚未发见于外，到了文王、孔子之时又推展出许多事，而其理却不出乎伏羲所画之卦。①关于朱熹的这一观点，萧汉明先生已有论述，其文见萧汉明：《易苑漫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26、227页。

（二）《易》以人道为主

在“四圣作《易》”的系统中，郭雍又特别标出文王《易》作为易学发展的重大转向，主张自文王后“《易》以人道为主”。论证此观点的依据是“六爻”或“六位”之建立所体现的意义。他说：“包羲氏画卦之始，其画虽具三才，而卦之天地未判，无九六、六位之别；文王重卦之后，然后天地判而有九六，人道成而着六位。 ”［1］（总论p4）从包羲画卦到文王重卦的这一变化，体现在《易》文本之上，即是从三画到六画，而催生此新主旨的关键则在于六位（六爻）的著明。他在注释《系辞》“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时，说：“贵贱，人道也。 天地纯一，故一高一卑，人道不齐，则或贵或贱而位有分焉。此六位之所由以立也。 ”［1］（p250）在《易》而有六位，在人则有贵贱，文王重卦的意义就在于以爻位之不同揭明了人道之不齐。“六爻皆人位，其辞皆人事”，“六位系辞、彖、象之后，一以人道为主。 ”［1］（总论p4、5）自文王重卦着六位之后，周公系辞与孔子《彖》、《象》之属，便继续了此一偏重“人道”的走向。

这种对“人道”的偏重还体现在六十四卦的安排上。与“《易》言三才之道”的观点相对应，郭雍认为六十四卦可以分为三组，其中“纯刚为乾而尽天道，纯柔为坤而尽地道，至于人事不齐，一卦不足以尽，故自屯至未济，共为人道，以配乾坤。 ”［1］（p19）需要指出，此处的六十四卦是说文王《易》，即只有六画卦与各卦之繇辞的阶段，并非谓乾坤二卦的卦、爻、彖、象只论天地之道，而不言人事。换言之，惟“乾：元、亨、利、贞”与“坤：利牝马之贞”才是单指天道和地道者。而同属于坤之繇辞的“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一段，郭雍则认为“自君子攸往之下，皆人道也。 凡言吉凶，皆人道之辞，余卦同。 ”［1］（p11）另外，自屯至未济的六十二卦虽然重在论“人道”，但同时也可上推至天地之道，用郭雍的话说，就是“一卦之中，皆备三才之象”。［1］（p255）具体而言，一卦之中，上卦象天，下卦象地，而人道则具于六爻。“文王之《易》,于卦具天地而爻具人位,是人由天地精气而生,虽有参天地之道,而无同天地之体也。 ”［1］（p256）

由此可见，郭雍“《易》言三才之道”与“《易》以人道为主”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而是相互涵涉、互相发明的。天地人三才本于阴阳而归于太极，又以不同的形式具于一卦之中。当然，如果与前引“六爻皆人位，其辞皆人事”等条合而论之，则《周易》经传重在发明“人道”，“《易》以人道为主”，可以看作是郭雍对易道内容的总体判断。上文曾提到郭雍以《易》为“太极之道”的载体，又说：“《易》者，用也，用之之书也。”而此处“《易》以人道为主”的判断正可作为联系这二者的桥梁。如他说：“太极之道，方其混然一成，物莫能破，人安得而用之？及乎包羲判而三之才之，离为八，文王重而六之，离为六十四，然后天下后世，以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始可得而议矣。 ”［1］(总论p2）修齐治平是儒家提倡的人事之总纲，也是郭雍所谓“人道”的具体内容。“《易》以人道为主”，即是说《周易》蕴含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可以作为人们行事施为的依据和参照。

二、“拟议以成其用”的用《易》方法

在确定“《易》为明道之书”，“《易》以人道为主”的易道观之后，郭雍指出圣人作《易》的最终目的在于指导人事的进退筹措，“《易》不徒设，将以其道用于天下耳”。［1］（p252）这里所谓的“用”，不是指依据《周易》的筮法进行占筮，以预测人事的吉凶；而是强调用《周易》卦爻象、卦爻辞所包含的道理指导人事的实践。如他说：“占不独蓍龟也，凡极数知来皆占也，谓占于《易》之道也。 ”［1］（p252）“占于《易》之道”就是效法《周易》所标示的道理和原则。

（一）“圣人作《易》之道”

为了能够寻找运用《周易》的途径，郭雍首先考察了圣人作《易》的方法。他在注释《系辞》时说：“有圣人作《易》如彼，故君子玩之如此。 ”［1］（p254）“君子玩《易》”的方法要与“圣人作《易》”的方法相应。“玩之”即是体会之，把握之的意思。只有明了了圣人作《易》的方法，才能找到用《易》的正确途径。

关于圣人作《易》的方法，在《系辞》中有如下两段议论：

《系辞·上》云：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

郭《注》曰：“此章明圣人设卦之道。卦所以观天下之象。象，在彼者也，圣人像之于卦，故观于此而可得也。有画而无辞，则吉凶不可得而知，系之以辞，所以明吉凶也。刚柔不相推，则止于乾坤而已，变化无自而生，变化不生，则六十四卦不能成也。然吉凶变化，虽各有所主，究其实亦皆象也。《易》以象为主，而象为难明，故复详言之。彼有失得，则卦以吉凶象之；彼有忧虞，则卦以悔吝象之；……彼所有之象，圣人莫不观而象之于此，此作《易》之道也。 ”［1］（p253）

《系辞·上》又云：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郭《注》曰：“此章明拟议爻象之道。……赜者天下之至隐，不可得而见也，圣人或拟其形容，或象其物宜，《易》于是乎有象矣。天下之动，变所由生，观时会通，以行典礼，则爻之动，为观时之要也。系之以辞，断其吉凶，则爻之辞，言吉凶之证也，谓之爻者如此。二者盖作《易》圣人立爻象之初意也。 ”［1］（p262）

《系辞》这两段文字是对《易经》制作过程与制作方法的设想，主旨相近而详略不同。合论之，都是以“爻”、“象”为《易经》的核心内容，认为圣人面对世间杂乱繁多、变化无常的事物，用“拟其形容”、“象其物宜”的方式将之化约在《易经》的“爻”、“象”之中，并通过“系之以辞”来判断其吉凶悔吝。郭雍的注释特别突显了“象”在《易经》中的地位，“彼所有之象，圣人莫不观而象之于此，此作《易》之道也。 ”这里的“象”取义极为宽泛，认为“《经》曰：‘见乃谓之象’，然则使斯道之可见者，无非象也”，［1］（总论p6）这种易象观突破了《说卦》与象数学派的易象理论，将整部《易经》的卦、爻、辞都列入象的范围，如他说：“象非一义，四圣人之象不同，卦之三画，包羲之象也，重之为六，文王之象也，次为六位刚柔，周公之象也。在乾，则自天行健至于天德不可为首，孔子之象也，三六之象，以卦为主，六位刚柔之象，以爻为主，孔子之象，以辞为主。所主不同，其为尽意一也。”［1］（总论p6）除此之外，郭雍也对爻与象作了一定程度的区分，“象也者，所以像天下之有象者也，……爻所以外效天下之动，爻立然后吉凶生而悔吝著。 ”［1］（p286）总之，“爻”和“象”是《易经》制作的核心，也是理解和运用《易经》的关键。

（二）“拟议爻象”的用《易》方法

在上引第二段《系辞》的注释后，郭雍又云：“君子于一言一动，必以爻象拟议之，而后能成变化之道，则所乐而玩者，极其至矣。上言圣人立爻象之本意，下言君子拟议爻象而后言动，亦犹前言圣人设卦观象，终之以君子观象玩辞之说也。能明此，故知爻象之用，是以君子玩《易》，必拟其象而议其辞可也。”［1］（p262、263）“拟其象而议其辞”或者“拟议爻象”就是郭雍主张的用《易》方法。“拟议者，圣人用《易》之道。……然不曰用，而曰拟议者，爻象必先拟议而后可用。”［1］（p264）这种观点显然源于《系辞》，但是又有郭雍自己的发挥。在《系辞》的表述中，“拟议”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指圣人制作《易经》的方法，“拟”就是用《易经》的卦爻象系统来模拟和象征天下的万事万物及其运动变化，“议”则是在模拟和象征的基础上再加以文辞来判断它的吉凶；其二是说人们的言行举动应当依据《易经》昭示的道理。第一层意思很明确，第二层意思只说了“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对于“拟”和“议”的对象则没有具体的交待，而郭雍的注释正是对第二层意思的发挥，他明确指出了用《易》的方法为“拟其象而议其辞”或“拟议爻象”。

当然，郭雍并未将“拟议爻象”看作自己的发明，而是认为这正是孔子作《彖》、《象》《文言》的方法。他还指出，“古之君子以拟议为学《易》之要务，而世多略而不言，或言之复失拟议之道，是以《易》终不用于世也。……后世欲务空言夸世，则不必深明其说。苟欲为力行之学，归于君子之儒，则拟议之道，宜先尽心焉。 ”［1］（p264）由此可见，郭雍注解《周易》不同于东汉诸儒，乃至部分宋儒力图恢复《周易》文本的本义或原义的做法，而是特别强调“力行”，强调用《周易》的道理指导人的实践，最终达到《易传》所说的“崇德广业”的效果。

为了说明“拟议”的具体操作方法，郭雍列举了《系辞》中的几个例子。

《系辞·上》曰：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嗅如兰。”

郭《注》云：“自此以下，皆言拟议爻象之道也。‘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初非有及于言行也，圣人拟议之，则见言行之不可不慎，既得其道，则言行之间，所以成其变化也。‘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初非有及于出处语默也，圣人拟议之，则见其同心之利，同言之臭，既得其道，则出处语默之际，所以成其变化也。圣人忧患后世不知爻象之用，故明拟议之道如此而已。”［1］（p263）按此段注释的意思，所谓“拟议”，就是通过类比和联想的思维方法，将《易经》中的卦爻象、卦爻辞（其中大多本身与人事无关），引申至人事之上，发掘其中隐含的人事道理。在“拟议”的环节之后，《易经》便成为一部阐明自然和社会法则的义理之书，人们也就可以经由“观象玩辞”，而“返诸其身”，将《周易》卦爻象、卦爻辞中蕴含的人事之道理和规范，切实地下落到自己的行事施为之上。用《周易》所昭示的道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从而成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业。

综上所述，郭雍在其《郭氏传家易说》中，继承了北宋义理易学，尤其是程颐易学所开创的以儒门义理解释《周易》的易学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了义理易学在南宋的发展。在易道观上，他主张《易》为明道之书，又进一步通过对《易》文本形成过程的思考，区分了《易》文本形成的不同阶段之间易道主旨的变化，认为“太极之道”先于《易》而存在，至包羲画卦、文王重卦始阐明“太极之道”于《易》之中。“包羲画三画以象三才”，体现的是天地人三才之道；“文王著六爻以明人道”，则标志着易道主旨从“《易》言三才之道”转向了“《易》以人道为主”。在提出“《易》以人道为主”的观点后，郭雍又将思考的重心置于如何发挥《易》指导人事的功用上，把易学诠释的重点从理解文本提升到运用文本的层面。因为在他看来，《易》不仅是明道之书，更是“用道之书”，“《易》者，用也，用之之书也”。 圣人作《易》不仅是为了昭示人们进退筹措的道理和原则，更是为了成就人事的“盛德大业”；君子学《易》也不应仅以理会字词之意为目的，而是要“返诸其身”，将《易》之义理内化于自身，并以之作人生实践的指导。为了寻求用《易》的正确途径，他考察了《系辞·上》中关于《易经》制作方法的论述，指出《易经》的核心是“爻”、“象”，把握和运用《易经》也应当从“爻”、“象”入手，而用《易》的具体方法就是“拟议爻象”或“拟其象而议其辞”。从他列举的《系辞》中孔子拟议爻象的例证可以看出，“拟议”说实际上就是对义理派解《易》方法的概括，它突破了象数派以象融通《周易》经传，证明易辞皆本于象数的桎梏，重视对经文义理的阐发，并注重将经文与人事相结合，使易学的诠释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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